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绛先生百年祭
蒋登科
时间过得真快。1922年3月20日出生的邹绛先生诞生100周年了，他在1996年1月9日离开我们，也已经超过了26年。
邹绛先生是我的老师，认识他是在1986年，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在那之前，我读过他翻译的很多作品，署名“邹绛等译”的《聂鲁达诗选》是我了解聂鲁达诗歌的重要图书；他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使我从理论到文本上对这种诗体有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这两本书上都没有译者、编者介绍，我当时真不知道邹绛先生就在我就读的西师外语系任教。认识邹绛先生是在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之后的1986年10月，作为新时期诗歌研讨会的服务人员，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温和、敦厚的长者。会议期间，几乎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亲切地和他打招呼。他的话不多，语速较慢，但从他的话语中，可以让人获得一种信任、平等、尊重的感觉。
和邹绛老师的更多交往始于1987年秋天进入中国新诗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三个导师：方敬、吕进、邹绛。生于1914年的方老只是偶尔上课，主要采取讲座、座谈等方式。邹绛老师的课大多数时候是在他家里上，我们都很乐意，一方面是他讲课比较随意，主要采取讨论的方式，人很温和，基本上不会正面批评我们；二是邹老师抽烟，我和李震、吴向阳也有这个爱好，可以和老师一起在缭绕的烟气中谈诗说文。吕进老师是所长，善于言谈，也年轻许多，我们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一些。
除了上课，邹绛老师还担任《中外诗歌研究》（原名《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主编。从创刊开始，我就兼做该刊的编辑，参与了编辑、校对等工作。当时还是铅字排版，跑印刷厂、跑邮局也主要是我和符忠荣老师的事情。每期刊物发稿的时候，邹老师就把遴选出来的稿子交给我，我送到印刷厂排版，反复校对。通过那些稿子，我熟悉了很多在过去只能在书籍、报刊上见到的名字，也知道了很多年轻的学者、诗人、翻译家。现在有些依然和我保持着联系的诗界前辈、朋友，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和交往的。也是在邹老师的鼓励之下，我开始翻译一些外国诗人谈诗的文章和研究、介绍中国诗歌的文章，经他审阅之后在刊物上发表，这对于拓展我的阅读广度和学术视野起到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邹绛老师是资深编辑。上世纪50年代，他就担任过《西南文艺》《红岩》的诗歌编辑，和重庆的诗人、作家非常熟悉。西南文联迁到成都之后，他还担任过《星星》诗刊的编辑。
他是一个踏实、认真的人。我从他那里拿到的稿件上，都有他反复修改的痕迹，有些稿子上甚至是一段一段地进行了修改。那个时候的交流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通信往来的时间很长，如果所有稿件都返回去让作者修改，会耽误很多时间，因此，在尊重作者风格、观点的基础上对稿件进行处理，是编辑的基本功。而且，在稿件发排的时候，都要做到“定稿”，连字号、字体都要标记清楚，因为铅字排版要调整版式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一个字的变动，往往也需要调整整个段落甚至整整一页。我至今还记得邹老师在那些稿子上写下的娟秀的文字，一笔一划，非常认真，有些是校对文字错漏，有些是修正常识、语法、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诗歌创作、研究、翻译上，邹绛老师一直坚持现代格律诗的主张，做编辑的时候，他也对这类稿件拥有更多的兴趣，但他从来不以自己的观点、喜好作为选择文章的标准。一些年轻作者的文章，即使存在一些不足、偏颇，甚至和他的观点不一致，只要具有新意，邹老师都会给予重视。一些来自外地刊物上的好文章，他不惜版面予以转载推介。他曾经在一家香港刊物上读到了叶维廉、辛笛关于诗歌传统、现代的对话，篇幅很长，但他觉得内容丰富，观点新颖，于是分两次在刊物上转载，在读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后来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选择研究九叶诗派，除了吕进老师的建议，和那篇长文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邹老师不只是编刊物，他还编选、出版了很多诗选，是很有特点和成就的选家。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和数据库查找资源，而是只能从浩如烟海的图书、刊物、报纸上去一页一页地翻阅、查询、抄录。对于有些存在于记忆中但实在找不到的资料，他还要向作者、编辑、朋友写信寻求支援。《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外国名家诗选》系列、《外国名诗选》等都是这样完成的。邹绛老师精通英语、俄语，翻译了很多相关作品。编选外国诗选时，即使所选作品已经公开发表，邹老师也要尽可能找来原文进行校对，消除其中的误译、错译、漏译，使译文更加贴近原文，更符合诗的特点和汉语表达习惯。除了英语、俄语，诗选还会涉及很多其他语种，邹老师就找来相关词典和相关作品的英文版，根据外国语言的一些规律，通过几种版本的对读进行译校。在我的印象中，邹绛老师利用多语种的诗歌文本对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种的诗歌译本进行过译校。这种译校工作有时比自己翻译还耗费精力，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尊重译者的语言习惯和翻译风格，但他从来没有叫过苦。为读者提供优秀甚至完美的诗歌译本，是邹绛老师一生的追求。
