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漢江都王劉非墓、中山王劉勝墓、南越王趙眜墓等高等級墓葬中，出土有一種對羊紋金飾片。發掘者對其紋飾、用途、風格等進行過一些探讨，還有學者做過專題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來，筆者搜集到一些對羊紋金飾片資料，拟對其文化淵源、産地與制作者、具體用途等問題再略做申論。
一、發現概況
以往發掘者和研究者已經注意到劉勝墓、南越王墓、揚州西漢劉毋智墓都出土有對羊紋金飾片，除此之外還散見一些，為便于對比分析，一并胪列如下。
劉毋智墓出土1件（圖一，1）。因墓被盜掘，原有數量、位置群組合形式均已不詳。桃形，用金箔錘鍱而成，上下左右均穿兩孔。主題紋飾是兩個相背的羊首側面像，巨角彎曲，瞋目立耳，鼻孔噴張，似正在以角相抵。頂尖處為一個雙角卷曲的小羊首。長4.8、寬4.5厘米，劉毋智為吳王劉濞的家人或本家親族，其墓年代介于公元前195年至公元前154年之間。
茅胡墓出土4件。形制完全相同（圖一，2）。桃形薄片狀。正面壓印兩個側面羊首，羊首相對，羊角上部有一正視的鷹首。羊面的角、耳及器周邊錘鍱有細線紋。四周各有一組細小穿孔。長4.9～5、寬4.7～4.8厘米，茅胡為城陽國的一位進階官員，其墓時代為西漢中期偏早。
江都王劉非墓出土16件。桃形，正面中心以錘鍱工藝飾一組羊首紋。邊緣飾兩道絞絲金線，其内夾飾金珠紋與橢圓素面金線紋，部分橢圓内有穿孔。M1K1:327-6，長2.6、寬2.5厘米（圖一，3）；M1K1:327-9，長4.4、寬4.1厘米，劉非下葬年代在其卒年（公元前128年）或稍後。
南越王趙眜墓出土8件。形狀紋飾均同（圖一，4）。桃形，以金箔片錘鍱而成，主題紋飾為兩個尖角羊頭紋，羊頭相背，下部正中有一穗狀紋做間隔，在頂尖處又有一圖案化的羊頭，上下左右各有一對小孔，周邊錾出連續的點線紋。長4.6～4.7、寬4.3～4.4厘米，南越王下葬年代約在公元前122年或稍後。
中山王劉勝墓出土5件（圖一，5）。正面為錘鍱的對稱羊首紋，頂端和兩下角各有一對小孔。1:4362較小，周邊有兩圈雙股金線，長3.9、寬3.7、厚0.03厘米；其餘4件長4.7、寬4.3、厚0.02厘米，劉勝下葬年代為其卒年（公元前113）或稍後。
廣西賀州高寨古城被盜墓葬中出土1件（圖一，6）。1998年，鋪門派出所在盜墓現場繳獲，陶紅雲、胡慶生文中所附單色照片較為模糊，但仍可看出與劉毋智等墓出土對羊紋金飾片形狀、紋飾均相同，據推斷，高寨古城是南越國西北側對抗西漢王朝的前沿屏障。
河北邯鄲鋼鐵總廠西區墓葬出土5件（圖一，7）。金飾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周飾四對小孔，中部壓印猛獸和浮雕式羊頭，時代為西漢。
陝西西安臨潼縣代王鎮出土2件。大小、形制、重量均相同（圖一，8）。桃形，飾左右對稱兩羊首，羊首下颚相貼，隆鼻、抿口，大眼圓睜，耳後抿，巨大的羊角從頭頂伸出，繞過羊耳，彎曲向前，四邊各有兩個小孔。長4.64、寬4.31厘米，時代應為漢代。
