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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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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媒介的威力——重識媒介與曆史
黃旦｜浙江大學數字溝通研究中心教授，複旦大學資訊與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刊載于《探索與争鳴》2022年第1期
非經注明，文中圖檔均來自網絡
一
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中有這樣一則故事：晚清科考政策發生變化，除了詩文，還新增時務、掌故、天算、輿地等内容，為适應此種變革，吳江鄉間有賈家三子，受人指點，開始接觸上海報紙以補新知。“兄弟三個是見所未見，既可曉得外面的事故，又可借此消遣，一天到夜，足足有兩三個時辰用在報上。”眼界開了，行動也就開始，他們拿出私房錢托人在洋貨店買回來一盞火油洋燈，一亮如同白晝，油燈那點搖曳之火，就顯得可憐無比。自此三兄弟更加留心看報，凡見有外洋新到器具，即托人購買，不管是否合用。僅此仍不解渴，他們反而更加向往去上海見見世面，因為從報紙上看到那裡還有自來水、電氣燈等種種稀罕之物，非火油洋燈所能比。謀劃再三，三兄弟遂瞞着母親，私下租了一條船，半夜時分偷偷上船奔向上海。
倘若這是一段史實，依照現有的研究思路，我們會關注什麼呢？或許是當時的吳江鄉下，已經可以看到多少報紙，都是些什麼報，它們又是通過什麼管道傳播的；又或許是當地讀者都是哪些人，主要讀什麼，報紙對他們産生了什麼作用；也有可能據此考證當時有哪些洋貨進入吳江地方，它們是如何流入的，購買洋貨的都是什麼樣的家庭；當然，也可以從這樣的例證中，分析報紙在上海向周邊輻射影響的過程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等等。這樣的一些研究都從各自不同層面觸及報紙及其影響，其價值不言而喻。然而，所有這些研究相加，讓人覺得仍未擊中這個故事的真正命意。比如為什麼是讀報讓人“曉得外面的事故”？為什麼報紙可以是購買洋貨的指導？報紙的“上海”怎麼就理所當然等同于實際的上海？報紙這種誘導的力量來自哪裡？總而言之，沒有報紙，這一切就不會發生，那麼，報紙是什麼呢？
很遺憾，在我們的研究中的确沒有人去追究報紙是什麼，而是把報紙當作了一個不證自明的物品。這不僅把報紙常識化了，而且也難以切實把握研究者慣常重視的報紙内容及其作用（比如與書籍有何不同）。此種所謂的報紙曆史研究，也就名不副實，實際上是沒有“報紙”的報紙研究。曆史學家達恩頓就曾表達過類似的意思，他說，研究者們總是希望通過考查印刷的世界，能打開一扇透視法國大革命的新視窗，但他們從來沒有打算了解，這種主要傳播工具是如何貢獻于現代的第一次偉大革命。“曆史學家一般把印刷文字當成是什麼東西發生的記錄，而不是發生的因素”，是報刊幫助塑造了其記錄的事件，可以說，這場大革命如果沒有印刷報刊，就不可能攻克巴士底獄，而且不可能推翻舊的君主專制。
