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從廣東調到北京。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任社長。我本來也可到新華社工作的，新華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調夫婦一方，另一方也要配置設定工作，何況我還是新華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認為夫婦在同一機關不好，是以我隻得另找機關。
北京分社沒有宿舍，有一陣，我隻得在李普的辦公室裡搭一張床，和他一起住在辦公室裡。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幾經周折，好友張鐵夫為我們找到了月壇北街五号樓的宿舍。
月壇北街有一排新蓋的五層樓樓房。按現在的标準，可說是簡易房，而在當時就算不錯的了。我們住在四層樓。五号樓正對月壇公園的大門，這對我們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門過馬路就可以在公園裡散步。我們有兩套房，一套是一間帶一個廚房，另一套是兩間帶一個廚房。有這三間房，我們當時也就心滿意足了。
我們在月壇北街住了大約三年。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驚心動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發生在這三年！而我們的鄰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們這小小的五号樓住處熱鬧非凡。打從到北京以後,最難忘、最熱鬧的可以說就是這月壇北街五号樓了。
我還是從頭慢慢說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親朋好友走動走動，叙叙舊，吃頓飯。那時還不興上館子，都在自己家裡做幾個菜。我印象最深的是當時朋友們見面，離不開的話題是如何把子女調回來。我們的朋友大都是戴過各種“帽子”、關過“牛棚”而後“解放”的，子女們都上山下鄉去了。怎麼把子女調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輕人都被剝奪了學習的機會，作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們的兩個女兒都在廣東。我們也四處奔走、八方打聽調子女的辦法。可誰都說不出個是以然來。後來，聽說中央有一個政策：老同志可以調一個子女來京。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們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誰也說不出怎麼個調法。我們聽到這個好消息了。��考慮的是先調大女兒，還是先調小女兒。書信往返，商量再三，決定先調小的。因為大女兒在廣州，還有朋友照應，小女兒遠在韶關一個工廠裡。接着發愁的是怎麼個調法。小女兒在韶關一個工廠裡當勞工，先是開大吊車，後來說女孩子開大吊車太危險，就讓她學會計。好不容易經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輕局要會計，我們就和一輕局聯系。一輕局人事部門的人說：“隻要韶關方面肯放人，我們就下調令。”于是，我們馬上和韶關聯系，韶關工廠方面則說：“隻要對方下調令，我們就放人。”來來回回聯系多次，都是這兩句，誰也不說第一句話。真不知道奧妙在哪裡。事也湊巧，李普有一個學生在月壇區政府工作，她說可以把戶口先調來，再談工作。經她幫忙，調來了小女兒的戶口，這樣小女兒就進了一輕局。很久以後我才恍然大悟，戶口之是以那麼重要，是因為那時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買什麼東西都要票證。沒有戶口就沒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區的北京落戶口更是難如上青天。是以，哪個機關都不願找這個麻煩。
我女兒調來北京，大大鼓舞了我們的朋友們。新華社的老同僚田林急急忙忙跑來我們家，打聽我們的女兒是怎麼調回來的。我告訴她先調戶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學生了。因為她說過，她是破例幫了這個忙。田林知道了這個竅門，然而卻不知道大門在哪裡，還是急得團團轉。我認識一個小朋友，在中央電視台當攝影記者。有一天他來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調女兒來京的事告訴了他，因為田林的丈夫和這位記者在同一個機關，彼此都認識。這位朋友想了一下，說：他有認識的人，可以幫忙，但是千萬不能讓田林夫婦來找他。因為，台裡一旦知道，他的飯碗就難保。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田林，并且一再叮囑她，千萬不要去找那位記者，又把她女兒的姓名、位址告訴了記者。一切順利，不久孩子也調回來了。誰知田林的丈夫是個十足的書呆子，太高興了，竟跑到記者的辦公室去感謝他。越感謝那位記者越着急，跑到我家來抱怨說怎麼搞的，千叮囑萬叮囑，他還是跑到我的辦公室來了。可憐天下父母心，一高興竟什麼都忘了。這位記者後來到了美國，現在也不在乎洩漏這個秘密了。
