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曉軍摘抄的法文版《最後一課》
顧曉軍（左）在回答讀者的問題
記者手記：
“您好！這裡有賣水的地兒嗎？”
“外面有飲用水，有小的紙杯。下回您也可以自帶一個杯子過來。”
“您好！我借完書了，您這兒有沒有塑膠袋什麼的？”
“現在不讓用塑膠袋了。”
“您好！不能帶包進來是吧？”
“可以帶，但得是比A4紙小的那種包。”
……
41歲的顧曉軍是國家圖書館的一名管理者。在圖書館二層閱覽室的進出口處，他面前的桌子上擺着台電腦，系統裡記錄着每個訪客的讀者卡資訊。他的角色有點像是電腦遊戲中的NPC（非玩家角色），需要不厭其煩地回答讀者關于借書、辦卡、喝水、上廁所等一系列的問題。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2季播出後，顧曉軍的名字進入公衆視野。事實上，他并非國圖衆多管理者中的“勞模”，最初引起導演的關注，是因為豆瓣上的一個文章。
2013年12月15日，豆瓣使用者“老袁”在“國家圖書館”的小組發帖打聽顧曉軍，并且連用了好幾個感歎号：
“那個管理者，自然卷，大概30出頭吧，然後帶一個金屬框眼鏡！！！！微胖！！！！有時候值早班，有時值晚班！！！！鼻子有點大！！！他每次都在自學波斯語！！！！”
一天後，網友“nlc-bob”在文章下面留言：
“必須知道啊，這是我們一位神奇的同僚，除了熟練掌握英語外，大概我記得他還認識法語、德語、希臘語等五六種外語，目前在學習波斯語，我想可能是因為他是曆史專業的，是以準備把文明古國的語言都學全了……”
紀錄片播出後，一些标簽也被貼到顧曉軍的身上，例如“掃地僧”“苦行僧”，人們通常相信，這類執着于求索知識的人，在生活中多少會有些另類。我也抱着近似的想法，向顧曉軍發出了采訪邀請，嘗試找到他身上的沖突性——無論是他和外部環境的“不搭”，還是他處理“落差感”時内心的掙紮。
紀錄片裡，顧曉軍在用法語朗讀文學作品《最後一課》的片段時，突然流下了眼淚，面對鏡頭連連道着“對不起”。我也想知道，他為什麼會哽咽，眼淚背後的東西又是什麼。
采訪中，當我們聊起語言、曆史和書籍，顧曉軍可以說上三五個小時，完全是不知疲倦的樣子。中途休息時，他拿起手機看電子版的梵文和希臘語，有的是文獻資料，有的是他自己翻譯的段落。顧曉軍至今獨身，他把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投入到了熱愛的曆史和語言中。他在去年11月才開始用智能手機，使用率最高的是整理讀書筆記的辦公軟體，但依然沒有安裝微信。
我把關于他的那些“标簽”抛了過去，但他就像個武林高手，一一化解了這些招式。似乎在顧曉軍那兒，一切都可以順其自然，逆境能轉化出積極意義，堅持自己的同時，他與外界保持着友好的互動。
在國圖三層的員工休息室，他給我看了一些手抄的希臘語段落，他嘗試把法語、德語、英語那些有趣的片段都翻譯成古希臘語，他将這形容為一種“反推的學習方法”。他也很願意講起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他說自己很懂西塞羅，他們的一些精神特質可能是相似的，比如在堅持理想的同時，達成了與現實的中和。
最後一次見面，顧曉軍帶我逛了逛他高中學校的舊址。那是朝陽區呼家樓附近的一所學校，校名已經更換，路口他以前常去的一家書店也已不在。上高中時，面對曆史課本，他已經想知道更多考點外的細節。比如在法國大革命中，權傾一時的羅伯斯庇爾，怎麼就淪為了階下囚？
當采訪結束之後，我的想法也發生了一些轉變。我不再糾結他朗讀《最後一課》時為何落淚，更重要的是兜兜轉轉之後，他心裡最本原的那個地方依然還在。
以下内容根據顧曉軍的講述整理。
選擇理想，也不背棄現實