報刊與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這種現象，絕不是曆史研究獨家的問題，無論是社科還是人文學界，都普遍存在“媒介盲”的狀況。其中一些研究者在關于媒介的構成、曆史及影響研究方面，路徑固然不一，但在關注媒介内容、角色和傳播的知識及其構成，而輕視乃至忽視媒介本身上，則是大同小異。梅羅維茨對此就十分不解，“雖然對媒介内容的研究有重要的社會意義，但是令人驚訝的是，人們很少對媒介提出其他類型的問題。實際上，許多對媒介影響的研究都忽略了對媒介自身的研究”。這就産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關于電視内容和控制的研究方式與研究報紙、戲劇、電影和小說的内容與控制方式完全相同，它們本身被當作了中性的傳送系統”，它們的差别在其間沒有任何意義；而将之與關于工業革命影響的研究一做比較，二者就顯出巨大差距——在後者的研究中，沒有誰會宣稱，他的研究中“唯一重要的東西是新機器生産出的物品”，相反，進入工業革命研究者視野的是，工業革命作為一種新的生産方式對諸多可變因素的影響，比如城鄉生活的平衡、勞動的分工、家庭結構、社會的凝聚程度、時空觀念、階級的構成，以及社會變化的速度，等等。這很有啟發性，要是我們也轉變視野，将媒介（報刊）看成一種改變時空和社會關系的新的傳播方式本身，而不是當作一個空瓶，我們的研究——比如關于上面提到的吳江賈家兄弟的故事的研究——還會隻是圍着其内容打轉嗎？
報刊是一種媒介，沒有人會提出異議；但為什麼一定是媒介，媒介到底是什麼，想必沒有多少人能夠回答。如何了解媒介，總是與以什麼樣的方式看待它密切相關。當把媒介看成負載内容的一塊白闆，一個透明的“玻璃缸”時，除了緊盯“媒介内容”這一片“滋味鮮美的肉”，将“新機器生産出來的物品”——媒介傳送的内容——當作唯一重要的東西，就不可能還會想到其他什麼東西。且不說這種“工具論”的媒介觀，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就是從今天我們自身的媒介體驗（比如手機的使用）來看，這一觀念也是完全不适用的。由此及彼，當能刺激我們反思現有媒介與曆史研究中的媒介觀，借此重新了解媒介。重新了解則必以改變想象為前提，想得到未必做得到，想不到則根本沒有做的可能。用麥克盧漢的說法，就是要“以恰當的方式了解媒介的威力”。從媒介是什麼入手，重建立立一個考察媒介的視角，對于讨論媒介與曆史，顯得尤為重要。
李伯元《文明小史》
二
由于媒介是一個外來詞，其本來的含義似乎未被認真探索過。英文的media，源自拉丁文medium，意指“中間”。盡管雷蒙·威廉斯在《關鍵詞》中，依照時間的變遷梳理出其三種意涵，但同時也指出，“中介機構”或“中間物”，是一個比較古舊且運用普遍的意涵。德布雷說，“媒介”不是指媒體或媒體，而是指媒介行為，是介于符号生産與事件生産之間的中間體。齊林斯基了解的“媒介”，則是為想把被分割開來的東西加以結合的那種嘗試提供行動的空間。這些了解看來都是與這一詞源有關。
“媒介”一詞在英文中有單複數之分，也就是“medium”和“media”，其間的複雜性由此而起。一般認為，複數是單數的自然集合，偏偏在“媒介”中，二者是不能完全重疊的。作為複數的“media”，自19世紀中葉以來被較多采用，但它的被廣泛運用，與廣播和報紙的興起有關。出于這樣的背景，“media”常常意指“大衆媒介”（mass media）。這與“medium”有較大差别，“medium”主要強調媒介的物質特性，間有“元素”“環境”或“位于中間位置的載體”之義，簡單地說，所指的是一個媒介物，是具有獨特的決定性的物質，重點是其技術意涵，這一點甚至比言說的内容和書寫的事物更為重要。正因如此，作為“media”的印刷與廣播，是否與“medium”的意思相等，就産生了疑問，它們突出的不是其“物質性”，而是社會的面向，受制于其他目的。直白地說，在一些人眼裡，“media”已不是原來那個偏重自然媒介物的“medium”的聚集，而是一個社會機構，雖然二者都有處于中間位置之義。
大陸在1980年代引進的傳播學源自美國的大衆傳播研究，“大衆媒介”的說法也一并被引進，由此影響了人文和社科的相關學科，史學也不例外。研究者們口中和眼中的“媒介”，實是指大衆媒介，亦即“media”。所謂的報刊史、電視史、廣播史，顯然都是出于這樣的認定，并由此延展到其他方面，諸如電影史、書籍史、電報史、電話史等。如此一來，媒介似乎是無須厘定的，因為它已經是明擺在那裡的一個個實物——人人都看得到的東西，隻要将這些物品作為研究對象，就是在從事媒介研究了。
