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御窑厂是明、清两代御用瓷器的专门烧造场所，由内务府委派官员“督陶”，为大陆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皇家瓷厂，是中国瓷业发展巅峰时期的产物。
御窑厂烧造任务繁重时，厂内窑口不能满足烧造需求，便将部分瓷器交于民窑烧制，初为权宜之举，但却有效弥补了御窑厂窑口不足的问题。久之，形成了“官搭民烧”制度。从制度实行之初的以征调、索取民窑之实，逐步发展成为民窑产能共享、装饰创新的途径，促进了官窑、民窑间烧造技术的交流、制作工艺进步。
官民窑关系从“剥削”与“被剥削”关系，逐步转变为“设计”与“生产”，“分工”与“合作”的新关系，这也是清代景德镇瓷业繁荣，艺术成就达到世界巅峰的重要原因之一，“官搭民烧”制度对景德镇以御窑为中心的生产布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明清时期的“官搭民烧”制度
1.明清时期“官搭民烧”制度的形成
景德镇瓷业生产中的“官搭民烧”制度，始于宋元时期民窑“有命则贡，无命则止”的定购制度，英宗时期就有“正统元年浮梁县民进瓷器五万余，官偿以钞”。从明洪武开始，景德镇官、民窑并存。洪武二年（1369）在景德镇设陶厂，洪武三十五年（1402），设置御器厂，专烧宫廷用瓷。有官窑20座，宣德时（1421—1485）增至58座，各有专用。朝廷内务府每年提出式样，委派中官督造，制品有极高成就。
明代，景德镇官窑、民窑之间关系带有以官压民、以官限民、以官剥民的现象。朝廷瓷器烧造任务连年加重，官窑难以完成，地方官员采用“官派民烧”“官搭民烧”这一办法，将部分烧造任务分派给民窑烧造，以提高加产量。如“旧规本厂凡遇部限瓷器，照常烧造，不预散窑。惟钦限瓷器数多限逼，一时凑办不及，则分派散窑，择其堪用者凑解，固一时之权法也”。《江西大志·陶书》记载了这种变相盘剥民窑的情形，“官匠因循,管厂之官,乃以散之民窑,历岁相仍。民窑赔赃，习以为常”。
到了清代，由部分瓷器“官搭民烧”进一步向“尽搭民烧”转变，推行“法缗与市肆”，促进“官民竞市”。唐英《陶冶图说》中说：“瓷坯既成，装以匣钵，送至窑户家。”乾隆八年九月十七日《唐英奏折》载：御窑厂给承烧窑户的酬劳“与市价均适”。唐英还对窑户“窑价公发之外，添增酒食”。以致“（窑民）乐趋之，仰给窑者日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郑廷桂《景德镇陶录》中说：“柴窑多烧细器，槎窑多烧粗器，前代厂制，一窑兼用柴槎四六配烧，今悉搭民窑。”《陶录余论》中提到：“自国初烧造龙缸未成，至唐窑始复其制，搭民窑烧。”“今则厂器尽搭烧民窑，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也”。表明乾隆时期的官瓷民烧，已成为御用瓷器普遍的生产方式。清代的御器厂规模较明代也明显缩小，其作用也由原来完整的陶瓷生产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陶瓷设计和开发的研究性基地。
2.“官搭民烧”对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影响
明代后期和清代御窑都采用“官搭民烧”的办法。在“官搭民烧”制度下，御器厂只完成制坯至彩绘等前面的工序，然后在“包青窑”中完成瓷器的烧成。所谓“包青窑”，即“包烧，烧坏了还要包赔”的民窑，而且瓷器的烧成与窑中的位置关系甚大，官瓷往往占用窑中最好的火位。因此，明代在御用瓷的器型、工艺管理严苛的环境下，“官搭民烧”制度，成为剥削民窑、转嫁风险的一种方式。
清代，随着“官搭民烧”制度的深入推行以及产品管制的放宽，官民窑之间的联系合作和相互促进愈来愈占据着主导地位。“官搭民烧”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民窑借鉴、吸收官窑产品装饰元素、设计题材，丰富了民窑产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为民窑陶瓷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
