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找回600餘件丢失文物 | 文化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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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5 11:04釋出于上海界面新聞官方賬号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李彥慧 記者 黃月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每個周六，“文化周報”向你彙總呈現最近一周國外文藝圈、出版界、書店業值得了解的大事小情。本周我們關注大英博物館找回丢失的六百餘件文物、香奈兒·米勒出版兒童文學新作、印度寶萊塢“右轉”等内容。

01 大英博物館宣布已找回丢失的文物達600餘件

2023年8月16日，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釋出聲明證明有2000餘件博物館館藏丢失，部分丢失的藏品被發現以極低的價格在eBay上出售，時任大英博物館館長哈特維格·費舍爾（Hartwig Fischer）因未能妥善回應2021年疑似文物被盜的警告而辭職。

自文物丢失被證明以來，大英博物館一直與英國警方合作追查丢失文物的下落。日前，大英博物館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們又找回了268件丢失藏品，目前共找回626件文物。

當地時間2024年2月1日，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内展出的一個古羅馬時期的側面半身像，可能是密涅瓦或雅典娜的形象。2023年從大英博物館被盜并被追回的幾件文物将作為新展覽“重新發現寶石”的一部分展出。該展于2月15日向公衆開放，持續到6月15日。

在聲明中，大英博物館提到，這次尋回文物的行動是“全球性”的，他們在歐洲、北美等多個地方都發現了丢失藏品的線索。大英博物館董事會主席、英國前财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稱，能找回六百多件丢失的藏品是“了不起的成果”，“幾乎沒人會料到我們真的能把文物找回來，就連我自己也心存疑慮。當我們宣布博物館藏品被盜這一災難性消息的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沒有挽回的餘地了，我們可能再也見不到丢失的文物了——博物館失竊案通常都是這樣的結果。”

奧斯本也提到，博物館搜尋失蹤藏品的工作還在持續，目前博物館正沿着新線索追查另外一百餘件文物。去年博物館丢失的藏品大部分是儲存在儲藏室裡的小件文物，主要用于學術和研究。但由于大英博物館記錄不善，許多丢失的藏品未被妥善編目，這也為文物找回增加了難度。與警方合作尋找丢失文物的“藝術偵探”亞瑟·布蘭德（Arthur Brand）告訴BBC，缺少對博物館藏品的完整編目，這一問題并不隻存在于大英博物館，這是全球博物館的普遍問題——博物館往往缺乏資金但又有大量藏品。去年年底，大英博物館表示将對館藏文物進行全面登記，所有藏品的檔案化和數字化工作預計将在五年内完成。

02 《知曉我姓名》作者香奈兒·米勒出版兒童文學新作

日前，暢銷書《知曉我姓名》（Know My Name）作者香奈兒·米勒（Chanel Miller）的新作——《梅諾利亞·吳發現了一切》（Magnolia Wu Unfolds It All）出版。

《知曉我姓名》是米勒的自傳作品，書中回憶了2015年剛從大學畢業的米勒在參加完斯坦福大學的派對後，遭遇斯坦福學生布羅克·特納（Brock Turner）性侵的經曆。在後來的法庭審判中，特納最終被判犯有三項重罪，但隻在監獄服刑了三個月。這一“過于寬大”的判決遭到了廣泛批評，對此，米勒做出了強有力的回應，她化名艾米麗·多伊（Emily Doe）寫了一份長達7000多字的聲明，描述了自己在受到侵犯之後以及特納受審期間的痛苦。這份聲明迅速傳播并在美國國會上被朗讀，在該案件的影響下，加州罷免了庭審法官并改變了性侵立法。

2019年，米勒決定公開自己的真實姓名和照片，超越那個“在案件中無名的、半裸的身體”，超越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并重新定義自己。《知曉我姓名》一經出版便成為了暢銷書，并獲得了美國國家書評人協會獎（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該書的中文版2020年由世紀文景譯介出版。

