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八年，巴黎。在第二天早上，朋友們來了，他的心情頓時快活起來。一個人在房間裡走來走去，看見桌子上有一張空白的賬簿本，上面寫了一個标題：《于連》。他好奇地問，這是什麼意思？哦，司湯達答道，他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朋友們都很興奮，都鼓勵這位過度憂傷的人打起精神。于是，他果真開始寫這部作品了。這個标題被抹掉了，換上了一個後來成為不朽著作的标題《紅與黑》。事實上，從那天起，他作為亨利·貝爾已告終結，另一個名字開始出現并流芳千古，那就是司湯達。”
司湯達肖像
這是奧地利小說家、傳記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其著名人物傳記《三作家傳》中的一段描述。1830年，司湯達的小說出版，初版時的标題就是《于連》，副标題名為“十九世紀紀事”。在後來的版本中，小說标題改成《紅與黑》，副标題改為“一八三〇年紀事”。再後來，《紅與黑》一躍成為法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不朽經典，《紅與黑》幾乎就是司湯達的代名詞（盡管他的另一部小說《帕爾馬修道院》（1839）或許更加出色）。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紅與黑》在中國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一度把對《紅與黑》的研究稱為“紅學”。無數中國人通過小說和電影（1959年，由上海電影制片廠譯制的意大利電影《紅與黑》在中國大陸公映，在全社會産生極大反響。）知道了那個“長着一雙時而探索，時而沉思，時而又像放射出火焰般美麗眼睛”的青年于連。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于連·索黑爾——這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其實就是戴着面具的司湯達。
理想與現實
按照著名小說家薩默賽特·毛姆的描述，早年的司湯達有兩個人生目标：一是成為一名出色的戲劇詩人，為此他大量閱讀劇本，幾乎每天去劇院看戲，可惜他天生缺乏構思劇情的才能（正如我們在他的小說中所看到的那樣），注定難以成為一個詩人；二是成為一個偉大的情人。無奈在這方面，上蒼也沒有給他相應的條件。他身材矮胖，其貌不揚，雙腿粗短，鼻子肥大而突出，隻有一雙褐色眼睛炯炯有神，手和腳纖細異常，皮膚更是像女人一般細嫩。如此這般形象顯然缺乏男性魅力，為此他将自己打扮得頗為時髦，且經常帶着一把佩劍，顯出一副神氣凜凜的樣子。事實上，他卻是一個非常羞怯的人。
這就不難了解，為何司湯達的情史雖然堪稱豐富，卻基本都以失敗而告終。從某種（悲劇性的）意義上說，他的人生就是由不斷地陷入愛情而又失去愛情的一連串事件構成的。更不幸的是，他本人對于愛情極為重視，正如他的自白：“愛情之于我始終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可說是我唯一的大事”。然而，由于一言難盡的形象與羞怯且猶豫不決的性格，司湯達在愛情方面遠不如巴爾紮克得心應手，也不像雨果那樣不斷取得輝煌的勝利，更難以像大仲馬、莫泊桑那樣閱盡人間春色……他留給世人的多是一些尴尬甚至令人發笑的“事迹”。某次，他苦苦追求達魯夫人，卻又不知對方愛不愛他，甚至懷疑她在背後嘲笑他扭捏作态，并為此感到羞辱。于是，他找來一個老朋友商量良策。馬修·約瑟夫森的《司湯達傳》為我們留下了這份兩人問答的珍貴記錄：
“勾引B太太（他們用B太太來稱呼達魯夫人）有什麼好處嗎？
好處如下：勾引者的欲望将得以發洩；他能從中獲得社會利益；他将進一步從事對人類情感的研究；他将滿足自身的自尊心和榮譽感。”
為此，司湯達還在這份問答記錄中附加了一條注釋：
“最好的建議是：進攻！進攻！進攻！”
