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绛先生百年祭
蔣登科
時間過得真快。1922年3月20日出生的鄒绛先生誕生100周年了，他在1996年1月9日離開我們，也已經超過了26年。
鄒绛先生是我的老師，認識他是在1986年，當時他已經年過花甲。在那之前，我讀過他翻譯的很多作品，署名“鄒绛等譯”的《聶魯達詩選》是我了解聶魯達詩歌的重要圖書；他編選的《中國現代格律詩選》，使我從理論到文本上對這種詩體有了較為全面、系統的了解。這兩本書上都沒有譯者、編者介紹，我當時真不知道鄒绛先生就在我就讀的西師外語系任教。認識鄒绛先生是在中國新詩研究所成立之後的1986年10月，作為新時期詩歌研讨會的服務人員，我第一次見到了這位溫和、敦厚的長者。會議期間，幾乎所有見到他的人都會親切地和他打招呼。他的話不多，語速較慢，但從他的話語中，可以讓人獲得一種信任、平等、尊重的感覺。
和鄒绛老師的更多交往始于1987年秋天進入中國新詩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我們當時有三個導師：方敬、呂進、鄒绛。生于1914年的方老隻是偶爾上課，主要采取講座、座談等方式。鄒绛老師的課大多數時候是在他家裡上，我們都很樂意，一方面是他講課比較随意，主要采取讨論的方式，人很溫和，基本上不會正面批評我們；二是鄒老師抽煙，我和李震、吳向陽也有這個愛好，可以和老師一起在缭繞的煙氣中談詩說文。呂進老師是所長，善于言談，也年輕許多，我們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多一些。
除了上課，鄒绛老師還擔任《中外詩歌研究》（原名《中外詩歌交流與研究》）主編。從創刊開始，我就兼做該刊的編輯，參與了編輯、校對等工作。當時還是鉛字排版，跑印刷廠、跑郵局也主要是我和符忠榮老師的事情。每期刊物發稿的時候，鄒老師就把遴選出來的稿子交給我，我送到印刷廠排版，反複校對。通過那些稿子，我熟悉了很多在過去隻能在書籍、報刊上見到的名字，也知道了很多年輕的學者、詩人、翻譯家。現在有些依然和我保持着聯系的詩界前輩、朋友，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和交往的。也是在鄒老師的鼓勵之下，我開始翻譯一些外國詩人談詩的文章和研究、介紹中國詩歌的文章，經他審閱之後在刊物上發表，這對于拓展我的閱讀廣度和學術視野起到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鄒绛老師是資深編輯。上世紀50年代，他就擔任過《西南文藝》《紅岩》的詩歌編輯，和重慶的詩人、作家非常熟悉。西南文聯遷到成都之後，他還擔任過《星星》詩刊的編輯。
他是一個踏實、認真的人。我從他那裡拿到的稿件上，都有他反複修改的痕迹，有些稿子上甚至是一段一段地進行了修改。那個時候的交流不像現在這樣友善，通信往來的時間很長，如果所有稿件都傳回去讓作者修改，會耽誤很多時間，是以，在尊重作者風格、觀點的基礎上對稿件進行處理，是編輯的基本功。而且，在稿件發排的時候，都要做到“定稿”，連字号、字型都要标記清楚，因為鉛字排版要調整版式是非常困難的，即使是一個字的變動，往往也需要調整整個段落甚至整整一頁。我至今還記得鄒老師在那些稿子上寫下的娟秀的文字，一筆一劃，非常認真，有些是校對文字錯漏，有些是修正常識、文法、表達方面存在的問題。
在詩歌創作、研究、翻譯上，鄒绛老師一直堅持現代格律詩的主張，做編輯的時候，他也對這類稿件擁有更多的興趣，但他從來不以自己的觀點、喜好作為選擇文章的标準。一些年輕作者的文章，即使存在一些不足、偏頗，甚至和他的觀點不一緻，隻要具有新意，鄒老師都會給予重視。一些來自外地刊物上的好文章，他不惜版面予以轉載推介。他曾經在一家香港刊物上讀到了葉維廉、辛笛關于詩歌傳統、現代的對話，篇幅很長，但他覺得内容豐富，觀點新穎，于是分兩次在刊物上轉載，在讀者中産生了良好的影響。我後來在蘇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選擇研究九葉詩派，除了呂進老師的建議，和那篇長文的影響也不無關系。
鄒老師不隻是編刊物，他還編選、出版了很多詩選，是很有特點和成就的選家。那個年代不像現在，可以通過網絡和資料庫查找資源，而是隻能從浩如煙海的圖書、刊物、報紙上去一頁一頁地翻閱、查詢、抄錄。對于有些存在于記憶中但實在找不到的資料，他還要向作者、編輯、朋友寫信尋求支援。《中國現代格律詩選》《外國名家詩選》系列、《外國名詩選》等都是這樣完成的。鄒绛老師精通英語、俄語，翻譯了很多相關作品。編選外國詩選時，即使所選作品已經公開發表，鄒老師也要盡可能找來原文進行校對，消除其中的誤譯、錯譯、漏譯，使譯文更加貼近原文，更符合詩的特點和漢語表達習慣。除了英語、俄語，詩選還會涉及很多其他語種，鄒老師就找來相關詞典和相關作品的英文版，根據外國語言的一些規律，通過幾種版本的對讀進行譯校。在我的印象中，鄒绛老師利用多語種的詩歌文本對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語種的詩歌譯本進行過譯校。這種譯校工作有時比自己翻譯還耗費精力，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尊重譯者的語言習慣和翻譯風格，但他從來沒有叫過苦。為讀者提供優秀甚至完美的詩歌譯本，是鄒绛老師一生的追求。
