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禦窯廠是明、清兩代禦用瓷器的專門燒造場所，由内務府委派官員“督陶”，為大陸曆史上燒造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工藝最精湛的皇家瓷廠，是中國瓷業發展巅峰時期的産物。
禦窯廠燒造任務繁重時，廠内窯口不能滿足燒造需求，便将部分瓷器交于民窯燒制，初為權宜之舉，但卻有效彌補了禦窯廠窯口不足的問題。久之，形成了“官搭民燒”制度。從制度實行之初的以征調、索取民窯之實，逐漸發展成為民窯産能共享、裝飾創新的途徑，促進了官窯、民窯間燒造技術的交流、制作工藝進步。
官民窯關系從“剝削”與“被剝削”關系，逐漸轉變為“設計”與“生産”，“分工”與“合作”的新關系，這也是清代景德鎮瓷業繁榮，藝術成就達到世界巅峰的重要原因之一，“官搭民燒”制度對景德鎮以禦窯為中心的生産布局産生了深刻影響。
一
明清時期的“官搭民燒”制度
1.明清時期“官搭民燒”制度的形成
景德鎮瓷業生産中的“官搭民燒”制度，始于宋元時期民窯“有命則貢，無命則止”的定購制度，英宗時期就有“正統元年浮梁縣民進瓷器五萬餘，官償以鈔”。從明洪武開始，景德鎮官、民窯并存。洪武二年（1369）在景德鎮設陶廠，洪武三十五年（1402），設定禦器廠，專燒宮廷用瓷。有官窯20座，宣德時（1421—1485）增至58座，各有專用。朝廷内務府每年提出式樣，委派中官督造，制品有極高成就。
明代，景德鎮官窯、民窯之間關系帶有以官壓民、以官限民、以官剝民的現象。朝廷瓷器燒造任務連年加重，官窯難以完成，地方官員采用“官派民燒”“官搭民燒”這一辦法，将部分燒造任務分派給民窯燒造，以提高加産量。如“舊規本廠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燒造，不預散窯。惟欽限瓷器數多限逼，一時湊辦不及，則分派散窯，擇其堪用者湊解，固一時之權法也”。《江西大志·陶書》記載了這種變相盤剝民窯的情形，“官匠因循,管廠之官,乃以散之民窯,曆歲相仍。民窯賠贓，習以為常”。
到了清代，由部分瓷器“官搭民燒”進一步向“盡搭民燒”轉變，推行“法缗與市肆”，促進“官民競市”。唐英《陶冶圖說》中說：“瓷坯既成，裝以匣缽，送至窯戶家。”乾隆八年九月十七日《唐英奏折》載：禦窯廠給承燒窯戶的酬勞“與市價均适”。唐英還對窯戶“窯價公發之外，添增酒食”。以緻“（窯民）樂趨之，仰給窯者日數千人，窯戶率以此緻富。”鄭廷桂《景德鎮陶錄》中說：“柴窯多燒細器，槎窯多燒粗器，前代廠制，一窯兼用柴槎四六配燒，今悉搭民窯。”《陶錄餘論》中提到：“自國初燒造龍缸未成，至唐窯始複其制，搭民窯燒。”“今則廠器盡搭燒民窯，照數給值，無役派賠累也”。表明乾隆時期的官瓷民燒，已成為禦用瓷器普遍的生産方式。清代的禦器廠規模較明代也明顯縮小，其作用也由原來完整的陶瓷生産體系逐漸轉變為一個陶瓷設計和開發的研究性基地。
2.“官搭民燒”對景德鎮瓷業發展的影響
明代後期和清代禦窯都采用“官搭民燒”的辦法。在“官搭民燒”制度下，禦器廠隻完成制坯至彩繪等前面的工序，然後在“包青窯”中完成瓷器的燒成。所謂“包青窯”，即“包燒，燒壞了還要包賠”的民窯，而且瓷器的燒成與窯中的位置關系甚大，官瓷往往占用窯中最好的火位。是以，明代在禦用瓷的器型、工藝管理嚴苛的環境下，“官搭民燒”制度，成為剝削民窯、轉嫁風險的一種方式。
清代，随着“官搭民燒”制度的深入推行以及産品管制的放寬，官民窯之間的聯系合作和互相促進愈來愈占據着主導地位。“官搭民燒”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民窯借鑒、吸收官窯産品裝飾元素、設計題材，豐富了民窯産品的藝術表現形式和内容，為民窯陶瓷發展帶來更大的空間。