然而，當他終于克服那該死的羞怯與猶豫向B太太表達愛意後，對方冰冷地回應她對他的感情僅限于友誼。就這樣，司湯達的柏希維勒戰役失敗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愛情挫敗後，司湯達将所有由活躍、悲傷、輕佻、冷靜所交織的心緒付諸了《論愛情》（1822）的寫作之中。頗為吊詭的是，這本19世紀最出色的愛情心理學著作，竟然出自一個在愛情方面敗績累累的社會邊緣人（來自外省的司湯達長期作為邊緣人的存在，讓他的小說也格外關注邊緣人這一群體）。或許，這正應驗了中國的一句老話：久病成良醫。對于司湯達來說，真真就是久敗成大師。
《論愛情》
根據司湯達的分析，愛情可以分類四種類型：激情之愛、情趣之愛、肉體之愛和虛榮之愛。而愛情産生的過程則有七個步驟：愛慕、希望的開始、期望、愛情的開始、第一次結晶、懷疑或妒忌、第二次結晶。司湯達在這部作品中天才地提出了愛情的“結晶”現象。對此，他以洞燭幽微的筆觸給出了如下的定義：
“在薩爾茨堡鹽礦，有人将一根在冬天掉落了葉子的樹枝丢在廢礦井深處，兩三個月以後再把它取出來看時，樹枝上已布滿亮晶晶的結晶體：最細的枝丫，并不比山雀的爪子粗，裹滿了無數閃耀着的、燦爛奪目的鑽石，再也認不出那根枝丫的本來面目了。”
盡管有無數可以被戲谑嘲笑的理由，但司湯達卻以強大細膩的内心給出了令人敬佩的回應。在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中，我們可以讀到許多似曾相識的金句：“愛情就像發高燒，它的産生和消失絕不以人自己的意志為轉移。”“沒有孤獨，何來愛情？”“愛情王國裡滿是悲劇。”“愛情由于真正的嫉妒而不斷增長。”……不像許多被愛情虐得體無完膚的人，他沒有對愛情失望和看低，反而認為“愛情是一種激發人的力量的美好情感，帶着最為強烈的激情，帶着義無反顧的純粹”。甚至寫道：“愛情是文明的奇迹。”
如同衆多被同時代漠視的經典作品，這部1822年出版的愛情心理學傑作（此時司湯達已經39歲），卻在随後的11年裡隻賣掉了17本。無論從哪個方面看，司湯達似乎都是一個妥妥的失敗者。然而，看似碌碌無為了半輩子的司湯達，實則已積蓄滿了所有的經驗、想象、才情和閱曆，青年于連·索黑爾的形象在司湯達的腦海中翻滾着、湧動着，文學史上的不朽經典《紅與黑》即将橫空出世。
《紅與黑》
1827年，法國《司法公報》上刊登了一則勁爆的社會新聞：一位名叫安托萬·貝爾德的神學院學生先後在米休先生家和德·歌東先生家當家庭教師。他誘奸了前者的妻子和後者的女兒，并随即遭到解雇。後來，他重拾課業準備當神父，卻因為聲名狼藉沒有一家神學院肯收他。他認為米休夫婦該為此負責，就趁米休夫人上教堂的時候槍殺她複仇，然後舉槍自殺。傷勢不足以喪命，他被捕受審，并被判處死刑。司湯達看完這個新聞事件後大為震動，他把貝爾德的行為看成“美好的犯罪”，是一個強有力的反叛性格對社會秩序的反抗。随即，司湯達以此為靈感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與黑》，三年後小說出版時，他已經47歲。後來的曆史告訴我們，一個生前默默無聞、在文學創作方面起步很晚的公職人員，死後竟憑着兩三部小說，更确切地說，主要是憑着《紅與黑》，便取得了在文學史上幾乎與巴爾紮克比肩而立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
司湯達筆下的男主人公于連·索黑爾出生在外省小城維利葉爾的木匠家庭，從小喜歡看書，且有着驚人的記憶力，這一特長讓他被市長請去擔任家庭教師。之後，于連出于自尊心，拒絕了剛得到一筆财産的女仆，決心征服市長夫人。在他的大膽追求下，包括拉手、爬窗入房等，德·萊納夫人也愛上了他。但是，這件事逐漸引發了流言蜚語，加上德·萊納夫人把孩子生病歸為上帝對自己的懲罰，便慢慢疏遠于連。最後，于連黯然離開，到貝尚松神學院進修。然而，神學院裡充滿了勾心鬥角，青睐他的院長把他介紹到巴黎德·拉·木爾侯爵家做秘書。于連意識到侯爵女兒瑪特爾能夠“把社會上的好地位帶給她的丈夫”，就費盡心機追求她，恰好瑪特爾也幻想着浪漫冒險的愛情，最終未婚先孕，兩人準備步入婚姻。就在此時，德·萊納夫人在神父的強迫下寫了一封控告書，直接毀掉了于連的前程。于連在憤怒中開槍重傷了德·萊納夫人，被判處死刑。生死關頭，于連拒絕了所有的營救，并與德·萊納夫人互相取得諒解，後者在于連死後也心碎而死。