内蒙古鄂爾多斯出土1件（圖一，9）。為鎏金對羊紋牌飾。左右各飾一個背向的盤角羊首。雙羊首上方有一似鷹的獸首，尖喙向下，耳向上回卷，上下兩端各有兩個圓形穿孔。長3.8、寬3.6厘米，時代為漢代。
香港夢蝶軒收藏1件（圖一，10）。主題紋飾為兩隻公羊的頭和頂部的熊首，四周各有一對圓形穿孔，以錘鍱方式刻劃細部紋飾，推測被縫在一塊絲織品上。長4.4、寬4.3厘米，時代為西漢。
河北燕下都辛莊頭M30出土3件。平面略呈橢圓形，上端中間飾一牛頭，主體為垂首相向的雙卷角羊首紋，上端兩側及下部均各有一圓形穿孔（圖一，11）。長3.2、寬2.9厘米，該墓時代為戰國晚期。
從對羊紋金飾片出土情況來看，其主要發現于中山國、吳國-江都國、城陽國、南越國、長安附近，以漢朝廷和諸侯王國都城為中心。根據時代較明确的各墓葬推測，主要流行年代在西漢早中期，使用者以諸侯王和進階貴族為主。
二、文化淵源
對羊紋金飾片的造型、紋飾與中原地區傳統金器明顯有别，是以，學界很早就意識到其應該源于域外，與草原文明存在某種關聯。如鄭彤曾指出，對羊紋的羊應該是盤羊，羊頭相背的造型時常出現于戰國以降北方草原文化的金屬飾牌上，其圖案應該是從這一類金屬飾牌發展而來。但對這種發展過程，并沒有進行詳細的論述。現在，我們可以結合辛莊頭M30等資料做進一步的探讨。
辛莊頭M30是一座規模較大的戰國墓，墓主人為燕國貴族。墓中随葬品衆多，包括金柄鐵劍和大量的金銀材質動物紋牌飾，大部分雕飾有牛、羊、鹿、熊等紋飾，具有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風格。根據對金銀器銘文的分析，可以确認為是趙國官府所制作的器物。在這些金器中，除了用金箔模壓的對羊紋金飾片，還有多種卷角羊紋金飾片（圖二）。卷角羊紋金飾片雖然形狀略異，或近橢圓形，或近圓形，或近圓角長方形，但主紋飾都是一個羊首，邊緣有3—5個圓穿。對羊紋金飾片與之相比，僅僅是紋飾略有不同而已。這種卷角羊紋金飾片，與内蒙古阿魯柴登出土的羊紋圓形金飾片也十分相似。
辛莊頭M30還出土有6件嵌綠松石熊羊紋金飾件（圖三）。平面略呈桃形，形制紋樣相同。正面微鼓，上端正中為熊首，其下對稱雕飾對羊紋，熊眼、眉、口及羊眼、耳等處均鑲嵌有綠松石。背面刻有記重銘文，其一為“二兩十一朱”，重38.5克，其二為“二兩十八朱”，重43.1克。長4.9、寬3.8厘米。對羊紋金飾片與之相比，主紋飾内容、布局大體相同。類似的對羊紋在辛莊頭M30出土的鐵劍金飾件上也可以見到，乃是浮雕相對的兩隻羊，羊雙眼鑲嵌綠松石（圖四）。
在辛莊頭M30出土的金器中，對羊紋較為常見，而且頗有特點：一是制作技法并不單一，既有浮雕金飾件，又有模壓金飾片；二是用途較為多樣，可用于劍柄，也可以用于其他器物裝飾；三是制作有精有粗，嵌綠松石熊羊紋金飾件制作精美，對羊紋金飾片相對粗糙。辛莊頭M30作為戰國晚期燕國貴族高等級墓葬，其金器制作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同時也頗具自身特色。嵌綠松石熊羊紋金飾件顯然源出于北方草原文化，而模壓的對羊紋金飾片等不見于草原文物，應該是燕趙之人受其影響而進行的新創作。對羊紋金飾片中，熊首極為簡化，略具其形而已，羊角和穗狀紋都較為簡單，也說明其尚處于初創階段。