明洪武二年（1369），“設廠制陶以供尚方之用”。洪武三十五年，改陶廠為禦器廠，欽命中官一員，特董燒造。廠内施行的是輪班進役制度。永樂、宣德、成化時期，禦器廠“拘獲高匠”，把手工業者編入匠籍。禦器廠壟斷優秀工匠和優質原料和技術，如《陶雅》卷上所說：“一切官窯等，諸秘色，上方珍品，寶貴甚至，自非近禦侍從貴戚巨邸，不能襲受恩澤，賞資頻仍。”官窯制品被視為内府秘藏，社會上難得一見，基本上排除了民窯從禦器廠擷取先進技術的可能。
正統年間，官府對民窯燒造的禦窯品種進行了極嚴厲的限禁。正統三年（1438年），“禁江西瓷器窯場燒造官樣青花白地瓷器于各處貨賣，違者正法處死，全家谪戍關外”。十一年，又禁私造白地青花瓷等，其結果導緻官窯極精而民窯多粗糙。至成化年間，民窯突破了官府燒造青花的禁令，弘治後官窯漸衰。嘉靖年間，禦廠管理不善，民窯突破禁限發展，産品逐漸精進，形成“官民競市”、官民青花并精的局面。
在嘉靖九年（1530）以後，一部分官窯瓷系在民窯中定燒。如朝廷所用的禦瓷，凡屬工部營繕所配置設定給禦窯燒造的額定瓷稱為“部限”，“部限”之外，在民窯中定燒的額外瓷稱為“欽限”。道光《浮梁縣志》載：“部限瓷器，不予散窯(指民窯)，欽限瓷器，官窯每分派散窯。其能成器者，受囑而擇之，不得成器者，責以必辦。不能辦，則官窯懸高價以市之，民窯之是以困也”。可以看出，官窯在實行“官搭民燒”制度之時，對民窯進行盤剝，加重民窯負擔。被指定為官府燒造禦用瓷的搭燒窯戶,都是燒造技術條件堪稱上乘的。民窯也常因為散搭之器，多為“細膩脆薄，最為難成”的禦用欽限瓷器，且承差民窯“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則由民窯賠償,即如果品質達不到要求，就要“定燒賠造”,購買官窯燒制的部限瓷器來頂替，這種對民窯的剝削，阻礙了景德鎮民窯的發展。
到清代雍正乾隆時期，禦窯燒造任務繁重，禦瓷搭民窯燒造的比例不斷擴大，産品在造型和裝飾技術上的變化可謂空前繁榮，民窯陶瓷生産技藝也快速進步。唐英《陶成記事碑》載，禦器廠隻負責制坯、成型和器表裝飾，而燒制則由民窯完成。這一時期，民窯不僅大量采用和借鑒官窯産品的裝飾技法，仿燒具有官樣符号的青花瓷、粉彩瓷、顔色釉瓷及仿古瓷等，還在造型設計方面極力模仿官窯産品，将景德鎮民窯陶瓷藝術推向高峰。
二
“官搭民燒”制度
對景德鎮瓷業生産布局的影響
1.明代景德鎮窯場的布局
明代，景德鎮民窯取運輸瓷土、燃料之便利，呈依河而建的特征，主要窯場有湖田窯、落馬橋窯、觀音閣窯、麗陽窯。洪武二年（1369年），在昌江邊珠山高處置禦器廠。民窯為避水患，向珠山以北發展，從董家塢沿五龍山經白雲寺至雷公廟，均為民窯燒造之地，“有三山四塢”之稱。
明中葉，民窯繼續沿五龍山脈南下，經薛家塢、藥王廟，繞珠山東側至青峰嶺。在禦器廠周邊形成民窯及作坊群，鎮内經濟繁榮，人口增多，窯主、瓷行、富商聚集。城區街市與窯場交錯，由平行于昌江的前街、後街和垂直于昌江的裡弄街巷組成的帶狀路網格局基本形成。
明中期至清代，城市建設急速向南推進，形成陶陽十三裡長街（前街）和并行的十二裡長街（後街）。同時，街區向西面沿河地帶延伸，又派生了許多下弄、下巷。在萬曆後期，景德鎮已每日傭工不下數萬人，成為“天下窯器所聚”，當時的鎮區範圍與街區的格局已和近代的相差無幾。
2.清代景德鎮窯場的布局
清代，景德鎮初步形成四山、八塢、九條半街、十八巷，一百零八條弄，城區面積10平方公裡。這些弄巷起源大部分都和瓷業有關，直接命名的有瓷器街、龍缸弄、窯弄等，以明清時期一十八省外鄉人到此業瓷、經商的會館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前街43條弄堂以會館命名的就占25條。景德鎮窯場分布除沿昌江東岸分布外，還呈現以禦窯廠為中心，沿周邊分布的特征，取“官搭民燒”之便利，在禦窯廠周邊形成龐大的民窯燒造群，主要窯場有邑山窯、徐家窯、欠班窯、黃老大窯、劉家窯、龔家窯等等，每個窯的周邊又圍聚幾個坯坊。如邑山窯憑借緊鄰禦窯廠的地利優勢，在長期與禦窯廠合作中得到發展壯大。民國前，畢家弄有四座坯坊、衆多紅店和兩座有名的柴窯，既東窯和西窯，是集陶瓷成型、彩繪、燒制為一體的陶瓷生産廠區，此弄連通原禦窯廠的西轅門，也是“官搭民燒”的主要場所之一。