邹老师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他有自己的坚持，尤其是对诗的形式和格律非常看重。我和他一起在重庆周边参加过一些活动，比如登缙云山，在合川双龙湖划船，他每次都会创作一些作品。完成之后，他会拿给我们看，甚至叫我们提出意见和建议。邹老师的诗稿很干净，字体娟秀，偶尔圈出一些词语，用修改标记在稿纸的旁边标出修改内容。邹老师的诗在表面上看并不是才情飞扬的，但朴素、内敛，反复阅读之后，往往能够从中获得对人生、现实的深度思考。他的创作和翻译都是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但直到晚年，他才编印了一本个人诗集《现代格律诗选》。在他去世之后，中国新诗研究所安排当时在读的研究生段从学编选了他的遗作。
因为翻译、研究、阅读和编辑工作，邹老师和很多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杨武能教授当时是四川外语学院的院长，因为邹老师的邀请，他时常专程到北碚给我们讲课，讲德国文学，讲歌德，讲冯至，让我们获益匪浅。和杨先生的女儿杨悦女士聊天时，我还和她谈起过这段难忘的经历。邹老师平常在北碚上班，家人住在渝中区的观音岩，每周或者半个月才回家一次。他有时会利用回家的机会和一些老友聚会，这些人包括张天授、杨本泉、杨山等等。在和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又把一些有用的信息分享给我们，使我们对文学界、出版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编选《中国现代格律诗选》的时候，邹老师模糊记得，上世纪50年代好像在刊物上读过山东诗人孔孚发表的现代格律诗，但不知道他后来的单位，甚至不知道孔孚是否还在世，于是试着将约稿信寄到了山东省文联。在山东师大任教的孔孚先生收信之后非常感动，在邮寄诗稿的同时，向邹绛先生倾诉了藏在心底的一件事。山东出版界当时为很多青年诗人出版诗集，但他们的第一本诗集必须是两人合集。孔孚先生不愿意，因为他已经不年轻，而且他创作的是山水诗，和其他诗人的作品相差很大，合在一起不合适。邹绛先生趁着周末回家把这个信息转告给了诗人杨本泉（穆仁）。杨先生当时是重庆出版社副总编，在诗歌出版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叫邹老师让孔孚先生先把诗集稿件寄过来看看。杨本泉见到稿子之后，眼前一亮，认为是一部很独特很优秀的诗集，决定出版。于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山水诗集《山水清音》1984年在重庆问世了，受到诗坛关注。孔孚先生对邹绛、杨本泉等诗界同人心怀感激。
回想起来，我一直坚守在新诗研究领域，后来担任《中外诗歌研究》主编，又先后在学校的期刊社、出版社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吕进先生的关心帮助，也受到了邹老师安静、认真、专业、敬业的人生态度、工作态度的影响。邹老师留下的，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实干精神、奉献精神、超脱心态，而我恰好接受了先生的言传与身教，感受到先生的视野、情怀、胸怀。这是我的幸运。
邹老师的生活非常简朴，除了抽烟，没有别的嗜好。那个时候的我对变老没有什么认知，总感觉他的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态平和，几乎没有大喜大悲的情感波动。他生病住院很突然，我们都以为他很快就会回到学校。去世前的当天下午，他还委托看望他的办公室的老师将期末考试的试题带回学校，没有想到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文字。邹老师在世的时候，没有提出过什么高大上的口号，很少有人写文章宣传他。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在家人、朋友、学生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只是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终生热爱的事业，不张扬，不停步，不放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邹老师是一个纯粹的人，吕进老师用“人到无求品自高”来概括邹老师的人生，很准确。他不以宣言、宣传寻求存在感，但他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即使在去世26年之后，每每想起邹老师的点点滴滴，我依然觉得亲切，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不断激励我，引领我，校正我。邹老师去世之后，我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诗刊》《重庆晚报》《中外诗歌研究》等报刊上，主要是缅怀老师的教诲，也以此对自己的为人为事进行提醒。
邹绛老师在世的时候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物质享受，没有考虑过自己能够获得什么，却把美好留给世界，留给后人，自然会让我们这些感受到这种美好的人容易记住他。正因为如此，在他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新诗研究所才编出了《邹绛诗文集》，大家才愿意聚在一起，追忆邹老师的人生与成就，表达对他的怀念。
因为怀念，100岁的邹绛先生依然年轻。他的事业、品格、成就不断被后来者言说、传承，以精神的方式影响着他关爱的人们，他牵挂的世界。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西南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版面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