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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宏:器物身世趣話

2002年春,在二裡頭遺址宮殿區的一座貴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整器長約70厘米,和銅鈴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全器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細小綠松石片組合而成,單片綠松石僅0.2—0.9厘米,厚僅0.1厘米左右。綠松石“龍”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緻,形象生動。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文物中是十分罕見的。其身世之謎,尚有待進一步破解。

在烈火中範鑄的貴金屬青銅鑲嵌着本土崇尚的寶玉綠松石問世,正值青銅合金這種當時的高科技産業出現之時,金玉共振,标志着輝煌燦爛的中國青銅時代拉開大幕。

*文章選自許宏“解讀早期中國”系列:《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

許宏:器物身世趣話

與綠松石龍形器一起出土的銅鈴,是二裡頭文化最早的禮儀性銅器

潮餘拾貝:器物身世趣話(節選)

文 | 許宏

謎一樣的獸面銅牌飾

20世紀80—90年代,在地處中原腹地的二裡頭都邑遺址二裡頭文化時期的貴族墓葬中,接連發現了數枚鑲嵌綠松石的獸面紋青銅牌飾。在古代中國,“吉金”是青銅的美稱,而“石之美者”為玉。這批屬于中國青銅時代肇始期的鑲嵌綠松石銅牌飾,顯然是中國最早的“金鑲玉”藝術品。

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器物僅見于二裡頭文化時期或稍晚,來去倏忽,存在了二百年左右,身世撲朔迷離,成為千古之謎。

銅牌飾的正面均近圓角長方形,有的呈亞腰狀,長15厘米左右,寬一般不足10厘米,并不大。略微拱起的弧形銅胎上鑄出獸面紋,再以數百枚細小的綠松石片鑲嵌其上。綠松石片被琢磨成各種形狀,勾畫出神獸奇異的眼、鼻、角和其他部位;神獸雖形态各異,但均以渾圓的綠松石珠為睛。做工精巧,令人歎為觀止。銅牌飾作為随葬品,一般放置在墓主人的胸前或腕部附近,兩條長邊外側各有兩個穿孔的紐,或許是縫綴在衣物或其他媒體上的。關于其功用,學界推測有飾品(臂飾)說、馬具說、權杖說、護身說、神像說、禮器說、巫具(法器)說等,不一而足。

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銅牌飾的墓葬往往還随葬響器銅鈴。在當時,銅牌飾和銅鈴應呈古銅色,與藍綠色的綠松石交相輝映,銅鈴叮當作響,可以想見持有者生前的氣派。随葬這兩種重要器物的貴族,他們的身份也很可能與其他貴族有異。那麼,他們是些什麼人呢?是主持圖騰神物祭祀的“禦龍氏”,還是乘龍駕雲、可以溝通天地的祭師或巫師?研究者的結論大多限于推想的層面。

英、美、日等國的多家著名博物館、美術館乃至私人收藏家藏有10餘件類似的銅牌飾。科學發掘出土的二裡頭文化銅牌飾,為這些銅牌飾的年代與文化歸屬等問題提供了堅實的依據。有的學者甚至認為流散海外的銅牌飾中,相當一部分應當就是早年出土于二裡頭遺址的。

顯然,這些制作精巧、充滿神秘色彩的銅牌飾當屬禮儀用器。對其功能和寓意,研究者們見仁見智。銅牌飾表現的獸面形象盡管不同,但大體可分為上下兩個單元,下部表現獸面,上部則表現肢體或頭部的某一部位。那麼,銅牌飾表現的究竟是何種動物,是龍是虎,是鳥是鸮,是鳄是鼋,是狐是熊,是羊是鹿還是犬?學者們也衆說紛纭。

許宏:器物身世趣話

世界各地的二裡頭風格銅牌飾

1. 二裡頭出土銅牌飾;2. 流散海外的銅牌飾

2002年春,在二裡頭遺址宮殿區的一座貴族墓中出土了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整器長約70厘米,和銅鈴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全器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細小綠松石片組合而成,單片綠松石僅0.2—0.9厘米,厚僅0.1厘米左右。原來應是粘嵌在木、革之類有機物上。

綠松石“龍”形體長大,巨頭蜷尾,龍身曲伏有緻,形象生動。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文物中是十分罕見的。這一精工造就、至少由兩種動物形象組合而成、不見于自然界的靈物,當然會誘發人們關于“龍”的豐富聯想。

