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鄭潔西 | 萬曆北韓戰争再戰前金應瑞與小西行長的外交

原文題目：《萬曆北韓戰争再戰前夜日朝外交關系探微——以金應瑞與小西行長的外交活動為中心》

鄭潔西

2011年畢業于日本關西大學文學研究科，獲文化交涉學博士學位，現在為溫州大學華僑學院副教授、瓯江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關系史。主持國家和省部級項目多項、發表論文多篇。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首次在微信公衆平台釋出。

提 要：萬曆北韓戰争再戰前夜，日将小西行長緻函明使沈惟敬，請其從中斡旋，幫助朝将金應瑞免于“守節戰死”的命運。在這份文書發出之前，小西行長曾将日軍行動計劃透露給金應瑞，并為朝方策劃“舟師把截之計”對付日将加藤清正，希望借由北韓之手打擊加藤清正以避免戰争爆發。在這份文書發出之後，金應瑞向小西行長“漏洩軍機”以行“恐脅”，又在日軍發動進攻時“棄城退陣”以求全活，使自己背負“賣國”“負國”罵名，但北韓國王卻出乎意料地極力為他開脫。通過對小西行長這份文書的探微燭隐，可以發現其涵蓋着許多鮮為人知的外交隐情，當時的日朝兩國存在着一段非同尋常的外交關系。

關鍵詞：萬曆北韓戰争；小西行長；金應瑞；外交文書；日朝關系

一、前言

在萬曆北韓戰争再戰前夜的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五、六月間，在北韓苦心斡旋東亞和平事業的明朝使者沈惟敬收到了如下一封特殊外交文書：

禀天朝遊擊沈老爺台前：伏聞北韓兵馬金防禦使築山城守死于宜甯。蓋防禦使者，四五年之間與小仆相知情素，共論和事，故日本國王與諸大臣皆知之。今者防禦使堅守宜甯，欲決雌雄之志雲雲。夫宜甯，全羅道之要路，日本軍兵共力登城，則防禦使必守節戰死，可不惜哉！願老爺以此理明言于北韓國王，使他将守城于宜甯，防禦使同處于老爺之幕下，以補将來和睦之事，可矣。防禦使死節以後，使他人更論和事，則必延留日月耳。願老爺戮力哉！雖遠雖近，必成大事，以快平生之辛勞矣。伏惟亮察之。

丁酉五月二十六日 豐臣行長

這是一份上行文書禀帖，發件人“豐臣行長”即日将小西行長，收件人“沈老爺”為曾經奉使日本的明朝冊封副使沈惟敬，“北韓兵馬金防禦使”系指北韓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金應瑞，其曾代表朝方與小西行長、沈惟敬一道謀劃過東亞和平事業。按當時的情形，因為北韓戰事迫在眉睫，金應瑞負責堅守宜甯，日軍的既定作戰方案必須攻下宜甯，小西行長考慮到攻城時金應瑞必定“守節戰死”，如此則深可痛惜，他預測日朝雙方今後必将重開和談，擔心金應瑞戰死之後朝方的“論和事”者因不了解兩國交涉情況而使“和事”“延留日月”，故緻函沈惟敬希望其為金應瑞求情，說服北韓國王撤換金應瑞，保全其性命以備将來和談之用。

萬曆北韓戰争發生于萬曆二十年（1592年），其時豐臣秀吉出兵侵略北韓，北韓迅速潰敗，瀕臨亡國，明朝響應北韓的請援，以軍事、外交方式介入這場戰争。戰争持續七年，分兩個階段的軍事沖突期（1592—1593年、1597—1598年）和持續四年多的外交交涉期（1593—1597年）。在外交交涉期間，明日雙方一度達成了由明朝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的和平方案，但卻在後來的冊封活動中告敗，北韓戰事随後再起。按照常理而言，敵對雙方的戰前規劃一般都以高效殺傷對方有生力量為急務，但小西行長卻反行其道，敢冒通敵嫌疑緻函沈惟敬，希望其能從中斡旋使得敵将金應瑞全活下來。這份文書的背後，究竟有着怎樣的外交隐情？

