張德旭讀《文學批評》｜文學批評的政治

《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美] 約瑟夫·諾思著，張德旭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1年10月出版，380頁，68.00元

2018年1月4日，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LA）舉辦的年會在紐約六十年不遇的暴雪中如期舉行。當我準時來到容納百人的最大分會場，裡面已經座無虛席了。研讨對象是耶魯大學助理教授約瑟夫·諾思的《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2017年哈佛大學出版社）。現場讨論異常熱烈，大家似乎全然忘記了窗外正在撲簌下落的大暴雪。

除了爆滿的會場，我随後在其他幾個機構場所也見識了該書獲得的廣泛關注：各大期刊雜志的書評、美國高校的博士生讀書會、研究所學生課程大綱上的必讀書目。這部著作勾勒了一百年來文學研究的主要範式，指出了這門學科在當下存在的問題，并且對學科的未來做出規劃。可想而知，本書的話題性自然能引起學界的廣泛興趣。從更深層次上看，該書所激發的巨大關注，折射了文學研究在當下面臨的學科危機：它變得過分專業化，以緻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和現實感，與普通人的關切漸行漸遠。或許正是對這門學科在當下缺乏合法性的焦慮，人們捧起諾思的書、走進他的讨論會場，以求弄清文學研究到底經曆了怎樣的發展軌迹，以及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局，為文學研究在經費短缺的新自由主義高校體系中的合理存在尋覓理據。

在諾思看來，文學研究這門學科的價值，主要展現在它培養感受力和介入社會方面的實際效用，然而目前該學科很大程度上已淪落為空泛的文化分析，變得無實際用處。學科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它抛棄了1920年代其成立之初的文學“批評”模式——即用審美教育來培養人的感受力，進而引發大規模的社會改良這一學科初心。《文學批評》旨在重新開機失落的文學批評，進而激活文學研究的政治潛能，讓這門關于人的學科再次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重建文學與人生的真正關聯，這也正是标題中“政治”一詞的終極所指。透過“政治”視角，諾思重寫的文學批評史，不僅揭示了錯綜複雜的學科百年發展脈絡，也讓我們得以反思目前的文學研究與教學實踐，藉此構想一個有助于實作良好生活的學科未來。

兩種範式：文學批評與文學學術

諾思重寫文學批評史的動力，源于他對當下研究範式的去政治性的不滿。在他看來，英美兩國幾十年來的文學研究，主要基于知識生産這一學術目的，從特定的曆史語境入手分析作品在怎樣的文化形态裡被書寫和閱讀。自1970年代末以來的文學研究，譬如後殖民主義、新曆史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酷兒理論等，無不出于這種以文化分析為己任的文學學術範式，或“曆史主義/語境主義”範式。此主導範式的代表人物多為左翼自由主義者，其政治主張聽來頗具激進色彩，且取代的是利維斯主義和新批評等重視形式和審美的保守批評模式，故而讓人覺得它在政治上必然是進步的、可取的。然而諾思認為，此範式恰恰是去政治的。一方面，這一範式下開展的研究不再抱有培育主體性、介入現實的雄心，而是退守至“做出更好的文化分析”這樣的保守目标，呈現出鮮明的“右翼屬性”（17頁）。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從1980年代以來“毫無争議地确立了自己的全球霸權地位，在每個領域都把左派打得潰不成軍”，文學研究自然不能獨善其身，必然受到曆史潮流的影響（13頁）。是以，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現行範式雖然不乏對曆史語境和物質性的投入，以及對普世主義和本質主義的批判，卻因缺失“系統性地改造世界”的政治實踐而走不遠（27頁）。