我上大學選的是曆史系，主要是因為高中班主任是曆史老師，他特别在意我對曆史的好奇心。曆史很多人都學得比較死，但是我不會刻意去背。我對于曆史上很多說法有自己的想法，我跟曆史老師探讨的時候，他不會跟我講說這個不會考，你就這麼記吧。他會跟我分析，甚至去查些教案以外的資料。那會兒網絡不是很通行，他查了一些書，哪天忽然找我說，哎，顧曉軍你看一下這個。我就發現，很多結論性的東西要是掰開了揉碎了，會發現跟現實的曆史大相徑庭。我很感謝這個老師，是他的鼓勵，讓我意識到了自己這方面的興趣。
上大學時，我的研究方向是曆史文獻。當時選擇這個領域的學生不多，因為對語言的要求高，除了要了解最新的學術動态，還要去解讀各類古代文獻。
我不敢說已經完全掌握了多少門語言，有的可能還算不上精通，但我确實從學生時代，就嘗試自學日語，後來又學了法語、古希臘語等。曆史是包羅萬象的，掌握更多語言，能幫我近距離地觸碰到曆史上那些偉大的人物、經典的文學，體會到更強烈的心靈震撼。
我大學論文的主題是文藝複興時期的曆史，發現很多人文主義者都提到過一個人——西塞羅。我覺得西塞羅最核心的特質，是一種無限的鬥争，或者說是一種好奇心。人面對挑戰，有時候是被動的，是不得已的，但有的時候也可以是積極的，去迎接挑戰，像谷愛淩似的，不斷突破新動作。對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極限能夠突破到多大，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有多厲害，這不是一種好奇心嗎？
而且，他們有的不光是簡單的激情。像現在很多人，一時的激情是有的，但是這種激情能夠延續多久呢？最後PK的是持久度，或者說一句很常見的話，就是“不忘初心”。初心，就是入道之初心。
更重要的是，在理想和現實發生沖突的時候，他們往往是會選擇理想。而且更厲害的在于，他們不是簡簡單單背棄現實，而是一種中和，更好地變通，最後達到自己的本意。
那些“長在心裡的點”，才是永恒的
《最後一課》講的是普法戰争，法國失敗了，德國把法屬的一些地兒吞并過去，逼迫當地人去說德語。文中的小弗朗士，他那天差點就翹課，但是經過上法語課這一系列的過程，他有了對于母語的意識。
如果細摳故事背景的話，你會發現，其實曆史上德國也曾被強迫說法語。如果你宏觀、理性地看這個問題，也許會覺得，作者都德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進行一種戰鬥，是對本民族語言的一種文化帝國主義渲染。他沒有直接點明，法語要被奴役了，他是從一個孩子的視角來講述，而且這個孩子表現得似懂非懂。
讀到《最後一課》的人，很多對法語、德語沒有什麼特别的概念，包括像“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很多人都在争論這句話到底對不對。這些其實沒必要，必要的是什麼呢？就是它的這種通性。對于任何一個受奴役的民族，他讀到這裡的時候都會受到啟示——要保持自己的語言。
“當一個民族淪為奴隸的時候，隻要好好保住了自己的語言，就如同掌握了打開自己牢房的鑰匙”。
我當時讀這段的時候哭了，因為覺得寫得特别好。你想想，母語本身就是母親嘛，他們一下子就不讓你和母親在一起了。都德把這種人和對語言的情感，很貼切的展示在其中。而且對于我來講，可能對語言有更多的敏感性吧，對語言的情感留戀更多些。
我是個比較情緒化的人，但是奇怪在哪兒呢，我一般不會在這種（拍攝的）情況下激動，可能那天睡得比較少。其實拍攝的時候我還讀了好多别的，包括《共産黨宣言》，包括蘇格拉底。我沒有去預設感情，就是讀到那段，不知怎麼就那樣了。
