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9日，美國FDA準許轉基因三文魚上市，這是世界上首例被準許産業化的食用轉基因魚。這在國際上引起轟動，中國輿論也高度關注這一事件。
大的是轉基因三文魚
衆多媒體沒有報道的是，中國曾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研發轉基因魚的國家。早在1983年，由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朱作言領銜的團隊就已經将重組人生長激素基因導入鲫魚受精卵，獲得快速生長的轉基因魚。1990年的《紐約時報》稱，中國這個研究領先美國3年。
在此基礎上，朱作言又于1991年建構了全部由中國鯉科魚類基因元件組成的“全魚”基因建構體。他将由鯉魚肌動蛋白啟動子驅動的草魚生長激素基因導入黃河鯉受精卵，獲得的轉基因黃河鯉生長快且餌料轉化效率高。在同等養殖條件下，轉基因鯉魚平均生長速度比對照黃河鯉快52.93-114.92%，當年就可以達到上市規格，縮短了一半的養殖周期，降低了養殖成本和風險，同時大大降低了勞動強度。
轉“全魚”GH基因黃河鯉（左）及其對照魚圖檔，圖新華網
如今，榮譽成了尴尬，起步領跑的人并未成為撞線者。談及此，當年的世界轉基因魚第一人、中科院院士朱作言告訴《基因農業網》，“我們的轉基因黃河鯉早已準備好了，現在隻缺政府決策準入這臨門一腳。”
基因農業網：中國社會很關注美國準許轉基因三文魚，您怎麼看待這件事？
朱作言：這是件大好的事情。不僅僅是針對魚，對其他推動農業領域其他轉基因工作也是很好的事情。
美國政府在這件事上有嚴格的程式，非常慎重。也有群眾持不同意見，但最後能夠決策下來，可見主管部門對此問題是以科學為基礎來判斷的。加上對未來社會需求考慮，以及相關技術已經成熟，于是他們做出了這個代表前進方向的勇敢決策。
基因農業網：也就是說，科學最終占據了上風。
朱作言：美國是現代科學技術全方位領先的國家，在創新産業上，科學決策是最主要的，雖然也充分考慮到民意中的部分不同意見，但沒有迎合，沒有遷就。
基因農業網：目前轉基因魚的研究領域都在關注哪些方面？
朱作言：魚做起來非常困難，因為魚生活在水中不易觀察，而且經濟性養殖魚類的性成熟需要的時間比較長，是以要花較長的時間才可能培育出性狀穩定的優良品種。。實際上，我們主要關注生長速度和抗病問題，還有一些研究關注抗寒和品質改良問題（如減少魚刺），但品質改良研究難度很大。目前，魚的生長速度還是進行遺傳改良所關注的最主要性狀。
基因農業網：中國的研究情況有什麼優勢?
朱作言：我們開展改良魚生長速度的基礎研究很早，系統性和深度也足夠。盡管美國上市了，但基礎研究我們要全面得多。如魚的生長習性、快速生長帶來的其它生物學效應、飼料轉化以及繁殖問題，當然還有食品安全的評估等。我們還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生态系統安全評價研究，研制出了轉基因魚的不育系，并且封閉管理。但我們的魚還沒有上市。
基因農業網：為什麼中國的轉基因魚沒有第一個上市？
朱作言：我們考慮過第一個上市，但這是有點書呆子氣的想法，靠我們來推廣是不可能的。基礎研究隻是産業創新的因素之一，還需要企業參與，需要有戰略眼光的企業參與。我們接觸過一些企業，現在有一家中國企業有較高積極性，我們接觸有一年多了。
培育轉基因三文魚的AquaBounty Technologies公司第一任總裁Elliot Entis先生在十年前專門來武漢找過我們，尋求合作可能性，到我們養殖基地看過。他們對我們的研究很有興趣，但鯉魚在美國沒有太大市場前景，也就沒有了下文。
他比劃着說，他們公司給美國政府提供的有關檔案就有一米高，他們有專門顧問、律師來做這件事。
不過，轉基因産品能不能産業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決策。假如政府有關部門缺乏科學判斷，沒有對創新産品的了解和前瞻，也就不可能有勇氣去推動。如果主管部門沒有下決心，隻是根據社會輿論給對峙雙方各打五十大闆，這樣不行。這方面美國的确有一套，效率比較高。
基因農業網：假如當年一咬牙推出來的話可能也就成了，當時為什麼就沒有推一下子呢？
朱作言：上世紀80年代，我們沒有推廣能力，假如有生産部門接過去的話，可能會有好結果。
當年湖北省科委的上司問我什麼時候産品能上市，我當時拍腦袋說五六年吧，因為鯉魚兩年一代，繁殖三代就可以推出去了。我們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都做了，就想第一個上市。當年湖北省科委的上司有這個意識，他們覺得轉基因魚長得快，節約飼料，符合生産發展的需要。但後來各種轉基因負面報道多了，現在就算是當年的官員也可能不會很快表态了。