這門學科要想走得遠、變得有用，需要學科人士的積極規劃，使之與人們當下的日常生活相關，釋放其政治潛能。諾斯把目光轉向瑞恰慈等人在二十世紀初開創的文學“批評”，從中汲取思想資源。他指出，文學研究自1920年代在英國成立至今的一百年間，這門學科大體出現兩種範式：一種是由劍橋大學的瑞恰慈等人建立的“批評”（critical）範式：作為“審美教育的一種制度體系”，文學批評“把文學作品當做手段，借以直覺地培養新的感受力、新的主體性和新的體驗能力，進而實作豐富文化的教育宗旨”（第9頁）；另一種是上文提及的學術（scholarly）範式，這種可被量化的文化知識生産範式頗能适應當下新自由主義高校的考核要求。基于這兩種範式，諾思修正了兩段論的學科史（通常以“1945年”“1968年”或“後現代主義”為界将二十世紀分為前後兩段），将其重新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20年代至1950年代，以傳統的“批評”範式為主導；第二階段從1960年代至1970年代，“批評”範式與“學術”範式共存；第三階段從1970年代末至今，以“學術”範式為主導。諾斯這裡提出一個重要論斷：文學研究史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大緻保持疊合，前者的三個階段分别對應後者的自由主義階段、福利國家階段、新自由主義階段。于是，文學研究史的褶皺被抻開，其與政治的動态關系被推至前景。在政治視域下觀照，當今“學術”範式一家獨大的現象，與新自由主義制度對人文學科的規約密切相關。的确，我們如今很難讀到那種與人的日常經驗和個人情感相呼應的文本細讀了，更常見的是符合學術規範的曆史化研究，文本細讀反倒成了點綴其間、為了佐證學術論點的裝飾物。

在諾思看來，這一轉變固然與新自由主義式高校的就業市場的要求有關，但也源于人們對文學“批評”觀念的誤解，誤以為它就是利維斯的“偉大的傳統”所指向的文化保守主義觀念，或是新批評的文本自洽、審美自律觀念。諾思把文學批評的源頭追溯至瑞恰慈，後者在《實用批評》和《文學批評原理》中闡發的唯物主義美學，為文學研究這門現代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哲學美學基礎。然而，經由利維斯的發揮，文學批評在英國逐漸演變為對經典文學作品的等級排序；漂洋過海到了北美，文學批評則被蘭瑟姆和他來自美國南方的學生加以改造，成為我們現在熟知的新批評。無論是利維斯，還是新批評，都是對瑞恰慈的文學批評觀念的誤讀，他們無一例外地忽視了瑞恰慈的美學觀念中的唯物主義元素，退回到康德的唯心主義美學觀，進而導緻了文本與世界的相剝離。對瑞恰慈來說，文學作品的“審美潛能”是文學批評的關鍵。換言之，美育對我們實用能力的培養應是文學批評的重心。提到“審美潛能”，後來的唯心主義美學家往往了解為作品本身的形式之美，而忘記了瑞恰慈的唯物主義美學觀，即文學作品能被用來培養我們的實際技能、改善我們的思維。瑞恰慈的學說緻力于打通文本與現實的關聯，增進人類的有效交際，最大程度地發揮了文學的公共性，是以有助于抵抗新自由主義對文學研究，乃至對整個人文學科的鉗制。經過一番深刻的調整和動員，這門學科在資本當道的今天，甚至具備改善人們生活方式的潛能。

展望學科未來：“批評無意識”

在全書篇幅最長的第四章，諾思對這門學科的未來進行了展望和動員。從本章的标題《批評無意識》中可以看出，他顯然是在影射弗雷德裡克·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如果說詹姆遜作為曆史主義/語境主義範式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無意識”觀念緻力于一種深度的闡釋實踐，旨在從文本的罅隙中挖掘隐蔽的政治意涵，那麼諾思的“批評無意識”則正好相反：他要借鑒瑞恰慈等人開創的文學批評及其唯物主義美學根基，發展出一個能産生政治效果的文學研究範式，借此取代當下主導該學科的懷疑闡釋學。

諾思把二十一世紀以來湧現的對現行學術範式不滿的新趨勢，歸結為“鐘擺”（Pendulums）、“暗示”（Intimations）和“擴張”（Expansions）三大類。“鐘擺”趨勢呼籲審美和形式的回歸，其代表是英國女權主義學者阿姆斯特朗·伊莎貝爾的新審美主義；“暗示”所包含的新趨勢表達了文學體驗中的私人情感對文學研究的重要性，代表人物是美國酷兒理論和情感理論的研究者伊芙·塞奇威克、D. A. 米勒和勞倫·貝蘭特；“擴張”趨勢要求大幅度延展文學研究的時空架構，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大衛·達姆羅什、宋惠慈和帕特麗夏·耶格爾。這些大大小小的創新，閃爍着瑞恰慈的批評之光，整體上構成了抵抗學術範式的逆勢。當時機成熟，它們有望“凝聚成一個全新的範式”（269頁）。諾思所暢想的新範式具體有如下特征：