關于萬曆北韓戰争期間的日朝關系，自上村閑堂發表論作以來，迄今已出現了一系列相關研究成果，但多着眼于北韓通信使和北韓外交僧惟政的對日外交活動，對同樣與日方有過較多外交接觸的金應瑞卻涉及甚少，管見所及僅韋旭升、金靜姬、崔官、塞缪爾·霍利（Samuel Hawley）、北島萬次五人的研究略有涉及。其中前三者借文學作品叙述曆史，史事依據模糊；塞缪爾·霍利的作品系通俗性曆史讀物，雖在史事叙述上未出現大的問題，但在曆史解釋上卻過于依賴主觀臆想，結論缺乏足夠證據，稍有失之偏頗之嫌；北島萬次則拘泥于單則史料，對該曆史事件的前後承接關系尚未展開進一步考察，但其提出的問題無疑有助于開拓視野，予人以莫大啟迪。

本文将針對如上所提問題，主要以《北韓王朝實錄》中的相關外交文書為基本史料，輔以明鮮外交文書集《事大文軌》中的文書資料以及明鮮兩國的時人文集，通過對萬曆北韓戰争再戰前夜小西行長與金應瑞的外交交涉情況探微燭隐，挖掘出這份文書背後的外交隐情，考察萬曆北韓戰争再戰前夜的特殊日朝外交關系。

二、金應瑞與小西行長的前期外交交涉

小西行長緻函沈惟敬之前的日朝外交，主要分戰争爆發前的通信使外交和戰争期間的日朝外交兩個階段。其中通信使的外交活動以及北韓外交僧惟政的外交活動，前人研究已經有所涉及，不複贅言。茲先将金應瑞前期的對日外交活動情況略做考述。

金應瑞原以作戰勇猛以及收用降倭出名，雖與日将加藤清正曾經有過通書往來，但其實質性對日外交活動則肇始于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十月與小西行長謀劃“鹹安會談”。明朝在此前一度單方面做出了“罷議封貢”、停行交涉的決議。為求打開外交局面，日方屢次向朝方投書請和，但大多并未得到合理答複。日方與朝方在當時的外交交涉情況概見于萬曆二十二年八月日将宗義智寫給慶尚道觀察使韓純孝的一份外交文書。據這份外交文書可知，早在戰争爆發前的萬曆十八年（1590年）就有黃允吉、金誠一、許筬三位通信使的使日外交，其後有日方景轍玄蘇及柳川調信護送三使回國時與朝方宣慰使吳億齡、沈喜壽之間的通信外交，在北韓朝廷未作應對後又有宗義智與釜山、東萊地方官員之間的通信外交，但北韓朝廷均不予以理會。戰争爆發後，日方曾向朝方放回在戰中被擒譯官景應舜以通書講和，但仍然沒有任何後續消息。日方又派景轍玄蘇、竹溪宗逸、柳川調信與北韓禮曹判書李德馨在大同江舟中講和，結果也未得要領。宗義智此次通書，是希望北韓在日本向明朝請求“開舊貢路”時能夠“通一信”，若通過講和“修舊好”，則“倭兵亦撤去”。在此次通書後，宗義智繼續與小西行長、柳川調信等人更加頻繁地緻函李德馨、韓純孝以及慶尚道巡邊使李薲和金應瑞等朝方高層，希望能夠進行外交會談。日方之是以迫切想與朝方高層進行外交會談，其原因在于“大明許貢之事已為準定，而聞北韓極陳不可之意而更為請兵，故我上官等尤欲見北韓上官矣”，希望通過與朝方“上官”即高層官員的直接會談，促使北韓朝廷不再阻撓明朝對日本的“許貢”。

朝方高層在收到日方書函後雖然有所回複，但真正響應日方要求以會談形式與之進行實質性外交交涉的卻僅有金應瑞一人。金應瑞此後于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與小西行長在鹹安的谷岘進行外交會談，其會談記錄詳載于趙慶南的《亂中雜錄》。此次會談最終以日方向朝方送呈“降書”換取北韓“以日本許貢之事奏聞天朝”為結局。金應瑞在這次對日外交活動中，“牢落氣節無異于郭汾陽之入往虜陣”，可謂“罕世之名将”，無疑給日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除在會談時對之“尊待”“極盡誠敬”，還在會談後向其贈送駿馬、寶劍以及軍糧，認為會談成效甚為明顯。當事人柳川調信曾在後來寫給北韓都體察使李元翼的信中回憶稱，“去去年，密通卑懷于金防禦，防禦差李弘發入營少留，以吐露仆胸襟，俾先鋒及義智會金防禦，則貴國嫌疑瓦解冰消。于是貴國上本成事”，認為日方與金應瑞會談頗得要領，使得日本與北韓兩國“嫌疑瓦解冰消”，誤以為會談後北韓又為日本“上本成事”，促成了明朝對日本的“許貢”美事。金應瑞的外交能力無疑獲得了日方的認可。