如今大陸社會上大多數群眾，甚至包括許多實體學家、化學家、工程專家等在内，我給他們講轉基因魚的問題，說我們的轉基因黃河鯉等于是用一個草魚基因和鯉魚雜交的結果。吃轉基因黃河鯉的話就相當于吃一盤鯉魚加上喝了一滴草魚湯，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既然草魚（含整套基因組）和鯉魚雜交不會有人懷疑，為什麼對一個草魚基因和鯉魚雜交的産品這麼擔心呢？我說了半天，他們還是将信将疑，甚至有人一談到基因這個詞就有神秘感和恐懼感。
綜合各種因素看來，我覺得轉基因魚在美國第一個上市是必然的，我們沒有第一個上市也是必然的。
基因農業網：畢竟美國帶了一個好頭。
朱作言：美國這件事給轉基因的農業科學家增加了信心；對政府主管部門也該有促進，可以步子大一些；對我們的群眾也會給點勇氣，畢竟美國人更珍惜健康，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上更有經驗，他們會更謹慎地處理有關問題。
我們的轉基因黃河鯉已經準備好了，現在隻缺政府準入決策這臨門一腳。
朱作言院士
來源：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釋出時間：2015-11-25
連結：
http://www.ihb.cas.cn/xwzx/cmsj/201511/t20151125_4473439.html
附錄：
轉基因黃河鯉已經具備産業化條件
作為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胡炜解答了轉基因魚在政府層面的程式問題。
基因農業網：目前中國對轉基因動物品種可有明确的法規條文來審定或申請？
胡炜：目前中國沒有明确的轉基因動物和轉基因作物的品種審定的法規條文。中國轉基因生物研發管理的相關法規建設非常滞後于科學研究的發展，亟待加強。
農業部2005年4月1日起施行修訂後的《水産苗種管理辦法》其中，“第三十四條：轉基因水産苗種的選育、培育、生産、經營和進出口管理，應當同時遵守《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及國家其他有關規定。”
而《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及根據該條例制定的《轉基因生物安全評價管理辦法》中規定，轉基因動物要進行品種審定，要首先取得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要取得安全證書，必須經過實驗室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産性試驗、安全證書申報等5個階段。轉基因生物實驗研究結束後，從中間試驗階段開始，其後的每一研發階段都必須向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辦公室提出申請，經準許後，方可進行相應的實驗。
但是取得了安全證書後，就沒有相關的法律或行政法規規定等指導如何申請相應的轉基因品種。
不僅轉基因動物如此，轉基因作物也是這樣，比如轉基因水稻，2009年獲得安全證書後，就無法進一步申請品種。
基因農業網：水生所在80年代就有了有關成果，這些年在品種推出方面做了哪些努力，目前的進展怎樣？
胡炜：早在2000年，水生所率先完成了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的中試，中試研究表明，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生長速度快，餌料轉化效率高。随後，我們培育出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的純合子，并再次進行了不同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家系的中試，進一步選育出養殖性狀優良、遺傳性狀穩定的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家系。
食品安全評價方面，依據轉基因食品安全評價的實質性等同原則，根據國家I類新藥的毒理學試驗規範，武漢大學基礎醫學院、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研究所分别進行了嚴格的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食品安全評價，證明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與對照鯉實質等同，即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與對照鯉具有一樣的食用安全性。
