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美國作家傑克·凱魯亞克誕辰一百周年。他是“垮掉的一代”的靈魂人物、是一位飽受争議的作家，他的那本伴随爵士樂、烈酒、藥物寫作的自傳性小說《在路上》，影響了包括鮑勃·迪倫、披頭士樂隊等在内的幾代美國青年，極大地介入美國人的精神建構與日常生活。
燃燒，然後死去，這是凱魯亞克的一生。他在《在路上》中寫道：“我一生都喜歡跟在令我感興趣的人身後，那些有點瘋狂的人，瘋狂地生活，瘋狂地表達，瘋狂地渴望被救贖，同時渴望一切，不知疲倦，不落俗套，他們不停地燃燒，燃燒，就像驚人的能連射迸發的黃色煙火筒，如蜘蛛穿過星際，在天空中央你會看見藍色的中心光點砰地爆裂，所有人都不禁驚呼。”
凱魯亞克
《在路上》是凱魯亞克在一卷30米長的打字機紙上一口氣寫完的，這一片沒有斷句的密密麻麻的文字是凱魯亞克燃燒的激情，當時三十多歲的凱魯亞克或許沒有想到，在第一部分第九章偶然出現的“垮掉的一代”這個詞語後來經評論家們的提煉被用以概括一個時代的青年人的精神氣質，凱魯亞克從來不是一個社會理論家，而《在路上》卻成為美國精神的重要組成。因為高度指向青年的精神世界，《在路上》能夠擺脫時空的負累，甚至能夠脫離文本，讀者不必按部就班地從前言、目錄開始閱讀，随便翻開一章都能看到凱魯亞克們自由到近乎癫狂的生活，他們縱情于一切美好的事情，毫無目的地漫遊。
凱魯亞克傑克·凱魯亞克于1969年去世，2020年，他的所有作品都已進入公版期，近兩年，在中國也掀起一股凱魯亞克出版的熱潮，澎湃新聞專訪了《在路上》首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陶躍慶。
《在路上》（2020年版）書封
中國大陸對凱魯亞克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凱魯亞克是被概括在“垮掉的一代”之中被提及，且中國當時對“垮掉的一代”以及凱魯亞克的批評都帶有階級意識，認為文中的人物都是堕落腐朽的。
1962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在路上》的中文節譯本，譯者署為石榮（黃雨石、施鹹榮合譯)。這個節譯本是“内部參考書”，這個節譯本又被稱作“黃皮書”，在地下青年中傳播，給當時“文革”中被壓抑的青年人以極大的震撼。時間一轉，到了被稱為是“文學的黃金時代”的20世紀80年代，對于《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變得非常寬容，到90年代，對凱魯亞克作品的翻譯也開始了新的局面。
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陶躍慶、何曉麗的譯本《在路上》是繼之前石榮的節譯本後中文世界的第一個正式出版的全譯本。
陶躍慶在談起《在路上》翻譯的緣起時說：“我是學英美文學的，我很清楚在西方世界《在路上》的價值，它直接引發了五六十年代美國的文化，我當時看的《光榮與夢想》、《伊甸園之門》中都提到了‘垮掉的一代’，鮑勃·迪倫也說這本書對他有強烈的啟發作用。其次，《在路上》和當時還年輕的我的心态是共鳴的。我們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我們有一種天然的使命感，覺得我們未來是能夠有所作為的。我們所了解的‘垮掉’這兩個字，是青春的激情和勇氣，以及一種獨立面對社會的個性的心态。”
由此，陶躍慶在第一次讀到《在路上》時就獲得一種強烈的精神的感召，并起念希望将這本書翻譯到中國。1988年，陶躍慶通過同學聯系了漓江出版社的編輯沈東子，并很快得到沈東子老師的答複，于是陶躍慶和師姐何曉麗很快将試譯的稿子寄到了漓江出版社。在非常短的時間内，沈東子便同意讓他們二人翻譯全本的《在路上》，這讓當時還是學生的陶躍慶非常激動。
譯者陶躍慶
【對話】
與作者共振
澎湃新聞：作家有時會介紹自己的翻譯政策，是盡量貼合中國的語境，還是盡量貼合在英文中的樣貌。你當時翻譯的時候，是怎麼想着去呈現這個作品？
陶躍慶：在1988年翻譯的時候，我和何小麗商量過，我們的原則是盡量忠實原著，他怎麼寫我就怎麼翻，包括句式。因為英文的句式和我們的不一樣，有時候會有倒裝，或者強調的重點不一樣，或者有文法上的一些問題，跟我們的閱讀習慣不太一樣。我們盡量會照原著的狀态來寫。
