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仿匈牙利與歐爾班：美國保守派如何利用宗教保守主義？

文/Kathryn Joyce；譯/龔思量

編者按：在2021年末的美國全國保守主義會議上，以色列政治理論家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提出，鑒于基督教徒在美國占多數，是以應該由基督徒來支配國家的法律和社會規範。美國保守派特約編輯索赫拉布·阿瑪裡（Sohrab Ahmari）建議采用匈牙利的模式，即在不“迫害”少數群體的前提下，牢牢掌握公共輿論。盡管阿瑪裡最終做出了讓步，強調目前的目标應該是“允許在公立學校進行宗教教育”。但這一系列操作導緻了“本地人”與“少數群體”和“外來者”的對立，而任何吸引人們對社會變化不滿的運動，都不可避免地包括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反移民情緒。本文原載于《新共和》，作者Kathryn Joyce，本文略有删減。

美國國家廣場前的國旗

2021年11月初的一個周一夜晚，在奧蘭多希爾頓酒店的地下室宴會廳裡，四位保守派知識分子：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新教徒、一位“政治天主教徒”和一位“我為什麼離開左翼”的家夥坐在台前，手拿飲料，讨論保守主義的未來。一架無人機在頭頂上嗡嗡作響，為一位小組成員的YouTube節目收集素材，擴音器裡播放着清晰的背景音樂，Sister Sledge的贊歌：《我們是一家人》。

這是美國全國保守主義會議（National Conservatism conference）的第二個晚上，一次右翼學者、作家和智囊團的聚會。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一直認為，聯合宗教保守派和自由市場自由主義者的舊裡根主義聯盟已經結束，一些新的共同願景必須取代過去的聯盟。

總體而言，會議的發言人陣容似乎不像一個統一的集團，他們的想法也不是特别新穎。有關于新詞彙的抱怨，對于需要強制修習摔跤課的“豆芽男孩”（網上用來指缺乏陽剛之氣的男性的貶義詞）以及對大學“被女性主導”的哀歎。有将避孕定為犯罪并可能恢複麥卡錫主義（指用大規模的宣傳和不加區分的指責，特别是在沒有足夠證據的指控下，造成對人格和名譽的诽謗）的提議；聲稱“覺醒主義”和批判種族理論是比“白人至上主義”更大的威脅；發言者多次宣布計劃搬遷到“自由的佛羅裡達州”；會場内“加油布蘭登”的聲音此起彼伏（該政治口号與網絡迷因是針對拜登較為委婉的髒話，于2021年興起）。

與會的幾位大人物都在争奪唐納德·特朗普身為共和黨民粹主義右翼領袖的衣缽，這些人物包括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和喬什·霍利（Josh Hawley）以及他們未來的同僚、俄亥俄州作家J. D. 萬斯（J. D. Vance），萬斯套用了理查德·尼克松的話“教授就是敵人”（尼克松的原話是“媒體是敵人”）。另外，還出現了一支以匈牙利人為主的國際隊伍，他們來到這裡，希望能打造一個“國際民族主義聯盟”。

盡管會議的最大頭條新聞是霍利在開幕式上的聲明：左派對男性的戰争，造就了沉迷于色情的一代人，但會議的核心議程是周一晚上的非正式讨論，其中的讨論者包括以色列政治理論家約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英國作家道格拉斯·默裡（Douglas Murray）、美國保守派特約編輯索赫拉布·阿瑪裡（Sohrab Ahmari）和政治脫口秀主持人戴夫·魯賓（Dave Rubin）。身為這次會議的主辦者，埃德蒙·伯克基金會的主席哈佐尼主持了本次會議。他宣稱，會議的目的是在右翼混亂的派别之間建立一個新的聯盟，看看是否有可能，正如一位聽衆不安地表示的那樣：“團結右翼”。

在會上及會後，這個問題都激發了一種緊迫感。盡管有很多關于民主黨混亂的評論，但有一種感覺揮之不去，那就是保守派才是軟弱的、被圍攻的，在長期失去文化支援之後，他們現在還被剝奪了政府權力。正如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萊曼·斯通（Lyman Stone）最近在推特上所說，“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沒有任何天然聯盟，也沒有掌握國家多數的明确道路，保守派沒有明顯的前途”。