生态安全評價方面，我們從分子、個體、種群和群落等不同水準系統深入地研究和評估了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的生态安全，發現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的繁殖力與生存力低于對照鯉，是以在自然鯉魚分布的水域，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的生态風險甚至低于對照鯉。
不僅如此，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與湖南師範大學合作，通過倍間雜交，培育出100%不育的三倍體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魚。從科學的角度而言，食用安全、生态安全、性狀優良、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産權的三倍體轉全魚生長激素基因鯉已經具備産業化應用條件。
（文章轉載自基因農業網站，網址連結：http://www.agrogene.cn/info-2896.shtml）
人民網：轉基因三文魚獲FDA準許
曆經20多年的等待，一種名叫AquAdvantage的轉基因三文魚終于在11月19日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準許進入市場。作為全球首例進入消費市場的轉基因動物，它鼓勵了更多正在等待政策綠燈的轉基因動物研究。 盡管轉基因三文魚獲準入市被認為是農業生物科技領域的裡程碑式事件，但仍舊面對來自各方的質疑之聲。在人們對轉基因食品态度日趨警惕的大背景下，轉基因魚距離被市場接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盡管目前并沒有“可信的證據”說明轉基因會對人類健康或是環境造成危害，但根據調查，隻有37%的美國成年人認為轉基因食物是安全的。而幾家美國大型連鎖超市都已經承諾不會銷售該轉基因三文魚。
“單性不育三文魚”
AquAdvantage三文魚由位于美國馬薩諸塞州的ABTX Technologies （ABTX）公司開發。ABTX公司早于1992年就設計了AquAdvantage轉基因三文魚的第一代原型，其後不斷投入研發。目前的AquAdvantage三文魚是在大西洋（600558,股吧）三文魚的基因上，植入身形龐大的奇努克大馬哈魚（王鲑）的生長激素基因，以及大洋鳕魚的基因開關，用以保持植入基因的活性。這樣一來，原本需時兩三年的養殖期，也就縮短為16-18個月。
ABTX并非此類轉基因三文魚的最早研發者。但因為該公司長期緻力于轉基因業務，因而一直保持與世界前沿轉基因技術的接觸和合作。曾服務于FDA獸醫咨詢委員會的Alison Van Eenennaam表示，ABTX的轉基因三文魚最初由加拿大公立大學的科學家小組研發，迄今已有超過25年曆史。
值得一提的是，ABTX的總裁埃利奧特？恩提斯曾在2000年來華，希望能與中國科學家在轉基因魚類上合作，後來由于鯉魚在美國并沒有市場才作罷。據澎湃新聞報道，中國在轉基因魚類科研上一直處于世界最前沿。1984年，中國科學院院士朱作言領銜的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團隊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批轉基因魚，随後建立了轉基因魚理論模型，建構了由鯉魚和草魚基因元件組成的重組生長激素基因，并培育出快速生長的轉“全魚”基因黃河鯉魚和不育三倍體“863吉鯉”。
盡管在20多年前，ABTX所掌握的轉基因魚類技術已是世界前沿，但一直未能将技術投入市場。ABTX在90年代中開始與FDA進行對話，2010年，FDA才完成了安全評價，并且在2012年底作出了環境影響的判斷。FDA政策分析師Laura Epstein告訴時代周報記者，由于是第一次核批這樣的轉基因類别，FDA希望能“確定一切妥當”，并給公衆評論的機會和空間。FDA檢閱了到今年7月為止ABTX送出的所有相關資料和資訊。根據其釋出的聲明，實驗資料顯示，經過幾代繁殖過後的轉基因三文魚依舊表現穩定，符合相關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規範，是以FDA認為該魚能夠提供給人類與動物食用。