不過，金應瑞的對日外交活動在北韓受到的評價卻頗為複雜。如日方的評價一樣，朝方确有不少人對金應瑞的外交活動給予了認可，如兵曹判書李恒福稱其“使喚倭奴，如以餅誘兒”，北韓國王認為其“單騎見行長者，是亦非常也”。但北韓朝廷内部卻有較多批判的聲音，因金應瑞在與小西行長的通書和會談筆錄中均稱對方為“大人”，這在北韓朝廷内部頗遭疵垢，不少臣僚認為他“尊賊媚賊，盡輸悖逆之情、親密私昵之狀”，“極其谄屈，贻國家無窮之羞”，有“媚賊無君”之罪，要求将之推考論罪。另一方面，金應瑞與日方進行外交會談系出都元帥權慄的差遣，雖曾多次馳啟北韓國王，但朝中群臣卻多反對這種外交交涉。此外，金應瑞的對日外交在當時還是一種越權行為，因為在明朝的封貢體系之下，北韓作為明朝的藩屬國，并無與日本進行私下交涉的權利，明朝是否允準日本的“封貢”請求，北韓和日本都應該“專意待候”，“不可私自相會”，兩國之間的外交交涉應該首先向明朝彙報，不然将開啟明鮮兩國的“緻疑之端”。是以，金應瑞的對日外交其實觸犯了明朝的禁忌，此事被明方獲悉後，北韓群臣大多提議要求處罰金應瑞等人，但北韓國王卻并不想真正處罰金應瑞，僅處以軍杖責罰而已，隻流于形式以應付明朝。雖然後來的明日、日朝外交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金應瑞通過“鹹安會談”以及此後的一系列對日外交活動，為将來的和平事業埋下了伏線。

三、再戰前夜的小西行長

如前所述，在萬曆北韓戰争再戰前夜，小西行長特意緻函明使沈惟敬，請求其向北韓國王為金應瑞說情以幫助金應瑞逃脫“守節戰死”的命運。事實上，小西行長與金應瑞在此前的外交接觸頗為頻繁，早在冊封失敗消息傳入北韓後不久的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十二月，為了避免戰争的再次爆發，北韓國王就曾傳命承政院“令金應瑞、平行長等不可不厚結，若圖清正，則許以某事”，試圖利用金應瑞與小西行長之間的交往情誼，授意金應瑞私下聯絡小西行長，策動其與朝方合謀對付加藤清正。

關于當時小西行長與金應瑞之間的外交往來關系，加拿大學者塞缪爾·霍利在其通俗性曆史讀物《壬辰戰争》第四部分《僵局》的“李舜臣下獄”一節中有所涉及，認為小西行長派“間諜”要時羅向金應瑞提供關于加藤清正船隊行進地點和時間等情報實際上是小西别有用心的“計策”，隻為“愚弄右兵使金應瑞和漢城政府”，該“計策”最終使得北韓名将李舜臣被下獄論罪，進而幫助侵朝日軍在接下來的戰争中徹底摧敗北韓水軍。但作者并沒有提出多少有效的證據，主要以“事實可能正是這樣”的主觀臆想推導出相應結論。誠如孫衛國的評價，塞缪爾·霍利具備高超的講故事能力，其著作具有較強的趣味性和可讀性，但因為作者基本上是以二手材料為基礎，很少探研原始材料，确有“稍顯偏頗”的缺陷，故而對他的觀點需要慎重對待。事實上，在冊封失敗後的最初階段，豐臣秀吉并未完全決意再戰，其保有“戰”“和”兩手準備，小西行長及其講和集團也并無支援豐臣秀吉再次侵略北韓的政治傾向，更無以“計策”陷害李舜臣以掃除後續作戰障礙的“深謀遠慮”，其當時仍然在努力謀求與明朝和北韓講和集團一起摸索外交修補的種種可能，而挫敗加藤清正的再戰方案确實是其外交修補能夠獲得成功的重要結點所在，小西行長尤其希望能夠借北韓水軍之手重挫加藤清正的再航北韓之行以打擊加藤清正在日本的公信力，奪回自己在豐臣秀吉面前的發言權，進而将北韓局勢引向避戰趨和的理想軌道上去。北島萬次在其書中對此情況亦已有所指陳。下文将具體探讨響應北韓國王提議的小西行長的“通敵”方案及其他避戰措施。

