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江都王刘非墓、中山王刘胜墓、南越王赵眜墓等高等级墓葬中，出土有一种对羊纹金饰片。发掘者对其纹饰、用途、风格等进行过一些探讨，还有学者做过专题考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近年来，笔者搜集到一些对羊纹金饰片资料，拟对其文化渊源、产地与制作者、具体用途等问题再略做申论。
一、发现概况
以往发掘者和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刘胜墓、南越王墓、扬州西汉刘毋智墓都出土有对羊纹金饰片，除此之外还散见一些，为便于对比分析，一并胪列如下。
刘毋智墓出土1件（图一，1）。因墓被盗掘，原有数量、位置和组合形式均已不详。桃形，用金箔锤鍱而成，上下左右均穿两孔。主题纹饰是两个相背的羊首侧面像，巨角弯曲，瞋目立耳，鼻孔喷张，似正在以角相抵。顶尖处为一个双角卷曲的小羊首。长4.8、宽4.5厘米，刘毋智为吴王刘濞的家人或本家亲族，其墓年代介于公元前195年至公元前154年之间。
茅胡墓出土4件。形制完全相同（图一，2）。桃形薄片状。正面压印两个侧面羊首，羊首相对，羊角上部有一正视的鹰首。羊面的角、耳及器周边锤鍱有细线纹。四周各有一组细小穿孔。长4.9～5、宽4.7～4.8厘米，茅胡为城阳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其墓时代为西汉中期偏早。
江都王刘非墓出土16件。桃形，正面中心以锤鍱工艺饰一组羊首纹。边缘饰两道绞丝金线，其内夹饰金珠纹与椭圆素面金线纹，部分椭圆内有穿孔。M1K1:327-6，长2.6、宽2.5厘米（图一，3）；M1K1:327-9，长4.4、宽4.1厘米，刘非下葬年代在其卒年（公元前128年）或稍后。
南越王赵眜墓出土8件。形状纹饰均同（图一，4）。桃形，以金箔片锤鍱而成，主题纹饰为两个尖角羊头纹，羊头相背，下部正中有一穗状纹做间隔，在顶尖处又有一图案化的羊头，上下左右各有一对小孔，周边錾出连续的点线纹。长4.6～4.7、宽4.3～4.4厘米，南越王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122年或稍后。
中山王刘胜墓出土5件（图一，5）。正面为锤鍱的对称羊首纹，顶端和两下角各有一对小孔。1:4362较小，周边有两圈双股金线，长3.9、宽3.7、厚0.03厘米；其余4件长4.7、宽4.3、厚0.02厘米，刘胜下葬年代为其卒年（公元前113）或稍后。
广西贺州高寨古城被盗墓葬中出土1件（图一，6）。1998年，铺门派出所在盗墓现场缴获，陶红云、胡庆生文中所附单色照片较为模糊，但仍可看出与刘毋智等墓出土对羊纹金饰片形状、纹饰均相同，据推断，高寨古城是南越国西北侧对抗西汉王朝的前沿屏障。
河北邯郸钢铁总厂西区墓葬出土5件（图一，7）。金饰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周饰四对小孔，中部压印猛兽和浮雕式羊头，时代为西汉。
陕西西安临潼县代王镇出土2件。大小、形制、重量均相同（图一，8）。桃形，饰左右对称两羊首，羊首下颚相贴，隆鼻、抿口，大眼圆睁，耳后抿，巨大的羊角从头顶伸出，绕过羊耳，弯曲向前，四边各有两个小孔。长4.64、宽4.31厘米，时代应为汉代。
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土1件（图一，9）。为鎏金对羊纹牌饰。左右各饰一个背向的盘角羊首。双羊首上方有一似鹰的兽首，尖喙向下，耳向上回卷，上下两端各有两个圆形穿孔。长3.8、宽3.6厘米，时代为汉代。
香港梦蝶轩收藏1件（图一，10）。主题纹饰为两只公羊的头和顶部的熊首，四周各有一对圆形穿孔，以锤鍱方式刻划细部纹饰，推测被缝在一块丝织品上。长4.4、宽4.3厘米，时代为西汉。
河北燕下都辛庄头M30出土3件。平面略呈椭圆形，上端中间饰一牛头，主体为垂首相向的双卷角羊首纹，上端两侧及下部均各有一圆形穿孔（图一，11）。长3.2、宽2.9厘米，该墓时代为战国晚期。
从对羊纹金饰片出土情况来看，其主要发现于中山国、吴国-江都国、城阳国、南越国、长安附近，以汉朝廷和诸侯王国都城为中心。根据时代较明确的各墓葬推测，主要流行年代在西汉早中期，使用者以诸侯王和高级贵族为主。
二、文化渊源