另外，在江都王劉非墓中，與對羊紋金飾片（C型金飾件）同出的還有A型金飾件4件、B型金飾件2件，均出自前室盜洞的紅色絲織品上，顯然有相同的裝飾用途。同類的金飾件，在辛莊頭M30中也均有發現，A型金飾件與龍噬虎紋金飾件相似，B型金飾件與傘蓋形金飾件相似。劉勝墓中的輪形金飾2件（1:4353、1:4392）與辛莊頭M30中的傘蓋形金飾件大小、造型相近。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劉非墓等出土的對羊紋金飾片應該是源于戰國晚期的燕趙地區，與其他一些金飾件形成較為穩定的配飾組合。
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随着匈奴的強大、漢匈文化交流的擴充，漢朝的王侯貴族十分喜愛具有北方草原藝術特色的金銀器物，這一時期高等級漢墓中大量發現的動物紋金飾牌（帶扣）即是最好的證明。對羊紋金飾片出現在漢墓中，應該與這一時代風氣有關。同時，羊有吉祥之意，《說文解字注》：“羊，祥也。”《春秋說題辭》：“羊者，祥也，合三為生，以養王也，故羊高三尺。”這些觀念使得羊紋更易于為漢人所接受。劉毋智墓出土的對羊紋金飾片，頂部熊首已經變為羊首，除了模壓之外，在羊角等處還進行了精細的錘鍱、錾刻，劉非墓對羊紋金飾片增加了兩道絞絲金線裝飾以及鑲嵌物，這些都是在傳承戰國晚期燕趙地區對羊紋金飾片紋飾、風格的基礎上的進一步改造，藉以适應漢朝王公貴族的文化和審美需求。
三、産地與制作者
根據銘文，辛莊頭M30出土金器的制作者是戰國晚期的趙國工官。漢代對羊紋金飾片雖然沒有銘文，但可以很自然地推測其制作者應該也是漢人。鄭彤曾認為，劉毋智墓、南越王墓、劉勝墓出土的對羊紋金飾片“作者可能是漢宮廷管轄的工匠”，劉非墓發掘者也認為：“其極可能由長安城内的中央工官統一加工制作，然後由朝廷分别賞賜于各地諸侯王使用。”概言之，其将對羊紋金飾片的制作者推定為漢朝的中央工官。
然而，随着所見資料的增加，筆者産生了一些新的看法，認為目前出土的絕大多數對羊紋金飾片并非是中央工官的産品。首先，對羊紋金飾片的使用者不僅限于諸侯王，劉毋智、茅胡、高寨古城被盜墓墓主的身份顯然低于諸侯王，鄂爾多斯出土的鎏金羊首紋牌飾的使用者也不可能是諸侯王。這些人被漢朝廷賜予金器的可能性很低，尤其是劉毋智，現在更精确的看法，認為墓的年代為吳國晚期，這一時期，吳王劉濞因太子劉賢入朝為漢文帝太子劉啟所殺，頗為怨望，稱疾不朝，吳國與朝廷交惡多年，終于引緻七國之亂。很難想象在這種局勢下，劉毋智會被漢朝廷賜予對羊紋金飾片。其次，如果對羊紋金飾片是中央工官制作，則帝陵、其他諸侯王墓甚至朝廷重臣之墓亦當有較多發現，而這與已有的考古發現不相吻合。最後，劉非墓、劉勝墓、南越王墓年代相近，但出土的對羊紋金飾片在紋飾、工藝方面均有一些顯著的差别，如劉非墓出土者四周有橢圓形凹槽，其内原嵌有寶石之類的裝飾物，南越王墓出土者周邊和羊角等處錾刻連續的點線紋，都與其他不同。如果說它們來自同一制作地，恐怕難以令人信服。筆者認為，各地出土的對羊紋金飾片的細微差别，既有時代早晚的原因，也與産地、制作者不同有關。