針對環境影響的評估，FDA則要求ABTX公司，所有的轉基因三文魚必須是單性且不育，以防止該類轉基因三文魚意外地與野生三文魚交配繁殖，污染野生族群基因。同時，美國當局隻允許該轉基因魚在巴拿馬生産，而它的魚卵則在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省制造。由于巴拿馬和加拿大陸地設施的保護阻擋，三文魚逃脫機率非常微小，是以對美國環境沒有顯著影響。
漫長的申請
過去20多年，轉基因三文魚一直處于美國政策的灰色地帶，生命學學界和業界為此抱怨了很久。由于延遲準許一直未帶任何解釋，作為消費品的其他轉基因動物研發嘗試也就無人問津。是以，FDA此次的準許可謂是裡程碑式的決定―它将令這個等待政策綠燈良久的産業得以複蘇。積極團體Friends of the Earth預計，至少35類其他的轉基因工程魚，以及雞、豬、牛正在研發之中。FDA對三文魚的決定可能會開一個先例，導緻其他轉基因動物的上市變得更加容易。
FDA的準許，或與近期美國政府重新評估對基因工程作物及動物的相關規定有關。在今年的7月2日，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曾表示，美國将在2016年更新自1992年啟用的作物及動物管理規定。11月18日，美國農業部就如何修訂現有的基因工程指導方針開會，讨論初步計劃。推動這一系列讨論的關鍵原因，是美國政府意識到現有的規定可能不足以覆寫利用尖端技術生産的作物和動物。
不過，經過漫長的申請“長跑”，FDA的這一決定讓人感到意外，甚至就連ABTX公司也感到突然。“在此之前并沒有任何征兆顯示這個準許會這麼快批下來。”公司的執行總裁Ronald Stotish 告訴媒體。Ronald Stotish拒絕向外界透露轉基因三文魚進入市場的計劃，但目前來看，美國市場裡将不會有太多的這類魚，因為被準許的養殖地巴拿馬，每年最多隻能生産約100噸的三文魚―相對于美國每年進口的20萬噸大西洋三文魚，這個數字非常的小。如果三文魚在其他地方孵化或養殖，美國還需要另外準許。據紐約時報報道，根據ABTX一年前送出的檔案，他們希望在美國本土建造一個養殖場，并且在加拿大再添加一個。
不過，市場方面的挑戰卻不容樂觀。目前，大型超市Costco、連鎖超市Safeway與Whole Foods等均已承諾不會銷售轉基因三文魚。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調查，隻有37%的美國成年人認為轉基因食物是安全的。很多消費者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那些貼有“非轉基因”标簽的品牌。市場調查公司Technomic的食物行業分析家Kelly Weikel表示，消費者對轉基因食物的接受度及信任，近年來一直在下降。越來越多的美國消費者希望，購買的食物是“無雜質”“無添加”“純天然的”。FDA今年還準許了轉基因蘋果和洋芋，但迄今為止這些農産品（000061,股吧）并沒有在商店、飯店裡廣泛出售。
在銷售方面，除了美國，ABTX表示希望最終能夠将此類三文魚銷往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及中國。ABTX曾向加拿大衛生部提出轉基因三文魚的銷售申請，加拿大衛生部近期亦确認，他們已經知道美國方面的決定，但加拿大的評估仍在進行。
“科學怪魚”
盡管FDA已經準許，但轉基因魚類的出現仍引起了不少反對聲音，反對人士稱之為“科學怪魚”。這并不令人意外，近年來，有關于轉基因食物的安全性，質疑的聲音不斷。轉基因三文魚，作為首例轉基因動物進入市場，沒有先例可以考證，更是處于風口浪尖。
美國顧客和環境群體表明了他們的對立立場。食品飲水監測（Food & Water Watch）助理主任Patty Lovera表示，該團體正在與國會成員對話，希望中止FDA的準許。該群體同時考慮通過訴訟來組織轉基因三文魚進入市場。
除了對食物安全性的擔憂，轉基因魚對環境的影響也受到質疑。盡管FDA在分析AquAdvantage轉基因三文魚時曾研究了它對環境的風險，但反對者們擔心這類個頭更大的轉基因魚類一旦從漁場逃走，他們的競争力會比野生三文魚更大，更易搶走食物及配偶。“我們認為現有的措施不足以避免轉基因三文魚的基因進入野生三文魚中。而一旦污染發生，野生三文魚将會被永久改變。這将是個巨大的生物實驗，而我們将永遠不能預測後果。” 生态行動中心（Ecology Action Centre）的活動家Mark Butler表示。民間團體Center for Food Safety亦指出，在特别的壓力之下，三文魚有可能會改變其性别，難保基因污染事件絕對不會發生。