“泡病号”的日子
我沒有進新華社，調到了北京市廣播電台。那時還是“四人幫”的天下，工作了一陣，實在幹不下去，就稱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樣“泡病号”的人當時還不在少數。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壇公園去鍛煉身體。
有一天，不記得在什麼情況下遇見了原電影局副局長司徒慧敏。他住在統戰部他夫人的宿舍裡，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經過月壇北街。當他知道我們在月壇公園鍛煉身體，就自告奮勇每天來教我們打太極拳。有一陣我們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壇公園跟司徒慧敏學太極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進早餐，海闊天空地聊一陣。司徒的到來，使我們“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點色彩。司徒在上個世紀30年代江青當電影演員時，曾當過江青的導演。上海電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點關系的，都在劫難逃，廖沫沙和江青有過某種特殊的關系，沫沙在“文革”一開始就提心吊膽，很快他就在全國大張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給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觸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個什麼竅門。他為人和善，健談，見多識廣，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懂一點俄文、法文，人們戲稱他懂“八國英文”。在共進早餐時，他常常說一些笑話，引得我們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講他曾陪茅盾去蘇聯，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園。到了公園，遊客聽說茅盾是中國的一位大作家，圍住了他。茅盾即席發表演說。司徒隻好給他當翻譯。司徒說：“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語可以對付，而茅盾大講特講文學，我沒辦法，隻好茅盾說茅盾的，我說我的，翻來覆去講中蘇友誼，因為我隻會說這兩句話。”雖然我們一天不落地去公園跟司徒學拳，不記得學了多久，但是始終沒有學會。
我們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漢口《長江日報》用“馬鐵丁”這個筆名發表了一系列雜文，這些雜文名噪一時，後來結集出版，洛陽紙貴。這三位朋友是詩人郭小川、後來當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的張鐵夫和《人民日報》副刊主編陳笑雨。我們到北京時，郭小川聽從友人的勸告到河南躲了起來。陳笑雨在“文革”開始不久自殺了。他是副刊主編，理所當然屬于文藝黑線人物。批鬥文藝黑線人物，他被拉去陪鬥了一場，他就自殺了。聽說他陪鬥以後回到家裡又挨家人批鬥。紅衛兵批鬥，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當然不問是非，不分青紅皂白；如果自己的親人也和紅衛兵一樣，那真是無路可走了。無獨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發郭小川，是以，有人叫郭小川趕快躲起來。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兒梅梅來我們家，她說，她在外面聽到一些說法，回家說了說，她媽媽馬上記下來。梅梅吓壞了，不敢再回家，在我們家吃了晚飯，馬上乘火車到河南她爸爸那裡去了。這一場革命真是史無前例，妻子出賣丈夫，媽媽出賣女兒，難道人們真是瘋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剛粉碎“四人幫”，他十分興奮，那時他還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藥，躺在床上抽煙，煙頭點着了床褥，他竟沒有發覺，就這樣走了。
“馬鐵丁”中僅剩的一位張鐵夫，住在月壇南街，離我家很近，我們經常往來。我們經常在他家吃飯，有時還住在他家。張鐵夫刀功極好，他可以把黃瓜、胡蘿蔔等蔬菜切得很細，拌成涼菜，真是一絕。後來，我們搬了幾次家，鐵夫也搬到萬壽路，相距遠了，見面的機會也就少了。去年,我們特地買了一盆杜鵑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氣，哮喘很厲害。談到“馬鐵丁”那本雜文時，他歎了一口氣說：“‘馬鐵丁’分家了。”這真具有諷刺意味，他說：最早是陳笑雨的妻子把“馬鐵丁”雜文集中陳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書；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抽走了。他說：“剩下的就是我的了。”