在這個最後的高潮中，于連之是以不願意在公審時向任何人低頭，是因為“我絕不是被我同階級的人審判，我在陪審官的席上，沒有看見一個富有的農民，而隻是些令人氣憤的資産階級者。”這段話語是如此的擲地有聲，以至于當年觀看電影《紅與黑》同一橋段的中國觀衆無不為之動容（當紅明星菲利普飾演的于連傾倒了無數國人）。對小人物尤其是社會邊緣人的關注，是司湯達小說的一大特色。比起王公貴胄，他更關心“無路可走”的市井宵小。對于他們，司湯達給予同情的目光，亦有對現實的反思冥想。無論是後拿破侖時代飄搖的法國社會，還是喧嚣與虛空并存的今朝，這世上青年于連們似乎源源不斷，他們為自我而戰、為屈辱而戰，最終卻成為一個個浮萍，寂滅于一場場幻夢。
在這場巨大的幻夢背後，隐藏着一個19世紀的重要社會主題：在階層固化被資本流動所取代後，一個普通人如何能夠爬到上流社會。司湯達敏銳地意識到愛情與野心的内在聯系，在拿破侖榜樣的激勵之下，他把浪漫主義的激情、自我和反抗相融合，試圖憑借激情、能力與勇氣改變自己的命運向上爬，用司湯達的話說：“偉大的熱情能夠戰勝一切……一個人隻要強烈地、堅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達到目的。”當純粹的愛情還留在詩人的幻夢中時，糅合了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司湯達描繪出男女愛情的複雜性，當愛情難以區分地與向上爬的社會目的交織在一起，愛情的内涵正在悄然發生曆史性的變化，在過去娶妻生子的物種延續功能、完善靈魂的追求理想功能、聯姻的強化家族力量功能之外，加上了改善個人社會地位這一重要功能。
法國電影《紅與黑》(1997)海報
當我們一讀再讀《紅與黑》之後，就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沒有人比司湯達對自我更感興趣，他永遠是小說的男主角。隻不過，于連是戴着面具的司湯達。換句話說，于連正是司湯達一直想成為卻注定成不了的男人。為此，他把于連塑造成極具男性魅力的形象，總能得到女人們忠貞的愛情。他自己不惜一切代價希望如此，卻永遠達不到願望。他讓于連使用他自己想出來卻一再失敗的方法達成追求女人的目标，如此反諷的原因僅在于于連迷人的形象與健談的才華，這正是司湯達的兩大弱點。除此之外，他幾乎把自我灌注到了于連之上——賦予他自己的好記性，自己的勇氣，自己的腼腆，自己的自卑，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敏感、會算計的腦子，自己的缺德和忘恩負義。
預言家
竊以為，司湯達的最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即便不斷地被生活打臉乃至羞辱，卻仍然保有着旺盛的生命熱情，不屈的生命意志以及精準的判斷力。在對未來的預見性方面，司湯達幾乎無人能及。即使在人生的最低谷時，他仍然自信地說：“我将在1880年（也就是小說《紅與黑》出版的50年之後）為人了解。”後來，他又給出了兩條神預言：“我所看重的僅僅是在1900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場抽彩，在那裡最大的彩注是：做一個在1935年為人閱讀的作家。”時至今日，一個在世界範圍内的廣泛共識是，司湯達與巴爾紮克、福樓拜一起，構成了法國重要長篇小說家的三位一體。
在這個三位一體中，巴爾紮克勝在對法國社會全景式的廣闊描繪，以及刻畫人物的功力，福樓拜發現了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并進行了解剖師般的精準描繪，隻有司湯達沿着深入人物内心的道路，将心理描寫推向了那個時代的巅峰。我們可以說司湯達是一位人類心靈的觀察家，法國著名文藝理論家丹納直言司湯達是這個時代和任何時代裡最偉大的心理作家。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司湯達成了法國文學的終極巅峰普魯斯特的先聲。《紅與黑》最吸引人的部分正在于青年于連努力爬到上流社會這一過程中的種種内心波動——于連的自尊和自卑、雄心與野心、良知與厚顔、勇氣與羞怯……他内心深處對自我的堅守和向社會的讓步之間的各種變化——寫得非常細緻，而且所有這些變化都建立在愛情故事之上。