但是，哈佐尼提出了一個改革的建議：鑒于基督教徒在美國占多數，可以宣布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應該由基督徒來支配國家的法律和社會規範。他說，可以為少數群體“劃出一些區域”，但不能假裝有一個中立的公共輿論場，因為在這一輿論場中，對多元化的支援壓倒了多數人隻想自己的文化得到彰顯的權利。專家組能否就此達成一緻：不積極迫害少數群體，但是同時讓多數人控制公共輿論？阿瑪裡建議采用匈牙利的模式：該國禁止同性婚姻，禁止同性夫婦收養孩子，禁止在法律上承認變性人，最近還禁止與未成年人分享LGBTQ内容，但同志本身并不違法。阿瑪裡堅持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少數人得到了極好的待遇，不會被排斥，也沒有受到任何壓迫。”

政治脫口秀主持人魯賓表示：“現在，有個大問題，我們這裡就有兩位小組成員是同志。如果哈佐尼提議的公共規範是純‘聖經式’的，那我會有些擔心。”哈佐尼回答：“你當然會擔心，因為我要求你做的，是願意考慮最理想方案以外的可能性，比如，讓基督徒在基督教地區管理一個基督教社會。”哈佐尼後來妥協了自己的立場：允許在公立學校進行宗教教育，這應該成為保守派加入新聯盟的試金石。

作為新右派的同一主題，在課堂上進行聖經教育似乎是個過于小規模且具體的計劃。但正如未來幾周所證明的那樣，對公共宗教具體例子的關注是有先見之明的，并有助于為右派的一些最具争議的計劃去制定務實的路線。小組成員簡短地考慮了這一提議，然後同意了，舉杯相慶。

2019年舉行的第一屆NatCon會議部分受到了哈佐尼《民族主義的美德》一書的啟發，該書是過去三年出版的、一小批右翼學術作品中的一部，其他著作還包括帕特裡克·迪内恩（Patrick Deneen）的《自由主義為何失敗》和R.R.雷諾（R.R. Reno）的《強大上帝的回歸》，這些作品闡述了作者眼中的美國問題的根源。這個新的 “後自由主義者”流派認為，古典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的關注摧毀了傳統價值觀，建立了一種多元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傳統主義者看似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實際上卻得不到社會的支援，同時建立了一個具有強制性的、“覺醒的”文化霸權。

他們将這些弊病中的許多問題追溯到二戰後上司人，這些上司人的目标是通過在人權和多元主義問題上達成國際共識，防止1940年代的恐怖卷土重來。雷諾認為，這種新的世界秩序用無盡的、兼具壓迫性和開放性的“弱神”，取代了幫助法西斯主義誕生的國王和國家傳統主義的“強神”。

哈佐尼同意，戰後的美國正确地處理了種族隔離問題，但後來走得太遠了，例如“人人都應該平等。黑人應該與白人平等，男人應該與女人平等，外國人應該與美國公民平等……已婚者與未婚者，異性戀者與同志者都應該平等”。由此産生的政府應在文化上保持中立的觀念，導緻了教會與國家分離的“錯誤”結果。

在最高法院禁止課堂進行宗教教育之後的短短兩代人之後，“空洞、空虛的自由主義”已經崩潰，轉而成為了一種現狀，正如哈佐尼在後來的一次會議上所說，“人們分不清男人和女人的差別。”這種狀況不僅激怒了那些不贊成的人，而且讓他們的生活，以及支援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遭受了攻擊。

正如迪内恩（哈佐尼以前在羅格斯大學的同學，現在是聖母院的政治學教授），最近寫道的那樣：“自由主義的内部邏輯，不可避免地導緻所有原本負責培養人類美德的機構被廢止，比如家庭、崇高的友誼、社群、大學、政體、教堂等等”。迪内恩認為，光靠保守派在私人生活中自行選擇這些美德是不夠的，現代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蹂躏證明了這一點。在廢除“藍色法律”（藍色法律是要求人們遵守基督教法律，在特定日子休息不得工作）之後，雇主現在可以每周七天自由地壓榨他們的勞工，由于無限制的自由貿易，工作機會被轉移到了海外；而左派的“文化放松管制”意味着人們不選擇結婚，放棄宗教，并減少生育。