事實上，《在路上》這本書的文學性不是很強，沒有那麼多文學上的問題，幾乎都是平鋪直叙地叙述，很少有描述性的東西。國外的作品，确實有許多地方對翻譯是個考驗，比如幽默，如果作品中有幽默的東西，對我們的翻譯來說，就會造成很大困擾，因為幽默與文化、人群、語言、環境等等有很大關系，作為翻譯者，有時很難把握幽默的點在哪裡、梗在哪裡。
好在《在路上》并沒有太多翻譯的難點，你隻要把他的情緒、他的狀态寫出來就行，因為凱魯亞克是一口氣寫出來的，是以他給你一種生活一直在推進、一直往前走的感覺。你隻要按照他的思路和語言，照實翻譯出來就行。當然，我們之是以能夠非常傳神地翻譯這部作品，跟我們年輕熱情的心态有關，我們跟作者和作品有一種共振的感覺，能夠感受到作者與人物的神态與語言，仿佛那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覺得這本書不用從頭看到尾，沒有必要一頁一頁看，你随便翻開一頁看一頁是沒有問題的，你每看一個片段，都能感受到整本書的情緒，那種激情、無所顧忌、放縱的感覺，這本書永遠在給你加油、在給人們的生活增加不一樣的色彩。你可能生活很平淡，你晚上躺在床上可能會覺得很壓抑、很疲勞，這個時候你可以随便翻開這本書，突然就會發現這本書讓你放下了所有負擔、沒有任何的哀痛和傷感，書裡的每個人都那麼陽光、那麼激情，你在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困難、所有問題，在這本書面前全部都不再存在，他隻要你跟着他一起在路上往前走。
電影《在路上》（2012）劇照
澎湃新聞：這也是《在路上》最讓人精神振奮的地方：雖然凱魯亞克們在流浪中比較拮據，但是這本書裡面沒有一句埋怨。你怎樣去看待這本書裡反映的生活狀态和中國的生活狀态？
陶躍慶：他們是在離經叛道，但卻不是有意識地在離經叛道，反而那就是我選擇的一條道路，這是我個人的選擇。我不是在跟誰比較，也不是在跟誰較量，這就是我選擇的生活。1980年代也是這樣的，這就是我選擇的生活，我既然選擇了就努力往前走，遇到一些難題那就克服。
我們習慣了用二分法，或用二進制論的方法去讀作品，自然不自然就會覺得它跟你不一樣，它就是有問題。實際上，社會本來就應該有各種各樣的選擇，每一個選擇都應該得到尊重，那有什麼問題呢？恰恰我覺得，我們現在越來越集中在某幾條路上的時候，其他的路都會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我覺得對現在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我沒有必要一定要去上大學，或者說所有的才幹都集中在金融業，或者都要去掙錢。當整個社會逼着你，或者說你沒有能力、沒有勇氣去選擇的時候，我覺得不是社會有問題，就是個人有問題。但是正常的社會，是允許每一個人做出不一樣的、獨立的選擇。
澎湃新聞：如你所說，《在路上》閱讀的時候就像是日記一樣，随便翻開一章，都是完整的曆險和一氣呵成的故事。那我們怎麼去認定它，這是一個文學作品還是自傳性質的作品？
陶躍慶：我其實不覺得這是個問題，怎麼認定某種文學，有一個固定的架構，或者某一個小說有固定的模本。
我覺得，一個文學作品之是以有它的成功之處，顯然基本的文學構架是完整的，比如說有人物、有塑造、有情節、有結構。最重要的是，它能夠喚起你的共情，在情感上、理性上，能夠讓你有更多共鳴感。第三，是你能夠透過它，理性地看到一些東西。我覺得，文學作品隻要有類似這樣的内容就可以。至于是不是意識流，是不是沒有情節，或者是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是非常寫實的。這種寫實性到什麼程度呢，後來有人專門把凱魯亞克的生活和小說作了對照，在對照的過程中就發現，《在路上》所有的原型、所有的情節，都跟他當時的生活是直接相關的，是以這本書的自傳性質非常強，幾乎可以當作自傳看。
但是，由于後來的修改，這本書已經跳出了原有的人物原型，變成了一種我們所認定的文化的代表。是以這本書的價值就跳出了自傳本身的狀态。包括說瑪格麗特寫《情人》的時候也是自傳。為什麼那本書會成為經典？它所有的細節越真實、詳盡，反而我們閱讀起來越像文學。我覺得，不在于說真實性或原型性的接近有多少，包括虛構的成分有多少，這個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我們是否能夠從中有共鳴，或者能夠透視它獲得更多的内容，這是我們判定一個文學作品的标準。