（一）小西行長的“通敵”方案

金應瑞如何聯絡小西行長因記載的阙如不得其詳，但小西行長确曾對之做出了積極響應，并策劃過一個與朝方合作争取和平機會的“通敵”方案。這是當時日朝外交的一個重大隐情。據金應瑞寫給北韓國王的一份狀啟，小西行長在萬曆二十五年正月通過通事要時羅将加藤清正的軍事行動情況告訴了金應瑞，稱力主戰争的加藤清正“初四日已到對馬，順風則不日當渡”，而近來海面都是順風，清正很容易渡海入朝，建議北韓水軍“速進泊巨濟島，窺伺清賊渡海之日”，如果順風則清正的船隊“必向來巨濟”，此時北韓水軍應該截擊清正的船隊；如果海面吹的是“正東風”，那麼清正的船隊就會“直向機張、西生之境”，兩地與巨濟島相距甚遠，北韓水軍雖然無法有效打擊清正的船隊，但仍可派遣大批戰艦嚴陣以待，脅迫清正回軍日本。因為清正力主戰争，在出兵前曾對豐臣秀吉誇下海口，稱隻要他出兵北韓即可“揭一竿而可定北韓”，不然則請“盡滅我族”。朝方如果采用小西行長方案的話，清正的船隊或被截擊受損，或被迫回軍日本，其誇口不攻自破，豐臣秀吉必定以“誤妄”定罪清正，如此一來，小西行長所主張的“和睦”方案便有被豐臣秀吉采納的可能。由此可見，小西行長在當時除了向朝方透露日方的軍事行動情況，甚至已經為朝方策劃好了對付加藤清正的“通敵”方策，但事态的發展并未如小西行長所設想。慶尚道慰撫使黃慎在當時的狀啟中向北韓國王彙報稱，因為北韓方面“設不及期”而“緻誤事機”，加藤清正的船隊未遇任何阻力就在北韓南部沿海的西生浦、加德島、多大浦等地順利登岸，小西行長的“通敵”以求和平的方案因為北韓方面的無所作為而告失敗。北韓國王在聞知此訊後深為嘅歎，自責“大陸誠天下庸劣國也”“大陸劣于行長遠矣”。

小西行長力主和議，他深知惟有證明加藤清正的主張是錯誤的，他的主張才有可能被豐臣秀吉所采納，而借北韓之手阻撓加藤清正出兵北韓則是較為可行的方案。是以，小西行長違背豐臣秀吉的意願而私下向金應瑞透露了加藤清正的軍事行動計劃，并為北韓規劃了謀求和平的“通敵”方案，但因北韓方面的原因而告失敗。

（二）小西行長的其他避戰措施

小西行長向朝方透露了日方軍事行動計劃，并為朝方規劃截擊、脅迫加藤清正船隊的“通敵”方案，這些努力雖然最終告敗，但其在加藤清正渡海後仍然繼續采取了其他一些補救措施以避免或延緩戰争的發生。這展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盛誇朝軍聲勢以震懾在朝日軍。