《知曉我姓名》

[美]香奈兒·米勒 著 陳毓飛 譯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8

與首作不同，米勒的新作《梅諾利亞·吳發現了一切》是一本兒童文學作品，成為一名兒童文學作家和插畫家是她自二年級以來的夢想。本書講述了一個将滿10歲的小女孩梅諾利亞·吳在自家的自助洗衣店裡扮演“襪子偵探”的故事——她一心想把那些洗衣店裡“孤獨”的襪子還給它們的主人，她和她的新朋友艾瑞斯（Iris）一起穿越城市、展開冒險、結識友人，解開每隻丢失襪子的謎團。米勒說，在宣傳新書期間，她感受到的“溫柔的混亂”（gentle chaos）好像一種安慰，正如她創作的是一些來自她自己的東西，而不僅僅是回應她身上發生的事情。

米勒表示，2020年她搬到紐約後不久就有了創作《梅諾利亞·吳發現了一切》的靈感，她那時常去的自助洗衣店有一個布告欄，上面總是釘着一些“孤單”的襪子。“紐約人就像小松鼠，你不得不去找很多東西，”米勒說，“我去取郵件、洗衣服的時候，會覺得這些所有的差事在不停循環。”

米勒也表示，《梅諾利亞·吳發現了一切》是一本關于如何走出家門、進入更大的世界的書。盡管這是一本幽默輕松的兒童文學作品，但也涉及到了一些包括種族主義在内的嚴肅話題。米勒提到，在最近一場新書活動結束後，一位亞裔女性眼含熱淚朝她走來，她本以為對方想讨論的是回憶錄《知曉我姓名》，這位讀者卻說自己被梅諾利亞·吳深深打動了。

香奈兒·米勒分享新書《梅諾利亞·吳發現了一切》（圖檔來源：Penguinkids Instagram截圖）

米勒坦言，《知曉我姓名》和《梅諾利亞·吳發現了一切》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而這可能是她最大的成就：展示她痛苦的回憶錄和描寫孩子們愉快生活的故事出自同一人之手。米勒的編輯、吉爾·桑托波洛（Jill Santopolo）則認為，《知曉我姓名》的主題是嚴肅的，但米勒也設法加入了一些輕松的内容，她也成功把深刻的思考融入到了輕松有趣的《梅諾利亞·吳發現了一切》裡，“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兩本書明顯是同一個人寫的，她能同時寫出生活中的黑暗和光明。”

03 受莫迪政府影響，印度寶萊塢“右轉”

寶萊塢（Bollywood）是全球最大的電影生産基地之一，也被視為印度電影的代表。自1995年成立以來，寶萊塢被認為是印度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流行電影中的故事情節反映着印度這個龐大的國家不斷變化的潮流。另一方面，寶萊塢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電影産業也影響着印度的文化、身份認同和經濟。

每年有多達1500-2000部電影在寶萊塢制作，電影的制作語言多達20多種，其中大部分是印地語電影。印度有120多種語言，有近一半人口不将印地語視為他們的主要語言。

盡管寶萊塢電影以歌舞片出名，但許多電影也涉及特定時代的政治、宗教和社會問題。許多批評人士發現，在過去的十年裡，在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及其政黨印度人民黨（BJP）的執政下，印度電影行業已經出現“右轉”。

當地時間2024年5月12日，印度瓦拉納西，在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進行議會選區路演前，一名勞工正準備在路邊安裝其人形牌。

分析人士認為，寶萊塢最近發行的一系列大片延續了反穆斯林的刻闆印象，這些電影裡浪漫的萬人迷形象被擁護莫迪“印度優先”政策的“英雄”角色替代，反派則幾乎都是穆斯林。在印度國内，有超過2億人信奉伊斯蘭教，僅次于信奉印度教的印度教教徒。

盡管這些電影隻占全年電影發行量的一小部分，卻得到了大力宣傳，一些電影還得到了政府甚至是莫迪本人的公開支援。業内人士表示，來自莫迪的認可可能會增加觀衆，推動電影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同時也會将反穆斯林叙事推向主流，加深印度的宗教分歧。