澎湃新聞：我覺得大家很在意去分辨這一點，也是很想看一下當時的社會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陶躍慶：我覺得，第一，像你說的可能想看到社會的真實，社會真實就是他描寫的。
第二，大家很希望能夠看到一些反常态的、反正常的、隐秘的東西。首先，美國的出版物有非常嚴格的法律上的界定，其次，它也有社會文化的限制，并不是每個人随便寫什麼東西，都可以作為正式出版物出版的。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它給予我們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東西，包括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反戰文化，之是以源頭能夠找到《在路上》，也是基于此。并不是說它激發了大家在性解放上的一些内容，或者它激發了大家反戰，隻是它的精神上讓大家意識到，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開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垮掉的一代”這個詞和這個流派？
陶躍慶：一說到“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我們可能會覺得他們是反叛社會的，是被社會抛棄的，或者是流落于社會邊緣的，他們的行為方式、生活習慣都與主流社會相隔遙遠。事實上，我覺得，凱魯亞克筆下的Beat應該兩個含義。
首先，它是音樂上的節奏。凱魯亞克生活的時代，美國非常流行pop音樂和布魯斯音樂，音樂一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在書中無數次寫到音樂，寫到地下音樂會，寫到當時的流行樂手，他們認為，自己是在pop音樂和布魯斯音樂的節奏中長大的。
第二，他們是非常跳動的一代、活躍的一代，并不是沉默的一代，是希望能夠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是以Beat Generation被翻譯成“垮掉的一代”并不準确，但如今這個詞在中國已經約定俗成，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是以沒必要去改換另一個詞彙。無論如何，這個詞彙以及這個流派的作品，講述的是他們獨特的生活，也是他們獨特的精神狀态，他們在别人不在意的地方，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和自己渴望的生活。他們不需要别人的認可，他們更願意獨立去選擇。這也就是他們的作品能夠影響整個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重要原因。
應該說，“垮掉的一代”開啟和塑造了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化，這部作品開創了美國文學新的傳統。它不同于麥克維爾、歐·亨利、福克納、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等等作家，而是将自己的生活凝固成文學新的形式。這樣自發式寫作的方式，在美國當代文學中也非常普遍，《裸者與死者》《洛麗塔》等等作品中，都能看到這一寫作方式的影響。
紐約有一條酒吧街，是Beat Generation作家過去經常聚會的地方，金斯伯格的《嚎叫》，就是在這條街上第一次發表的。現在這裡依然是美國文學界朝拜的聖地，許多作家都會在這裡聚集、交流，他們的身上依然有“垮掉的一代”的影子。鮑勃·迪倫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就證明了“垮掉的一代”這一文學流派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澎湃新聞：我在第三部分第二章看到他描寫黑人，說白人世界所給予的所有東西，都不如黑人世界能夠這麼令人心醉神迷。大家也經常會拿這個描述，探讨他那個時代對于黑人的态度，但是也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其實隻是一種詩性的想象，并不是那一代人了解黑人的真實。我覺得，這是大家非要去讨論這本書有多少層面是真實的一個原因。