就每個具體研究而言，以這樣的對象來命名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問題，而且在媒介與曆史研究領域，也一直如此。然而若稍作追究，就會發現事情不那麼簡單。報紙、廣播、電視差别很大，其制作、傳遞、呈現和接收方式都不一樣，為什麼都一概稱之為媒介，其依據是什麼？不僅如此，它們中的每一個也都包含着許多研究的層面和路數。文章一開頭提到的“賈家兄弟的故事”，就完全可以納入社會史、經濟史、中西交流史、上海城市史研究的脈絡，而不必非是報刊史，盡管是因報紙而起。從印刷史的角度，報刊史就是印刷被采納、運用和改革演化的曆史，與通常意義上的報刊史毫不相幹，比如蘇精的《鑄以代刻》。電視研究就更為複雜了，文學、藝術學、圖像學、文化批判、音像技術學在其中都有大展拳腳的空間：它們或者關注文本和制度，或者注重其表演，或者将拍攝技巧作為重點，等等。近幾年興起的視覺文化研究，在藝術史和圖像研究的脈絡下，以視覺性為核心視角，更是不僅把藝術、圖像、廣告、肥皂劇等全都納入研究的範圍，而且把觀看行為、觀看過程、觀看方式等問題領域一網打盡。那麼，它們是否都是媒介研究，其中哪些是媒介研究，哪些不是？什麼東西可以被稱為“媒介”，什麼樣的研究可以被認定為媒介（或者報刊）研究，這裡面是有一個統一标準，還是随研究者的個人興趣而定？其特殊性究竟是什麼？當我們一提媒介，本能的反應就是手中攤開的報紙，與家人一起圍坐觀看的電視機，飄揚出悅耳聲音的收音機，黑暗中人影晃動的銀幕的時候，我們的了解就已經失落了“medium”或者“media”所含有的“中間”之義——亦即在學術上了解媒介本該具有的“恰當的方式”。是以，記住下面這句話就顯得十分關鍵：了解媒介，不僅指（或主要指）“了解單個的媒介形式——電、汽車、打字機、布帛——而是要從媒介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
三
“媒介角度”即意味着媒介不僅僅是一個物品、一個對象，更是一個考察社會、人乃至世界的站點。這一“角度”或者視角，就是媒介的“居中”或“中間”位置，按米歇爾和漢森的說法，乃為“調節”，“調節”是所有媒介共有的“媒介性”（mediality）。報紙、廣播、電視之是以是“媒介”，就在于它們共同的“媒介性”——處在中間位置的“調節機構”，更為切近的表達即“交轉性”。
這樣就比較清楚了，在我們熟知的“媒介”（media）中，包含着“medium”，但又不僅僅是“medium”的堆集。它包含不同的“medium”——媒介物，即單個媒介獨有的物質或符号元素的特性，此時，或許可以說它是“medium”的複數形式；然而，它又抽繹并蘊含着所有單個媒介（medium）都不可缺少的“媒介性”（“調節”）這一處在“中間位置”所必然發生的機制和作用。這樣的兩層含義，就構成了一個集體單數名詞“media”。由此我想到《說文解字》關于“媒”的釋義：“媒”即“謀也，謀合二姓者也”，指的也正是這樣一種居中轉圜之義。這就難怪，德布雷把媒介看成促發兩者發生關系的第三者。媒介的重要性就是“搭橋”，也就是說，要讓不同因素之間互相交叉、互相“受孕”。媒介不隻是“處于中間位置”，它還要對通過中間項連接配接的兩者起作用。它要在不可逆轉的過程中創造出一個模型，超越所有的企圖，産生出一個特殊整體。媒介有“媒”有“介”，是“媒—介”的互應和互動，是一種“交轉”。在它的觸發和協調下，各種關系因連接配接而互相轉化，因轉化而形成新的形态或面向。媒介由此成為“讓我們通向那個由于與我們相關而伸向我們的東西”，“讓我們進入與我們相關或傳喚我們的東西”。媒介不是工具，工具隻着眼于效率和效益，媒介則具有開拓現實的作用，開啟了我們與世界的關系以及各種不同可能性。沒有媒介，就如沒有橋梁。橋梁不隻是連接配接，更是交接引領我們通達彼岸，而在通達過程中周邊的景色和諸種關系得以彙聚和展開。是以，凡有媒介，就有發生，就有事件，就有變動，就有新的進展。吳江賈氏三子夜奔上海，恰為此做了一個見證。