對門的“葉師傅”
我們住的四層樓，還有一套房子，是三間一套，他們的房門對着我們兩間一套的房門。我們這位鄰居叫葉子龍，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澤東多年的秘書。我們兩家的房門常常是敞開的，互相常來常往。葉子龍帶着一個女兒和一個小外孫住在那裡。葉子龍那時還沒有“解放”。他身強力壯，精力旺盛，很會生活，又健談。在生活方面，他是我們的顧問。那會兒時興稱呼“師傅”。我們都叫他“葉師傅”。因為，像我們這一号人，稱什麼“長”不合适，稱“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對方有沒有什麼問題，稱“師傅”還帶點勞工階級的味道。現在想來，稱“師傅”充滿了“時代感”，妙極了。他的小女兒小名叫二娃子，是陝北人的叫法。小外孫才四五歲，有時候他們出門，就把他放在我們家。葉師傅做的豆腐乳賽過任何店裡買的。他教給我做：先把買來的豆腐蒸一下，然後切成小方塊讓它發黴，用小茴香、鹽、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勻，等豆腐黴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塊豆腐先在酒裡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裡。大概一星期以後，打開瓶蓋，香氣撲鼻，味道鮮美。葉師傅還會腌雪裡紅，他用小魚幹放點辣椒炒雪裡紅，又是一道美味佳肴。葉師傅做了什麼好菜，總要給我們一點嘗嘗。我們家做了什麼好菜也要送一點過去。
我曾想，葉師傅當了那麼多年毛澤東的秘書，一定飽讀詩書，滿肚子逸聞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和我談這些，是以不好貿然問他。有一天，他問我願不願意幫他一個忙。我說，隻要我能幹的一定幫忙。我原以為是什麼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要我幫他寫一份檢讨。檢讨什麼呢？他說，很簡單，就是檢讨安竊聽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竊聽器是怎麼一回事。葉師傅告訴我，完全不是什麼竊聽器。那時，中央開會，或毛澤東找人談話，毛的講話都要記錄下來，有時聽不清、記不下，中辦的人商量安一個小小的麥克風，把老人家的講話錄下來，然後按錄音整理記錄。過了一陣，被毛發現了，這就成為私自安竊聽器的大事。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問葉師傅，該怎麼檢讨。他說，不牽扯别人，隻說自己不對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寫了一份檢讨，葉師傅居然還相當滿意。
打這以後我們的話題就逐漸轉移到他當秘書時的情況來。話匣子一打開，可以看得出來，他雖然被撤了職，但對他的老上級還懷有深深的感情，對他的秘書工作更是津津樂道。他說，他長期是毛的生活秘書，毛生活上一切事務他都管。毛澤東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縫店裡去，也不用叫裁縫來量尺寸。葉師傅記得住他的身長、肩寬、袖長、腰圍等等尺碼，他隻要到紅都服裝店，選好衣料，讓店裡照他說的尺碼做，做出來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澤東愛吃的。葉師傅很懷念賀子珍，經常講當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樣和賀子珍躺在一個炕上聊天。賀子珍的女兒李敏也到月壇北街來看望他，他也領她到我們家來，介紹給我們。在講到毛澤東身邊的一些人時，他說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陳的女孩子。他稱她小陳。這位小陳長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聰明。要她跳什麼舞，就能跳什麼舞。有一次，她看毛悶悶不樂，就要毛猜一個謎語。這謎語是“毛澤東打噴嚏”。老人家猜不出來。她說：“很簡單麼，‘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準許她入黨，要求給她一份職務。這兩個要求都沒能達到，為此，她離毛而去……這些故事對我來說，真是聞所未聞，我怎麼也想不到在中南海還有那麼多離奇的故事。很久以後，聽說這位小姐去了香港。
樓上的新鄰居
