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22位當代首屈一指的作家，和他們所關心的社會議題

2022年2月22日，還是星期二，據說百年一遇。在如此特别的日子，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22位當代首屈一指的作家和他們的訪談。

這些看似無盡的“文學的社會問題”，實際關乎着二十世紀的許多場戰争，涉及二十世紀的許多種危機，同時，也關切着現代社會的個體困境：個體生活的原子化狀态、“流動”的一代人、“新移民”的生存處境、信仰問題在新世紀的嬗變、對于父輩記憶的處理方式......

這些問題和我們當下的中國到底有什麼關系？或許沒有，但如果你不了解，就無法真的了解這個世界。

《雙重時間》

是一本面向當代世界文學的訪談錄，收錄了記者柏琳對22位當代首屈一指的作家進行的深入訪談，她關心作家們如何看待、思考和幹預這個世界，她詢問作家們對當今的世界有什麼看法，以及這些看法又如何融入他們的創作。

本文節選自《雙重時間：與西方文學的對話》

柏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

Martin Walser

馬丁·瓦爾澤

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1927-)，德國著名小說家、劇作家，是當代德國文壇中與西格弗裡德·倫茨、君特·格拉斯齊名的文學家。曾獲畢希納獎、黑塞獎、席勒促進獎等多種重要文學獎項，其作品數度在德國引起強烈争議。中篇小說《驚馬奔逃》1978年春出版之後，曾在聯邦德國文壇引起轟動。主要作品有《迸湧的流泉》《批評家之死》《戀愛中的男人》《尋找死亡的男人》《逃之夭夭》等。

柏琳：你說自己的寫作受到尼采非常大的影響，這是指什麼方面的？

瓦爾澤：我從十五歲開始讀尼采，之後從來沒有終止過閱讀他。我認為，尼采在哲學理念上沒有表現得比其他德國哲學家更優秀，他并沒有像康德、黑格爾那樣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但他是哲學語言精準性方面的天才。比如德語裡有一個詞表示“良心不安”，尼采這樣形容：良心不安是指你的性格配不上你的行動，是以你就會良心不安。就是說你的性格太弱了，配不上自己的舉動。這句話可以用在斯大林這樣的人身上。尼采不是要建立一個體系，他對哲學的描述是極度貼近個人生活的。我希望自己作為一個作家，也能具備這樣的特性。

Navid Kermani

納韋德·凱爾曼尼

納韋德·凱爾曼尼(Navid Kermani，1967-)，伊朗裔德國記者、遊記作家和東方學家。以小說、散文和紀實報道赢得過克萊斯特獎、約瑟夫-布萊特巴赫獎、德國書業和平獎等衆多獎項。主要著作有《在古蘭經與卡夫卡之間》(Zwischen Koran und Kafka)、《緊急狀态》(Ausnahmezust nde)、《沿壕溝而行》(Entlang den Gr ben)等。

柏琳：從何種角度說現代民族主義觀念導緻文化變得貧瘠？

凱爾曼尼：現代有些民族國家，用暴力方式形成民族集體。在這些土地上，百年以前有多種語言和文化共存，但是現在這個地方可能隻講俄語或英語，越來越封閉。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流行的現代民族主義想法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即要保證單一種族和單一語言的純粹，而這和社會的自然狀态完全不同。比如在克裡米亞半島有這麼多民族：希臘人、俄羅斯人、鞑靼人、德國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還有波蘭人和烏克蘭人，他們說着各種語言，不存在所謂的單一文化。可是現代民族主義理念要否定這些，消滅這些，現代民族主義的發展是反文化的，甚至讓文化枯萎。

Sa a Stani ic

薩沙·斯坦尼西奇

薩沙·斯坦尼西奇(Sa a Stani ic ，1978-)，生于波斯尼亞，14歲時作為波黑戰争難民移居德國，用德語寫作。2005年發表處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聲機》，獲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學獎“讀者最喜愛作品獎”。2014年出版《我們與祖先交談的夜晚》，登上《明鏡周刊》暢銷書排行榜，獲2014年萊比錫書展大獎，入圍德國圖書獎長名單。