陶躍慶：你說的這個段落，是他當時在丹佛看到了一個場景後的感想。當時他特别失落，剛剛經曆過一次狂放的交往之後，回到丹佛，度過了一段安安靜靜地生活。這種安靜讓他有一種錯覺，他開始審視自己和他們的生活，突然感到他們的奔波，與丹佛安靜的生活反差如此之大，是以忽然有了一種渴望安定的沖動。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複雜的内心，雖然他當時覺得黑人的生活非常穩定，非常像他渴望的那種生活。但他内心實際上并不希望自己也這樣生活。
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對搖滾樂、布魯斯以及pop音樂的認可。這本書涉及到幾乎所有那個年代最重要的pop，或者布魯斯音樂的音樂家，而且這些音樂家絕大部分都是黑人，是以凱魯亞克覺得，黑人身上有一種特别的意義，讓他覺得有一種原始的、内在的、神靈的東西，他對黑人有一種崇拜感，這種崇拜感在美國的文化中非常強烈。
我覺得，當時對黑人的了解，其實更多的是表現在文化上，至于生活上黑人究竟是什麼樣的，這本書并沒有真的涉及。我們知道，一直到1960年代，美國南部黑人的地位還是非常低下的，是以才有馬丁·路德·金。
我們沒必要過于糾結、并且用意識形态的眼光去看這本書。那其實是一種誤讀。這本書真正要告訴我們的，就是年輕人的勇氣與激情、無所顧忌、獨立的選擇，沒有任何負擔，甚至連社會批判都沒有。他強調的是個人和自我，是自我的獨立性。
澎湃新聞：你了解的《在路上》，在哪些層面上影響了之後的美國社會？
陶躍慶：我覺得，《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啟發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文化。每次戰争之後往往會有一個安定期，二次大戰後，大家都非常痛苦，社會也非常撕裂，整個社會希望能夠安定下來。是以，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的社會氛圍是相對穩定和安靜的。然而這種安定，對于年輕人來說就比較沉悶，是以很多個人的選擇，就與社會産生了對立。凱魯亞克以個人的方式，跟當時社會主流的氛圍産生了碰撞和抵觸，這是最直接的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是，凱魯亞克寫《在路上》的時候，美國文化當中的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以布魯斯音樂為代表的、來自底層的文化，成為整個文化的一種突破。美國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和精神就是繼承了“垮掉的一代”以及布魯斯音樂的精神，出現了像鮑勃·迪倫這樣的代表性歌手。鮑勃·迪倫之是以成為1960年代反戰文化、流行文化的代表，就是因為他汲取了“跨掉的一代”的精神養分。也讓當時的美國文化有了多樣的選擇。
應該說，二十世紀前葉的美國文化，更多傳承了歐洲文學的傳統，海明威、馬克·吐溫等等，他們身上有着明顯的歐洲文化的影子。但是跨掉一代和《在路上》一下子把這些過去的傳統打破了，開創了一條新路，它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類别。美國文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歐洲文化，包括美國“迷茫的一代”基本上都是在歐洲生活的，是以美國的文化，以前更多的是汲取歐洲文化的營養。但是《在路上》第一次從美國本土文化中汲取了養分。它完全從本土上産生的一種文化現象，并且滋養了以後的美國文化。是以“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在美國文化上有着特殊的意義。
“自發式寫作”與持續五年的修改
澎湃新聞：你提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們，沒有将“垮掉的一代”作為一個很負面的群體來了解，而是看到了他們自由又積極的一面，這是否和那個年代的整個文化環境相關？