我們住的五号樓的五層樓上那時還有兩套房子沒人住。有一天，有人來看五樓的房子。葉師傅最清楚，他說，來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吳德的秘書，可能吳德的秘書要搬來了。然而，搬來的不是吳德的秘書，而是一對老年夫婦。老太太夠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環。金耳環在那時是很顯眼的，因為“破四舊”時，這些東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爺比較瘦，但很結實。老大爺不久就到五号樓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開頭完全盡義務，老大爺閑不住；後來拿“補差”。我們不知道搬來的是什麼人，但是有點怪。更使我們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麼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長的秘書來号房子。
還是葉師傅消息靈通，他告訴我們：新來的鄰居是現任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的雙親以及她丈夫的弟弟。葉師傅說，張玉鳳的父親原是鐵路上的搬運勞工，呆在家裡不舒服，是以到副食店裡去幫忙搬運蔬菜。張玉鳳的媽媽則在家操持家務，小叔子在一家工廠當勞工。新的鄰居搬來以後，五号樓就顯得更熱鬧了一些。最忙的是葉師傅。他時不時以各種借口，如水表、電表等等跑上五樓去視察一番；然後來告訴我們，五樓又添了什麼家具，什麼顔色，放在什麼地方等等。有一次，他從五樓下來，對我們說：“毛主席現在湖南。”我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張玉鳳給家裡捎來一條羊腿，包羊腿的報紙是《湖南日報》。他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對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鄰居的交往中常常給我們帶來各種資訊。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也住在月壇北街，她夫婦兩人和葉師傅熟識，是以也經常到我們家來。賀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創業》給“四人幫”槍斃了，賀捷生動員編劇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鄧小平重審。這事顯然是針對“四人幫”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寫法，自然要反複推敲,各方征求意見。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編劇說,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問編劇敢不敢冒這個危險，編劇甘願冒險呈書。編劇的妻子也支援寫信。賀捷生告訴我，她曾對編劇說，萬一編劇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飯。經過這一番努力，《創業》終于上演了。
“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
有一陣，張玉鳳經常來我家打電話。她很有禮貌，來我家時，總忘不了說一句：對不起，借打一個電話；打完，也總要說一句謝謝之類的話。有一次，她還把她的兩個小孩帶來，叫小孩叫我們爺爺奶奶，很“熱絡”。作為鄰居，來打個電話，是人之常情，何況她還彬彬有禮。她的電話大體總是兩個内容：一是問老人家看電影看完沒有，一是要車來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來打電話了。她來我家，與張玉鳳完全不同，仰首闊步進來，打完電話就走，那真叫傲氣。礙于情面，我們也就讓她打了，大家都是鄰居麼。後來打來找她的電話特多，我們要拉開嗓門叫她接電話。她的電話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煩了。有一次，又是她的電話，李普抓起電話，厲聲說：“我這裡不是公用電話！”啪地把電話挂斷了。
我們有一位廣東朋友的女兒叫曉平，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來。她說他們學校來了一個“紅旗學生”。所謂“紅旗學生”是指來上學的學生是乘紅旗轎車來的。那時，紅旗轎車隻有進階上司才有資格乘坐，居然有學生乘紅旗轎車上學，當然全校轟動。曉平說，這位“紅旗學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課。她要把老師叫去，單獨給她講課。學校叫她填表，她說：“填什麼表，你們叫汪東興去填。”這位如此特殊的學生就是來我家打電話的那位女士。還是葉師傅最了解底細。他告訴我們：那位女士原來是江青看中去當她的護士的，後來，江青把她推薦給毛澤東，用意據說是企圖在毛澤東身邊安插一個自己的人。她雖然長得還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種做派叫毛澤東受不了。終于使毛大發脾氣，拍桌子叫她滾蛋。真叫她滾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兒擱。還是周恩來想出了一個辦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去學習。這樣，她也住到月壇北街這裡來了。