印度電影評論家、記者塔努爾·塔庫爾（Tanul Thakur）在CNN的采訪中表示，他親眼目睹了印度流行電影的變化——“變得越來越卑鄙”，“我們能看到政治滲透了流行的印度電影，加上……（流行電影裡）對印度宗教少數群體的公然漠視以及叙事多樣性的缺少……這非常令人不安。”例如2022年上映的影片《克什米爾檔案》（The Kashmir Files），講述了20世紀90年代克什米爾地區的信奉印度教的潘迪特在伊斯蘭教的武裝分子威脅下離開家園的故事。該影片上映後遭到了廣泛批評，認為它歪曲了曆史事實、加劇宗教緊張局勢和延續刻闆印象。然而該影片在印度獲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以300萬美元的預算獲得了3000萬美元的票房，并且得到了包括莫迪在内的知名政治家的公開支援以及印度政府的熱烈贊揚。導演維韋克·阿尼霍特裡（Vivek Agnihotri）則聲稱該電影隻是揭示了印度曆史上被忽視的時刻：“這部電影隻針對恐怖主義。我并沒有批評穆斯林。”

《克什米爾檔案》電影海報

寶萊塢的電影制作者們也面臨着來自宗教團體的壓力，迫使他們自我審查。據報道，Netflix今年上映的影片《安娜普爾尼：食物女神》（Annapoorani: the Goddess of Food）引發了部分宗教人士的憤怒，他們聲稱該影片傷害了印度教教徒的宗教情感并呼籲抵制該影片、向警方投訴流媒體平台和制作公司。随後Netflix表示“應授權方的要求”在平台上撤下了該影片。

《安娜普爾尼：食物女神》電影海報

來自印度的編劇達拉布·法魯基（Darab Farooqui）表示，由于電影的制作成本很高，制作人幾乎沒有動力制作那些可能被流媒體平台撤下或被當局審查的具有争議的電影，他們還可能面臨被極右翼分子攻擊的個人風險。據當地媒體報道，穆斯林演員阿米爾·汗（Aamir Khan）在2015年公開批評“日益增長的不寬容”之後被接連撤銷了兩個品牌大使頭銜。法魯基提到，印度藝術和電影界不少曾經會公開談論這些問題的人現在很多都“安靜下來了”。

寶萊塢曾經不是這樣。批評人士表示在莫迪上任後，類型相似的親政府電影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包括關于總理本人的傳記片。哥倫比亞大學中東、南亞和非洲研究系副教授德巴什裡·穆克吉（Debashree Mukherjee）則表示，寶萊塢許多早期著名電影制作人，如導演雅什·喬普拉（Yash Chopra）曾在電影中描繪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浪漫關系以及家庭關系，對社會和宗教偏見做出“更深層次的讨論”。當然，寶萊塢的影片也不總是宣揚和諧，寶萊塢愛國電影裡的惡棍形象也反映了印度不同時期的外交立場。在印度導演拉賈·森（Raja Sen）看來，9·11事件發生後，西方對伊斯蘭教的恐懼也蔓延到了寶萊塢，這“鼓勵”了部分寶萊塢電影制作人把穆斯林塑造成“惡棍”。

一些電影制作人對寶萊塢的前景感到悲觀。現在，為期數周的印度大選投票正在進行中，人們普遍認為莫迪将在下月初赢得他的第三個總理任期。在寶萊塢“越來越不寬容”的當下，越來越多的印度獨立電影制片人開始遠離該行業傳統的中心孟買，轉而關注印度其他地區，并以當地語言拍攝。在印度國内，南部“Tollywood”（泰盧固語）和“Kollywood”（泰米爾語）制作的電影受到人們的歡迎。印度工業聯合會（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2023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寶萊塢之外，南印度的媒體和娛樂行業同比收入幾乎翻了一番。法魯基也表示，在部分印度地區，電影“做得相當好”，那些地方允許出現多元的批評的聲音。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article/2024/may/17/british-museum-items-lost-or-stolen-found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rgy4w221z5o

https://www.nytimes.com/2024/05/19/books/chanel-miller-magnolia-wu-know-my-name.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24/05/17/style/india-elections-bollywood-modi-bjp-influence-intl-hnk-ds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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