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回憶錄》（聯經出版社，1986；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是世上唯一一本由胡蝶口述整理、記錄了胡蝶從上海到溫哥華一生蹤迹的傳記。距初版三十六年之後，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初推出新版，更名為《胡蝶口述自傳》。此書作者劉慧琴，是我的長輩和摯友，是以我想寫一寫這本書背後的故事。
《胡蝶口述自傳》，胡蝶口述 劉慧琴整理，作家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壹
我和劉慧琴相識，算起來大約也有二十年了。最初我們是在一些海外華文作家的活動上相見，話題隻限制在寒暄問候和匆匆道别上。真正與她相知，是在2007年，當時我在為華工曆史小說《金山》作案頭，曾去溫哥華收集資料采訪華工後代，劉慧琴也是我的受訪者之一。那時我們隻是熟人，并非深交，她卻熱情邀請我在她家落腳，并和她的幾位文友一起，開車接送我。我并不是她唯一接待過的作家。幾十年裡，南來北往的作家學者如陳若曦、於梨華、陳建功、鐵凝、嚴歌苓、陳駿濤、池莉、項小米、牛玉秋、吳泰昌、陳瑞琳、江岚等，都得到過她的盛情款待。
在她家裡，我們有了幾次深談。她家客廳的燈光剪出一個小小的圓圈，世界的喧嚣被阻擋在外，我們終于能在那個小小的空間裡安靜地傾聽彼此。劉慧琴給我講了她的身世。她的外公是最早來到北美修鐵路采礦的那一代華工，她的外婆是獨在異鄉的外公從舊金山買來的小妾，卑賤地盡心盡力地養育了十幾個兒女，并和外公一起供養他在廣東台山那頭的家。劉慧琴的一位親人，冒着整個家族的非議，娶了一位有印第安血統的女子為妻。這樁跨越了兩個弱勢族群的婚姻，卻誕生了一個維系一生的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劉慧琴在加拿大出生的母親，被葉落歸根的外婆帶回廣東老家，卻成為了台山女子師範的第一屆畢業生；劉慧琴行醫的父親英年早逝，成為寡婦的母親，以驚人的勇氣在中年重新開機命運之帆，回到加拿大，組成一個關系複雜的新家庭。劉慧琴的舅舅們，是中國最早一代的海歸，他們所屬的那個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留學生圈子，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道前衛的特立獨行的風景。
劉慧琴全家30年代中期在上海留影，前右一為劉慧琴
那幾天我是一塊海綿，貪婪地吸收着她的故事。我從未想到，那個在公衆場合言行舉止冷靜克制、中規中矩的劉慧琴，竟有一個如此豐富、幾乎可以用活色生香來形容的身世。她的傾訴選擇了我的耳朵，彼此感覺相宜。客套如蛇皮蛻下，我們從熟人成為莫逆。我在書寫《金山》的過程中，她的家族故事如脈搏，始終在我的字裡行間隐隐跳動。從此無論世上有多少飛塵，我們始終看得清彼此，始終在最需要的那個時刻送與對方信任和支援。
也就是在那時，劉慧琴和我談起了胡蝶。她口中的胡蝶，不是那個萬衆簇擁、高光之下的電影皇後，而是一個收緊了指頭縫、小心翼翼地按着養老金的數目來籌劃日子、連狹小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的停車位也分租出去的老婦人潘寶娟。溫哥華這樣的老人成千上萬，但這一個還是不同于那些個，因為這一個曾經站在山巅，看盡了人間繁華。胡蝶在從山巅走到平地的過程中，遭遇了她的英文教員劉慧琴。假若不是在這樣的一個當口，鎂光燈下的胡蝶和清高自持的劉慧琴，會有對話的可能嗎？我猜想不會。
幸好，她們在對的時間相遇，才有了三十六年前的《胡蝶回憶錄》和今天的《胡蝶口述自傳》。讀這部傳記，人各有所得。曆史學家看到的是大動蕩的時代剪影，電影人看到的是珍貴的銀屏史料，設計師看到的是輪轉的時尚風潮，小說家看到的是變遷中的人性。而我，身為劉慧琴的朋友，看到的卻是靜靜地站在胡蝶身後、把潘寶娟的聲音化成文字的那個人。