有的學者認為這應是一個在紅漆木闆上粘嵌綠松石片而形成的“龍牌”,是宗廟管理人員在祭祀場合使用的儀仗器具。有的學者直接叫它“龍杖”,認為它是一種特殊的權杖。有的學者認為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裝飾升龍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覆寫于屍體之上,應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詩經》中記述周王祭祀于宗廟,有“龍旂陽陽,和鈴央央”的場景描寫,與該墓中龍牌與銅鈴共存的情況,頗為契合。墓主人應是供職于王朝的巫師,其所佩龍旂具有引領亡靈升天的宗教意義。

許宏:器物身世趣話

總體上看,二裡頭文化正處在東亞大陸早期龍形象由“多元”走向“一體”的奠基與轉折的關鍵時期。随着中原王朝的社會文化整合,本來具有多源性特征的各地新石器時代的龍形象也規範劃一,并逐漸抽象化和神秘化,作為獸面紋固定下來,後來成為商周青銅禮器最重要的裝飾主題。

在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發現之後,通過比較分析,可以知道二裡頭遺址出土的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上的圖案,大部分應當是龍,尤其是其頭部的簡化或抽象表現。

鑲嵌綠松石獸面紋銅牌飾的問世雖嫌突兀,但已有學者指出在二裡頭文化之前的龍山時代晚期,源自海岱地區的龍山文化、晉南地區的陶寺文化等區域文化的動物形象和綠松石鑲嵌工藝,都為二裡頭文化最早的獸面紋“金鑲玉”珍品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曆史學家李學勤更認為這種傳承“不僅是沿用了一種藝術傳統,而且是傳承了信仰和神話”。具體而言,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銅牌飾上,“饕餮的兩目則趨向商代通行的‘臣’字形,隻是内眦的樣子還不那麼典型。這些銅飾上的饕餮紋的面部,很像二裡頭出土的一件陶片上刻成的雙身龍紋的頭部……由此可見,銅飾上面的饕餮實質是龍”,“二裡頭文化銅飾的花紋是龍山和商代饕餮紋的中間鍊環,已經是很清楚的了”。

另有學者認為,以青銅制作裝飾品是北方族群長期延續的習俗,而不符合中原文化的傳統;鑲嵌綠松石銅牌飾上的獸面紋應主要表現的是羊和鹿,其起源地應為河西走廊一帶齊家文化、四壩文化的分布區,而新疆哈密地區出土的未鑲嵌綠松石的青銅牌飾或為其淵源。如是,鑲嵌綠松石銅牌飾,就應是青銅時代“全球化”大潮下遠端文化交流的産物。其身世之謎,尚有待進一步破解。

無論如何,在烈火中範鑄的貴金屬青銅鑲嵌着本土崇尚的寶玉綠松石問世,正值青銅合金這種當時的高科技産業出現之時,金玉共振,标志着輝煌燦爛的中國青銅時代拉開大幕。

巫術之鏡,妝容之鏡?

中原地區目前出土最早的圓闆具紐銅鏡,見于安陽殷墟婦好墓等商代晚期遺存中。它們并非當地制造,而帶有強烈的内亞草原文化特征。但關于其具體來源,則衆說紛纭。甚至,這些早期的具紐或不具紐的圓片狀銅器或類似物,究竟是否擁有與後世銅鏡相同的照面飾容功能,都存在争議。這裡,我們姑且先稱之為銅鏡。

西北地區的幾處發現,頗令人矚目。甘肅張掖西城驿遺址出土的石質鏡範,屬西城驿文化末期,年代在公元前1700 年前後。這是東亞地區最早的與銅鏡鑄造有關的遺物。稍晚的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了屬于四壩文化的銅鏡;甘肅廣河齊家坪、青海貴南尕馬台遺址分别出土了屬于齊家文化晚期的銅鏡,其絕對年代都在公元前1700—前1500年前後。

此外,類似的圓片狀銅器,還有玉門火燒溝遺址出土的銅“鏡形飾”、酒泉幹骨崖遺址出土的帶紐銅“牌飾”,以及中原地區的偃師二裡頭遺址出土的銅“圓形器”“圓泡形器”等。

張掖西城驿石鏡範(左),貴南尕馬台(中)與據傳出自臨夏(右)的銅鏡

林沄教授較早注意到婦好墓出土銅鏡上的幾何紋飾“和北方系青銅器刀、劍柄部和戰斧上的紋飾屬同一類型。這種紋飾的銅鏡,在青海尕馬台齊家文化遺址中也發現過”,進而推測“婦好墓出土的這幾面銅鏡都是從中國的北方系青銅器分布區傳來的”。李學勤、宋新潮等也将其與齊家文化銅鏡聯系在一起。