有幾篇文章對我都是禁區，不能提得太深，或者說不要當人家面去讀。我覺得這樣倒也挺好。如果說哪天讀了，完全沒感覺了，像是一個發洩點進不去了，我會挺痛苦的。這種點可以牽引你去讀一些東西，像是古希臘語、梵文。不一定都是哭點，但都是憑着一種本能的熱愛，把人吸引過去。
其他一些目的也可以産生這種“吸引”，比如說為了升學、為了評職稱，或者靠着這些得到某些人的芳心——這也能夠了解，但我覺得這些目的産生的吸引都是瞬間的，隻有那些“長在心裡的點”，才是永恒的。隻要你生在這個世上就會喜歡這種東西，可能種種原因，你丢棄了它，但你時時還能撿起來。
豆瓣上有讀者發了“尋找顧曉軍”的文章，導演跟我說起過，我沒具體去查。在那之前，我也聽說過有人在網上寫，說國圖有個人，學波斯語。種種迹象表明，這個人應該是我，但我當時學的應該是希臘語。我覺得重要的不在于我是誰，重要的是大家能關注這種事情，而不是說哪個明星出現在國圖，或者國圖出現一個不怎麼好的事引起社會關注。我覺得最起碼能給人一種好的向往。
拍紀錄片的時候是去年三四月，和那會兒比，我比較大的變化是開始用智能手機了。主要是我們館沒有健康寶不能進來了，逼得我不得不換手機。我去營業廳辦手機卡才發現，現在已經變成小卡了，我最開始用的是諾基亞手機，後來換了另一個雜牌機，記憶體最大也就256兆，功能就是打個電話發個短信。
我發現智能手機有一個特别大的好處，可以用PDF和Word，而且還有閱讀記憶的功能，相當之友善。以前我用Word寫完東西，都得用U盤拷貝下來，回家插電腦裡再看。現在我寫完了，就擱在手機裡，在車上也可以看，然後反複琢磨遣詞造句，一下子（學語言的）速度提升了不少。
克服“接觸不良”，己所欲者也不濫施于人
我大學畢業後當過旅行社銷售，也去奧組委當過從業人員。但在最忙的時候，我的法語書仍然在看着，仍然沒事的時候看看維基百科，看看曆史，看看喜歡的那些西方學者的生平傳記。我當時就覺得，唯一缺的就是時間。我希望之後有時間了，能把這些積累彙總起來。
我是2009年1月4日來的國圖。當時我也有好多選擇，包括一些國企。但說實話，我覺得這些都離我太遙遠了，我想去一個跟文化更接近的地方。後來我正好看國圖在招聘員工，就投了個履歷，于是就來了。
從小到大我就不是特喜歡錢這類東西，而且我覺得我也不太擅長掙這個東西。是以這是我選擇的，我選擇的必定是一條表面不怎麼光鮮的路子。這樣的話就沒有必要羨慕别人的光鮮了，你走的就不是這個路。
我看到有人在網上說，顧曉君是苦行僧一樣的人，我覺得不是。我非常敬重苦行僧一樣的人和“苦行僧”這個詞，但我真的不是。你看我哪兒苦了？沒有苦，我也沒為了喜歡的事情不吃不喝，一切都很自然。其實我覺得這樣很酷，能得到很大的滿足。
我周圍的很多親戚，包括我媽，沒有人懂古希臘語，我也從來不跟他們講這種細節的東西。平常見長輩，更多的還是聊工資多少了、找沒找女朋友。像電視裡有一陣老拍這種情節，諷刺這種現象，但話說回來，跟長輩在一塊兒，不聊這些聊什麼，要交流啊。
而且這些事是通識，跟别人講某個特定領域的東西，他肯定不會知道，但是通識誰都知道。是以我覺得不沖突，真的不必事事跟人家講，比如說，“公元二世紀希臘語在用詞在文法上開始出現了世俗化的傾向”，這種是研究課題。
我跟同僚一般也不會聊古希臘語，但有可能會聊法語或者書籍。比如說誰要看《紅與黑》，我就告訴他，這個法語本來是怎麼回事，這個翻譯的人怎麼樣，諸如此類。我一般不會太強勢地跟人家講什麼的，一般會講一些别的，順便說說這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也不能濫施于人。
差不多十年前吧，我已經克服了那種和外界“接觸不良”的感覺。其實就是對自己狀态和周圍狀态的不搭，至于落差感和抱怨，我好像還真沒有過，隻是偶爾有些波動，确實也趕上周圍人都比較包容我。