猶如物質性依托于具體的物質及其形态，單個媒介的技術特性不同，帶來了媒介性（交轉性）的方式及其模式呈現的千差萬别：“在口國文化的社會裡，許多人在同時說話；相反，在書面文化的世界裡，一次一個人說話至少是在人們的期待之中。”媒介事件——電視的直播，則使得全球成為一個競賽場或大劇院，造就出新的場景，甚至奠定了尼爾·波茲曼所憂心忡忡的“娛樂至死”和“童年的消逝”。複制技術使藝術失去了靈韻，卻也使得大衆在其展示的觀看中有了接觸本來隻能頂禮膜拜的藝術品之機會。輿論，是報刊史研究中最為常用的術語，但恐怕沒有太多的研究者知道，現代政治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輿論”是在印刷報紙産生後才有的。報紙就像是一個“公共交談”的平台，一支筆啟動了上百萬條舌頭，分散的地方的意見被集中、被融合，進而造就了一個龐大、抽象和獨立的報紙意見共同體，并被命名為“輿論”。沒有報紙，人們的交談就不會對任何人的頭腦産生影響。是以，“輿論”以及所謂的民族主義（想象的共同體）、國際主義，都與報紙的此種“公共交談”（交接周轉）的協調有關。依此而進，報刊和輿論的研究，就不應是以内容為内容、以文本證效果，而應切入報刊的“交轉性”之作為，關注“公共交談”的運作和方式，并從這樣的邏輯中揭示内容和文本的形成及其帶來的後果。以此反觀報刊與曆史，比如衆所周知的《時務報》與戊戌變法、《蘇報》與排滿革命、《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民報》與《新民叢報》的辯論等，恐怕就會有新的領悟，發現新的風景。
由于媒介物特性不一，我們的研究就要從其共同的“媒介性”中，揭示不同媒介特性所導緻的不同的“調節”或“交轉”狀況和結果。同時，媒介與媒介之間并非絕緣，它們之間同樣是在互相交接、交集，會發生遭遇、碰撞、轉接、競争、分離，可謂剪不斷理還亂：報紙、講演、智語傳單的互相促進，辦報、辦會、書信和人際交往的互為條件，學堂、出版社和報館的互通互惠等，形成一個個自有特點的“媒介圈”。流轉的邏輯就是媒介的邏輯，你抓住我，我也抓住你，與媒介關聯的行為都是一個組合事物，是一種特定的塑形。媒介就好似一“活生生的力量旋渦”，攪和着與之相關的一切東西，然後又不斷地吐出來，幡然就是一新的陣勢。戴乃迪（Alexander Des Forge）在從晚清到民國早期的“上海叙事”中，就發現了類似的現象：連載小說與其他的媒介生産及其産品諸如旅遊指南、報紙、雜志、圖畫集、廣播、電影、照相、幻燈等交錯糾纏，交內建了一個跨文本、跨體裁、跨媒介，而且不斷擴張的視覺和文本場域，共同指向上海的特征和意義，以不同的方式，擴充了人們的多種感覺和體驗，進而為“什麼是上海”，提供了不同的入口、架構和樣闆。是以，他特地借用德布雷的概念，将之稱為“媒介域”（mediasphere），并由此構成整個分析的基礎，以揭示媒介之間文化生産的互生互補之複雜關系和樣貌，而就是在這樣的媒介生态中，生成了當時的“上海”和關于上海的認識，構成一個“媒介域上海”（mediasphere Shanghai）。與此相比，吳江賈氏三子的感覺來源，還是顯得有些單一和平面。戴乃迪的嘗試和探索，為媒介與曆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想象——關心文本但又不拘泥于内容的爬梳、整理和确認。隻有到了這樣的時候，即當媒介能夠被視為單數——它不是單個媒介形式的疊加，而在事實上大于單個媒介形式的疊加之時，媒介研究之“媒介”，才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媒介研究才可以開掘出自己的空間。因而，從内容轉向媒介，從不同媒介轉向媒介性，就能夠賦予媒介與曆史研究一副新的眼鏡，也就是麥克盧漢說的，有了“一個恰當的方式”。