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一般被認為不晚于齊家文化,或其上限早于齊家文化晚期。近年有學者将其年代推定在公元前2000—前1500年。劉學堂認為該墓地是目前中國境内圓形銅鏡發現最早、最集中的一處墓地,可稱為中國早期銅鏡的始源地。該墓地墓葬随葬品的絕大多數為銅質裝飾品,尤以各種圓形和方形牌飾為大宗,而“所謂的圓形銅鏡就包含在了各種圓形銅牌飾中”,實際上銅鏡與圓形牌飾間并無明确界限,用途也應完全一緻。鑒于該墓地常常是一座墓的墓主人骨架上覆寫數件至數十件這類圓形牌飾,類似情況也見于中國西北、北方和中原地區的早期墓葬中,故它們應是“巫師進行原始宗教活動中使用的法器或巫具”,由新疆經西北或北方傳至中原、東北等地。這種對早期銅鏡功能的解釋,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認同。

這些銅鏡及類似物更早的起源,則被追溯到歐亞草原廣泛分布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帶紐銅鏡作為安德羅諾沃文化晚期的一種标志性器物,見于今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阿爾泰及南西伯利亞及中國新疆等地區。或認為齊家文化、二裡頭文化所見銅鏡及類似物源自中亞地區的巴克特裡亞·馬爾吉阿納文明體(BMAC)的農業區。

許宏:器物身世趣話

銅鏡及類似物可能的源流

有趣的是,胡博在上引論文中,徑直将二裡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圓形銅片殘件稱為銅鏡。二裡頭遺址的發掘者也曾推斷這類圓片狀銅器為鏡。近來有學者推斷其中形體稍大者可能為某類宗教人物在進行某些儀式性活動時所持的法器,稍小者可能固定在某種木質材料上,或為先民服飾上的系挂之物。

自戰國時期始,用于照面飾容的圓闆具紐銅鏡,才成為中國古代銅鏡的主流。

長身戰斧與環首刀

20世紀70年代,二裡頭遺址的一座貴族墓出土了一件類似钺的長條形青銅兵器。該器長達23.5厘米,寬僅3.1厘米,刃部窄厚。發掘者在簡報中先是稱之為“戚”,在正式報告中又改稱“钺”。但顯然它與二裡崗文化、殷墟文化中所見青銅钺缺乏承繼關系。在中原地區,這類器形從未見過,到目前為止還是獨此一件。是以,學者在論及商代青銅钺的流變時,并未将其納入钺的系統,而是認為“目前所發現的青銅钺最早屬二裡崗上層,二裡崗下層和二裡頭文化時期尚未發現”。另有學者在專論商代兵器時則認為該器為“戚”而非钺。需指出的是,近年在二裡頭遺址已發現屬二裡頭文化晚期的青銅钺,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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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裡頭文化青銅長身戰斧(左)與青銅钺(右)

誠如林沄教授指出的那樣,戚是兩側有裝飾性扉棱的钺,他認為二裡頭遺址出土的這件器物窄刃、身長而厚的特征和早期北方系戰斧的斧身很相近。而且在斧身和裝柄部之間,有兩個向外伸出的尖齒,和一部分早期北方系刀子在刀身和刀柄之間的尖齒形狀相同。是以,這實際上是一件北方系的戰斧,隻是在安柄方式上接受了中原系的影響而改為扁平的内(n伽)而已。而從宏觀視野看,歐亞大陸草原地帶及其毗鄰地區有不少年代早于此的青銅文化存在。比如在伊朗,類似的長身窄刃戰斧的年代多被定在公元前第二千紀的中期或早期。林沄教授進而推定二裡頭遺址貴族墓出土的青銅戰斧與環首刀等器物,應屬于“北方系青銅器或有北方系成分的青銅器”。

