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當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後，為保護故宮等處傳世文物免受日寇劫掠和戰争損害，中國政府進行了舉世聞名的文物南遷。
辛亥革命後，清宮所藏曆代文物收歸中華民國國有。1914年成立的古物陳列所，接受盛京皇宮和熱河行宮所藏文物23萬2千3百件。1925年成立的故宮博物院接受大内文物117萬件。由于清宮文物的特殊性，它們一直被視為國之重寶，與國休戚相關。
圖為1930年前後的五一，太平花盛開時，院方在禦花園舉行招待會，院長易培基與張學良将軍叙舊。
是否南遷還經曆了一番激烈的讨論。
1932年初平津告急，在文物是否避敵南遷問題上，有關各方發生了很大分歧乃至激烈沖突。院方上司層内大多數人認為，戰争中間，如果不遷走文物，就難免于難。國土淪陷，可以恢複；而文物損壞，則不可複得，而且國際上也有戰時遷移文物的先例。特别是鑒于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德、法将古觀象台文物劫往使館，後又劫回國内的曆史，他們極力主張能盡量多遷出一些文物。
另一種意見認為，文物一出宮門，安全就缺乏保證，因而應該觀望一下，等待時局的變化，盡量不遷。北平各階層人士及市民，大多堅決反對故宮文物南遷。他們擔心故宮文物一旦遷走，便難以重回，北京這座曆史文化名城将名存實亡，是以抵制得很厲害。他們有的散發傳單制造輿論，有的聲稱采取武力阻攔，有的聯絡工聯會号召運輸勞工抵制。針對北平各界的意見，院方由理事、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作出保證：北平安靜，原物仍運回。
故宮職員大多是本地人，内心裡對文物南遷是抵觸的，是以在第一批裝箱時，盡裝些無關緊要的文物，而且檔案占了半數，有時甚至把箱子裡塞上廢紙充數。
後來形勢惡化，職工們才認真起來。
文物南遷共分五批，共遷走文物13427箱又64包，自1933年2月7日開始，至5月23日結束。吳瀛（文學家、本院秘書）、俞同奎（工學家、本院總務處處長）、馬衡（金石學家、本院古物館副館長）、程星齡（本院秘書、解放後曾任湖南省政協主席）等分别擔任各批的監運。古物陳列所、頤和園、雍和宮等收藏清宮文物的機構也随故宮一同遷移文物。
文物遷移時，院方事先向南京的行政院和沿途各地方軍政長官發出密電，請他們沿途保護。為了避開天津，以防遭遇日軍襲擊，列車取道平漢線轉隴海線再轉津浦線，迂回南下。列車全是鐵皮車，單是第一批即裝了兩列火車。車頂四周各個車口都架起機槍，各節車上都布置了憲警，荷槍實彈保護。除了特别快車外，其餘列車都要讓道給文物車先行。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車招呼。重要關口，車内熄燈，車内從業人員都和衣而卧。車行兩旁，逐段都有馬隊随車馳聚，接力奔跑。車到徐州一帶，大家見到鐵道兩側的壕溝裡趴滿了士兵，支着機槍，随時準備射擊。原來有土匪得到文物列車經過的消息欲行攔路劫車，頭天晚上軍隊已與土匪接火，此時官兵們正嚴陣以待，以備土匪卷土重來。
文物遷到上海後，放置在天主堂街仁濟醫院舊址及四川路業廣公司儲藏。1936年8月，南京文物儲存庫落成，12月8日至1937年1月17日，存滬文物仍分五批，全部運往南京。1937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然而，在文物南遷的緊張階段，故宮博物院卻仍參加了赴英國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當時在南遷上海的文物中挑出銅器、瓷器、書畫、玉器、銀器、織繡、景泰藍、剔紅漆器、折扇、家具、文房四寶共735件，裝成80大箱，其數量占整個展覽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這是中國首次組織的大規模出國文物展覽。
上圖是在上海挑選展品、晾曬書畫的情形。照片中的書畫，現在都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箱子是為赴英展覽特制的，展覽于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展出。
文物遷至南京僅僅半年，“七·七事變”發生，于是不得不再繼續西遷。文物西遷分南、中、北三路，每路又分若幹批，水路、鐵路、公路交替使用，分别遷到了四川巴縣、樂山、峨眉。西遷文物往往到一處停留數日、數月乃至數年，每一段落謂之“一遷”。簡而言之，南遷尚有目的地即南京，而西遷則完全是戰亂中的逃難。中路文物止于樂山，但那裡屢遭日寇飛機轟炸，儲存庫隻好一移再移。南路起運最早，但停止最晚。從1937年8月14日開始，一遷長沙，二遷貴陽，三遷安順華岩洞，在此停留六年。1944年秋，桂林、柳州相繼失守，貴州省臨危，便又回遷四川巴縣飛仙岩，這時已是1944年12月18日，第二年春便籌備文物東歸了。
圖為北路文物由陝西漢中經“峥嵘而崔嵬”的劍閣入川，汽車經過明月峽棧道。
河水深時，汽車以木船駁載過河。這些照片是當時故宮職員牛德明先生現場拍攝的。
文物西遷開始于“八·一三”上海戰役打響的第二天。故宮文物往江邊運送時，東方不斷傳來隆隆的炮聲。當時雇用的輪船是英國的“太古輪”，因為逃難的人太多，輪船不肯靠岸。故宮職工向同胞們講清事情真相，逃難的人們深明大義，當即讓開碼頭。裝載文物的輪船啟航了，難民們卻留在碼頭上。文物裝運工作一直持續到12月8日，當時存南京文物都運在長江碼頭上等候裝船。到最後幾日，敵機在碼頭上空盤旋掃射，子彈雨點一樣打在文物箱件周圍，押運人員隻好匍匐木箱附近，掃射一過，快速裝運。12月14日，日寇攻入中華門。
文物西遷除經受了戰争的艱險，還發生不少意外事故。1937年12月7日，北路文物在寶雞車站卸車後用汽車運往臨時庫房。當裝載文物的汽車穿越路軌後，突然有兩列火車相撞禍及汽車，車上一箱黃瓷宮碗和一箱鐘罩被震碎。還有一次中路文物在重慶臨時存放，大家隻顧往樓上搬運，不料樓闆承受不起，忽然塌下，壓傷文物二件。北路文物在陝西褒城存放時，衛兵們荷槍實彈巡邏警戒，有一士兵腰裡的手榴彈不慎墜地爆炸，有三名士兵被炸死炸傷，兩件文物受損。
南遷文物包括了故宮文物的各個種類，藝術品如書畫、金石、陶瓷、玉器、珠寶、金銀制品、竹木牙雕工藝品、紡織品、樂器，曆史文物如宮廷用品、科學儀器、醫藥、兵器，另外還有大量圖書、檔案。可以說，當時已知的宮中所存名物，全在南遷之列。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戰國石鼓、文淵閣《四庫全書》。戰國石鼓自唐初在陝西雍城（今鳳翔縣）發現，又經曆了頗具傳奇色彩的聚散離合，先後進入宋、金宮廷，從元代起置于北京國子監，曆明清六百年原地不動。它們雖是堅石造就，但兩千多年的風雨侵蝕，早已使它們不堪一擊。文物南遷時，人們對它們實行特殊保護，雖輾轉數萬裡，毫未受損。
抗戰勝利後，西遷文物于1946年1月至1947年11月陸續東歸南京。在國民黨政權逃往台灣前夕，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2月22日，故宮博物院将南遷文物中的2972箱分三批運至台灣，并于1965年遷至新落成的台北中山博物院，以作為臨時院址。
50年代，故宮博物院陸續從南京運回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