2016年2月，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機關對景德鎮市禦窯博物館區域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發現了禦窯廠圍牆牆基，在圍牆外又發現衆多明清時期的民居與作坊遺迹，獲得大量瓷片、制瓷工具、窯具等物件。印證了從明代中期開始，景德鎮禦窯廠周邊民窯繁盛，整個區域是集生産、生活為一體的狀态，也印證了明以後實行的“官搭民燒”制度，民窯圍繞禦窯廠而設，友善合作的生産布局。
三
禦窯遺址保護申遺中
再現“官搭民燒”場景
1.禦窯遺址考古發掘
禦窯廠遺址位于景德古鎮最繁華的街區，明清時期禦瓷不能外流的規制，決定了殘次的禦瓷隻能打碎在廠内掩埋，是以，在禦窯廠的地下就埋藏着大量價值不菲的古瓷片，也把那段輝煌的陶瓷曆史，深深地保護在地下。
2000年10月，經國家文物局準許，由中國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鎮陶瓷館的專家共同組成的禦窯考古工作隊，對珠山遺址的保護和發掘工作全面展開。至2003年，經過對禦窯遺址的初步清理發掘，清理出明官窯11座，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引起國内外古陶瓷考古界的極大關注。2006年，禦窯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機關。
2013年12月18日，景德鎮禦窯廠被國家文物局公布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并列入國家重點大遺址、全國25處大遺址重點保護展示工程和全國10處大遺址保護展示示範園區。2014年7月，北麓保護房改造施工中又發現窯爐、作坊遺址。2016年4月25日，禦窯遺址管理用房建設區域考古勘探中發現作坊遺址。2018年5月初，禦窯廠珠山南麓遺址保護房施工中發現禦窯廠西側圍牆遺址，保護方案總是随着新的考古發現而不斷修改，禦窯遺址不斷以新的考古發現，豐富着中國陶瓷曆史文化的内涵。
2.禦窯周邊民窯群的保護修繕
2010年初，景德鎮市探索大遺址保護與旅遊開發相結合的發展新模式，除規劃禦窯遺址5.34萬平方米核心區外，還将周邊的彭家弄、畢家弄等窯磚裡弄作為展示陶瓷曆史風貌的重要載體。圍繞禦窯核心區，建立禦窯考古遺址公園配套工程，包括建立禦窯遺址博物館、曆史街區、古陶瓷業習俗區，以點、線相連形成禦窯核心區外環，以及中渡口碼頭等昌江東岸景德鎮曆史上制瓷原料、燃料和産品輸出的重要運輸碼頭遺迹。2015年12月25日，江西省旅遊景區品質等級評定委員會準許為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
禦窯廠東面有邑山窯和徐家窯，均屬邑山家族的大型鎮窯。都昌人秦先棟于清·光緒年興辦“邑山”商号，任景德鎮陶慶會會長達十餘年。《景德鎮都幫》（餘靜寰）載：陶慶窯最盛時有150多座柴窯，壟斷了景德鎮窯業。秦先棟在禦窯旁邊置辦邑山窯，在與禦窯廠的合作中興燒百年，反映了景德鎮禦窯“官搭民燒”“官民共競”的曆史。20世紀60年代起，成為市建國瓷廠的骨幹柴窯。1978年、1979年鄧小平出訪新加坡、美國時，帶去建國瓷廠生産的“三陽開泰80件扁肚花瓶”和“色釉綜合裝飾雙耳瓶”，被稱為“稀世國寶”。1980年建國瓷廠被國家授予“瓷都國大傳統名牌”，并注冊為“珠光牌”商标。到1995年，邑山窯、徐家窯均停燒，後拆除，景德鎮一千多年的柴窯燒瓷退出規模生産的曆史。2016年11月，徐家窯停燒38年後成功複建複燒，由國家非遺傳承人胡家旺把莊，繼承并演繹景德鎮的制瓷曆史。
