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現的馮雪峰緻丁玲的一封信

丁玲對雪峰的愛情，随着1933年《不算情書》的公開發表，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我于1982年到丁玲身邊工作，那時雪峰逝世已6年。我沒有見過雪峰，但聽到丁玲每每談到雪峰，都帶着一種尊重、崇敬的口氣，甚至在她彌留之際，還念念不忘雪峰。即使我這樣的晚輩，也能感受到丁玲對雪峰的一往情深。

雪峰對丁玲也這麼好嗎？我悄悄地問鳳珠。她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給丁玲做過秘書，自然見過馮雪峰。“雪峰對丁玲可說是感情深厚！”鳳珠十分肯定地回答，還講了兩件小事。

有一次丁玲讓鳳珠到雪峰家去送一個檔案，雪峰熱情關切地詢問丁玲的身體、生活起居、工作情況等，問得很多，很仔細。鳳珠一一回答，告辭出來，雪峰竟送到大門外。鳳珠走出很遠了，回頭一看，雪峰還站在那裡望着。“我知道，這不是雪峰同志對我的客氣，隻因為我是丁玲派去的。”鳳珠說。

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丁玲、馮雪峰先後擔任過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和《文藝報》主編。50年代中期，他們同時受到錯誤批判。在一次作協召開批判他們的黨組擴大會會議上，在馮雪峰發言時，丁玲忽然插話：“我知道，你那樣講，都是為了維護我！”本來氣氛森嚴的會場，聽到這樣的對話竟也一片沉默。鳳珠說，我心裡真難過，都什麼時候了，還互相惦記着呢！

1983年12月19日，駱賓基走訪丁玲，他說1939年3月他到浙江義烏神壇村看望雪峰，一共長談三夜，其中一夜，雪峰專門講到對丁玲一見鐘情。駱賓基說：“我印象當中，他見了你，有一個感想：完了，什麼都完了，名譽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裡想，怎麼會有這種感情呢？後來年紀大了，才懂得，那也是一種被俘虜的樣子，一見就鐘情的樣子。”丁玲聽了哈哈大笑：“那他都沒有給我講過，沒有表現過。”

雪峰對丁玲的感情有沒有更直接的材料呢？2007年終于有了新的發現。夏天，我在幫助陳明老先生整理信件時，發現了一封友人緻丁玲的信，台頭稱呼丁玲“冰之”，信尾署名像是“緘之”，也像“誠之”兩個字。書信共兩頁，16開大小橫向展開，所用毛邊白報紙已經泛黃，毛筆小楷自右至左豎寫，落款日期為七月十五日，無年。信的開頭談的是接到丁玲母親的信，談生活困難，後半部分與丁玲談思想，談心情，談創作。從信的稱謂和口氣看，寫信者是丁玲一位十分熟識的朋友，關系親密非同一般，适在國統區。這位朋友是誰？問陳明先生，也說想不起來是誰了。

最近翻閱包子衍編的《雪峰年譜》，忽然有個發現，1965年秋至1966年夏，馮雪峰在河南安陽參加“四清”時，曾經使用過一個化名“馮誠之”。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那封友人書信，出自馮雪峰之手。落款應是“誠之”而非“緘之”。寫信時間應該是1946年的7月。

按着這個思路讀下去，這封信豐富的内涵和異常飽滿的情感，就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出來。不論是作為文學史料，還是作為丁玲與雪峰兩人之間的情感交流，這都是一封十分有價值的書信。

雪峰寫這封信的起因是：“你母親于五月間寫了一封頗慘的信寄重慶給我轉你，現在轉給你”。那時馮雪峰在哪裡，在幹什麼？

雪峰1942年底被黨營救出獄後，1943年6月奉周恩來之召輾轉來到重慶工作，為了掩人耳目，與姚蓬子一起，住在重慶作家書屋。1946年2月中旬，他又受周恩來委派，從重慶到上海參加文化界活動，黨的關系放在中共駐上海聯絡處。那段時間他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生活比較貧困，就利用夜晚寫文章掙些稿費。他寫了大量論文、雜文和寓言，那是雪峰創作的一個高峰期。

那時丁玲在幹什麼？1936年4月，丁玲被禁于南京，正暗中籌劃要去陝北蘇區，為此，她讓母親把蔣祖林蔣祖慧兄妹帶回湖南常德，代為撫養。那年深秋她就去了陝北。1938年8月，丁玲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回到延安後，委托她的表弟把8歲的祖林和4歲的祖慧從湖南帶來延安。之後，丁玲的母親蔣慕唐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家鄉，時局動蕩，戰亂頻仍，老人生活十分艱難。