对羊纹金饰片的造型、纹饰与中原地区传统金器明显有别，所以，学界很早就意识到其应该源于域外，与草原文明存在某种关联。如郑彤曾指出，对羊纹的羊应该是盘羊，羊头相背的造型时常出现于战国以降北方草原文化的金属饰牌上，其图案应该是从这一类金属饰牌发展而来。但对这种发展过程，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现在，我们可以结合辛庄头M30等资料做进一步的探讨。
辛庄头M30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战国墓，墓主人为燕国贵族。墓中随葬品众多，包括金柄铁剑和大量的金银材质动物纹牌饰，大部分雕饰有牛、羊、鹿、熊等纹饰，具有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根据对金银器铭文的分析，可以确认为是赵国官府所制作的器物。在这些金器中，除了用金箔模压的对羊纹金饰片，还有多种卷角羊纹金饰片（图二）。卷角羊纹金饰片虽然形状略异，或近椭圆形，或近圆形，或近圆角长方形，但主纹饰都是一个羊首，边缘有3—5个圆穿。对羊纹金饰片与之相比，仅仅是纹饰略有不同而已。这种卷角羊纹金饰片，与内蒙古阿鲁柴登出土的羊纹圆形金饰片也十分相似。
辛庄头M30还出土有6件嵌绿松石熊羊纹金饰件（图三）。平面略呈桃形，形制纹样相同。正面微鼓，上端正中为熊首，其下对称雕饰对羊纹，熊眼、眉、口及羊眼、耳等处均镶嵌有绿松石。背面刻有记重铭文，其一为“二两十一朱”，重38.5克，其二为“二两十八朱”，重43.1克。长4.9、宽3.8厘米。对羊纹金饰片与之相比，主纹饰内容、布局大体相同。类似的对羊纹在辛庄头M30出土的铁剑金饰件上也可以见到，乃是浮雕相对的两只羊，羊双眼镶嵌绿松石（图四）。
在辛庄头M30出土的金器中，对羊纹较为常见，而且颇有特点：一是制作技法并不单一，既有浮雕金饰件，又有模压金饰片；二是用途较为多样，可用于剑柄，也可以用于其他器物装饰；三是制作有精有粗，嵌绿松石熊羊纹金饰件制作精美，对羊纹金饰片相对粗糙。辛庄头M30作为战国晚期燕国贵族高等级墓葬，其金器制作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颇具自身特色。嵌绿松石熊羊纹金饰件显然源出于北方草原文化，而模压的对羊纹金饰片等不见于草原文物，应该是燕赵之人受其影响而进行的新创作。对羊纹金饰片中，熊首极为简化，略具其形而已，羊角和穗状纹都较为简单，也说明其尚处于初创阶段。
另外，在江都王刘非墓中，与对羊纹金饰片（C型金饰件）同出的还有A型金饰件4件、B型金饰件2件，均出自前室盗洞的红色丝织品上，显然有相同的装饰用途。同类的金饰件，在辛庄头M30中也均有发现，A型金饰件与龙噬虎纹金饰件相似，B型金饰件与伞盖形金饰件相似。刘胜墓中的轮形金饰2件（1:4353、1:4392）与辛庄头M30中的伞盖形金饰件大小、造型相近。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刘非墓等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应该是源于战国晚期的燕赵地区，与其他一些金饰件形成较为稳定的配饰组合。
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随着匈奴的强大、汉匈文化交流的扩展，汉朝的王侯贵族十分喜爱具有北方草原艺术特色的金银器物，这一时期高等级汉墓中大量发现的动物纹金饰牌（带扣）即是最好的证明。对羊纹金饰片出现在汉墓中，应该与这一时代风气有关。同时，羊有吉祥之意，《说文解字注》：“羊，祥也。”《春秋说题辞》：“羊者，祥也，合三为生，以养王也，故羊高三尺。”这些观念使得羊纹更易于为汉人所接受。刘毋智墓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顶部熊首已经变为羊首，除了模压之外，在羊角等处还进行了精细的锤鍱、錾刻，刘非墓对羊纹金饰片增加了两道绞丝金线装饰以及镶嵌物，这些都是在传承战国晚期燕赵地区对羊纹金饰片纹饰、风格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改造，藉以适应汉朝王公贵族的文化和审美需求。
三、产地与制作者
根据铭文，辛庄头M30出土金器的制作者是战国晚期的赵国工官。汉代对羊纹金饰片虽然没有铭文，但可以很自然地推测其制作者应该也是汉人。郑彤曾认为，刘毋智墓、南越王墓、刘胜墓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作者可能是汉宫廷管辖的工匠”，刘非墓发掘者也认为：“其极可能由长安城内的中央工官统一加工制作，然后由朝廷分别赏赐于各地诸侯王使用。”概言之，其将对羊纹金饰片的制作者推定为汉朝的中央工官。