後自由主義計劃試圖糾正這一切。部分原因是，它試圖将民族主義從二戰中恢複過來。正如哈佐尼在伯克基金會的同僚安娜·威利斯（Anna Wellisz）告訴我的那樣，真正的民族主義不屬于希特勒的德國，那樣的民族主義更應該被視作帝國主義，而像威利斯的祖國波蘭這樣的國家，抵抗了帝國主義。

在這種觀點下，民族主義不是排斥，而是“自由地愛着屬于你的東西”。相比之下，許多聚集在NatCon的人認為今天的帝國主義者是自由主義者，他們利用企業的力量和國際契約來促進全球文化和法律秩序，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保守的後自由主義者還指責說，公共中立的概念并不促進公平，反而會導緻對大多數人的壓迫。由此可見，如果政府實際上從來不是中立的，反而總是在推進或破壞公共利益，那麼法律就應該利用它的強制力來灌輸美德。

這就是“整體主義”（integralism）的要旨，這是一個由許多傑出的後自由主義者推動的保守天主教法律運動，該運動反對政教分離，反對将個人權利置于維護“共同利益”的制度之上。

在2020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概述整體主義願景的文章中，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和前最高法院書記員阿德裡安·維米爾（Adrian Vermeule）解釋說：“與法律自由主義不同，公益憲法主義不會遭受政治統治和等級制度的恐懼，因為它認為法律是父母，是明智的老師，是良好習慣的灌輸者。

維米爾拒絕提供“具體細節”來說明，在實際意義上，行使權威來違背人民自行決定“什麼對他們最好”權利意味着什麼。但在他的指令下，有關“言論自由、堕胎、性自由和相關事項”的法律将發生變化，首先是改變美國最高法院在“計劃生育訴凱西”（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提出的個人有權定義自己的生命意義的 “可惡”主張。

維米爾補充道：對于傳統的保守派來說，不能拒絕接種疫苗的權利，自由主義的财産權和經濟權等概念将被抛棄，這一立場在阿瑪裡最近對罷工的家樂氏公司勞工的支援，以及一位勞工領袖出席全國大會時得到了呼應。

如果不是阿瑪裡2019年在《第一事件》（First Things）雜志上發表的兩篇文章，這種哲學的梳理可能仍然是一種小衆的學術活動。一篇是《反對死亡的共識》的集體宣言，宣布60年來存在的“共識保守主義”已經過時。另一篇是由推特風暴變成的文章：《反對大衛 ·弗倫奇主義》，其中引用了反對特朗普的保守派律師、評論員大衛·弗倫奇的觀點：嘲諷保守派可以通過自由主義的規則赢得文化戰争。相反，阿瑪裡堅持認為，他們必須“以擊敗敵人、享受輿論場上的戰利品為目标，重新定位公共利益，以實作共同利益和最終的最高利益”。

這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口号，在兩年後在NatCon上仍在被引用。随之而來的“後自由主義”運動已經如火如荼，他們創造了自己的粉絲藝術：2021年11月，一張經過修改的《豪勇七蛟龍》電影海報在推特上瘋傳，描繪了“後自由主義七俠”： 阿瑪裡、維米爾和迪内恩身着狂野西部裝束。海報上的智語是“有時，共同的利益需要不尋常的人”。

今年秋天，由于美國右派與匈牙利和波蘭的統治階級日益公開的結盟，整體主義再次受到關注。由于這兩個國家的政府将傳統主義意識形态與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融合在一起，這兩個國家近年來已經具有了保守主義烏托邦的光環。在波蘭，執政的法律與公正黨将保守的天主教與愛國主義相提并論，以至于最近波蘭議會内供奉了兩件天主教遺物，法律與公正黨也将競選海報張貼在教堂内。

在匈牙利，總理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的政府已将該國轉變為一個明顯“不自由”的基督教民主國家。它資助了一套廣泛的生育政策（包括對生育四個或更多孩子的婦女終身免征所得稅）以防止穆斯林移民。歐爾班說，穆斯林移民，不能被同化，因為“多元文化主義隻是一種幻覺”，并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規定所有兒童都應該“按照匈牙利憲法認同和基督教文化的價值觀”被撫養長大。