明洪武二年（1369），“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洪武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钦命中官一员，特董烧造。厂内施行的是轮班进役制度。永乐、宣德、成化时期，御器厂“拘获高匠”，把手工业者编入匠籍。御器厂垄断优秀工匠和优质原料和技术，如《陶雅》卷上所说：“一切官窑等，诸秘色，上方珍品，宝贵甚至，自非近御侍从贵戚巨邸，不能袭受恩泽，赏资频仍。”官窑制品被视为内府秘藏，社会上难得一见，基本上排除了民窑从御器厂获取先进技术的可能。
正统年间，官府对民窑烧造的御窑品种进行了极严厉的限禁。正统三年（1438年），“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违者正法处死，全家谪戍关外”。十一年，又禁私造白地青花瓷等，其结果导致官窑极精而民窑多粗糙。至成化年间，民窑突破了官府烧造青花的禁令，弘治后官窑渐衰。嘉靖年间，御厂管理不善，民窑突破禁限发展，产品逐渐精进，形成“官民竞市”、官民青花并精的局面。
在嘉靖九年（1530）以后，一部分官窑瓷系在民窑中定烧。如朝廷所用的御瓷，凡属工部营缮所分配给御窑烧造的额定瓷称为“部限”，“部限”之外，在民窑中定烧的额外瓷称为“钦限”。道光《浮梁县志》载：“部限瓷器，不予散窑(指民窑)，钦限瓷器，官窑每分派散窑。其能成器者，受嘱而择之，不得成器者，责以必办。不能办，则官窑悬高价以市之，民窑之所以困也”。可以看出，官窑在实行“官搭民烧”制度之时，对民窑进行盘剥，加重民窑负担。被指定为官府烧造御用瓷的搭烧窑户,都是烧造技术条件堪称上乘的。民窑也常因为散搭之器，多为“细腻脆薄，最为难成”的御用钦限瓷器，且承差民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则由民窑赔偿,即如果质量达不到要求，就要“定烧赔造”,购买官窑烧制的部限瓷器来顶替，这种对民窑的剥削，阻碍了景德镇民窑的发展。
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御窑烧造任务繁重，御瓷搭民窑烧造的比例不断扩大，产品在造型和装饰技术上的变化可谓空前繁荣，民窑陶瓷生产技艺也快速进步。唐英《陶成记事碑》载，御器厂只负责制坯、成型和器表装饰，而烧制则由民窑完成。这一时期，民窑不仅大量采用和借鉴官窑产品的装饰技法，仿烧具有官样符号的青花瓷、粉彩瓷、颜色釉瓷及仿古瓷等，还在造型设计方面极力模仿官窑产品，将景德镇民窑陶瓷艺术推向高峰。
二
“官搭民烧”制度
对景德镇瓷业生产布局的影响
1.明代景德镇窑场的布局
明代，景德镇民窑取运输瓷土、燃料之便利，呈依河而建的特征，主要窑场有湖田窑、落马桥窑、观音阁窑、丽阳窑。洪武二年（1369年），在昌江边珠山高处置御器厂。民窑为避水患，向珠山以北发展，从董家坞沿五龙山经白云寺至雷公庙，均为民窑烧造之地，“有三山四坞”之称。
明中叶，民窑继续沿五龙山脉南下，经薛家坞、药王庙，绕珠山东侧至青峰岭。在御器厂周边形成民窑及作坊群，镇内经济繁荣，人口增多，窑主、瓷行、富商聚集。城区街市与窑场交错，由平行于昌江的前街、后街和垂直于昌江的里弄街巷组成的带状路网格局基本形成。
明中期至清代，城市建设急速向南推进，形成陶阳十三里长街（前街）和并行的十二里长街（后街）。同时，街区向西面沿河地带延伸，又派生了许多下弄、下巷。在万历后期，景德镇已每日佣工不下数万人，成为“天下窑器所聚”，当时的镇区范围与街区的格局已和近代的相差无几。
2.清代景德镇窑场的布局
清代，景德镇初步形成四山、八坞、九条半街、十八巷，一百零八条弄，城区面积10平方公里。这些弄巷起源大部分都和瓷业有关，直接命名的有瓷器街、龙缸弄、窑弄等，以明清时期一十八省外乡人到此业瓷、经商的会馆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前街43条弄堂以会馆命名的就占25条。景德镇窑场分布除沿昌江东岸分布外，还呈现以御窑厂为中心，沿周边分布的特征，取“官搭民烧”之便利，在御窑厂周边形成庞大的民窑烧造群，主要窑场有邑山窑、徐家窑、欠班窑、黄老大窑、刘家窑、龚家窑等等，每个窑的周边又围聚几个坯坊。如邑山窑凭借紧邻御窑厂的地利优势，在长期与御窑厂合作中得到发展壮大。民国前，毕家弄有四座坯坊、众多红店和两座有名的柴窑，既东窑和西窑，是集陶瓷成型、彩绘、烧制为一体的陶瓷生产厂区，此弄连通原御窑厂的西辕门，也是“官搭民烧”的主要场所之一。