西漢早中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帶有草原文化風格的動物紋牌飾，有學者認為，是本地制作的，如張增祺在讨論雲南地區青銅時代的動物紋牌飾時指出：“雲南青銅文化中祭祀、狩獵等題材的‘動物紋’牌飾，從其藝術構思和形體特征來看，顯然是受了外來文化影響的産物。但就其題材，以及人物的發型、服飾來看，毫無疑問是雲南本地産品。”羅豐認為：“過去被視為北方标志物的動物紋樣牌飾，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中原定居民族生産制造的。”盧岩、單月英也認為：“西漢墓葬中出土的這些動物紋腰飾牌當是對先前文化的一種繼承，毫無疑問它們是漢代工匠在當地生産的物品，屬道地的中國産品。”辛莊頭M30、南越王墓、劉勝墓中對羊紋金飾片與動物紋牌飾同出，劉非墓雖未見動物紋牌飾，其陪葬墓M9卻出土有2件一龍噬二龜金帶闆。再考慮到對羊紋金飾片和動物紋牌飾都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則它們應該有着相近的接受和制作過程。
如前所述，諸侯王國都城及附近地區是對羊紋金飾片的主要發現地，是以，生産機構極可能是諸侯國的工官。而由于各工官工藝水準、仿制對象來源等有所不同，自然導緻在紋飾細節、粗精程度等方面存在一些差異。西漢前期和中期，諸侯王所用器物常由國内專設的工官機構進行生産，如中山王劉勝墓中有銅镬鼎，銘文“中山内府銅镬，容十鬥，重卌一斤，丗九年九月乙酉，工丙造”，南越王墓有銅铙，銘文“文帝九年樂府工造第一”，江都王劉非墓中出土大量江都國“南工官”制作的器物，均可作為印證。
劉毋智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有“郃陽侯家”“吳家”的銘文，“吳家”即吳王劉濞，“郃陽侯”指的是劉濞之父劉仲。這一類耳杯，應當是來自吳王劉濞的賜予。通過賞賜等方式，工官生産器物的擁有者和使用者群體擴大了。對羊紋金飾片應該也是這樣，在諸侯國工官生産後，由諸侯王賜予關系密切的劉毋智、茅胡這一類人，最終成為其墓中的随葬品。
四、具體用途
辛莊頭M30中，對羊紋金飾片和卷角羊紋金飾片共有20件，出土于盜洞和坍塌土中，原始狀況不明。筆者認為其用途是裝飾物，但并非施用于覆面之上。内蒙古敖漢旗周家地墓地M45墓主頭頂和面部有麻布殘迹，應是覆面，且頭頂和面部各釘綴有3枚銅泡做裝飾。這是春秋時期東胡人的墓葬。不過，對羊紋金飾片與銅泡還有着相當的差異，而且，四周有圓穿的金飾片在戰國時期的北方草原較為多見，如内蒙古準格爾旗西溝畔M2出土的雙獸紋等金飾片、東勝市碾房渠窖藏出土雙龍紋金飾片，四角分别有一小孔或雙孔。雖然具體紋飾有所差異，但時代、風格、尺寸等大體相同，用途也應該相近。碾房渠出土的雙龍紋金飾片用途不詳，不過由于出自窖藏，顯然不可能是覆面飾件，發掘者推測是裝飾品。西溝畔M2出土的雙獸紋、卧鹿紋、卧馬紋、雙馬紋、雙獸咬鬥紋等17件金飾片是劍鞘裝飾物。前文已經提及的辛莊頭M30中的鐵劍，劍柄裝飾圓浮雕的對羊紋，劍格位置飾卷角羊頭，木質劍鞘口鑲嵌倒“凹”字形金箔，兩側有孔，各鑲圓形金箔，鞘身嵌飾鳥形、圓形金箔。對羊紋金飾片的用途應該也是如此，是劍鞘等的裝飾配件。