這兩個國家，尤其是匈牙利，不遺餘力地争取着美國保守派的支援。設在布達佩斯的私立學院（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在過去兩年裡接待了被國内自由主義風氣疏遠的美國思想家。

2021年10月，一個新的波蘭對應機構Collegium Intermarium邀請了幾位美國的“政治天主教徒”，包括維米爾、阿瑪裡和《美國偉大》雜志的聯合創始人（也是目前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的通路學者）格蘭登·帕平（Gladden Pappin）舉行了關于“取消文化”會議。2021年6月，當這三個人在華盛頓郊外的一個青年整體主義會議上發言時，匈牙利派了兩位大使參加（其中一位是弗朗茨·約瑟夫一世的哈布斯堡後裔，是當今君主主義右派中受人尊敬的人物）。東歐城市現在是後自由主義作家重要的圖書推介站，歐爾班本人也鼓勵像羅德·德雷赫（Rod Dreher）這樣的美國保守派作家将匈牙利視為他們的“知識家園”。

這種積極示好已經獲得了回報。德雷赫與MCC的聯系以及他在布達佩斯另一個保守智庫擁有住處的事實，導緻他在去年春天和夏天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為匈牙利最獨裁的措施作出了越來越有力的辯護。

德雷赫總結說，歐爾班的“非自由的右翼倡議”，如禁止大學的性别研究課程，是抵制“左翼非自由主義”的必要措施。7月，俄亥俄州作家J. D. 萬斯對歐爾班的生育政策大加贊賞。他甚至呼籲建立一個兩級投票制度，讓擁有子女的美國的父母，比“無子女的左派”擁有更多的選票。8月，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在布達佩斯進行了為期一周的報道，在黃金時段将對歐爾班的采訪播放到數百萬福克斯電視台觀衆的家中。就在2022年1月，特朗普宣布對歐爾班的“完全支援并贊同其連任總理”。

對這一新興的右翼國際的報道也強調了整體主義的先鋒上司人。到11月下旬，一個名為Substack的新運動，即後自由主義秩序啟動時，整體主義甚至在電視節目《繼承》中被簡短提及。但是它突然崛起的聲望也導緻了來自天主教和學術界的批判。

2019年《後現代保守主義的崛起》一書的進步作者馬特·麥克馬努斯（Matt McManus）認為，“天主教後自由主義最根本的弱點是，盡管有了天主教的字首，但它的大多數支援者内心都是反動派。”該書描述了右派陷入自己的身份政治（即呼籲 “重新确立某些曾經掌權的身份群體的權威”）。麥克馬努斯在《偏見》雜志（一本宣揚基督教左派的雜志）上寫道：“他們不僅要保護自由主義的成就，而且還要超越這些成就，他們想讓時鐘倒流到前自由主義時代，在那裡，亞裡士多德—托馬斯主義按照神聖的等級制度對個人進行分類，國家毫不猶豫地對非異性戀者、持不同政見者和異端分子采取懲罰措施”。

蒂莫西·特魯特納（Timothy Troutner）是聖母大學的博士生，為自由派天主教媒體《公益》（Commonweal）撰稿，他在整體主義被其目前的普及者采用之前的幾年，就在不同意識形态的天主教徒組成的圈子裡第一次遇到了整體主義，他們普遍希望自己的信仰能反映在他們的政治承諾中。當這個群體最終分裂為“左派天主教徒”和整體主義者時，特魯特納看到後者的陣營轉向了醜陋，主張“與中世紀有關的、一些更殘酷的東西”和天主教右派的權力政治，專注于勝利和“擊敗敵人”。

在保守派中，整體主義也找到了大量的批評者。美國天主教大學的教授邁克爾·漢比（Michael Hanby）認為，除非美國不複存在，否則整體主義就永遠不可能在美國實作。

聖母瑪利亞大學教授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terson）更直截了當地寫道， 戰時20世紀最初的整體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密切相關，而它的當代追随者，如網上論壇的評論者，他們歡呼“真正的聖徒公社”穿着“傑克靴子”、“燒死異端”和“抓獲猶太孩子”讓他們強制皈依。他們似乎已經準備好效仿法西斯了。最後，他寫道，整體主義“是一種網絡美學，主要是被公共生活所疏遠的年輕人，被統治欲，即權力意志支配所吞噬”。更多的主流保守派，如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幹脆稱之為神權主義。