2016年2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景德镇市御窑博物馆区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御窑厂围墙墙基，在围墙外又发现众多明清时期的民居与作坊遗迹，获得大量瓷片、制瓷工具、窑具等物件。印证了从明代中期开始，景德镇御窑厂周边民窑繁盛，整个区域是集生产、生活为一体的状态，也印证了明以后实行的“官搭民烧”制度，民窑围绕御窑厂而设，方便合作的生产布局。
三
御窑遗址保护申遗中
再现“官搭民烧”场景
1.御窑遗址考古发掘
御窑厂遗址位于景德古镇最繁华的街区，明清时期御瓷不能外流的规制，决定了残次的御瓷只能打碎在厂内掩埋，因此，在御窑厂的地下就埋藏着大量价值不菲的古瓷片，也把那段辉煌的陶瓷历史，深深地保护在地下。
2000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馆的专家共同组成的御窑考古工作队，对珠山遗址的保护和发掘工作全面展开。至2003年，经过对御窑遗址的初步清理发掘，清理出明官窑11座，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起国内外古陶瓷考古界的极大关注。2006年，御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12月18日，景德镇御窑厂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列入国家重点大遗址、全国25处大遗址重点保护展示工程和全国10处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2014年7月，北麓保护房改造施工中又发现窑炉、作坊遗址。2016年4月25日，御窑遗址管理用房建设区域考古勘探中发现作坊遗址。2018年5月初，御窑厂珠山南麓遗址保护房施工中发现御窑厂西侧围墙遗址，保护方案总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不断修改，御窑遗址不断以新的考古发现，丰富着中国陶瓷历史文化的内涵。
2.御窑周边民窑群的保护修缮
2010年初，景德镇市探索大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发展新模式，除规划御窑遗址5.34万平方米核心区外，还将周边的彭家弄、毕家弄等窑砖里弄作为展示陶瓷历史风貌的重要载体。围绕御窑核心区，新建御窑考古遗址公园配套工程，包括新建御窑遗址博物馆、历史街区、古陶瓷业习俗区，以点、线相连形成御窑核心区外环，以及中渡口码头等昌江东岸景德镇历史上制瓷原料、燃料和产品输出的重要运输码头遗迹。2015年12月25日，江西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批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御窑厂东面有邑山窑和徐家窑，均属邑山家族的大型镇窑。都昌人秦先栋于清·光绪年兴办“邑山”商号，任景德镇陶庆会会长达十余年。《景德镇都帮》（余静寰）载：陶庆窑最盛时有150多座柴窑，垄断了景德镇窑业。秦先栋在御窑旁边置办邑山窑，在与御窑厂的合作中兴烧百年，反映了景德镇御窑“官搭民烧”“官民共竞”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起，成为市建国瓷厂的骨干柴窑。1978年、1979年邓小平出访新加坡、美国时，带去建国瓷厂生产的“三阳开泰80件扁肚花瓶”和“色釉综合装饰双耳瓶”，被称为“稀世国宝”。1980年建国瓷厂被国家授予“瓷都国大传统名牌”，并注册为“珠光牌”商标。到1995年，邑山窑、徐家窑均停烧，后拆除，景德镇一千多年的柴窑烧瓷退出规模生产的历史。2016年11月，徐家窑停烧38年后成功复建复烧，由国家非遗传承人胡家旺把庄，继承并演绎景德镇的制瓷历史。