小西行長在渡航北韓之後，對在朝日軍盛誇北韓“久在兵革之間，熟谙用兵之術，多備戰艦”，誇張朝方的舟師“幾至千餘隻”，以使日軍先自産生懼意，不敢輕舉妄動，避免過早發生戰争。結果各陣日軍“十分詳察，斂其管下倭人，使不得恣行，以挑北韓之怒”。小西行長還在事先和朝方溝通，一方面讓北韓派出船隊到釜山炫耀武力，震懾在朝日軍，一方面事先向日軍透露了朝方“今月（二月）初八九十日間，舟師丁甯進泊釜山前洋，欲為遮絕糧道”的軍事行動計劃，借以坐實北韓水軍艦多兵強之說。但朝方最終卻并未去認真應對，其在二月初十日雖然響應小西行長派出舟師進泊釜山前洋，但卻隻有區區六十三艘，因“舟師其數極少”，使得小西行長的“播說”“竟歸虛地”，其誇張北韓水軍兵力以震懾日軍的效果大打折扣。其後小西行長等人仍然繼續向豐臣秀吉盛誇朝方的兵勢，稱北韓“今則兵馬精強，舟楫甚盛，雖大陸之力，恐不能輕當，此非細事，起兵戰鬥之事，斟酌為之”，但無疑需要冒涉欺诳豐臣秀吉的政治風險。

第二，協調和平條件以避免戰争的爆發。

萬曆北韓戰争的再戰，直接原因在于明朝冊封豐臣秀吉的失敗。其之是以失敗，則是因為此次冊封并未協調好明朝封貢體系下的日朝關系。豐臣秀吉的訴求在于使日本确立對北韓的優勢、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故而單單冊封并不能滿足其需求。是以在冊封後，豐臣秀吉表面上仍然遵奉明朝的權威，避免與之決裂，但卻将矛頭轉向北韓，将冊封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北韓頭上，要求北韓向日本遣送王子以確定其對北韓的特殊優越地位。但無論是明朝還是北韓都不能接受豐臣秀吉的這一要求。明神宗在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初下達的最終處理方案是，不同意北韓向日本遣送王子，但授意可派遣陪臣與之修好。

既然沒法在王子赴日的問題上達成一緻，那是否可以在明神宗所能夠接受的和平條件範圍之内，派遣北韓陪臣去日本與豐臣秀吉修好以解決彼此之間的沖突？小西行長及其講和集團在之後确實按照明神宗提出的處理方案，在和平條件的協調上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小西行長麾下的柳川調信在萬曆二十五年年初與朝方交涉後一度折返日本向豐臣秀吉彙報交涉進展情況，其在三月十五日曾緻書金應瑞，稱其在與寺澤正成向豐臣秀吉彙報外交交涉情況時，因朝方不肯交出王子，豐臣秀吉“遍問他易之條”，柳川調信雖然沒有得到北韓朝廷的事先承諾，但先擅自“以歲稅若幹種數為答”，希望朝方能夠在豐臣秀吉答應之後對其所預提的協調方案予以認可。此後，小西行長在四月二十四日又緻書沈惟敬，試圖将和平條件協調為“陪臣渡溟日本”“合禮諸物”兩條，即用北韓向日本派遣陪臣和向日本贈送禮物取代王子赴日，并已派寺澤正成和柳川調信回日本向豐臣秀吉彙報，期待豐臣秀吉能夠同意該方案。小西行長的此次緻書，是希望沈惟敬也事先與北韓國王做好溝通，“互相勠力，以成大事”，不要因為溝通不暢，使得“北韓小違約諾”以“失信”，最終影響到和平大局。

但日本與明鮮的外交在當時出現了諸多亂象。一方面，北韓方面派兵攻殺零倭現象時有發生，不但鮮有和談誠意，而且還有激化雙方沖突、加速戰争爆發的可能。小西行長在當年三月十七日曾專就此事緻書金應瑞，向其提出警告。另一方面，駐朝日軍内部在此時出現了兩個政見各異、互為競争關系的講和集團。在上一階段的外交交涉期，豐臣秀吉曾兩次将外交權委托給駐朝日軍将領：第一次在文祿二年（1593年）委托給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繼和小西行長四人，第二次在文祿四年（1595年）委托給小西行長、寺澤正成兩人。兩次被委托的外交代表成員屬于同一政治陣營，都以小西行長為核心，外交口徑也基本保持一緻，在與豐臣秀吉溝通時也不會出現自相沖突的問題。但在此次外交交涉期，日方出現了以小西行長、寺澤正成為代表和以加藤清正為代表的兩個外交集團。兩個外交集團有着各自的外交路徑，前者延續了之前與明使沈惟敬和朝将金應瑞之間的外交路徑，後者則為加藤清正與北韓外交僧惟政之間的外交路徑。加藤清正甫一登岸即緻書北韓朝廷，稱“受大閤殿下之命再航海……遣使者于北韓”，以豐臣秀吉外交代理人的口吻要求朝方派人過來會談，随後在當年三月二十一日與北韓朝廷所派的惟政開展了正式外交會談，堅決要求朝方必須滿足其所提出的“王子渡海”和“獻貢物”兩個條件才可避免戰争。這兩個外交集團存在一定的競争關系，對外交條件的主張各不相同，在向豐臣秀吉彙報外交情況時的口徑也并不一緻。