胡蝶親贈傳記作者照片
貳
胡蝶應算是我祖父那一輩人的話題。在遇到劉慧琴之前，我對胡蝶的認識是平面的，僅是記憶存儲中的一個小角落，在是在的，卻不會去輕易翻動。劉慧琴讓我看見了胡蝶的節儉，胡蝶的小心矜持，胡蝶對丈夫潘有聲的真實思念，胡蝶的藍顔知己朱大哥對她幾十年不渝的呵護體恤，胡蝶對這份情誼的珍重和不安……劉慧琴讓胡蝶從山巅走下來，充滿人間煙火氣，我們有了對視的可能。
當她倆在溫哥華相遇時，經曆巨大生活落差的，不隻是胡蝶一人。劉慧琴出生于上海，在一個經曆過中西文化熏陶的家庭背景裡長大，後來考上北大西語系，師從俞大洇朱光潛等名家，畢業後先後進入作協和社科院外文研究所，和楊绛馮宗璞沈甯（夏衍之女）成為同僚朋友。她所經曆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曆史。在塵埃落定之後，她才會醒悟：在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裡，她和許多人結下的患難友情，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個人史的剪影。她經曆和見證的往事，多年之後依舊使她顫栗不安，心有餘悸。但她畢竟在體制内供職，在故土過的是衣食無憂的日子。人到中年，她決定放棄所有，一如當年的母親，到彼岸開始一段獨自撫養三個兒女的艱難維生路程。基因的力量不可違逆。
劉慧琴在溫哥華胡蝶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内與胡蝶合影（1979年左右）
當劉慧琴和胡蝶在溫哥華的那個英文教室中以師生身份相遇時，她們都失去了熟悉的社會參照物，都有各自的生命巨變需要應對。胡蝶已是節衣縮食量入為出的家庭婦女潘寶娟，而外文研究所的學者和作家劉慧琴，則已成為在困頓掙紮中竭盡所能撫養兒女的普通母親。她們在成長過程中，都經曆了廣東、海派和西洋文化的混雜熏陶。曆經滄海閱人無數的胡蝶，一眼就看清了劉慧琴的體己。胡蝶對劉慧琴敞開心扉，是偶然，也是必然。
當我們的談話深入到胡蝶的身世時，我未能免俗，也問了天底下所有人都會問的那個問題，劉慧琴告訴我胡蝶的回答是“清者自清。”半個多世紀以來，胡蝶的名字已經和某個軍統名人緊緊地綁在一起。面對這個已成為她身份标簽的事件，這樣一個簡短的回答，未免略顯蒼白貧瘠。那時《胡蝶回憶錄》早已問世，胡蝶也已香消玉殒多年，面對我的疑惑，劉慧琴說如有機會再版，她将尋找更多的資料作為那個簡單回答的佐證。多年之後，她終于兌現了她的諾言。
胡蝶親贈劉慧琴的照片 攝于1968年，時年60歲
叁
這次在《胡蝶回憶錄》基礎上再版的《胡蝶口述自傳》，除了文字的修訂之外，還增加了許多曆史背景知識和珍貴的曆史照片。劉慧琴用大海撈針般的耐心，在史料中尋找線索，一一對照核實，列出了一個胡蝶大事年表，其中包括了抗戰期間胡蝶在重慶的蹤迹。根據劉慧琴的調研，胡蝶一家在烽火中抵達陪都重慶的時間，大約在1944年6月。胡蝶立即奔赴桂林投入了電影《建國之路》的拍攝，回到重慶時已是1944年年底。抗戰勝利後，她立即安排和家人分批返滬。在重慶她至多生活了幾個月的時間，且一直與母親與繼子住在一起，其間數次出現在公衆場合和媒體記錄之中。這段時間裡，在雲南從商的潘有聲時時往返于昆明和重慶之間，他們當時尚年幼的繼子，至今對父親的來訪有着鮮明的記憶。劉慧琴梳理的時間線，使得那些言之鑿鑿的“霸占”說法，開始顯示纰漏和疑雲。
寫這本書的過程裡，另有一些故事，是劉慧琴不曾在序言和後記中提及的。當時劉慧琴的兩個女兒在加拿大東部求學，但她還有一個十來歲的幼兒，需要她的時刻照拂。一個全職工作的母親，隻能抽周末的時間來到胡蝶家中采訪。在胡蝶較高價的電梯大廈中幹坐的小兒，常常會在百無聊賴中央求母親：“你什麼時候能寫完帶我玩呢？”母親的回答總是：“快了，快了。”孩子的可憐要求使她于心不忍，她會在采訪告一段落時，讓孩子和胡蝶一起到胡蝶住處附近的海灘用面包屑喂海鷗，而她自己，則坐在車裡整理剛剛記錄下來的采訪筆記。劉慧琴至今儲存着兒子和胡蝶的合影，這些照片把朝陽和夕陽相伴的瞬間，定格為永久的記憶。《胡蝶回憶錄》的文字，就是這樣在牙膏一樣擠壓出來的點滴時間裡，聚沙成塔，漸漸成形。