1943年底，日軍曾一度攻陷常德，丁玲與母親失去聯系。1945年3月重新恢複聯系後，丁玲告訴母親，寫信可“寄重慶作家書屋馮雪峰轉。但信封上不要寫轉我字樣。内面也隻寫冰之。請不必寫明我在何處好了”。

蔣慕唐老太太按照丁玲提供的聯系方式和位址，給馮雪峰寫了信。雪峰見信十分着急，立即動手籌款，并很快就有了着落。他在這封信中告訴丁玲說：先寄她20萬，此數已有把握，蓬子亦說可寄一些，胡風處也存有版稅8萬餘元，并且表示，今後老太太的生活費，“在年把之内，可由我代你負責在滬集一點錢，按月寄她若幹，是沒有問題的”。這樣，本該丁玲承擔的義務，一件并非容易的事情，雪峰已經細心而穩妥地代為解決了，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暫時解決。雪峰自己當時也在拮據之中，幫了朋友這樣大一個忙，信中講來卻是平淡的口氣，仿佛是舉手之勞，毫無“表功”之意。

雪峰說：“讀了你大略說你八九年來生活的經過和簡單介紹陳明兄的信，我是很感到一種了解到什麼叫真摯似的愉快的。”

1931年8月，丁玲給雪峰寫了《不算情書》和《給我愛的》，詩文中充滿了濃烈的情感，燃燒着熾熱的火焰。那時丁玲27歲，雪峰大她一歲，他們是上海左翼文化運動中叱咤風雲、英氣勃發的人物，又是一對戀人。1936年夏天，丁玲被禁3年後，經雪峰安排秘密潛回上海。一見面她就大哭起來，以為能夠從親密的同志那裡得到一些同情和安慰，但是雪峰冷峻而嚴厲地批評她說，你怎麼隻想着你一個人在受罪，整個革命這幾年也在受着罪呢！一下子就讓丁玲清醒了。9月，丁玲在馮雪峰的安排幫助下，逃離南京去往陝北蘇區。1937年初，雪峰回延安彙報工作，他們見了兩次，此後一别将近10年。

這10年間，兩人的生活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丁玲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上過抗日前線，又參加了延安整風和審幹，在肉體和精神上都經曆了考驗與磨難。

雪峰也是大起大落。有了如此經曆的兩個人，自然會磨砺掉一些躁動之心淩厲之氣，變得成熟沉穩了許多，感情也更加深沉凝重。

而雪峰在分别10年後的第一封信裡，幾乎隻字未談自己，講完如何幫丁玲的母親解困救急，就講到對于丁玲10年來變化的感覺，和對于她以後發展的期望。

雪峰十分看重丁玲的創作才華，始終關注她的創作道路。他以“盼望之至”的心情在信裡說：“我以前曾要你寄你的作品，無論印的未印的，現在也希望能讀到你全部的東西。我是為了想了解你在創作上的發展，并且想寫一論文，專論你在十五六年之間的‘心’的經曆的。”

丁玲手中也沒有這些年所寫的“全部的東西”，雪峰隻得自己去找。1947年10月，由雪峰編選的《丁玲文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雪峰寫了一篇《後記》，這篇文章與十幾年前論述丁玲作品明顯不同：當年丁玲在上海文壇走紅時年輕氣盛，雪峰重在挑毛病，煞風頭，怕她翹尾巴；如今丁玲飽經坎坷心情平靜，雪峰的文章則充滿了鼓勵與期望，像是一個嚴師，用欣賞和慈愛的眼睛，注視着自己多年不見的學生。結尾，雪峰寫了一句略帶感情的話：“這隻是到1941年為止的，此後有她的新的更大的發展，這裡不談了，且請讀者和作者原諒我越分地寫了這許多字，對作者也表示我的懷念罷。”

十分巧合的是，丁玲在延安時，美國女記者海倫?斯諾曾經問她：“你最懷念什麼人？”丁玲回答：“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峰。”真是心心相印啊。

雪峰對丁玲，是既知其人，亦知其文，他們是真正的知己。1979年4月，丁玲剛剛從山西回到北京，就寫了《悼雪峰》，講到她與雪峰50年的交往時說：“人之相知，貴在知心。”

雪峰這封信，幾乎沒有一個表示感情的詞語，但通篇卻充滿了深摯的感情，充滿了一種兄長般的關懷、愛護與思念。他不表白，不渲染，不動聲色，把感情深藏心底，“深廣”而“明快”——這是最高尚的情操、最真誠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