此外，FDA針對基因改造三文魚提出的環評報告，要求三文魚必須在美國“境外”進行生産與加工，這樣對美國環境的威脅會降到最低，但卻缺乏對加拿大和巴拿馬的環境風險評估。前歐洲食品安全局主席Joe Perry表示，對于類似的轉基因三文魚項目，歐洲的監管部門會比FDA要求更多的資料。
不過，也有團體正在極力支援FDA的決定。在2014年，美國就已有80位科學家及生命科技行業高管聯名向奧巴馬發信，請求美國政府支援通過轉基因三文魚上市。“依靠捕獲野生三文魚作為食物來源是難以維持的做法，海洋魚類已經過度捕撈了。”普渡大學的遺傳學教授William Muir表示，目前并沒有“可信的證據”說明轉基因會對人類健康或是環境造成危害。
朱作言院士：為什麼不怕雜交卻怕轉基因
https://wiki.antpedia.com/n-1322853-news
聽到“開個微網誌或微信公号來講講轉基因”這樣的提議，一些科學家臉色一黯。
在他們看來，這種做法對于普通的科學問題或許有效，但要是談轉基因，恐怕處境難堪。
這種疑慮也許會在2016年有所改變。1月出台的中央1号檔案提出，對農業轉基因技術“在確定安全的基礎上慎重推廣”。4月13日，農業部召開轉基因專題釋出會，重申了發展轉基因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這些都将深刻影響轉基因輿論場的走向。
為什麼不怕雜交卻怕轉基因？
面對科普對象，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朱作言從細胞核說起，力圖“講得細一點”。
細胞核中的染色體儲存了遺傳物質，染色體上面分布着基因。基因就是遺傳編碼，所攜帶的遺傳資訊指導某種蛋白質的合成，進而控制生物個體的性狀表現。
如果把基因看作一條線，那真正的編碼隻是其中一部分，前面一段負責編碼啟動，是發動機，後面一段則負責終止、刹車。
朱作言研究的轉基因黃河鯉，即是“通過基因克隆，把草魚生長激素基因中間的這段編碼順序拿出來，将鯉魚自己的一段啟動和終止序列接到兩邊，導入鯉魚的受精卵中”。
草魚長得快，通過以上轉基因操作，使轉基因鯉魚長成2~3斤可以上市的時間，從普通鯉魚所需的兩年縮短到一年，甚至七八個月。
“如果草魚和鯉魚雜交，是草魚的整套基因和鯉魚的整套基因混在一塊。一聽雜交，大家覺得沒有任何疑問，可以吃。”朱作言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而我們做的，隻是把草魚的一個基因跟鯉魚放在一起，反而導緻了不小的疑問。”
實際上，早在1984年，朱作言的團隊就已經通過重組人的生長基因，轉入泥鳅、金魚、鲫魚、鯉魚等等，縮短了鲫魚的生長周期。
但那畢竟是借用人的基因。“如果都是魚的基因，不是其他物種或者細菌的基因，老百姓相對容易了解和接受。”朱作言說。
然而，在科學家眼裡，轉基因最大的優勢恰恰就是可以跨物種。
現在為人熟知的控制糖尿病的人胰島素，便是利用轉基因微生物生産，于1982年由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準許的、世界首例商業化應用的轉基因産品。
在轉基因技術廣泛應用的農業領域，轉基因作物的研究發展最快。而其中最早走到商業化階段的抗蟲、耐除草劑作物，就是把細菌的抗蟲基因、耐除草劑基因轉入植物的基因組：将蘇雲金芽孢杆菌（Bt）的基因轉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中，使之抗蟲；将耐除草劑的EPSPS基因等轉入大豆等作物中，使之抗除草劑。
在轉基因技術發展之前，傳統育種始終在物種之内和近緣種之間進行。但育種程序較長，而且可能沒法朝下走。比如馬和驢雜交産生的騾子，是雜種優勢裡的一個成功案例，但騾子無法生育。
而轉基因則實作了人工選擇優良基因，跨物種集聚優良的性狀。它打破物種屏障，拓展了可利用的基因資源，提高了選擇效率，育種程序更高效。
殺蟲不殺人？
中原一帶，很多人的童年記憶中都有“揪棉鈴蟲”的片段——棉花果實初長時是青青嫩嫩的小球狀，稱為棉鈴，棉鈴蟲打孔鑽入，吃盡裡面的嫩纖維，而從外面噴的藥奈何不了它。不少地方曾動員國小生下田，徒手揪蟲。
而将Bt細菌的殺蟲蛋白基因轉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組，其表達後就産生Bt殺蟲蛋白。害蟲取食而亡，植物進而自衛。
而這引起了推測：蟲子吃了都會死，何況人？
事實上，隻有目标害蟲攝入轉基因作物中的Bt蛋白後，在腸道環境和特定蛋白酶作用下，Bt蛋白溶解成的活性蛋白與害蟲中腸上表皮膜受體結合，形成特異性穿孔，害蟲中腸麻痹死亡。其他非目标昆蟲則沒有這個過程，不會被殺死。