四
依循這樣的思路，媒介就是一個概念，一個考察媒介與曆史的理論視窗。媒介與曆史研究就不能也不會僅僅定格于某個媒介的演變史，不同媒介前後承繼的進化史（這正是媒介考古學所要解構的），媒介的社會使用史、功能史等；更不是以媒介内容來補充和證明某些曆史上的人和事；而是将媒介作為社會構成的一個基礎性條件和要素，作為一種“人的延伸”，研究它的産生、運轉和變化是如何影響人和社會的曆史及其文化的。
展開來看，其實整個人類的存在及其曆史，都是立足于并且依托于“媒介域”的。我們是有了光才能看，有了聲音才能聽，語言符号讓我們交往，貨币則大大促進了交易。這些不同的媒介，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個區分的區間，為我們在感覺、認知和行為中指定了一個确定的“格式塔”，都給予我們不同的政治、科學、經濟、藝術的操作空間和一定範圍的文化真實性。沒有這些媒介，也就沒有人，沒有社會現實；同理，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偏向，自然也就産生不同的社會、文化乃至認識論。這也正是伊尼斯說的，“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就是一種新文明的誕生”。《巴黎聖母院》中的一段描寫，為此做了生動的寫照：沉默的克洛德副主教伴随一聲長歎，左手指向聖母院，右手指着那本放在桌上的打開了的書，目光憂郁地在書上停留片刻之後便轉向教堂，說：“唉！這一個将要把那一個消滅掉。大的可以被小的打敗，建築物也能被書摧毀！”緊接着，雨果做了如下的評論：“這是僧侶們面對新的代理者印刷術所産生的恐懼，這是站在古登堡偉大的印刷品跟前的聖殿上的人們所産生的眩暈和恐慌。”這不正反映出媒介變更造成社會和文化動蕩所引發的焦慮和不安嗎？印刷機成為“攻城槌，把教堂和城堡夷為平地”。雨果所感受到的這一點，應該是媒介與曆史研究的着重點，也是最能展示其研究價值的地方，倘若我們能将“媒介”作為一個角度的話。
關于什麼是媒介，什麼不是媒介，媒介究竟是工具，還是“中介”，這不是自然天成的，更不是來自本體意義上的劃定，恰恰決定于研究者自身的視野，決定于是以什麼樣的角度切入媒介與曆史的研究中。關于此，克萊默爾頗有見地地指出：“器具視角和傳媒視角之間的差別、作為工具的技術和作為傳媒的技術之間的差別，不能被誤解為本體論的差別，好像我們用它可以對技術人造物世界進行分類，要麼分為工具組一類，要麼分為傳媒組一類。” 實際上，這是兩種都在發揮作用的視角，盡管其重要性不一樣。如果把媒介看成一種技術工具，那就是出于一種精神工藝學的眼光，媒介的作用就是增強或替代人類身體與感覺、活動和思維器官，它是提升勞動效率的器具；反之，若把技術了解為媒介，它就是一種我們用來生産人工世界的裝置，它開啟了我們的新的經驗和實踐的方式，而沒有這個裝置，這個世界對我們來說是不可通達的。那麼，這一點不是很清楚了嗎？在過往的媒介與曆史研究中，基本上就是固着于“精神工藝學”來觀照媒介（比如報紙、廣播之類），由此所照射出的媒介，自然就是一種“器具”，是辦報者為達到某一目的的工具。相反，倒是一些研究技術而不自稱為媒介研究的研究，卻恰恰可能是基于媒介的角度，為我們展示了技術對于世界的改變和創生。