在毛澤東病重的時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據說是嫁給一位老将軍的兒子。那天，我在樓梯口，看到一位身穿軍裝、老邁龍鐘的軍人吃力地爬上高樓，又從高樓扛着一個鋪蓋卷吃力地往樓下走。我看着，心裡很不是味兒。讓司機和警衛員在樓下等着，老将軍自己來幹這種重活，對自己的兒媳婦這麼着，是不是太那個了一點？
不平凡的一年
轉眼到了1976年，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驚，有樂，有哭，有笑。先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去世，其間還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四人幫”的覆滅。我們的月壇北街五号樓也是熱鬧非凡。這要從頭說起。
周恩來在這年的1月8日去世。9日清晨，收音機裡傳出了哀樂，宣讀了周恩來去世的消息。我當時還沒起床，眼淚止不住流下。接着，聽到四鄰的哭聲。大家都知道周恩來在生病，但是不知詳細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國慶招待會上，周恩來還出席講話。老伴李普參加了那次大會，他告訴我：當周恩來到達會場時，與會者長時間地鼓掌，坐在後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來。大家都想到這大概是最後一次看到周恩來了，但是都沒想到他竟走得這樣快！“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橫行霸道使人們把扭轉局勢的希望寄托在周恩來身上，周恩來的去世，人們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幫”竭力阻止對周恩來的追悼。他們對周恩來遺體告别的時間、人數有嚴格的限制，不準人們戴黑紗，不準機關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來靈柩送往八寶山時，首都群眾自發地扶老攜幼在刺骨的寒風中揮淚相送。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在遺體告别時，各機關的名額有嚴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兒抗美哭着，死乞白賴也要去。當時有一條規定，凡是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的人，可以優先。我利用這一條，把抗美帶去了。我說，我最後一次見周恩來時，他曾問到過我女兒，是以我要帶她去。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帶着中南五省的小戲到北京演出，請總理看戲。休息時，在休息室裡，陳錫聯拉着我到總理跟前，向總理介紹說：“總理，我給你介紹一位不會騎馬的女兵。”總理見我，笑了，說：“不用你介紹，我早認識她了。”我曾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外事組工作過，周恩來直接上司外事組的工作。接着他問到李普以及我女兒的情況。抗美就這樣跟着我擠進了遺體告别的行列。
總理的遺體存放在北京醫院的一間很小的房子裡。這和他國家上司人的身份極不相稱，來向遺體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擁擠不堪。種種限制，使悲痛的群衆很不滿。張玉鳳的小叔子經常來我家串門。這時，他來我家給張玉鳳打電話，他說，他們工廠的勞工要求在工廠設靈堂悼念周恩來；要求延長遺體告别的時間，增加遺體告别的人數。張玉鳳說，讓她請示一下。我們都緊張地等着她請示的結果。不一會，張玉鳳的回話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說：請示過了，隻能照報紙上規定的辦法辦。
1月1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大會，鄧小平緻悼詞。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複出後最後一次露面。接着，報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點名批判小平了。這更激發了人們對“四人幫”的憤恨。這一憤恨終于爆發了。從3月下旬到4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的群衆借清明節悼念周恩來，其實是聲讨“四人幫”。人們從四面八方擡着各式各樣的花圈、花籃來到天安門。有的花圈碩大無比，要用大卡車運送。花圈上以及廣場兩邊的柏樹上挂着無數詩詞，擁擠的人群忙碌地抄寫詩詞。我們附近的年輕人都到天安門去抄寫，然後來我們家互相交換，我也忙碌地抄寫詩詞。4月5日深夜，“四人幫”調動一萬民兵、三千公安人員、五營人民解放軍毆打和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搗毀了所有的花圈。4月7日，中央通過了《關于撤銷鄧小平黨内外一切職務的決定》，人們又陷入無奈的悲痛和憤怒中。
悲哀一個接一個，7月6日，朱德去世。