人體内則不存在相應受體，不能與Bt蛋白結合，是以并不會“中招”。
上述推測就成為一種謠言。
目前，國内轉基因棉花種植範圍是95%－98%。有科學家稱，一般估計，Bt轉基因作物可以讓農藥化學殺蟲劑使用量減少50%，明顯降低了農藥對作物和環境的影響。
如今水稻似乎也陷入了當初棉花的防蟲困局——二化螟、三化螟、稻飛虱，農藥在上面噴，害蟲卻殺不死。
研究轉基因抗蟲水稻的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朱祯博士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如果推廣轉基因，農藥市場将受到較大沖擊。
在轉基因技術發展以前，農業防蟲手段大緻可分為兩種：化學農藥和生物防治。
常見的有機磷農藥、氨基甲酸酯農藥，可麻痹昆蟲的神經系統，緻其中毒死亡。而這種殺蟲機制對于動物和人是一樣的，都有可能導緻中毒死亡。
生物防治則催生了兩個産業：一是飼養天敵昆蟲，比如針對玉米螟蟲飼養赤眼蜂，但天敵昆蟲須與害蟲生長時間同步，是以實際操作并不友善；二是生物殺蟲劑，最常用的就是Bt細菌，它的缺點是陽光照射、刮風下雨都會讓它迅速失去活性，成本大幅升高。
而轉基因Bt抗蟲作物，則不同于傳統農業防蟲手段，是讓植物掌握了保護自己的手段。
“農業生産成本降低，對農業生産有利，也意味着社會上每個消費者的成本降低，化學農藥減少也有利于環境改善，人人都是受益者。”朱祯說。
轉基因技術是萬能的？
“轉基因技術可以防治病蟲害、增産，是有效而安全的技術。但這并不意味着轉基因技術就是萬能的。”中國農業科學院水稻所生物工程系原主任王大元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對于抗蟲轉基因作物，害蟲也會産生抗性。比如種轉基因棉花，絕大多數敏感的棉鈴蟲中毒死亡，可能還是會剩下萬分之一的抗性個體，其繁殖的後代會産生抗性。
為此，20年前美國政府就要求轉基因抗蟲棉花的種植比例控制在80%，剩下20%種植普通棉花，這樣在普通棉花上生存下來的棉鈴蟲不攜帶抗性基因，和攜帶抗性基因的棉鈴蟲結合，後代是沒有抗性的，能夠被Bt轉基因棉花殺死。
這種管理措施在中國農戶中推行則有現實困難：誰願意承擔那20%普通棉花的損失呢？不過，目前大陸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作物僅有Bt抗蟲棉花和抗病毒番木瓜。是以，棉田裡長出來的抗性棉鈴蟲，可能被玉米田裡的非抗性種群稀釋，無法形成抗性種群。
事實上，轉基因棉花種了20年，現在棉鈴蟲對Bt轉基因棉花的抗性水準還是很低。
監管與安全是一回事？
轉基因争議多年，誤區無外乎集中在所謂的轉基因主糧化和監管不透明等。但這無關轉基因本質的安全問題。
事實上，自2001年頒布《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以來，官方對安全評價過程并無掩蓋。
2013年，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例》，農業部在官方網站“熱點專題”的“轉基因權威關注”欄中，主動公開了農業轉基因生物的相關法律、法規、安全評價标準、指南、檢測機構、安委會工作規則和委員組成名單等。同時，依照公民個人申請，依法公開了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相關的政府資訊。
在4月13日農業部新聞釋出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孔明表示：“現在國際上對轉基因的評價基本上是兩種模式，美國模式是對産品進行評估，歐盟模式是對技術過程進行評估，而中國既對産品、又對過程進行評估，此外還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試驗和水稻重金屬含量分析等名額，從這個角度來說，大陸的評價體系是全球最嚴的。”
“一個國家的轉基因審批流程和審驗機制是由各相關領域的專家讨論決定的，不是某一個專家說了算。”王大元說，這套流程複雜到有的科學家都未必能全部看懂。
至于反轉人士質疑的非法種植、監管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說：“現行法律的規定是兩步走，轉基因作物，一是要拿到安全證書，二是要通過品種審定。如果品種審定還沒通過就去賣、種，那就是違法。但違法不是因為轉基因不安全。這兩個概念不能混淆。”
這種概念的混淆，具體表現是2008年的“黃金大米事件”。