在我看來，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的《鐵道之旅：19世紀時間與空間的工業化》，就是這樣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鐵路的建造和延伸，再造了時間和空間；作者從火車速度、旅途景觀、車廂設定和分隔、旅途感受、車站選址與城市建築，乃至鐵路引發的精神病理等各個方面，全方位展示出鐵路既是一條道路，又是一種再造環境的作用力；它是一種交通和運輸工具，人和地方又是随着它的開動而發生變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如果說媒介總是通過其物質特性的運用過程，“與人類感官及人的了解率相結合，總是在對給定時間、空間中的人類經驗進行調節”，實作人、環境和技術的互構的話，那麼，沃爾夫岡·希弗爾布施的“鐵道”，正好充分反映出這一點。
另外一個不能不提的例子，是連玲玲的《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在以往固定的認知中，沒有人認為“百貨公司”是媒介，也不可能将之歸入媒介與曆史的研究脈絡之中，可就在這一本書中，作者公開表明，她是以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作為研究的架構，以這樣的眼光看過去，百貨公司就是一個交往中軸，圍繞着它的芸芸衆生和物品共同編織出現代的消費主義場景和關系。于是，百貨公司成為近代上海不同人種、人群和階層的交會之所；構成琳琅滿目的商品和不同消費行為的展示之窗；潛藏着明裡暗裡的物質權力和符号權力競争，混合了購物和娛樂融合的氛圍。在作者的描述中，百貨公司猶如一個巨大的輪盤，卷入人流物流，輸出新式商品和消費模式；串接着周邊的道路，又對周邊的空間施加着自己的影響。作者正是從媒介及其調節的視角（盡管在我看來，其運用還不夠圓潤），揭示出百貨公司在物、人、環境的互動互構中構成了上海現代性的獨特面向。
以此可見，當研究者将目光從媒介的實體（實物）移開，而确立起媒介的視角，這不僅使媒介有了自己的理論根據，同時也可以大大擴充學術研究的想象力。當什麼是媒介，什麼不是媒介，不再是一種對對象的判定，而是與研究者的視野——如何看待媒介——息息相關時，媒介與曆史的研究自能從對象史的束縛中掙脫而出，将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天地。
通過這樣的新視野，媒介與曆史的研究，就有了自己的特殊性，有了自己的特定面貌和精氣神，更重要的是，其意義和價值也将被重新厘定。因為如同蓋倫所言，由于人天生就不自足，必得依賴于外在的條件，技術也就是以成為人類自身本質的最重要的構成部分，甚至像人本身一樣形成了一種人造的性質。甚至按照唐·伊德的說法，從來就沒有一個脫離技術的“原本”的人，人必定是與技術相伴相生、共同進化的，沒有技術的生存隻是一種抽象的可能性，除非是封閉起來，被置于一種孤立的、被保護的牢固的樂園之中，就好像被圈養的保護動物一樣。以此而言，媒介展現的人與技術的“交織交轉”，就是人類生存的根本關系，是人類進化和演變過程中時刻存在的普遍狀況。這樣一種技術和人的“接合”，不是誰進入誰，也不是誰決定誰，而是互相不能脫嵌的關系；技術和人的關系可以在具體而特定的實踐中被制造、被維持、被轉變、被毀滅，但就是不能相脫離或分離。媒介就是人的境況。是以，媒介實質上是指向并指明了人類的一種本體論境況——依賴媒介的建構性外化行為和發明創造。在這樣的意義上，作為角度的媒介，成為一個對人類生命形式進行最深層次考古發掘的透鏡——我們是透過媒介，窺探到人類的生存；媒介與曆史研究的定位，就是對人的根本關系的研究，是對“調節”在人類曆史上所起到的不可簡化的作用的研究。德布雷說，“從源頭看，媒介學的起源應該是人類學”，我們也完全可以仿照說，媒介史也就是人類史。當媒介成為一個角度時，媒介的威力就得以盡情綻放。這樣的媒介和曆史研究，也将起到特殊的作用，占據自己獨有的位置：可以跨越各種學科，貫穿打通各種專門史，進而“在人類曆史中占有更為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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