不到一個月，7月28日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們都還在睡夢中，李普首先發現房子、家具晃動。他說，地震了，我們慌忙起床。天下着蒙蒙細雨，我們打着傘趕緊往月壇公園跑。這時，公園裡已擠滿了人。等到天亮，我們上樓去吃點東西。從收音機裡才知道這是唐山發生了地震，而且餘震還在繼續。我們急急忙忙跑下樓。這時，在月壇公園旁邊的球場上，張玉鳳父母家已由部隊給他們搭起了一個很大的帳篷。我們走進去一看，真夠氣派。床褥、桌椅闆凳都搬下來了，連瓦斯罐、爐子、櫥櫃都不缺。張玉鳳的媽媽很客氣地邀請我們搬進去，我們謝絕了，仍回到月壇公園。不久，新華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園裡找到了我們，把我們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裡。分社所有的從業人員連同家屬都擠在一個防震篷裡，隻能像沙丁魚那樣一個挨着一個。我們覺得依靠組織，心裡比較踏實。到分社，我們才知道地震在7.8級以上，把整個唐山毀了。天津、北京也有一些房屋倒塌。
這一陣兒，各機關和居委會都在忙着發放防震器材。人們已經無心工作，用各種器材在每一塊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樣的防震蓬。群衆忙防震，“四人幫”在報紙上忙批鄧。天災人禍一起來了。地震剛過去不久，9月9日，毛澤東去世。9月18日，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這之後，各種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月壇北街我們家，親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說王洪文照了标準像，有人說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記得誰從哪裡弄來一本一個外國記者為江青寫的《紅都女皇》，悄悄地大家在傳閱。國家的命運将會如何？人們愁眉苦臉，惶惶不可終日。
一個奇怪的電話
10月7日，中午，突然來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真是石破天驚，大大出乎我們意料。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記錄了當時的情景，題目是“一個奇怪的電話”，抄錄如下：
1976年10月7日，我們正在吃午飯。忽然電話鈴聲響了。是我接的。
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是李普同志家嗎？”
我說：“是的，你是哪位？”
“這裡是39局。中組部×部長請李普同志說話。”對方說。39局是中共中央機關總機，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我馬上把電話遞給李普。對方與他說什麼我不知道。隻聽他“哦哦”地聽對方說了一陣後說；“我正在請病假。”對方又說了些什麼。李普問道：“在哪裡開？紫光閣？怎麼進門？……好，好……我準時到。”電話到此結束。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電話。因為那時李普在新華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組部沒有直接關系。李普說，這位副部長，态度很客氣，請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閣開會。究竟開什麼會？真叫人納悶。要是有關新聞的事，那也應該是新華總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會由北京市委找。中組部找，幹什麼？又不肯說開什麼會，隻說你來就知道了。我們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時“四人幫”猖獗，我們無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終日提心吊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大禍臨頭。這個奇怪的電話無疑加重了我們的疑慮、惶恐和不安。在那暗無天日的時代，随時可能禍從天降。李普說他正請病假，實在是想躲開。但是對方說知道他請了病假。這就躲不開了。就李普的情況而言，“四人幫”似乎還抓不到他什麼辮子，但是，在那個年月，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是禍是福，隻好聽天由命了！
我們草草扒了幾口飯，猜來猜去不得要領。最後，我對李普說，你先睡睡午覺，我給你看着時間。
李普是兩點半鐘走的。我在家裡，像熱鍋上的螞蟻，魂不守舍。大約4點來鐘，司機老鄭回來了，說李普要一點胃藥。我問他李普在哪裡，他說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剛去紫光閣，怎麼會在分社呢？究竟搞什麼名堂？我又問：他回不回來吃飯？老鄭說，你們吃吧，不用等他。他顯然沒有說真話，但是又不像出了什麼壞事。拿了藥，他匆匆走了。看老鄭那樣子，我意識到出了什麼大事，否則不會對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麼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裡，出現這樣的電話和老鄭那樣神秘兮兮的樣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