邑山窑原址的南侧是邑山家族的经营管理和生活用房，保存完整，四大间建筑连成一体，规模宏大，从北到南分别是陶庆会（商会办公）、书房灶房、正厅（卧室）、绣楼，建筑均为徽派风格，共有700多平方米。邑山老宅的正厅依然保持着清代建筑原貌，两进天井，四水归堂，雕梁画栋，可贵的是该建筑一直由邑山家族的后人秦小毛管理使用，并投入百万进行维修装饰，展陈邑山家族的历史及陶瓷文化。除正厅外的邑山老宅建筑均由景德镇陶文旅集团征收修缮，恢复历史街区的旧貌。
2019年，在御窑遗址公园和邑山老宅之间新建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一道2米多高的围墙，横亘在邑山老宅的门前，也隔断了邑山窑建筑群与御窑厂的联系。受产权及经营体制的局限，御窑遗址公园作为景区封闭管理，收费参观，与周边街区巷弄、民窑作坊隔断，也把御窑厂“官搭民烧”，官民窑互利的生产场景隔断。如御窑厂西北的东司岭，因设有御窑厂的茅房（一说是都司）而名，这些与御窑厂有关的建筑，也被围墙阻隔在御窑遗址公园外面。
3.御窑遗址的申遗保护
国家文物局专家对景德镇御窑遗址评价说，“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已经出土的和仍然埋藏着的极其丰富的古代瓷器制品，更为难得的是，景德镇仍然遗存着古代特大规模、相当完整复杂的瓷业体系。这一庞大的瓷业体系是由原料产地、交通道路、水运码头、作坊窑场、商埠民居、城池衙宇、技术民俗等构成的，依托于自然山水，涉及了社会经济和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堪称人类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典范。她保存至今的古代瓷业遗迹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御窑厂则是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提出，景德镇御窑遗址申遗保护要再现御窑完整制瓷体系，力争完整恢复御窑手工制瓷完备严苛的设计、生产、管理、质监、创新体系，彰显好御窑遗址保护的意义和价值。而恢复“官搭民烧，官民共竞”的御窑生产体系，反映与周边民窑合作关系，是再现御窑制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1年10月18日，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前夕，景德镇御窑遗址公园打开围墙，实现与周边巷弄互联互通，景区免费对外开放。御窑厂与周边民窑之间恢复了当年的联通后，景德镇陶文旅集团将修缮后的民居、窑作、坯坊对外招商，导入陶瓷生产、文化经营的主体，恢复过去景德镇老城区历史上的生产、生活场景，探索对御窑及周边的陶瓷历史文化进行活态保护。
从2017年1月国家文物局批准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御窑厂遗址获得申遗“入场券”。到2021年10月御窑遗址申遗工作列入国务院“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景德镇努力推进御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成立申遗机构，制定详细的申遗工作方案。2022年1月5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景德镇御窑遗址申遗动员大会，御窑遗址申遗工作作为全市的中心工作加速推进中。
（作者李景春系景德镇市史志办副主任，多年关注研究景德镇地方瓷业发展历史，曾编纂出版《中国城市发展丛书·景德镇》《景德镇古窑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