如果說長身戰斧在二裡頭和二裡崗時代的中原和北方地區屬僅見,那麼二裡頭出土的環首刀,就是源流有緒了。刀屬于工具類,起源較早,有柄石刀和石刃骨刀等應是銅刀的前身。中原地區常見的銅刀隻在有刃的刀身之後加一段無紋飾的裝柄部,用以夾入其他質料的柄中,可稱為複合柄刀。二裡頭就出土過這類銅刀,它屬于較早的形态。此後中原地區延續這一傳統,裝柄方式已認證對殷墟出土物的研究得到複原。在早期金文中,象形性很強的刀形符号都與這類銅刀形狀一緻。而20世紀80年代在二裡頭遺址發現的這件環首刀,則與衆不同。它從有刃的刀身連鑄出可以直接把握的銅柄,可稱為連柄銅刀,柄部還有镂孔紋飾。除了镂孔和環首外,刀背有凸沿,刀柄厚而刀身薄,柄身之間因厚薄不同而形成明顯分界。鑒于上述,林沄教授指出這是早期北方系銅刀習見的特點,而具有上述特點的銅刀廣泛分布于大陸西北地區、蒙古和俄羅斯的草原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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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裡頭、中國西北及内亞地區的環首銅刀

據最新研究,在東亞大陸,最早出現青銅刀的是西北地區。即便甘肅東鄉林家青銅複合柄刀屬于無後續的孤例,甘肅永登蔣家坪青銅刀也可确認屬馬廠文化晚期(大約公元前2100—前1900年)。此後的多種合金嘗試期晚段或稍晚(約公元前1900—前1500年),分布于河西走廊至隴東的西城驿-齊家共同體、齊家文化晚期和四壩文化遺存中,青銅刀多有發現。總體來看,在這四百年左右,西北地區早期以複合柄刀為主;晚期連柄刀的數量大大超過複合柄刀,又以環首刀數量最多,型式最豐富,成為西北地區銅刀的典型代表。相比之下,中原地區到了相當于二裡頭文化晚期時,銅刀的數量才有較大的增加,形制開始規整起來,形體變大,以複合柄刀為主,罕見連柄刀。而二裡頭環首刀應不是中原地區生産的,而是直接從西北地區輸入的。在西北地區先進技術的影響下,中原地區才鑄造出了有自身特色的環首刀。

有學者認為,中原及周邊地區的連柄環首刀可能與齊家文化有關。至于甘肅地區早期青銅刀的來源,學者多指向内亞地區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

喇叭口耳環與臂钏

以首飾來裝點自己可能是人類較早萌發的對美的追求之一,而作為耳飾的玉玦應該是最早的玉質裝飾品,在距今約8000年前出現。此後,在新石器時代的東亞大陸,逐漸形成了若幹制玉中心,随着社會複雜化,對美玉的擁有和展示也逐漸成為一種炫耀身份或彰顯社會地位的手段。用玉制作的首飾幾乎覆寫了人體适于裝飾和炫耀的所有部位。即便進入青銅時代的早期王朝時期,在人體裝飾領域,玉器仍占有無可替代的地位,考古發現中少見精美的金屬首飾。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中原以北的西北至北方地區,以畜牧為主要生業或半農半牧的人類集團,在首飾的質料選擇上與中原等農耕區大相徑庭——似乎缺乏用玉的傳統。随着金屬冶鑄技術的出現,盡管這些群團在青銅器的生産、使用上不如中原地區發達,但使用青銅制作人體裝飾品的現象卻更為普及,成為後來長城沿線一帶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在金屬耳飾中,一端呈喇叭口式的耳環最具特色。這類耳環見于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開溝文化、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和東北地區南部的高台山文化中。其源頭可向西追溯到分布于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但形制上有所變異,在安德羅諾沃文化中整體為圓形,喇叭口亦為圓形。至中國北方地區,則整體多呈U形,喇叭口為橢圓、扁圓及菱形等。除了銅耳飾外,還有金、銀質的耳飾。

另有一端寬扁或兩端寬扁的金屬耳環,有些可能就是從喇叭口式耳環演變簡化而來的。與其形制、工藝相近的,還有兩端砸扁的金屬臂钏。

臂钏,或稱臂镯,是古人戴在手臂上的環形裝飾物。唐代元稹《估客樂》有“鍮石打臂钏”的詩句,五代牛峤《女冠子》詞也有“臂钏透紅紗”之句。中國北方地區所見銅質或金質臂钏,見于西北地區的齊家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開溝甲類遺存和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一般兩端合圍成環,開口,合圍處呈扇面狀。這種流行于中國北方地區的器物,“雖然被考古文獻稱為‘臂钏’,但是缺少戴于手臂的資料,之後在中原地區沒有出現或傳播,隻能從中亞相似器形的手钏中來思考其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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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北、北方及鄰近區域的金屬飾品