然而，随着所见资料的增加，笔者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认为目前出土的绝大多数对羊纹金饰片并非是中央工官的产品。首先，对羊纹金饰片的使用者不仅限于诸侯王，刘毋智、茅胡、高寨古城被盗墓墓主的身份显然低于诸侯王，鄂尔多斯出土的鎏金羊首纹牌饰的使用者也不可能是诸侯王。这些人被汉朝廷赐予金器的可能性很低，尤其是刘毋智，现在更精确的看法，认为墓的年代为吴国晚期，这一时期，吴王刘濞因太子刘贤入朝为汉文帝太子刘启所杀，颇为怨望，称疾不朝，吴国与朝廷交恶多年，终于引致七国之乱。很难想象在这种局势下，刘毋智会被汉朝廷赐予对羊纹金饰片。其次，如果对羊纹金饰片是中央工官制作，则帝陵、其他诸侯王墓甚至朝廷重臣之墓亦当有较多发现，而这与已有的考古发现不相吻合。最后，刘非墓、刘胜墓、南越王墓年代相近，但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在纹饰、工艺方面均有一些显著的差别，如刘非墓出土者四周有椭圆形凹槽，其内原嵌有宝石之类的装饰物，南越王墓出土者周边和羊角等处錾刻连续的点线纹，都与其他不同。如果说它们来自同一制作地，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各地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的细微差别，既有时代早晚的原因，也与产地、制作者不同有关。
西汉早中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带有草原文化风格的动物纹牌饰，有学者认为，是本地制作的，如张增祺在讨论云南地区青铜时代的动物纹牌饰时指出：“云南青铜文化中祭祀、狩猎等题材的‘动物纹’牌饰，从其艺术构思和形体特征来看，显然是受了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但就其题材，以及人物的发型、服饰来看，毫无疑问是云南本地产品。”罗丰认为：“过去被视为北方标志物的动物纹样牌饰，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原定居民族生产制造的。”卢岩、单月英也认为：“西汉墓葬中出土的这些动物纹腰饰牌当是对先前文化的一种继承，毫无疑问它们是汉代工匠在当地生产的物品，属地道的中国产品。”辛庄头M30、南越王墓、刘胜墓中对羊纹金饰片与动物纹牌饰同出，刘非墓虽未见动物纹牌饰，其陪葬墓M9却出土有2件一龙噬二龟金带板。再考虑到对羊纹金饰片和动物纹牌饰都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则它们应该有着相近的接受和制作过程。
如前所述，诸侯王国都城及附近地区是对羊纹金饰片的主要发现地，所以，生产机构极可能是诸侯国的工官。而由于各工官工艺水准、仿制对象来源等有所不同，自然导致在纹饰细节、粗精程度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西汉前期和中期，诸侯王所用器物常由国内专设的工官机构进行生产，如中山王刘胜墓中有铜镬鼎，铭文“中山内府铜镬，容十斗，重卌一斤，丗九年九月乙酉，工丙造”，南越王墓有铜铙，铭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第一”，江都王刘非墓中出土大量江都国“南工官”制作的器物，均可作为印证。
刘毋智墓出土的漆耳杯上有“郃阳侯家”“吴家”的铭文，“吴家”即吴王刘濞，“郃阳侯”指的是刘濞之父刘仲。这一类耳杯，应当是来自吴王刘濞的赐予。通过赏赐等方式，工官生产器物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群体扩大了。对羊纹金饰片应该也是这样，在诸侯国工官生产后，由诸侯王赐予关系密切的刘毋智、茅胡这一类人，最终成为其墓中的随葬品。
四、具体用途