沈惟敬顯然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曾授意柳川調信轉告小西行長和寺澤正成，希望兩人能夠“招清正與之相議”，試圖協調兩個外交集團之間的沖突，認為“必須三人同心合議”，“三人議合，則大事可完”，“三人不協則此事不成”。但小西行長與加藤清正素來不協，彼此沖突難以調和，隻想讓明鮮方出兵截殺加藤清正，根本不肯與之協謀合作。沈惟敬也曾考慮過單獨與加藤清正和談的方案，欲使惟政“通言于清正，聽他的主意何樣”，計劃親赴慶州與加藤清正直接會談，但因為朝方的不肯配合，最終未能成行。後來的實際情況是，小西行長和加藤清正在外交上各行其道，各自派人将其具體的交涉情況向豐臣秀吉做了彙報，但其内容存在較大出入。小西行長在外交上有意對北韓做出妥協，主張協調和平條件為“以大臣、出币通好”，但加藤清正卻持強硬态度，堅決向朝方要求“王子渡海”和“獻貢物”兩個條件，并根據其與惟政之間的會談情況，向豐臣秀吉告稱北韓方面說“王子、大臣通好之事非大陸擅許，都在天朝處分”，指出北韓根本不可能答應小西行長的提議，揭發小西行長“受賄賂北韓，不敢背恩”“不以實聞”。因為加藤清正在背後的攻擊，再加上當時發生的北韓舟師對駐朝日軍的“殺掠”之事，豐臣秀吉最終認為小西行長集團欺罔，否決了其協調方案。

總體上看，在冊封失敗後，小西行長為了促成修補外交的成功，确實做出了較多努力，但其處境頗為艱難，需要與豐臣秀吉和明朝、北韓各方同時進行溝通，其一方面擅自向豐臣秀吉彙報朝方事實上尚未承諾的協調方案，有不被朝方追加認可的風險，另一方面又受到了競争對手加藤清正在背後的攻擊，這最終導緻其所主張的協調方案不為豐臣秀吉所認可，小西為協調和平條件所做出的努力最終告敗。

四、再戰初期的金應瑞

小西行長緻函沈惟敬後的次月，沈惟敬因為對日外交事業的完全失敗而遭到明朝朝廷的拘執，很快就被押解回北京并被下獄論死。短短一個月内，沈惟敬能否将小西行長所托之事安排妥當？事态的發展最終是否如小西行長之所願？據忠清道觀察使丁允祐寫給北韓國王的宜甯戰況彙報，金應瑞在當時并沒有被撤換，但在作戰時卻“棄城退陣于陝川”。可見，金應瑞最終棄城避戰而并未“守節戰死”，其結果與小西行長的期望不謀而合。沈惟敬在被拘執前是否與北韓國王做過充分溝通而将小西行長所托之事安排妥當不得而知，但小西行長在緻函沈惟敬之後不久也曾以禀帖通書金應瑞，其内容見載于都元帥權慄寫給北韓國王的秘密狀啟中：