盡管德雷赫2017年的著作《本尼迪克特選擇》（The Benedict Option）被認為是當今後自由主義的先驅（他在書中認為“啟蒙自由主義包含了基督教滅亡的種子”），但在2021年秋天他開始呼應這些早期的批評。他最近在《美國保守派》上寫道，對整體主義的模糊定義可能聽起來不錯，但“當你開始問這在現實生活中意味着什麼時，它就會變得很奇怪”。

德雷赫廣泛引用了一本由一位僧侶和一位神學家寫的晦澀的2020年整體主義書籍，他想了解這場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是否同樣在尋求一個隻有受洗的天主教徒才能掌握公權力的國家；非天主教兒童可能被從他們的家庭中帶走；對猶太人而言，除了有限的例外，沒有任何宗教少數群體的信仰自由可以得到保障。整體主義者可笑地高估了支援他們的天主教徒數量，德雷赫想象這些教徒可能将将能塞滿維米爾在劍橋的後院，而且“如果大多數人知道他們真正相信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就會尖叫着跑開。”

這些批評引起了其他集體主義者的反擊。迪内恩表示，德雷赫可能是大衛·弗倫奇主義的新面孔；阿瑪裡說，德雷赫的後自由主義主要是“匈牙利式的”。馬可·魯比奧的辦公室主任邁克爾·尼德姆（Michael Needham）認為，像整體主義者這樣的“外部知識分子”， 已經通過“移動奧弗頓視窗”（是給定時間内主流人口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範圍）取得了一些成就。維米爾寫道，德雷赫缺乏政治想象力，看不到一小部分核心的堅定信徒能做什麼。他引用法國反動知識分子約瑟夫·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四五個人就能給法國帶來一個國王”，而集體主義則擁有了後自由主義七人組。

如果這些派别之間的争執，在自由主義者的耳朵裡，似乎沒有什麼差別，那麼它們大多确實沒有差別。畢竟，德雷赫、迪内恩和阿瑪裡都在《第一事件》中簽署了2019年的 “死亡共識”宣言。當德雷赫呼籲他的後自由主義者同伴們把整體主義的“思想實驗”放在一邊，而選擇匈牙利的更現實模式時，他說的是一個大多數人都已經付出了代價的政權。盡管11月的内鬥很激烈，但在會議上和會後，歐爾班的匈牙利成為了他們共同努力的目标。

正如哈佐尼告訴我的那樣，在NatCon會議上讨論的許多想法都還很初級，推動這些想法的人都“在行動中”。但在會議結束後的幾周内，他觀察到了兩個重要的整體主義轉變：一個是對民族主義更全面的擁抱，一個是目标被擴大了，從一個以“最高利益”為指令的政權到對“普世整體主義”的柔和呼籲，正如美國天主教大學教授查德·派克諾德（Chad Pecknold）在Twitter上所說那樣。

這種轉變的主要例子是11月《美國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上的一篇文章，由派克諾德、阿瑪裡和帕平共同撰寫。這篇題為《為文化基督教辯護》的文章以四個場景作為開始：非婚同居的意大利前副總理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在政治集會上轉動禱告的念珠；離婚的法國前政治家瑪麗安·勒龐（Marian Maréchal Le Pen）宣布基督教是法國身份的基石；不懂聖經的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譴責反種族主義抗議的照片中揮舞聖經；以及歐爾班在世俗國家，使用公共資金修複教堂。

這段話的意思是，這些看似虛僞的例子都沒有問題，相反，它們值得稱贊，是一種文化上的基督教秩序，“并不保證每個靈魂都能得到救贖，但宗教能夠的、奠定（發生善舉）的結構。”這四位上司人可能是壞的基督徒，但他們對基督教象征主義的信奉（正如另一位NatCon演講者所說，這是“宗教性氛圍”），可能比單純的純潔性更有助于建立整體主義者想要的文化。畢竟，如果“清醒的意識形态”能夠征服輿論，盡管“其真正的信徒隻占人口的極小部分”，那麼文化基督教可能也能做到這一點，進而“拯救擁抱它的國家”。

