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祖慧有個名氣極大的母親：丁玲。她的出生也非常具有戲劇意味：她是母親在獄中與丈夫馮達生下的孩子，她也是丁玲唯一的女兒。
丁玲出獄後，迅速和丈夫馮達分手，并做出了去延安的決定。
丁玲是個果敢的女人，她的第一任丈夫胡也頻死後，她選擇馮達，僅僅因為他們曾“志同道合”，而出獄後分手，則因為：馮達選擇了國民黨，而她的信仰是共産黨。
與馮達分手後，年32歲的丁玲毅然奔赴延安。
抵達延安前，丁玲将女兒送回了老家，和當年送回與胡也頻所生兒子蔣祖林一樣，這次，她也并沒有表現出太多不舍。分别時，她眼眸裡流露出的：更多的是無奈。
丁玲與母親和兒子合影
丁玲抵達延安後，以飽滿的熱情投入了工作中，她很快憑借出色的才學，成了延安的知名作家。這也意味着，她比以前更忙碌了。
蔣祖慧4歲那年，和舅舅一同抵達了延安。她并不知道：自己來延安，是否是母親的意思，總之，她的生命由此出現了一個極大的轉折。
蔣祖慧到延安後，被送到了延安保育院。在延安寶塔山下，她度過了一個難忘的童年。遺憾的是，她的童年裡：幾乎沒有過母親的身影。
孩子年幼時，父母對子女的愛，是陪伴。可這個“陪伴”，她的父親做不到，母親丁玲也做不到。丁玲住的地方離保育院很遠，加上工作繁忙，她極少前來探望女兒。既然連“探望”都極少，照顧就更加談不上了。
蔣祖慧對“媽媽”二字很陌生，很長一段時間裡，她甚至覺得“媽”這個字的發音是那麼難。
蔣祖慧6歲那年，母親再度戀愛了，她喜歡上了小自己十多歲的演員陳明，這個“叔叔”僅比她大了17歲。蔣祖慧8歲那年，陳明毅然放棄自己的婚姻，與丁玲結婚。
丁玲與陳明
母親有了新家後，偶爾會接她“回家”住。因為過慣了保育院和學校集體生活的緣故，去“家”裡，她反而像是“串親戚”。
蔣祖慧有時到了家裡坐定後，竟不知道腿和手應該放在哪裡。她的局促，被敏感的丁玲看在了眼裡。聰明的丁玲并未說什麼，她在心裡長歎道：“到底是沒帶在身邊的，哎！”
丁玲很想修補母女之間的感情，在監獄時，為了生下她，她曾忍受了無數苦痛和屈辱。為了撫育她長大，她在獄中更是拼盡了全力，誰知道獄中要養活一個孩子有多難呢！沒人知道，隻有她丁玲知道。
可轉眼，為了事業，她不得不放下女兒，一個擔子的兩頭都太重，她若不放下其中的一個，她們的未來，誰來保障呢！
送女兒回學校時，蔣祖慧總會客氣地說一聲“謝謝”，這聲“謝謝”，讓丁玲心裡一陣陣地疼，可她沒有任何辦法。
丁玲有時候想，非得出點什麼事兒，我們母女才能好起來。
人都說“想什麼來什麼”，就在丁玲這樣尋思以後不久，她被延安保小通知說：“你女兒得了猩紅熱，會傳染，請你來接走！”
接到通知後，丁玲心急如焚，在那個年代，這種急性傳染病随時會要了一個孩子的命。見到發着高燒的女兒後，丁玲二話不說，背起她就往醫院趕。
為了給女兒看病，丁玲背着女兒走了幾十裡山路，汗水浸濕了她的衣衫，可她全然不顧。丁玲害怕極了，女兒是她的精神寄托，也是她在監獄裡苦撐下去的力量。若沒有女兒，丁玲真的不确定：她能否熬過那段難捱的歲月。
丁玲（1938年）
按照醫生的囑托，蔣祖慧需要隔離很長一段時間。這意味着，蔣祖慧在病好之前，不能回學校。丁玲不斷地跟醫生點頭說：“我帶她住窯洞，我來照顧她，你說的我都記下了，她會好起來的。”
蔣祖慧就這樣被母親安排進了一孔窯洞裡，這個窯洞就在母親住所的上邊。每天，丁玲都寸步不離地陪在她身邊，她給女兒講故事，背女兒去上廁所……
那段時日裡，蔣祖慧雖然承受着病痛，卻比任何時候都覺得幸福。她伏在母親背上時，甚至有一種異樣的沉醉，幾十年後，回憶這段過往時，她眼含熱淚道地：
“她每次背我，我都把耳朵貼在她背上，我聽她的心跳和我自己的心跳成了一個節奏。那時候就有些驕傲，背我的不是别人，是媽媽……”
普通孩子覺得稀松平常的“擁抱”、“背”，在蔣祖慧這兒，卻讓她“異樣沉醉”，這背後所折射出的，是她成長路上的愛的缺失。
病好後，蔣祖慧再次回到了延安保小，她的生活又恢複了原樣，她和母親又回到了“老樣子”。但這次後，蔣祖慧确定了一件事：母親是愛她的。
慢慢長大的蔣祖慧開始想事了，看到母親和陳明恩愛有加，她甚至想：母親是更愛她的丈夫的，子女對她，或許沒那麼重要。這樣想時，她的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失落。慢慢地，她開始找各種理由不“回家”探望他們了。
丁玲、陳明、蔣祖慧、蔣祖林合影