劉勝墓中的對羊紋金飾片出土于中室，該墓未經盜擾，中室即是其原始随葬位置，總數隻有5件。由于劉勝棺椁、玉衣置于主室，是以，對羊紋金飾片應與面罩等随葬用具無關。鄭彤認為，其“并非專門用作葬具，而是被縫綴于某種絲織品上，用作裝飾”，大體可從。劉勝墓中室出土有帷帳、鐵劍、鐵刀等物。帷帳十分精巧華麗，銅帳鈎鎏金，對羊紋金飾片可能是其飾件。但參考西溝畔M2出土的鐵劍木質劍鞘裝飾有雙獸紋、雙馬紋等各種金飾片的情況，我們更傾向于對羊紋金飾片是鐵劍劍鞘等的裝飾物。西漢中山國受北方草原文化影響較深，可能還延續着動物紋金飾片的原始用途。
劉毋智墓還出土一把鐵劍，漆鞘首端鑲鎏金銅箍，箍的一面附方形穿以系帶，鞘身針刻變形鳥首紋、雲氣紋，間以黑漆描繪的雲氣紋，兩端針刻弦紋與菱形紋，殘長34.6、寬4.8、厚2.1厘米。鐵劍漆鞘的寬度略大于該墓所出對羊紋金飾片的寬度。由于劉毋智墓時代相對較早，是以，不排除墓中對羊紋金飾片即鐵劍漆鞘裝飾的可能。
南越王墓出土的對羊紋金飾片，發掘者對出土情況進行了完整而精确的描述：出土時覆寫在玉衣頭套上面，中間4塊，兩側各2塊；右邊2塊壓在透雕玉佩上，左側2塊略有滑脫，乃是枅石墜下砸壞棺椁所導緻的。據此推測，對羊紋金飾片是面罩的裝飾，四周圓孔用于連綴。劉非墓出土的對羊紋金飾片出土于前室盜洞内，皆附着于紅色絲織品上，絲織品原位置已遭盜擾，金飾片原組合位置不明，但參考最新的研究成果，金飾片極可能是漆紗冠等上的裝飾物。而在邯鄲鋼鐵總廠西區墓葬中，發掘者認為，對羊紋金飾片與一件盔纓座組合。筆者推測，所謂的盔可能也是冠之類的器物。也就是說，到西漢中期時，對羊紋金飾片的用途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成為高等級墓葬中罩面、漆紗冠等的飾件之一。
前已言之，對羊紋金飾片主要流行于漢代早中期，以後幾乎不見。但長沙黑槽門M2出土一件卷雲紋金飾件（圖五），長2.75、寬2.5厘米，該墓時代推測為東漢早期。江甯博物館藏一件東晉鳳紋金飾件，長2.2、寬2.8厘米（圖六）。香港夢蝶軒亦收藏一件六朝時期雙龍紋金冠飾件（圖七），長4.8、寬4厘米。這一類金飾件的形狀、大小以及四周設定穿孔、外緣裝飾兩道金線等細節，都與江都王劉非墓等出土的對羊紋金飾片較為相類，隻是主題紋飾或變為卷雲紋，或變為鳳鳥紋，或變為雙龍紋。它們與六朝時期的蟬紋金铛等冠飾亦有某些相似之處，或許都與戰國以降對羊紋金飾片有着某種淵源演變關系，當然，這一推測較為迂闊，已經越出本文讨論範圍之外，并且需要更多更明确的實物資料驗證。
綜上所述，根據現有資料推斷，對羊紋金飾片起源于戰國晚期的中國北方燕趙地區，是在草原文化影響下設計制作的，最開始可能是劍鞘等的裝飾物。到了西漢早中期，受到王侯貴族的喜愛，除了裝飾劍鞘，還成為墓葬中面罩、漆紗冠等的飾件。其主要生産機構是諸侯國工官，使用者既有諸侯王，也有等級稍低一些的貴族。對羊紋金飾片的接受和傳播過程，反映了戰國西漢時期對北方草原文化的容受，紋飾、用途等方面的一些變化，亦即本土化的具體表現。
作者：餘國江，揚州城大遺址保護中心，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1期，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看原文。轉載自：考古黑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