對哈佐尼而言，這個論點展示了一種令人振奮的實用主義，類似于他自己的會議提案，去年秋天他也在匈牙利的Mathias Corvinus Collegium學院重複了這一提案。美國保守派的文章并不要求公衆完全改變信仰，而是通過斡旋達成協定，即基督教應該在公共場所占據主導地位，即使是在那些人民對宗教并不虔誠的地方。文章還重申了民族主義和傳統宗教之間的誓言，因為作者選擇的所有四個“文化基督徒”的例子也都是明顯的民族主義者。這是新的保守派融合主義的基石。

伯克利宗教、和平和世界事務中心的研究員傑羅姆·科普斯基（Jerome Copulsky）表示：“從曆史角度來看，這就是保守主義運動自1940年代和50年代以來的運作方式。保守主義運動擁有不同的分支，如天主教傳統主義者、南方農業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冷戰者，但當他們共同面對自由主義的野獸時，他們必須找到共同的思維方式，并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

今天的許多右翼權宜之計是在不停争鬥的派别之間進行休戰：從微小的差異，比如迪内恩和阿瑪裡不稱自己為整體主義者的事實，到關于如何将天主教的普遍性主張與民族主義相匹融合等更大的問題。

雖然阿瑪裡告訴我：“沒有一個真正的天主教徒可以采取完全的民族主義立場”，但是會以“狹窄的、戰術性的方式”支援“新民族主義”。阿瑪裡強調民族主義是好的，“因為它反對烏托邦式的無國界世界的理想，這種理想在實踐中會導緻普遍的暴政”，将人們變成“零工勞工”，并威脅到傳統信仰。民族主義可以制衡這些弊端，而文化基督教可以提供幫助。他解釋說：“整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文化基督教是這種無法被消滅的殘餘結構。随着自由主義的衰落，這種結構可以幫助西方國家重新連接配接到他們最深的根源，并促使道德更新，甚至是在那些不具備深刻的精神信仰的人群中。”

缺乏信仰是對現在美國的公平描述，在蓋洛普的民意調查曆史上，首次出現有信仰的群體不足總人口的一半的情況。這也适用于波蘭，那裡的年輕人正成群結隊地離開天主教（許多人認為它被政治化了），而在匈牙利，隻有12%到15%的人口經常去教堂。

在這一點上，中歐不僅為文化基督教提供了一個模式，而且對它可能導緻的結果提出了警告。在匈牙利，在一個所謂的基督教國家裡，絕大多數人都沒有宗教信仰。這一現實導緻歐爾班的支援者争辯說：“在歐洲，即使是無神論者也是基督徒。”這似乎是一種迂回的方式，承認歐爾班最緻力于維護的“基督教”是以民族主義而非宗教術語來定義的。

這種批評甚至在國家保守主義的隊伍中也出現過。2020年，在NatCon大會上發言的英國作家瑪麗·哈靈頓（Mary Harrington）将“文化基督教”貶低為不過是麥克馬納斯診斷為後現代保守主義的“空洞身份政治”。哈靈頓寫道：“這又是為什麼歐爾班主義的‘基督教民主’和它的許多民粹主義‘表親’發現他們最令人信服的成績不是在宗教教義或遵守宗教規範中，而是他們對局外人的定義。如果‘即使是無神論者也是基督徒'，那麼唯一不被定位成基督徒的就是外國人。”

雖然自由派的《公益》雜志作者特魯特納懷疑“文化基督教”這一概念，是否被有意當作種族代碼，但種族主義往往是文化基督教的後果。他說：“民粹主義言論的部分力量來自于：‘他們正在奪走你過去擁有的文化’。而任何吸引人們對社會變化不滿的運動，都不可避免地包括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和反移民情緒，如果你想讓這種言論變得強大，你就得好好利用它。”

在NatCon會議之後的幾天和幾周裡，對公共基督教的呼籲并沒有美國保守派的文章那麼充滿活力，這似乎證明了這一趨勢。前Newsmax評論員埃默拉爾德·羅賓遜（Emerald Robinson）在推特上說，她不想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而想生活在一個“基督教國家”。極右翼挑釁者雅各布·沃爾在Gab上發帖說，應該要求所有美國猶太人都挂上聖誕燈，因為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這叫同化。”) 而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吸引了許多QAnon信徒的大型教會會議上，失寵的邁克爾·弗林将軍宣稱：“如果我們要在上帝之下建立一個國家，那麼我們必須有一個宗教。”（弗林曾經是特朗普的競選夥伴人選之一，但最終未能成為副總統參選人）。