它密切地關注審美和形式；對感覺和情感體察入微，将其視為認知的方式，并把兩者看作是個體和集體的變化乃至曆史變遷的重要決定因素；這一方法的牽涉面較廣，橫跨不同的時期、地域和文化；它願意将文學用作倫理教育的工具；它不單純地強調文學的診斷作用，也強調文學的治療作用；它還以一種深刻、嚴謹，卻仍十分直接的方式發揮公共職能。（271頁）

此處，諾思是在進行學科動員。他呼籲學科中人有意識地對這些“批評無意識”加以整合。趁當下新自由主義再次陷入危機之時，文學研究者需要審時度勢，開啟一種面對普羅大衆的、能影響現實世界的新型批評範式，使這門學科重新煥發生機。說到底，諾斯倡導的文學批評貫注于文學作品自身的形式和審美，并敏于捕捉閱讀中牽涉的情感、認知、時空、曆史、倫理等多重次元，力圖培育一種具有物質根基的新型感受力，進而介入現實。在這方面，諾思的《文學批評》與塞奇威克的《動人的感覺：情動、教育法和操演性》（2003）、阿特裡奇的《文學的獨特性》（2004）、菲爾斯基的《文學之用》（2008）和《批判與後批判》（2015）等作品一道，構成了二十一世紀以來學院派人士對學科範式改革的集體呼籲。

風格印象

就西方學術的風格而言，粗線條的曆史性論述方式，似乎更容易被國内讀者辨識和了解，這類著作中遍布的警句往往能引起普遍共鳴。與之相比，《文學批評》雖然也算是一部史作，但為了細緻入微地揭示問題的複雜性，該書充滿各種轉折和限制條件，因果關系一波三折，于是有些地方的論證邏輯顯得不夠一目了然。另外，作者的論述語言并非客觀中立，而是夾雜着諷刺、戲仿、操演，如賓大的一位教授在我們私下聊天時所說的那樣，這本書裡的語氣常常是有态度的，有感情色彩的。這種風格無疑增加了了解和翻譯的難度。諾思在書中倡導的是由瑞恰慈開創的、當下幾近消失了的文學批評模式，批駁的是如今占據主導地位的學術範式或曆史主義/語境主義範式，是以他在論述的時候，也盡量避免全盤曆史化、語境化，而是采取一種探索啟發式（heuristic）的論述風格，力求在風格上靠近其所呼籲的文學批評。這樣的論述風格，在評價前輩學人的學術成果時，展現在他頻繁采用的語意解析上：從最具影響力的學術作品中摘引關鍵段落，對其中的論點、措辭、情感、态度、風格等方面進行闡釋，指出其中明顯的語意含混，以及上下文的邏輯沖突，最後利用後見之明評判作品的利弊得失。讀及此處，我們雖然會對他不留情面地駁斥的資深教授心生同情，但也隐隐感受到一種複仇的快樂。确實，做外國文學研究的人，無論初學者還是熟練工，都要直面這門學科的不精确性和（有時不必要的）繁複性，這也是“消極能力”（濟慈語）對學科中人尤為重要的原因。概因缺少客觀的評價标準，文學研究時常将讀者卷入語意的漩渦——别人講得天花亂墜，我們讀得雲裡霧裡。是以，當本書作者這樣的學術新人出現，他不惜得罪權威人物，對經典學術作品中的核心段落進行文本細讀，并抽絲剝繭地解構原作觀點，讀者宛如在嘈嘈切切的話語喧嚣中獲得了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心安之感。即便書中不乏輕率之論，此書也能在讀者中喚起一種快意恩仇的認同感。這種不惜冒犯學術大佬的論辯風格，不僅需要可與之媲美的智識水準，更需要舍身求法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