“黃金大米目的是防治維生素A缺乏症。”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員陳曉亞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問題出在實驗未按國務院《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的規定向國内相關機構申報，而且未向受試兒童和家長充分說明情況。但大米本身是安全的。”
從外面來了什麼擔心？
“轉基因原本是技術問題。”黃大昉覺得，人們一開始有疑問是正常的。
“這個擔心是從外面來的。”朱作言告訴本刊記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轉基因開始商業化種植時也出現過類似聲音。
國外至少有四種反對力量：
其一是極端環保人士，認為破壞物種的多樣性，對環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認為隻能是上帝造萬物，人類不能輕易改變；
其三是貿易戰争，尤其見于西歐對北美的農業貿易壁壘——美國70%?80%的食品都含轉基因，西歐隻有不接受轉基因才能阻擋美國農産品進入本地區；
其四是舊有利益集團，例如原來野生三文魚來自海洋捕撈，人工養殖後，三文魚價格被拉低，受到傳統漁業集團的反對和抵制。他們的理由包括，養殖魚近親交配繁殖使遺傳性喪失，養殖魚與野生三文魚雜交破壞野外種群遺傳性。
綠色和平組織
“其實，自然界每天都在發生着遺傳基因突變，比轉基因可能帶來的突變機率還要大。”朱作言說，“真正懂遺傳學的人覺得這些都是歪理，而公衆卻未必都能認識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師昌緒等四位中科院學部委員上書鄧小平，建議發展高技術，後稱“863計劃”。中國的轉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計劃支援下迅速發展。1988年，中國還因抗病毒轉基因煙草的商業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
“當時大家都覺得是好事，‘轉基因’還被當作賣點。”朱祯說。2008年，國務院準許設立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這作為農業領域唯一的項目，與大飛機制造一起被列入國家16個中長期重大科技專項，計劃15年投入240億元，成為有史以來投入資金最多的農業科技項目。
虛幻的恐怖是哪來的
然而，“風向一下子就變了。”黃大昉說。
2009年8月17日，農業部依法準許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号”和“Bt汕優63”以及轉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産應用安全證書。同年10月，這三種作物出現在中國生物安全網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準許清單》中。
這意味着在科學家大量試驗檢測的基礎上，政府認可這些轉基因作物沒有安全問題，可以推進其産業化。
而此時，綠色和平組織介入了。
“中國想把轉基因水稻産業化？這影響可大了，絕對要把你堵住！”黃大昉說。
科學家們掌握的資訊是，“當時對方有四步走政策：第一，絕對不能讓轉基因水稻産業化；第二，抹黑科學家；第三，牽制上層決策；第四，推翻農業轉基因重大專項。”
具體手段就是攪動媒體炒作，把國際上所謂的争議都搬進中國。
原本“華恢1号”和“Bt汕優63”轉入Bt殺蟲蛋白基因，隻能殺死螟蟲和稻縱卷葉螟等鱗翅目昆蟲，對人體不會造成傷害。而炒作之下，對轉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斷子絕孫”“緻癌緻病”“中國變成國際資本推廣轉基因産品的第一隻小白鼠”等驚悚說法屢見不鮮。
黃大昉覺得，“轉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認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種虛幻的恐怖。”
他說，除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經過科學家的據理力争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達到了：轉基因水稻盡管安全但無法産業化種植，決策被牽制，科學家被抹黑。
今天解釋了、澄清了，隔一段時間又出來，層出不窮——這是科學家普遍表達的無奈。
為何“燃點低，熱點多”？