當我就這些例子詢問哈佐尼時，他回答說，“在某種程度上，少數族裔保持外人的地位是不可避免的。這根本就是現實。”他說，這樣的群體“應該慶幸自己沒有像曆史上的少數民族那樣受到迫害”，并表示人們應該了解“多數派和少數派之間不會達成真正的平等，如果有人覺得強調少數人對多數人應有的感激之情是不體面的，或不符合美國人的利益，或不公平，那隻能說他們對政治和人類社會的了解不夠現實。”

他更尖銳地補充說：“所有這些推翻傳統英美法律、宗教和語言的努力，正迫使人們在個人主義和種族主義的白人至上主義之間做出選擇，後者在美國右翼的邊緣地帶肯定越來越強大。很多人有意識地将民族保守主義的複興視為一種選擇，試圖阻止我們在極右翼看到的怪誕政治沖動。”

這樣的最後通牒并非首次出現。正如雷諾在他的書中所寫，“民族和文化忠誠的 ‘強神’将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回歸”。如果不歡迎他們以“我們最好的傳統”的形式回來，他們就會以“更黑暗的神的形式到來，而我們的開放社會正在阻止他們回來”。

這句話在NatCon會議上得到了回應，布朗大學教授格倫·盧利警告說：“那些認為他們可以堅持用大寫字母B拼寫黑人，而把白人放在小寫字母裡的人”，或者那些把警察殺人事件政治化為“種族死亡”的人是在“玩火”，隻會誘使白人進行反擊。

阿瑪裡更加直接對我說，“如果我們不提出一個合理的國家理念，用基督教來調和 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和野蠻的民族偶像主義和種族沙文主義，那麼我們的國家隻會更加混亂。”

但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已經越來越小。去年整個春天，德雷赫在匈牙利的文章顯示，他對歐爾班保護基督教文化的方法越來越欣賞。在一篇題為《維克多·歐爾班是對的》的文章中，他警告說，即将到來的選舉将在保持其對多元民主的承諾和其民族傳統之間構成一個可怕的選擇。

德雷赫在NatCon會議上表示，在法國“每個人都在擔心與郊區的伊斯蘭少數民族發生内戰”，是以必須很快決定“要麼停止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要麼停止成為法國人。”2021年12月，他更進一步，法國極右翼記者埃裡克·澤穆爾（Eric Zemmour）曾兩次被判煽動種族仇恨罪，他在一段視訊中宣布競選總統，視訊中出現了貝多芬的《第七交響曲》以及街頭暴力、蒙面婦女和穆斯林男子祈禱的畫面。澤穆爾是阿爾及利亞裔法國猶太人，曾因“反人類罪”（實質上是大屠殺修正主義）受審。2021年11月，他因煽動種族仇恨再次受審，他發誓要把法國“從壓迫多數人的少數人手中奪回來”，這引起了“大替換”理論。在推特上，阿瑪裡呼籲：“誰能用美國的語言，為美國人闡明澤穆爾的資訊？”第二天，德雷赫用美國的主題和怨恨改寫了澤穆爾的演講。

與此同時，在波蘭，2021年的獨立日慶祝活動成功地超越了前幾年關于法西斯口号的報道，一群人燒毀了一份13世紀給予猶太人在該國生活的合法許可檔案，同時高呼“拒絕波林”，即波蘭的希伯來語名稱，以及“猶太人去死”。

那一周，我與NatCon的組織者安娜·威利斯交談。她還沒有聽說過這一事件，但堅持認為“這不可能是真的”。她覺得這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是某些國家在波蘭與白俄羅斯邊境面臨難民危機時，為抹黑波蘭而進行的挑釁。但更重要的是，它“聽起來不像她成長的國家”：在那裡，波蘭人冒着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她的父親和祖輩因為抵抗納粹而被捕，她相信民族主義并不意味着種族純潔，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忠誠契約。

幾天後，威利斯發來電子郵件說，她後來得知，令她沮喪的是，這一事件确實發生過。但她仍然努力想弄明白這件事，波蘭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她表示，這再不是她認識的那個國家。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