蔣祖慧越長越像丁玲，總有人告訴她：你和你母親丁玲，真的是一模一樣啊。她對這些話，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她也是在此間慢慢覺察到：她的母親是個名氣很大的女人。
當時的丁玲在延安可謂“炙手可熱”，她擔任過“中國文藝協會”主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陝甘甯邊區文協副主席等職務。她創作的文學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等，都獲得了極大的好評。
蔣祖慧14歲那年，丁玲還創作出了後來讓她獲得蘇聯斯大林文藝獎金的《太陽照在桑幹河上》。也正是在這年，丁玲很粗暴地幹預了女兒的一生。
蔣祖慧在延安讀書時，和大多數同學一樣喜歡理工科，她尤其喜歡化學。可母親卻在莫斯科看了普希金抒情詩改編的芭蕾舞劇《淚泉》後，要求她學習舞蹈。
蔣祖慧很驚訝，她說什麼也不肯同意，她甚至生氣地斥責母親說：“從小到大你也沒怎麼管過我，我為啥要聽你的？”丁玲極力勸說道：“用芭蕾舞表現廣闊的社會現實，是一種大膽的嘗試，我丁玲的女兒，就适合做這件事。”
丁玲在沒有征得女兒同意的情況下，将她送到了北韓學習舞蹈。直到抗美援朝時，她才被接回國。
遠在異國他鄉的那幾年，蔣祖慧不得已走上舞蹈的路子，她沒想到：自己竟慢慢喜歡上了舞蹈。回國後，她繼續在中央戲劇學員舞蹈團學習。不久，因為在藝術上頗有潛力，她被選送到蘇聯，主攻芭蕾編劇的編導。
蔣祖慧（丁玲攝）
蔣祖慧在蘇聯如饑似渴地學習之際，她竟意外在報紙上得知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母親被打成了“反黨集團”。這個消息讓她震驚不已，她怎麼也不肯相信：自己出國時還送自己《毛澤東選集》的母親，會是“反黨分子”。
蔣祖慧并不知道：當時的國内一片混亂，母親更是一夜之間，由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人民文學》主編，一下子變成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主謀。蔣祖慧的母親在一夜之間失去了所有，還被送到了北大荒改造。
1959年，已在蘇聯學習3年的蔣祖慧得到了一次回國的機會。被特許前往北大荒看母親那天，她的心裡五味雜陳。正是在此間，她得知：母親之是以被判為“反黨”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母親曾在國民黨的獄中生下了她。指控她的人說：“如果她和國民黨不是一夥的，他們能讓她在獄中生下孩子嗎？”
這個消息讓蔣祖慧内疚不已，她深覺“是自己連累了母親”。
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非常艱難，她當時和陳明住在一間僅有7平米的土牆茅草屋裡，她還要負責養雞等活計。
原本，蔣祖慧以為：母親見到自己後，會哭訴自己的遭遇。讓她意外的是，她看起來竟非常積極樂觀，她還激動地帶女兒參觀了北大荒。
母女團聚時，丁玲隻一個勁地跟她講自己養的雞如何如何，講北大荒的知識青年如何如何，對于被打成右派的事，她隻字未提。分别時，她對女兒道：
“我挺好的，也不怎麼想你，你放心，好好學吧。我這裡這麼多的知識青年，她們都是我的女兒。”
丁玲（前排中）在北大荒（1958年）
母親的這句話深深觸動了蔣祖慧，回蘇聯後， 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用功了。
1961年，蔣祖慧的畢業作品，根據作家羅伯·特·維加原著改編的《西班牙女兒》，後代替由外國人編導的節目，成為周恩來總理指定的國慶招待外賓的節目。
事實已經證明：丁玲昔日替女兒做得“粗暴”的決定是對的。畢業歸國後，蔣祖慧成了一名專業編導。丁玲得知消息後激動不已，她頗為自己當初的決定感到欣慰。
将《巴黎聖母院》搬上舞台後，得到周恩來總理稱贊的她，開始大着膽子創作革命題材的芭蕾劇。1964年，她擔任主要編導之一的《紅色娘子軍》正式演出，她的事業進入鼎盛時期。
而此時的丁玲卻一直處于最艱難的境地，她數次遭到迫害，甚至一度被投進了監獄。好在，無論處于怎樣糟糕的境地裡，她的精神永遠屹立不倒，她甚至還堅持創作。
1975年，從監獄出來的丁玲被下放到了山西長治，蔣祖慧和丈夫偷偷跑去看望了母親。丁玲依舊樂觀，她對女兒說：