邑山窯原址的南側是邑山家族的經營管理和生活用房，儲存完整，四大間建築連成一體，規模宏大，從北到南分别是陶慶會（商會辦公）、書房竈房、正廳（卧室）、繡樓，建築均為徽派風格，共有700多平方米。邑山老宅的正廳依然保持着清代建築原貌，兩進天井，四水歸堂，雕梁畫棟，可貴的是該建築一直由邑山家族的後人秦小毛管理使用，并投入百萬進行維修裝飾，展陳邑山家族的曆史及陶瓷文化。除正廳外的邑山老宅建築均由景德鎮陶文旅集團征收修繕，恢複曆史街區的舊貌。
2019年，在禦窯遺址公園和邑山老宅之間建立景德鎮禦窯博物館，一道2米多高的圍牆，橫亘在邑山老宅的門前，也隔斷了邑山窯建築群與禦窯廠的聯系。受産權及經營體制的局限，禦窯遺址公園作為景區封閉管理，收費參觀，與周邊街區巷弄、民窯作坊隔斷，也把禦窯廠“官搭民燒”，官民窯互利的生産場景隔斷。如禦窯廠西北的東司嶺，因設有禦窯廠的茅房（一說是都司）而名，這些與禦窯廠有關的建築，也被圍牆阻隔在禦窯遺址公園外面。
3.禦窯遺址的申遺保護
國家文物局專家對景德鎮禦窯遺址評價說，“景德鎮陶瓷文化遺産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已經出土的和仍然埋藏着的極其豐富的古代瓷器制品，更為難得的是，景德鎮仍然遺存着古代特大規模、相當完整複雜的瓷業體系。這一龐大的瓷業體系是由原料産地、交通道路、水運碼頭、作坊窯場、商埠民居、城池衙宇、技術民俗等構成的，依托于自然山水，涉及了社會經濟和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堪稱人類與自然完美結合的典範。她儲存至今的古代瓷業遺迹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豐富的文化遺産在中國仍然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上也是獨一無二的。”禦窯廠則是這個體系中的核心。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提出，景德鎮禦窯遺址申遺保護要再現禦窯完整制瓷體系，力争完整恢複禦窯手工制瓷完備嚴苛的設計、生産、管理、質監、創新體系，彰顯好禦窯遺址保護的意義和價值。而恢複“官搭民燒，官民共競”的禦窯生産體系，反映與周邊民窯合作關系，是再現禦窯制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2021年10月18日，景德鎮國際陶瓷博覽會開幕前夕，景德鎮禦窯遺址公園打開圍牆，實作與周邊巷弄互聯互通，景區免費對外開放。禦窯廠與周邊民窯之間恢複了當年的聯通後，景德鎮陶文旅集團将修繕後的民居、窯作、坯坊對外招商，導入陶瓷生産、文化經營的主體，恢複過去景德鎮老城區曆史上的生産、生活場景，探索對禦窯及周邊的陶瓷曆史文化進行活态保護。
從2017年1月國家文物局準許景德鎮禦窯廠遺址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産預備名單》，禦窯廠遺址獲得申遺“入場券”。到2021年10月禦窯遺址申遺工作列入國務院“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景德鎮努力推進禦窯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工作，成立申遺機構，制定詳細的申遺工作方案。2022年1月5日，市委、市政府召開景德鎮禦窯遺址申遺動員大會，禦窯遺址申遺工作作為全市的中心工作加速推進中。
（作者李景春系景德鎮市史志辦副主任，多年關注研究景德鎮地方瓷業發展曆史，曾編纂出版《中國城市發展叢書·景德鎮》《景德鎮古窯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