禀北韓兵馬金防禦使足下：自日本平調信還駕，故即使要時羅，事無巨細，盡聞于足下。又不多日，日本軍兵渡溟屯留。日夜痛心，複何益哉！伏惟亮察之。

丁酉六月初三日 豐臣行長

小西行長這份禀帖的題署日期為六月初三日，比其緻沈惟敬禀帖晚了七天，這份禀帖雖然篇幅甚小，但卻透露了相當豐富的資訊：在撰寫這份禀帖之前，小西行長就已經派遣通事要時羅将日方的軍事行動計劃盡數告知了金應瑞；小西行長在這份禀帖中表達了自己對“不多日”之後将要實施的日方軍事行動可能産生的嚴重後果深感痛心但卻又無能為力的愁苦心境；此次通書的目的顯然就是希望金應瑞能夠對目前的嚴峻形勢有所“亮察”，提醒其不要在接下來的戰事中做無謂的犧牲。金應瑞無疑将小西行長的此次通書情況向都元帥權慄做了彙報，而權慄又輯錄這份禀帖的文字内容以秘密狀啟的形式向北韓國王做了彙報。從這份秘密狀啟在《宣祖實錄》裡的編次情況來看，其送達北韓國王的時間應該在六月十四日之前。

從客觀事實來看，金應瑞确實回應了小西行長的提醒，其在日軍進逼之時并未“守節戰死”，而是主動“棄城退陣”。那麼，北韓國王對權慄的秘密狀啟反應如何？金應瑞消極應戰以求全活的選擇是否在事先獲得了北韓國王的允準？按《宣祖實錄》記載，北韓司憲府對金應瑞的“棄城退陣”行為做出了極為嚴厲地譴責，稱金應瑞與日軍交戰時“首自潰遁，無意收拾”，使本國“軍心土崩，列鎮瓦解”，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其“先逃負國”之狀“罪不容誅”，不容“徐議”，向北韓國王呈啟要求立即将之“依律定罪”。但北韓國王卻認為金應瑞正與日軍對壘，“徐為議罪未晩”。

沈惟敬在事先是否已将小西行長所托之事轉達并說服北韓國王保全金應瑞不得而知，但北韓國王确曾收到了權慄的秘密狀啟，其雖然并未撤換金應瑞而“使他将守宜甯”，但無疑默許了金應瑞與小西行長之間的私下交涉，并在金應瑞“棄城退陣”後還特意為其開脫。北韓國王的這一舉措實屬反常，完全可能事出有因——沈惟敬或在事先已經說服了北韓國王，或北韓國王在收到權慄秘密狀啟後已經允準金應瑞可以“棄城退陣”。

而事态的發展并不僅僅局限于此，金應瑞不但有“棄城退陣”的罪行，還有“通敵”“賣國”的嫌疑。這一指控主要來自明朝，其遠比司憲府所說的“棄城退陣”要嚴重的多。當時在後方負責明朝援朝軍務的最高責任人經略邢玠就在其題本中向明神宗如是揭發金應瑞：“總兵金應瑞，該國大将也，閑山水兵将去搗巢，渠兩日前即先以書報行長，使渠有備，蹈此重兵而奪其大險。”同樣就此事向明神宗題奏的還有負責在北韓前線指揮援朝明軍作戰的經理楊鎬。楊鎬的題本被欽命覆議後由兵部出面覆題，稱金應瑞的行為系“奸臣賣國”，并懷疑“透情順倭者不止金應瑞”，題請明神宗下旨向北韓“責其君臣以義”，由此可見事态的嚴重程度。

兵部覆題的内容經明神宗下旨準許和兵部移咨這兩道程式回報給經略邢玠，邢玠為此在九月初九日和九月十二日連續兩次移咨北韓國王責令其作出答複。北韓國王在九月十六日和九月十九日分别接到了邢玠的這兩份咨文，其首次回咨在九月二十二日，但隻稱“閑山之敗，實出于妄欲攔截賊船，而一敗塗地，此則萬悔無及”，對金應瑞“透情順倭”的指控刻意規避，不涉一詞，數日之後方始再次回咨通告處理方案：

本年九月十九日，準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饷經略禦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邢咨前事……金應瑞則久與賊對壘，熟知本賊畏憚天兵，一聞師期，妄欲假借聲威輕行恐脅，其心雖非出于賣國，而漏洩軍機則誠有可痛。今革職為兵，戴罪自效。小邦雖甚委靡，亦當略有法紀，苟有逃竄賣國如咨内所雲者，則何敢容貸，自棄其社稷？