我覺得中國古代有一句話說得特别好，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古代的這個“窮”不是指的沒錢。“窮”指的是一種困頓，是一種狀态，是一種自己不得伸展。你看繁體字的“窮”，底下是一個身一個弓，就是典型的一個象形字，就是一種得不到施展。那這個時候要幹什麼？就是典型的“獨善其身”，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能“達”了，有一天能夠伸展了，那麼“兼濟天下”也是用的“獨善其身”時候的這些積累吧。就是咱們說的俗話：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
而且我覺得，做的這些事情你并不去傷害誰，也不會去影響誰，你也不必就像個道學先生闆着面孔。就做好自己的事情，招誰惹誰了，對不對？可能有些人覺得，你比較怪啊什麼的，但這沒關系，他說他的你弄你的，時間長了他也就不覺得了。
圖書館的人群裡，貌似波瀾不驚，其實洶湧澎湃
來圖書館的人群，你如果不留心觀察，會覺得就是一潭靜靜的死水；你要是去主動觀察，就會發現這裡貌似波瀾不驚，其實洶湧澎湃。
因為來的人，除了個别休閑的，大多數人目的性挺強的，有的是高校學生來寫論文和查資料的；有的是上班族準備司法考試、公務員考試或者給自己充電的；有健康出了問題，到書裡來求醫問藥的；還有一類像“失意文人”的群體，他們幾乎每天都來，能從言談中感覺出來，他們看書不少，但因為定位不準，一直沒給自己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機會，是以到圖書館是來尋找方向的。
有讀者來借書或者看書，我會比較好奇，他們為什麼要看這些書？是寫論文、寫報道，還是說基于興趣？我還會想知道，他對那本書、對那個領域到底了解多少？會不會是專家，或者就是個小白？我覺得不管是哪一種，都能産生思想的火花。因為多數情況下，看書學習都是一個人的行為，就好像練國術，得有個左右互搏的階段。如果能找個人過招練練，對方又剛巧是個程度差不多的，這樣更棒。
以前我們館一層有個外文工具書的區域，書的内容不是像小說那種，可讀性不強。有個老奶奶，一本一本看俄文大百科。她還在A4紙上抄寫俄語詞條，“核反應堆”之類的詞條。她每次都拿特厚的一摞紙，抄得特别整齊。她應該就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那種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我能感覺出來，她知識的專業性和對俄語的駕馭能力非常人可比。
後來這塊區域改造，外文工具書沒有了，換成了哲學書目，她就再也沒來過。我對她印象特深，但是很遺憾沒機會聊聊，我很想問問她，都是抄了些什麼内容呢？
我印象比較深的讀者，還有一位老先生。我認識他是2010年前後，他那時候剛退休，想學英語，他用莎士比亞的原版作品和中文譯本對照着看，但發現有些中文翻譯的句子反推不回去，就拿來問我。
後來這位老先生身體不太好，行動不便，嚴重到都沒法走步行梯了。他如果要上三樓的閱覽區，得搭乘外面的電梯上來，然後我們再把三樓的門給他打開。有一次他來國圖，就是為了問我個英文句子，問完轉身就走。他走向門口的速度非常慢，就那麼一點點挪着。
我曾經聽說，一些得了阿爾茨海默症的老先生，居然還記得自己的學問。像季老（季羨林）是98歲逝世的，離開的前幾天，他還在看《羅摩衍那》。我是很相信這種事兒，将來如果我得了那種病，可能話都說不利索了，但是我的意識裡會永遠留着我學過的語言。
如果我能活到90來歲，如果我還在堅持、還能表達，如果那會兒還有類似《但是還有書籍》這樣的節目，他們再拍一個那會兒的我，我再跟他們講對于學問的這些“觀照”，相信我的了解一定會更深。
文/本報記者 張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