“抗日戰争時我來過太行山，現在我又在太行山上，看到年輕人成長，看到我們種的果園，我很高興！”
蔣祖慧聽到這兒忙勸她說話注意些，丁玲卻笑笑道：“我快80歲了說話還注意什麼，我還能怎麼樣？”
口口聲聲說自己“還能怎樣”的丁玲，卻在近耄耋之年，不顧體弱多病，勤奮寫出了《魍魉世界》、《風雪人間》等100萬字的作品，創辦并主編了《中國》文學雜志……
丁玲的堅強一直激勵着蔣祖慧，她後來也和母親一樣遭到劫難時，全然沒有同齡人的焦慮。她和母親一樣相信：光明，一定會來。
丁玲、陳明、蔣祖林、蔣祖慧與丁玲母親合影
文革結束後，蔣祖慧回到了中央歌舞劇院，她和母親一樣抛下所有，将全部心力放在了事業上，她說：“我要把失去的時間都奪回來。”
在她的努力下，《雁南飛》、《楊貴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藍色的多瑙河》等舞劇相繼問世。
1979年，丁玲和陳明回到了北京。母親的列車抵達前，蔣祖慧和丈夫早已等候在站台，她太想念母親了。母親緩緩下車時，步履有些蹒跚，她趕緊上前去扶，可丁玲卻固執地擺擺手。見到這樣的母親，蔣祖慧鼻子一陣發酸。
母女團聚後不久，哥哥蔣祖林也帶着妻兒趕到了北京。這次過年，是他們一家子二十多年來，一起過的第一個春節。春節那天拍下的那張八人照，也成了他們唯一的“全家福”合影。
丁玲、陳明與蔣祖慧一家和蔣祖林一家
同女兒一樣，丁玲将餘生所有心力都投入到了事業上，她們母女倆你追我趕地：一心想把過去的時間追回來。
非常有意思的是，後期的蔣祖慧接到了改編魯迅小說《祝福》的任務。可在改編過程中，她遇到難處了：她不想把這出劇排演得“窮兮兮、灰兮兮、苦兮兮”，她覺得這樣不好看，不得已之下，她向從事文學的母親求助。
丁玲聽完後緩緩道：“你可以強調一些美好的東西，比如婚禮呀，演員選取上，你也可以選取一位江南美女。”
在母親這兒得到啟發後，蔣祖慧排演的《祝福》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蔣祖慧每次提及母親都充滿了感激，她總說：“如果她當初為我們放棄了事業，我們可以一直得到她的陪伴，可那樣，我們也将少一個榜樣。”
蔣祖慧認為：一個母親對孩子的陪伴很重要，但母親自己是怎樣的人，才更為重要。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決定子女能飛到多遠的地方。
有人認為，蔣祖慧之是以有這樣的認知，是因為她出息了，若她因為父母陪伴的缺失，而沒有得到很好的成長，甚至過得很凄慘，她對母親的感情，将完全是另一副樣子。
1986年3月4日，82歲的丁玲辭世。死前，她留下的最後遺言都是給陳明的，第一句是：“你再親親我”，第二句則是：“我是愛你的，我隻擔心你，你太苦了。”
對于母親沒有給自己和哥哥留下任何遺言的事，蔣祖慧表現得很淡定，她似乎早已知道：母親最愛的，永遠不會是他們。
母親死後，蔣祖慧繼續将各種文學作品改編成芭蕾劇。她幾乎把所有文學作品都翻遍了，也做過各種各樣的嘗試，可她唯獨沒有把母親的作品進行改編。當被人問及緣由時，她道：
“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什麼，似乎還沒來得及想，時間就過去了。”
實際上，蔣祖慧連母親的文學作品都從未讀過，她對母親的作品似乎全無興趣。顯然，蔣祖慧是在潛意識裡排斥母親的作品。
為何會如此？答案，也許真的如蔣祖慧所說“沒來得及”，但部分人認為：她這一明顯反常行為的背後，展現的是她在潛意識裡對母親的“排斥”。人，隻有在心裡有怨言時，才會有潛意識的“排斥”，無疑，蔣祖慧對母親陪伴的缺失，是有怨的。
相比蔣祖慧，蔣祖林對母親的怨表現得更加明顯。母親一死，他就和陳明為母親版權的事鬧翻了。表面看，他“争”的是版權，實際上，他“争”的卻是愛。可歎，最終，丁玲的版權依舊隻屬于陳明。
蔣祖慧與蔣祖林祭奠母親
面對這樣的結果，蔣祖林失落極了，他和妹妹一樣：對母親充滿感激，卻也有怨。他們怨的，都是母親缺失的那份“陪伴”，而那份“陪伴”的缺失，讓他們覺得“自己不那麼被愛”。以至于，他們在母親死後，還“怨”着，還想着去“争”……
這樣的結果，丁玲生前或許也有所察覺，可成長隻有一次，除了無奈，她做不了任何。可歎，世間終究沒有圓滿。選了如來，就會負了佳人，這也是生而為人都會面臨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