比如，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片段就是于連一開始追求德·萊納夫人時：
大家終于落座，德·萊納夫人坐在于連旁邊，德爾維夫人挨着她的朋友。于連一心想着他要做的事，竟找不出話說。談話無精打采，了無生氣。
于連心想：“難道我會像第一次決鬥那樣發抖和可憐嗎？”他看不清自己的精神狀态，對自己和對别人都有太多的猜疑。
這種焦慮真是要命啊，簡直無論遭遇什麼危險都要好受些。……古堡的鐘已經敲過九點三刻，他還是不敢有所動作。于連對自己的怯懦感到憤怒，心想：“十點的鐘聲響過，我就要做我一整天裡想在晚上做的事，否則我就回到房間裡開槍打碎自己的腦袋。”
于連太激動了，幾乎不能自已。終于他頭頂上的鐘敲了十點，這等待和焦灼的時刻總算過去了。鐘聲，要命的鐘聲，一記記在他的腦海中回蕩，使得他心驚肉跳。就在最後一記鐘聲餘音未了之際，他伸出手，一把握住德·萊納夫人的手，但是她立刻抽了回去。于連此時不知如何是好，重又把那隻手握住。雖然他已昏了頭，仍不禁吃了一驚，他握住的那隻手冰也似的涼。他使勁地握着，手也戰戰地抖。德·萊納夫人作了最後一次努力想把手抽回，但那隻手還是留下了。
于連的心被幸福的洪流淹沒了，不是他愛德·萊納夫人，而是一次可怕的折磨終于到頭了。
在此，于連第一次握住德·萊納夫人的手的内心活動在司湯達的筆下展現得淋漓盡緻。這種複雜的情緒波動既有階層越界中所包含的自卑與自尊，也有愛情越界中的焦慮與狂喜，兩種相似的情感在司湯達的筆端交織纏繞，難以區分。這便引發了後世關于《紅與黑》的種種争論：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愛情小說，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政治小說，甚至流傳着“不讀《紅與黑》，就無法混迹于政界”的傳言。這不由讓人聯想到魯迅先生對《紅樓夢》的著名評論：“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了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闱密事……”《紅與黑》中不隻有愛情，也不隻有政治，而是包含了19世紀上半葉法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會邊緣人在其中的人性掙紮。了解了如此種種，當我們再來回看前述“勾引B太太”的四條好處時，就會頓悟到那簡直就是整本《紅與黑》的背書。于連的征服欲，連同他全部的自尊與自卑，與想要爬到上流社會的願望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整部小說叙事的源動力。而他寫作《紅與黑》的三年時間，以及之前漫長的（并非刻意的）準備生涯，正是在從事對人類情感的精深研究，在男女愛情這一領域，司湯達鮮有敵手。
司湯達墓碑
如此說來，生活、愛情和寫作在司湯達的人生中乃是交織纏繞，融為一體的。很少有人能有司湯達這般廣闊豐富的生活閱曆（包括其早年跟随拿破侖征戰的光輝歲月），也很少有人能在不斷挫敗的愛情中依然保有對愛情的極大熱情，甚至将其作為人生至關重要之事，同樣很少有人能在不斷挫敗的寫作生涯中始終保有對創作的熱情以及對作品的自信和預判，甚至僅憑一兩部重要作品便擁有如此之高的文學地位。所有這些的背後都指向一個共同的原因，在司湯達這裡，生活、愛情與寫作是三位一體的存在。在某種意義上，他的生活就是由一連串的愛情事件所構成，同時在他的小說和随筆中加以反映和升華。是以，當我們看到司湯達那簡潔有力的墓志銘時，不必感到任何的驚訝和疑惑：
亨利·貝爾，米蘭人，寫過、愛過、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