作為農業生物技術科學傳播平台主席，朱祯博士坦言“這種問題應該精心處理”，尤其當下“一些人的情緒非常容易被激發起來，燃點很低，熱點很多”。
他反思說：“其實，我們的公衆意識都有待提高——科學家從科技部申請經費，發表文章，向科技部送出報告，似乎工作就算完成了。有關部門也是看重立項撥款，沒看到社會的反作用對項目的影響。”
而對公衆的交代，在國外早有作為。
朱祯說，2001年他赴巴西通路，參觀細菌的測試DNA序列工作，其項目報告中就包括對企業家、媒體、政府、群眾的宣傳和彙報。甚至在那個網絡不甚發達的年代，項目還要建立電子、跨時區平台解決這個問題。“考慮得很周到。”
在歐洲，大型科學項目必須與媒體、社群、群眾等形成“大溝通”。“項目沒完成這一步，甚至不能驗收，做得再好也不算。”朱祯也曾建議成立風險教育委員會，“不止是‘科普’，而是‘科學傳播’。你看2013年神舟十号女航天員王亞平太空授課，就做得很好啊！”
黃大昉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玉米遺傳育種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戴景瑞，曾應農業部要求，同反對轉基因的市民約談。三名代表都是普通老百姓，有某半導體廠的工會原主席，還有一名紡織女工。
兩位老專家從頭講起，一條一條梳理，轉基因是怎麼回事，Bt是什麼，跟化學農藥有什麼差別，等等。
聊着聊着，那位工會主席說：“你們講得有道理，要不什麼時候請你到我們那兒，跟我們哥們兒再說說？”
在陳曉亞的科普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諸如“吃了轉基因生出來的孩子會不會畸形”；也有國小生異想天開，“會不會長出翅膀”。經過解釋，“大部分人對科學的信任度在交流過程中逐漸提高。”
讓科學回歸科學
現實中，願意站出來直面公衆的科學家并非多數。
2010年11月，研究“華恢1号”和“Bt汕優63”的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張啟發，在中國農業大學就《水稻功能基因組及作物遺傳改良》為題作完演講，現場有人高喊：“張啟發是賣國賊！”譴責他拿中國人當小白鼠，更有甚者直接抄起前排的瓷茶杯砸過去。
如今，該實驗室面對各種采訪請求，隻是在電話那頭非常客氣地反複表示抱歉：“對不起，我們不發表任何言論。”
“一些并不懂生物技術的反轉人士，在中國掀起全世界最大的反轉活動，給從事轉基因事業的科技人員戴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王大元說。
“我們也知道，這是無中生有的攻擊。但科學家平日裡辛辛苦苦忙課題，科普雖然也是一項工作，但一搞科普就挨罵，又何必呢？”他說。
在此背景下，農業生物技術科學傳播平台于2013年醞釀成立。一來号召科學家站出來發聲；二來利用這個平台與媒體、公衆交流互動，解疑釋惑。
目前這個虛拟平台已吸引了30餘位科學家，經常舉辦諸如農業生物技術科學傳播、風險交流的研讨會。
前些天，黃大昉的一個已是研究員的學生，來找他要一些轉基因資料，要去北京市東城區教師進修學校給中學生物老師講課。這讓黃大昉很欣慰。
不過，在他看來，證明轉基因安全的科普宣傳不是萬能的，緊迫的還是要“往前走一步”——推動産業化。
“轉基因作物如果能推向産業，确實能解決我們的糧食安全問題。否則一旦有風吹草動，糧食歉收，國際糧價飛漲，你就是被動的，大豆就是一個例子。”黃大昉說。
2015年中國進口大豆8169萬噸，創曆史新高，對國内的大豆市場價格形成巨大壓制。“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出油率是19%，而國内種植的大豆是非轉基因的，出油率是16%，是以國内榨油廠不太願意買國内的非轉基因大豆。”王大元說。
黃大昉告訴本刊記者：“我們不斷呼籲，千萬不能讓玉米成為大豆第二。”
不止一位科學家表示，嚴格來說，轉基因技術産品是與産業高度相關的高技術産品，必須有市場拉動，鍊條才能運轉。而進口的轉基因産品，相當于花中國的錢，拉動人家的轉基因技術産業，而我們自己的輪子卻不轉。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
“科學界真正做生命科學的、特别是分子生物學的人，都懂這個事情，沒什麼異議。但是，科學界不搞這個專業的人也是隔行如隔山。”朱作言說，“轉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要讓科學家、内行說了算，不能搞民意測驗。”
“讓科學回歸科學。”黃大昉感歎，“這句話在目前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