辛庄头M30中，对羊纹金饰片和卷角羊纹金饰片共有20件，出土于盗洞和坍塌土中，原始状况不明。笔者认为其用途是装饰物，但并非施用于覆面之上。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M45墓主头顶和面部有麻布残迹，应是覆面，且头顶和面部各钉缀有3枚铜泡做装饰。这是春秋时期东胡人的墓葬。不过，对羊纹金饰片与铜泡还有着相当的差异，而且，四周有圆穿的金饰片在战国时期的北方草原较为多见，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M2出土的双兽纹等金饰片、东胜市碾房渠窖藏出土双龙纹金饰片，四角分别有一小孔或双孔。虽然具体纹饰有所差异，但时代、风格、尺寸等大体相同，用途也应该相近。碾房渠出土的双龙纹金饰片用途不详，不过由于出自窖藏，显然不可能是覆面饰件，发掘者推测是装饰品。西沟畔M2出土的双兽纹、卧鹿纹、卧马纹、双马纹、双兽咬斗纹等17件金饰片是剑鞘装饰物。前文已经提及的辛庄头M30中的铁剑，剑柄装饰圆浮雕的对羊纹，剑格位置饰卷角羊头，木质剑鞘口镶嵌倒“凹”字形金箔，两侧有孔，各镶圆形金箔，鞘身嵌饰鸟形、圆形金箔。对羊纹金饰片的用途应该也是如此，是剑鞘等的装饰配件。
刘胜墓中的对羊纹金饰片出土于中室，该墓未经盗扰，中室即是其原始随葬位置，总数只有5件。由于刘胜棺椁、玉衣置于主室，所以，对羊纹金饰片应与面罩等随葬用具无关。郑彤认为，其“并非专门用作葬具，而是被缝缀于某种丝织品上，用作装饰”，大体可从。刘胜墓中室出土有帷帐、铁剑、铁刀等物。帷帐十分精巧华丽，铜帐钩鎏金，对羊纹金饰片可能是其饰件。但参考西沟畔M2出土的铁剑木质剑鞘装饰有双兽纹、双马纹等各种金饰片的情况，我们更倾向于对羊纹金饰片是铁剑剑鞘等的装饰物。西汉中山国受北方草原文化影响较深，可能还延续着动物纹金饰片的原始用途。
刘毋智墓还出土一把铁剑，漆鞘首端镶鎏金铜箍，箍的一面附方形穿以系带，鞘身针刻变形鸟首纹、云气纹，间以黑漆描绘的云气纹，两端针刻弦纹与菱形纹，残长34.6、宽4.8、厚2.1厘米。铁剑漆鞘的宽度略大于该墓所出对羊纹金饰片的宽度。由于刘毋智墓时代相对较早，因此，不排除墓中对羊纹金饰片即铁剑漆鞘装饰的可能。
南越王墓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发掘者对出土情况进行了完整而精确的描述：出土时覆盖在玉衣头套上面，中间4块，两侧各2块；右边2块压在透雕玉佩上，左侧2块略有滑脱，乃是枅石坠下砸坏棺椁所导致的。据此推测，对羊纹金饰片是面罩的装饰，四周圆孔用于连缀。刘非墓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出土于前室盗洞内，皆附着于红色丝织品上，丝织品原位置已遭盗扰，金饰片原组合位置不明，但参考最新的研究成果，金饰片极可能是漆纱冠等上的装饰物。而在邯郸钢铁总厂西区墓葬中，发掘者认为，对羊纹金饰片与一件盔缨座组合。笔者推测，所谓的盔可能也是冠之类的器物。也就是说，到西汉中期时，对羊纹金饰片的用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为高等级墓葬中罩面、漆纱冠等的饰件之一。
前已言之，对羊纹金饰片主要流行于汉代早中期，以后几乎不见。但长沙黑槽门M2出土一件卷云纹金饰件（图五），长2.75、宽2.5厘米，该墓时代推测为东汉早期。江宁博物馆藏一件东晋凤纹金饰件，长2.2、宽2.8厘米（图六）。香港梦蝶轩亦收藏一件六朝时期双龙纹金冠饰件（图七），长4.8、宽4厘米。这一类金饰件的形状、大小以及四周设置穿孔、外缘装饰两道金线等细节，都与江都王刘非墓等出土的对羊纹金饰片较为相类，只是主题纹饰或变为卷云纹，或变为凤鸟纹，或变为双龙纹。它们与六朝时期的蝉纹金铛等冠饰亦有某些相似之处，或许都与战国以降对羊纹金饰片有着某种渊源演变关系，当然，这一推测较为迂阔，已经越出本文讨论范围之外，并且需要更多更明确的实物资料验证。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资料推断，对羊纹金饰片起源于战国晚期的中国北方燕赵地区，是在草原文化影响下设计制作的，最开始可能是剑鞘等的装饰物。到了西汉早中期，受到王侯贵族的喜爱，除了装饰剑鞘，还成为墓葬中面罩、漆纱冠等的饰件。其主要生产机构是诸侯国工官，使用者既有诸侯王，也有等级稍低一些的贵族。对羊纹金饰片的接受和传播过程，反映了战国西汉时期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容受，纹饰、用途等方面的一些变化，亦即本土化的具体表现。
作者：余国江，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原文刊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1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看原文。转载自：考古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