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前，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护故宫等处传世文物免受日寇劫掠和战争损害，中国政府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文物南迁。
辛亥革命后，清宫所藏历代文物收归中华民国国有。1914年成立的古物陈列所，接受盛京皇宫和热河行宫所藏文物23万2千3百件。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接受大内文物117万件。由于清宫文物的特殊性，它们一直被视为国之重宝，与国休戚相关。
图为1930年前后的五一，太平花盛开时，院方在御花园举行招待会，院长易培基与张学良将军叙旧。
是否南迁还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讨论。
1932年初平津告急，在文物是否避敌南迁问题上，有关各方发生了很大分歧乃至激烈冲突。院方领导层内大多数人认为，战争中间，如果不迁走文物，就难免于难。国土沦陷，可以恢复；而文物损坏，则不可复得，而且国际上也有战时迁移文物的先例。特别是鉴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德、法将古观象台文物劫往使馆，后又劫回国内的历史，他们极力主张能尽量多迁出一些文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物一出宫门，安全就缺乏保证，因而应该观望一下，等待时局的变化，尽量不迁。北平各阶层人士及市民，大多坚决反对故宫文物南迁。他们担心故宫文物一旦迁走，便难以重回，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将名存实亡，因此抵制得很厉害。他们有的散发传单制造舆论，有的声称采取武力阻拦，有的联络工联会号召运输工人抵制。针对北平各界的意见，院方由理事、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作出保证：北平安静，原物仍运回。
故宫职员大多是本地人，内心里对文物南迁是抵触的，因此在第一批装箱时，尽装些无关紧要的文物，而且档案占了半数，有时甚至把箱子里塞上废纸充数。
后来形势恶化，职工们才认真起来。
文物南迁共分五批，共迁走文物13427箱又64包，自1933年2月7日开始，至5月23日结束。吴瀛（文学家、本院秘书）、俞同奎（工学家、本院总务处处长）、马衡（金石学家、本院古物馆副馆长）、程星龄（本院秘书、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等分别担任各批的监运。古物陈列所、颐和园、雍和宫等收藏清宫文物的机构也随故宫一同迁移文物。
文物迁移时，院方事先向南京的行政院和沿途各地方军政长官发出密电，请他们沿途保护。为了避开天津，以防遭遇日军袭击，列车取道平汉线转陇海线再转津浦线，迂回南下。列车全是铁皮车，单是第一批即装了两列火车。车顶四周各个车口都架起机枪，各节车上都布置了宪警，荷枪实弹保护。除了特别快车外，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文物车先行。每到一站，都有地方官派人上车招呼。重要关口，车内熄灯，车内工作人员都和衣而卧。车行两旁，逐段都有马队随车驰聚，接力奔跑。车到徐州一带，大家见到铁道两侧的壕沟里趴满了士兵，支着机枪，随时准备射击。原来有土匪得到文物列车经过的消息欲行拦路劫车，头天晚上军队已与土匪接火，此时官兵们正严阵以待，以备土匪卷土重来。
文物迁到上海后，放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及四川路业广公司储藏。1936年8月，南京文物保存库落成，12月8日至1937年1月17日，存沪文物仍分五批，全部运往南京。1937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
然而，在文物南迁的紧张阶段，故宫博物院却仍参加了赴英国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在南迁上海的文物中挑出铜器、瓷器、书画、玉器、银器、织绣、景泰蓝、剔红漆器、折扇、家具、文房四宝共735件，装成80大箱，其数量占整个展览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这是中国首次组织的大规模出国文物展览。
上图是在上海挑选展品、晾晒书画的情形。照片中的书画，现在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箱子是为赴英展览特制的，展览于1935年11月28日至1936年3月7日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
文物迁至南京仅仅半年，“七·七事变”发生，于是不得不再继续西迁。文物西迁分南、中、北三路，每路又分若干批，水路、铁路、公路交替使用，分别迁到了四川巴县、乐山、峨眉。西迁文物往往到一处停留数日、数月乃至数年，每一段落谓之“一迁”。简而言之，南迁尚有目的地即南京，而西迁则完全是战乱中的逃难。中路文物止于乐山，但那里屡遭日寇飞机轰炸，储存库只好一移再移。南路起运最早，但停止最晚。从1937年8月14日开始，一迁长沙，二迁贵阳，三迁安顺华岩洞，在此停留六年。1944年秋，桂林、柳州相继失守，贵州省临危，便又回迁四川巴县飞仙岩，这时已是1944年12月18日，第二年春便筹备文物东归了。
图为北路文物由陕西汉中经“峥嵘而崔嵬”的剑阁入川，汽车经过明月峡栈道。
河水深时，汽车以木船驳载过河。这些照片是当时故宫职员牛德明先生现场拍摄的。
文物西迁开始于“八·一三”上海战役打响的第二天。故宫文物往江边运送时，东方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当时雇用的轮船是英国的“太古轮”，因为逃难的人太多，轮船不肯靠岸。故宫职工向同胞们讲清事情真相，逃难的人们深明大义，当即让开码头。装载文物的轮船启航了，难民们却留在码头上。文物装运工作一直持续到12月8日，当时存南京文物都运在长江码头上等候装船。到最后几日，敌机在码头上空盘旋扫射，子弹雨点一样打在文物箱件周围，押运人员只好匍匐木箱附近，扫射一过，快速装运。12月14日，日寇攻入中华门。
文物西迁除经受了战争的艰险，还发生不少意外事故。1937年12月7日，北路文物在宝鸡车站卸车后用汽车运往临时库房。当装载文物的汽车穿越路轨后，突然有两列火车相撞祸及汽车，车上一箱黄瓷宫碗和一箱钟罩被震碎。还有一次中路文物在重庆临时存放，大家只顾往楼上搬运，不料楼板承受不起，忽然塌下，压伤文物二件。北路文物在陕西褒城存放时，卫兵们荷枪实弹巡逻警戒，有一士兵腰里的手榴弹不慎坠地爆炸，有三名士兵被炸死炸伤，两件文物受损。
南迁文物包括了故宫文物的各个种类，艺术品如书画、金石、陶瓷、玉器、珠宝、金银制品、竹木牙雕工艺品、纺织品、乐器，历史文物如宫廷用品、科学仪器、医药、兵器，另外还有大量图书、档案。可以说，当时已知的宫中所存名物，全在南迁之列。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战国石鼓、文渊阁《四库全书》。战国石鼓自唐初在陕西雍城（今凤翔县）发现，又经历了颇具传奇色彩的聚散离合，先后进入宋、金宫廷，从元代起置于北京国子监，历明清六百年原地不动。它们虽是坚石造就，但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早已使它们不堪一击。文物南迁时，人们对它们实行特殊保护，虽辗转数万里，毫未受损。
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于1946年1月至1947年11月陆续东归南京。在国民党政权逃往台湾前夕，1948年12月22日至1949年2月22日，故宫博物院将南迁文物中的2972箱分三批运至台湾，并于1965年迁至新落成的台北中山博物院，以作为临时院址。
50年代，故宫博物院陆续从南京运回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