鄒老師是詩人。在詩歌創作上，他有自己的堅持，尤其是對詩的形式和格律非常看重。我和他一起在重慶周邊參加過一些活動，比如登缙雲山，在合川雙龍湖劃船，他每次都會創作一些作品。完成之後，他會拿給我們看，甚至叫我們提出意見和建議。鄒老師的詩稿很幹淨，字型娟秀，偶爾圈出一些詞語，用修改标記在稿紙的旁邊标出修改内容。鄒老師的詩在表面上看并不是才情飛揚的，但樸素、内斂，反複閱讀之後，往往能夠從中獲得對人生、現實的深度思考。他的創作和翻譯都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的，但直到晚年，他才編印了一本個人詩集《現代格律詩選》。在他去世之後，中國新詩研究所安排當時在讀的研究所學生段從學編選了他的遺作。
因為翻譯、研究、閱讀和編輯工作，鄒老師和很多詩人、評論家、翻譯家建立了良好的關系。楊武能教授當時是四川外語學院的院長，因為鄒老師的邀請，他時常專程到北碚給我們講課，講德國文學，講歌德，講馮至，讓我們獲益匪淺。和楊先生的女兒楊悅女士聊天時，我還和她談起過這段難忘的經曆。鄒老師平常在北碚上班，家人住在渝中區的觀音岩，每周或者半個月才回家一次。他有時會利用回家的機會和一些老友聚會，這些人包括張天授、楊本泉、楊山等等。在和我們交流的時候，他又把一些有用的資訊分享給我們，使我們對文學界、出版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編選《中國現代格律詩選》的時候，鄒老師模糊記得，上世紀50年代好像在刊物上讀過山東詩人孔孚發表的現代格律詩，但不知道他後來的機關，甚至不知道孔孚是否還在世，于是試着将約稿信寄到了山東省文聯。在山東師大任教的孔孚先生收信之後非常感動，在郵寄詩稿的同時，向鄒绛先生傾訴了藏在心底的一件事。山東出版界當時為很多青年詩人出版詩集，但他們的第一本詩集必須是兩人合集。孔孚先生不願意，因為他已經不年輕，而且他創作的是山水詩，和其他詩人的作品相差很大，合在一起不合适。鄒绛先生趁着周末回家把這個資訊轉告給了詩人楊本泉（穆仁）。楊先生當時是重慶出版社副總編，在詩歌出版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叫鄒老師讓孔孚先生先把詩集稿件寄過來看看。楊本泉見到稿子之後，眼前一亮，認為是一部很獨特很優秀的詩集，決定出版。于是，中國當代第一部山水詩集《山水清音》1984年在重慶問世了，受到詩壇關注。孔孚先生對鄒绛、楊本泉等詩界同人心懷感激。
回想起來，我一直堅守在新詩研究領域，後來擔任《中外詩歌研究》主編，又先後在學校的期刊社、出版社工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呂進先生的關心幫助，也受到了鄒老師安靜、認真、專業、敬業的人生态度、工作态度的影響。鄒老師留下的，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的實幹精神、奉獻精神、超脫心态，而我恰好接受了先生的言傳與身教，感受到先生的視野、情懷、胸懷。這是我的幸運。
鄒老師的生活非常簡樸，除了抽煙，沒有别的嗜好。那個時候的我對變老沒有什麼認知，總感覺他的身體一直很好，而且心态平和，幾乎沒有大喜大悲的情感波動。他生病住院很突然，我們都以為他很快就會回到學校。去世前的當天下午，他還委托看望他的辦公室的老師将期末考試的試題帶回學校，沒有想到那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的文字。鄒老師在世的時候，沒有提出過什麼高大上的口号，很少有人寫文章宣傳他。但是，我可以感覺到，他在家人、朋友、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他隻是默默地堅持着自己終生熱愛的事業，不張揚，不停步，不放棄，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鄒老師是一個純粹的人，呂進老師用“人到無求品自高”來概括鄒老師的人生，很準确。他不以宣言、宣傳尋求存在感，但他卻一直活在人們的心裡。即使在去世26年之後，每每想起鄒老師的點點滴滴，我依然覺得親切，好像就發生在昨天，不斷激勵我，引領我，校正我。鄒老師去世之後，我寫了幾篇文章發表在《詩刊》《重慶晚報》《中外詩歌研究》等報刊上，主要是緬懷老師的教誨，也以此對自己的為人為事進行提醒。
鄒绛老師在世的時候沒有考慮過自己的物質享受，沒有考慮過自己能夠獲得什麼，卻把美好留給世界，留給後人，自然會讓我們這些感受到這種美好的人容易記住他。正因為如此，在他誕生100周年的時候，新詩研究所才編出了《鄒绛詩文集》，大家才願意聚在一起，追憶鄒老師的人生與成就，表達對他的懷念。
因為懷念，100歲的鄒绛先生依然年輕。他的事業、品格、成就不斷被後來者言說、傳承，以精神的方式影響着他關愛的人們，他牽挂的世界。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西南大學出版社副社長，重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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