剛吃過晚飯，家裡來了兩位親戚還有一兩位朋友。那時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門，打聽打聽消息發發牢騷。我們家裡發生了那麼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說。什麼39局、紫光閣開會，對我們這些“泡病号”的人來說，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裡糊塗捅出去，說不定會給李普惹來大禍。況且，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也一無所知。
正在心裡七上八下的時候，李普回來了。他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神采奕奕，興高采烈，顧不上家裡來了什麼人，隻對我說：“快，快給我準備一些換洗衣服、牙具、香煙，我馬上就要走。”然後，他才同客人們打招呼，一個一個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問他幹什麼，他隻說開一個會。
我在隔壁屋裡幫他清東西，故意拉開嗓門叫道：“你來看看，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進房，我馬上問他怎麼回事？他說“不能說，嚴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還是壞事？”他說：“是好事。”我又追問一句：“好到什麼程度？”他說：“徹底好，不能再說了。”怪不得他這樣興高采烈。但是，究竟怎麼個好法，我還是不清楚，也不好再問了。李普在隔壁房裡和客人們周旋一番之後，匆匆走了。
我意識到這事非同小可，為什麼那麼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紀律森嚴？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門打聽情況。我找到過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隊傳達得早，當然，部隊也要保密。但是，一經傳達，就無密可保了。我這才知道,在我們接到那個神秘電話的前一個晚上，中國的曆史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
把“四人幫”一網打盡了！我那高興勁兒就甭提了。部隊的同志對我說，部隊先傳達了，但是還要保密。我曾在二野當過前線記者，還算半個部隊的人，是以沒對我保密。他們一再叮囑我不要再對别人說了。
我回家以後，盡管高興得又想唱，又想叫，又想哭，更想和别人分享這種天大的快樂。但是，我必須守紀律，閉口不言。串門的朋友照樣來，可我什麼也沒說。有一位文藝界的朋友來了。他愁眉苦臉，唉聲歎氣，原來他就要去工廠蹲點了，否則又可能挨批鬥。可是他身體很不好。我很同情他，以肯定的語氣對他說：“你可以不去了。”他當然聽不出我的意思，我于心不忍，顧不上紀律了，留他晚點走。等别人走了以後，我馬上告訴他“四人幫”全部被抓起來了!他一下愣住了:“真的？”“真的，部隊已經傳達了。”他“啊”地叫了一聲，眼淚唰唰唰往下流。
地方機關是什麼時候傳達的記不清了。反正接下來的幾天，人們串門更加頻繁了，你來我往。大家又哭，又笑，又叫，長期悶在心裡的怨氣，不知要怎樣發洩才好。這時流傳着一個笑話，有個人買螃蟹，要一個母的三個公的。是以有的人見面就問：你買螃蟹了嗎？人們好像還在夢中，這樣天大的喜訊怎麼忽然之間來到了！
在這期間，李普回來了一次，我才知道7号那天，他奉命進駐新華通訊社總社，進駐總社的共有五人，他是五人之一。同一天，另一個五人小組進駐了《人民日報》。至于廣播電台，在6号晚上抓“四人幫”的同時，由耿飙帶隊進駐了。
人們由又哭又笑逐漸轉入對細節的打聽。怎麼抓“四人幫”的，這是大家特别感興趣的事，而且有很多“版本”。有人說：抓江青的時候，江青怎麼又哭又鬧，服務員怎麼啐她；又有人說，抓王洪文的時候，王洪文還動手打起來了。有一位年輕朋友，一天跑來好幾趟，一會兒是“最新消息”，一會兒是“權威人士透露”。這種小道消息，哪怕大同小異，哪怕十分離奇，哪怕不止一次聽過，說的人還是津津樂道，聽的人也聽得有滋有味。似乎多談論一次，就多解一點恨。接着，大家就感歎起來，一下子就把這幫豺狼搞掉了，真是普天同慶，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我們這些人做夢也想不到。
我這裡寫的是曆史轉變關頭中極小極小的一個側面,滄海一粟。但從這一粟，也可以窺見“四人幫”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等地步！
以上這篇短文，是粉碎“四人幫”以後不久寫的。事隔二十多年，重溫舊事，我又想到，我們那時也許高興得太早了，要使全國人民真正高興起來，恐怕還要走很長很長的路！
2004年2月21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