陶躍慶：是的，大家覺得那個年代非常開明、有活力、非常激情。對于《在路上》，我們這些大學生從沒有覺得這部書寫的是沉淪，也沒有從其中看到頹廢。
我特别想總結一下1980年代大學生的特點。第一，我們特别有使命感，那個年代的大學生都認為，我們以後一定會是這個社會的中堅，一定會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其次，我們非常的開放，沒有什麼特别的禁忌，在你面前，所有的窗戶都是打開的，你可以看見任何東西，可以思考任何問題；第三，我們也很獨立，這種獨立性，是指我要有我的想法，我要去思考我能夠思考的問題，我願意為我的想法去學習、去努力、去說服别人。
澎湃新聞：從市場和讀者接受的情況來看，在當時的語境中，介紹《在路上》這樣一部作品的社會反響是怎樣的？
陶躍慶：《在路上》的出版到了1990年12月，我拿到稿費是1991年3月。這本書的反響我幾乎不知道。
首先是我當時已經參加工作了，離開了文學，而且是在政府機關工作，是以跟文學圈相對就有隔閡，不是特别敏感和了解。
第二個原因是1990年開始，整個文化界相對比較沉寂，那個時候幾乎沒有比較大的文學思潮。1980年代是隔一兩年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文學思潮出現。進入1990年代，我們很少看到有比較明顯的文學現象，文學在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開始逐漸降低。大家都開始經商，文學的作用以及發揮的能量越來越小。
第三個原因是，當時的出版業和媒體也沒有現在這麼發達，這麼重要一本書的出版，好像沒有什麼宣傳。但是，這本書的影響還是很大，我看到這本書在非常短的時期内印了三次，大概印刷了幾萬冊，之後因為版權的問題，不能再接着印了。
當時這本書的封面設計非常香豔，特别符合1990年代初地攤文學的封面設計，大家一看就覺得吸引眼球，很多人會希望去嘗試一下那種生活。而且，對于許多讀者而言，“垮掉的一代”應該就是這樣，是以這個封面我覺得非常符合當時典型的對《在路上》的想象、對美國的想象，包括對“跨掉的一代”的想象。
事實上，凱魯亞克描寫的這些人物、情節，跟封面的這幾幅畫是比較貼切的。這樣的封面，可能讓人覺得它不像一個經典的、嚴肅的出版物，當時中國剛剛打開視窗，對于西方文化的想象，往往是直覺的、甚至是字面的，看不到、也不了解背後的文化。但無論如何，《在路上》中文版出版之後，這部經典之作也吸引了無數的年輕人。
澎湃新聞：我看到一個材料講，凱魯亞克寫這本書的時候是沒有斷句的，就是一大篇的文字。你最開始看到的英文本是什麼樣子的？也是沒有斷句嗎？
陶躍慶：凱魯亞克在1949年時就開始醞釀寫這本書，他在1950年代初的時候，把所有的列印紙粘在一起，然後花了将近一個月的時間在打字機上不停寫作。他幾乎是沒有斷句，一氣呵成地把文字給打出來，是以當時大家都說他是“自發式寫作”。
“自發式寫作”很真實地記錄了他所能記住的原始狀态的生活，他把他的生活基本上很忠實地寫下來了。但是之後在出版的時候，就遇到了很大的問題，幾乎看到這本書的出版社都認為這本書不堪一讀，并且在誨淫誨盜。
在出版社的壓力下，凱魯亞克開始不斷修改，把中間所有讓出版社認為不适的内容幾乎全部删掉。許多人可能想不到，這本書裡連一句“F word”都沒有，最多的是“damn”，而且幾乎沒有任何讓你看了之後感到不适的地方，包括一些性的描寫都比較隐晦。從1952年他把書稿正式交給出版社開始，一直到1957年正式出版，這幾年間，他一直在對書稿進行删改。在正式出版前，出版社還讓他書中寫到的人物原型，每人都要簽一份保證書。因為他書中寫到的人物基本都是他的朋友，雖然改了名字，但是人物原型非常容易辨認。是以出版社要求這行人物原型必須簽名放棄索賠，放棄與出版社發生可能的訴訟。
而且，出版社又請來律師仔細審查全書，删除了所有可能會引起訴訟、或者出版之後會引起查封的段落與文字。當時美國的出版文化有很強的法律限制，并非我們所想象的可以随便描寫濫交、吸毒等内容。後來有人說我第一版譯的是删節本，把裡面那些内容都過濾掉了。我根本不會過濾或删改原書的内容，而且以我當時那個年紀，根本不會有意過濾這些東西，因為這是一本名著，既然能正式出版，我們又有什麼不能翻譯的呢？是以，他怎麼寫，我們就怎麼翻，根本不會去過濾、删節什麼。這本書現在這樣，是美國自身出版的要求，跟我們一點關系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