(據黨郁《北方長城沿線地帶金屬耳飾初探》圖二、五改繪)

說到黃金,首飾很可能是黃金應用的第一個領域。河西走廊四壩文化的金鼻環和耳環是中國已知最早的金首飾,金耳環見于齊家文化晚期、夏家店下層文化,金臂钏見于夏家店下層文化。這些黃金飾品的形制和當時的青銅飾品基本相同,應是當地青銅技術的一種延伸。

要之,就首飾的質地而言,在北方地區一直以金屬為主,基本不見玉器,形制獨特的黃金首飾更成為北方文化集團差別于中原文化的一種辨別。而在中原地區,盡管至遲在二裡崗至殷墟時代黃金就被認識和應用,但一直到黃金成為财富價值展現的漢代,首飾的制作仍以美玉為主要的材料,黃金這種在今天看來最适于制作首飾的材料,到漢代結束都基本沒有出現在人體裝飾領域。從更大的視角來看,中亞和更北的西伯利亞始終以黃金為貴,一直流行以黃金來制作首飾,黃金的應用也遠早于東亞。“在中國北方諸考古學文化中無論是黃金還是青銅的首飾中都不時能夠看到來自西方的影響,是以中國北方文化集團流行使用黃金首飾的觀念無疑同它們與西方具有較多的聯系有關”。

解讀早期中國

許宏 著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聚焦公元前2000年中原大勢,

展現中華早期文明從“滿天星鬥”到“月明星稀”的變革圖景。

·《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态解讀》

宏觀兩千餘年都邑動态大勢,

解讀上古曆史大都無城時代。

·《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

探究青銅器物的發現和冶鑄技術源流,

鳥瞰青銅之路大勢,追尋禮樂中國源頭。

·《最早的中國:二裡頭文明的崛起》

考古隊長的二裡頭遺址發掘親曆記,分享考古的樂趣和艱辛,

解讀三千多年前東亞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誕生的故事,

一覽中國早期文明的恢弘壯闊和影響力。

“解讀早期中國”(全四冊)包含了考古作家許宏的四部公衆考古學作品,分别是《最早的中國:二裡頭文明的崛起》《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大都無城:中國古都的動态解讀》和《東亞青銅潮: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四本書從不同的側面和視角,對距今三千多年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文明大變局進行了講述。《最早的中國》講述了作為考古隊長的許宏,對二裡頭遺址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展現了東亞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的文明面貌,讓我們看到史書中記載的“夏商之際”,中原文明的發達和影響力;《何以中國》聚焦中國文明史上重要轉折點——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講述在所謂夏王朝的前夕,中原大地發生的一系列變革;《大都無城》用動态觀察的方式,對中國古都從“大都無城”到“無邑不城”的變化,進行了解析;《東亞青銅潮》梳理了中國從原始銅的發現到商周青銅器大繁榮的過程。

本函收錄的四本書,都有單行本,此次成套,旨在對“解讀早期中國”這個重要的寫作理念和話題的總結、紀念。許宏特意寫給讀者們的一段話,正是對本書特色和寫作視角的概括:

2009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寫給公衆的書《最早的中國》,闡釋“二裡頭文明的崛起”。此後的《何以中國》,描繪了東亞大陸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誕生的背景,《大都無城》是對中國古代都城這種“不動産”的全面盤點。《東亞青銅潮》更對整個東亞大陸“前甲骨文時代的千年變局”做了鳥瞰式的掃描,是關于早期中國最重要的高科技“動産”——青銅及其冶鑄技術的梳理與整合。如果《最早的中國》《何以中國》是從“微觀”到“中觀”的話,那麼《大都無城》和《東亞青銅潮》則具有“宏觀”和“大宏觀”的視角。現将這四本小書內建“解讀早期中國”系列,它是我引為畢生志業的早期城市、國家和文明“三早”研究的概括,也真實記錄了我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人生軌迹。願與讀者諸君共勉。

【作者簡介】許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學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999—2019年擔任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考古隊隊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主要研究方向為夏商周考古和中國古代城市考古,從事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國家的考古學研究。他是公衆考古學的倡導者和踐行者,多年來進行考古學普及型知識讀物的寫作,著作等身。始終關注和堅持通過各種媒體向公衆傳達正确的考古知識和價值觀。

許宏:器物身世趣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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