北韓國王的首次回咨純粹出于應付目的，是為商議停妥最終處理方案而拖延時間。其确定對金應瑞的“非出于賣國”這一定性以及“革職為兵，戴罪自效”這一處理方案必然經曆了一番深思熟慮，而以此向明朝交待其實還冒了一定的風險。因為北韓國王需要交待的對象并不隻有經略邢玠，還得上奏明神宗和移咨禮部、兵部。在上呈明神宗的奏文中，北韓國王的措辭亦如給邢玠的第一份回咨，刻意規避對金應瑞處理的解釋，隻在奏文中堅決否認北韓的“甘心為倭之說”，反複哀求明神宗“拯濟小邦”，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的效順之心。北韓國王移送禮部、兵部的咨文則在從寬處理金應瑞問題上提出了多方面理由，稱金應瑞“漏洩機察”的“實情”在于“布揚天兵聲勢，要以憚懾賊心”而“别無他情”，又以金應瑞“頗有微勞”，近日“斬獲稍多”，且有“弓馬小技”為說辭反複開釋，尋找種種理由說明作出從寬處理方案的合理性。

北韓國王為金應瑞極力開脫，除了考慮到金應瑞的“微勞”和“弓馬小技”，恐怕與其最初試圖策動小西行長的對日交涉态度以及金應瑞本人在這場戰争中的外交活動經驗也有一定的關系。無論是戰是和，金應瑞都是朝方有數的難得人才。事實上，在萬曆二十五年年底的蔚山之戰中，明朝經理楊鎬就曾授意金應瑞帶同降倭到蔚山倭城“開谕禍福”以促降加藤清正，無疑是認可了金應瑞的外交才能，并試圖對之有所借用。倘若金應瑞過早戰死，朝方很難再找到像他一樣具有豐富對日交涉經驗的理想人選，重開外交實作和平勢必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保全金應瑞無疑可為将來的和平事業預留白間。

五、結語

在萬曆北韓戰争期間，北韓作為戰争的主要受害方，無疑希望能夠在最少損失的前提下獲得和平，而外交無疑是解決這一問題較為理想的途徑，負責對日外交的金應瑞等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加害方的日本，也并非所有的戰争參與者都熱衷于這場侵略戰争，其中的一部分人，如一度負責對明、對朝外交的小西行長也非常渴望用和平手段終結這場戰争。金應瑞與小西行長的前期外交交涉雖然在北韓朝廷頗遭疵诟，也不合乎明朝方面的規定，但無疑獲得了北韓國王的默許。金應瑞的外交能力也獲得了日方的認可，其外交努力為将來的和平活動埋下了伏線。

萬曆北韓戰争再戰前夜的日朝外交出現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情況：北韓國王在獲悉冊封失敗後授意金應瑞策動小西行長合謀對付加藤清正，小西行長随後做出積極回應，将加藤清正的軍事行動計劃透露給金應瑞，并向朝方提供“舟師把截之計”，希望借由北韓之手重挫加藤清正的再航北韓之行，打擊加藤清正在日本的公信力，奪回自己在豐臣秀吉面前的發言權，使得自己的主和政見能被豐臣秀吉采納，進而将北韓局勢引向避戰趨和的理想軌道上去。此後不久，在戰争不可避免的态勢下，小西行長又分别緻函沈惟敬和金應瑞，希望金應瑞能夠逃脫“守節戰死”的命運，為今後日朝重開交涉保留火種。另一方面，金應瑞在萬曆二十五年七月底向小西行長“漏洩軍機”，其目的在于“恐脅”日軍，卻有着“賣國”的嫌疑；其後金應瑞又在八月初日軍進攻宜甯時正面回應了小西行長的兩份文書，“棄城退陣”以求全活，使其在明鮮兩國遭人不齒，背負“賣國”“負國”的罵名，但北韓國王卻出人意料地頂着巨大壓力極力為他開脫。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戰争背景下，東亞和平力量一直在暗中湧動，一方面不惜以“通敵”這樣的非正常手段去推動和平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在遭受嚴重挫折時也傾盡全力去保全這種力量。通過對小西行長這份文書的探微燭隐，可以發現其涵蓋着許多鮮為人知的外交隐情，當時的日朝兩國之間存在着一段非同尋常的特殊外交關系。

【注】文章原載于《古代文明》2021年4月。為友善手機閱讀，注釋及參考文獻從略。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