胡蝶與劉慧琴一對兒女
劉慧琴身上有一股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典型的清高自好，在書寫這本書時表現得尤為淋漓盡緻——她十分在意被人誤會是在沾名人的光。三十六年前《胡蝶回憶錄》出版時，詩人痖弦是玉成者。今年《胡蝶口述自傳》出版後，痖弦也是最早的讀者之一。痖公對此書的評價是“幹淨”，因為寫作者始終把自己隐退在胡蝶的聲音之後。而我，則覺得劉慧琴把自己撇得太清了。她私下裡講給我聽的她和胡蝶之間的交往瑣事，如果也能出現在書中，如同一部電影的拍攝側記，将會是全書嚴謹的行文風格之外的一個活色生香的聲部。我曾直言不諱地告訴過劉慧琴我的遺憾，但她笑而不語。這些年裡我們經曆了彼此生活中的許多磨難，我們早已跨過了那個察言觀色的客套階段。對于我的直言，她不一定同意，但她從不以為忤，她的寬容仁慈給了我偶爾“撒野”的勇氣。
“在這個衆說紛纭的世界裡，我終于為胡蝶留下了她自己的聲音。”這是劉慧琴多次對我說的話。她把自己靜靜地安放在“整理者”的定位上，甚至把初版的稿費全數留給了胡蝶。“她比我需要，”這是她的簡單解釋。在這個通貨膨脹的時代裡，形容詞不值錢。拿“高風亮節”來說她，也是俗套，但我一時也找不到更合宜的詞，就暫且放在此處留用。
1987年劉慧琴回國探親，在楊绛錢锺書家中合影
“還有一些重要記憶，我還沒有時間梳理。”劉慧琴告訴我。我知道她的“一些”，是指她在現今聽起來不可思議的複雜身世以及她在作協和外文所裡所經曆的種種往事，包括她大學剛剛畢業，即作為随團翻譯派往新德裡，參加亞洲作家會議籌備會議的所見；她和楊绛錢锺書一家多年的相處，還有那件一度傳得沸沸揚揚的鄰裡争執；她眼中的作家和同僚馮宗璞；她和夏衍之女沈甯幾十年裡的互相扶持……對于她這樣行事嚴謹，落筆需斟酌再三的人來說，她的故事太多，氣力不夠。每次看見她為還各樣的人情債，做着這樣那樣耗費心神的雜事時，我總為她感覺心疼。我的腦子在此時分成兩半，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朋友。作家心疼她的時間，朋友心疼她的身體。作家的那一半希望自己能更狠地“壓榨”她，像擠牛奶一樣地擠出她的記憶，讓曆史得以在文字中存留。而朋友的那一半則希望她放下手中的一切，讓記憶、寫作、人情世故統統見鬼，隻願她牽着孫兒的小手，在陽光海灘上行走，聞一聞海腥味。這兩半常常吵得聲嘶力竭，好在她知道我根底裡的善意，一次又一次地原諒了我詞語上的尖利。
《胡蝶口述自傳》從中國電影史和胡蝶個人史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一本書。我非專業電影人，也非曆史學家，甚至也不是文學評論家。這篇文章算不得是書評，我隻想借此說幾句私心話而已：我希望人們在聆聽胡蝶生命中的最後聲音時，不要忽略那個嚴實地隐退在胡蝶身後的碼字者。這個人的存在，才給了這本書以靈魂。在我動筆之前，劉慧琴再三交代我要把重點放在胡蝶身上，不要過多寫她自己。我當然沒有聽她的。胡蝶是半個世紀以來人人皆知的高光點，而劉慧琴不是。真正知道劉慧琴的人不多，我有幸成為其中之一。對于這本書的再版，我除了高興之外，還有些小得意，因為我厚顔地自認為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勞。這幾年我沒少“壓榨”劉慧琴，軟硬兼施，威逼利誘，求她放下瑣事，逼她盡快完稿，勸她考慮這樣那樣的出版意向。她對我則是一貫的縱容仁慈，把我種種不知天高地厚的行徑一律稱做“鼓勵。”我權且把她的好話當做紅包收下，也在此祝她虎年生翼，耳聰目明地寫下更多的往事。（責編：孫小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