柏琳：你認為自己是現實主義作家嗎？請談談你眼前最關注的現實問題是什麼？

斯坦尼西奇：作為作者，我絕對是紮根在當代和當代問題當中的，但為了使一個地方的圖像能夠完整，我也允許自己回溯過往的痛點，因為如果抛去我們的曆史，我們又是誰呢？叙述本身完全可以滑向幻想，或者至少可以似乎不真實，但這并不會阻礙觀察和思考現實，反而能用更加刺眼的光芒照亮現實。

目前我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一個群體和被外界看作不屬于這個群體的東西之間的關系：界線和排斥，他治和孤立，可能導緻群聚現象的政治結構，比如對這種或那種(包括有問題的)意識形态的支援。同時，我特别關注那些對共同生活進行極端闡釋的派别。

Peter Handke

彼得·漢德克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奧地利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導演，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當代德國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著有劇本《罵觀衆》《卡斯帕》《形同陌路的時刻》，小說《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無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等。劇本《罵觀衆》是漢德克的成名作，曾在德國文壇引起空前轟動。他與文德斯合作編劇的《柏林蒼穹下》成為影史經典，導演的電影《左撇子女人》曾獲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提名。

柏琳：寫完《罵觀衆》《自我控訴》和《卡斯帕》後，大家覺得你的文本具有強烈的後現代性，在表現現實的荒誕方面，都把你和貝克特相比，但你恰恰用作品來表達的是，人在面對荒誕現實處境時需要做出反抗，這在思想上反而和加缪更接近，我很好奇，你認為反抗荒誕的藥方是什麼？

漢德克：你要是給我一千塊錢，我就告訴你藥方(笑)，不過那藥方一定是我胡謅的。我并不是像加缪那樣的存在主義者，我是一個本質主義者。我的辯證法是，我知道必須得過另外一種人的生活，必須體驗其他人，但是這幾乎不太可能，那我也無可奈何。但是我可以寫作。我寫作的時候，對他人充滿了敬意。寫作讓我和他人保持一個良好關系，免于讓我成為對别人有敵意的人。隻要寫作，我就是一個戲劇性的與人為友的角色。

加缪有點太哲學了，作家不能隻是一個純粹的哲學家，拿出一個純粹的教義來教育别人。如果不說藥方，而說導師的話，對我來說，(導師)就是另外一種作家，比如托爾斯泰與荷馬，或者是大自然，或者是老人與孩童，反正不是哲學家的理論。

柏琳：那麼你認為，作家比之哲學家來說，有怎樣根本的差別？

漢德克：對于哲學家來說，作家太笨了。反之，哲學家搞文學，也太笨了，作家的活兒哲學家未必勝任。我信仰文學，一個好的作家也是一個哲學家，但是不能讓人發現他是一個哲學家，他必須是一個無痕的哲學家。當然，要是沒有哲學，也就沒有文學，但是不能試圖讓哲學在文學中形成體系。在文學中，沒有黑格爾和馬克思，隻有歌德和荷爾德林。

Marias Bela

馬利亞什·貝拉

馬利亞什·貝拉(Marias Bela，1966-)，匈牙利當代小說家、畫家、音樂人。出生于塞爾維亞，1988年組建曾風靡巴爾幹半島的先鋒樂隊“學者們”。1991年為了躲避南斯拉夫内戰而逃到匈牙利，之後定居布達佩斯并加入匈牙利國籍。馬利亞什的所有作品都帶着濃重的“東歐味道”，特别是“巴爾幹元素”。代表作有小說《垃圾日》《天堂超市》等。

柏琳：據說在匈牙利，你的創作無論是文學還是繪畫，因為諷刺政治，當局對你看不順眼，你如何看待這種狀況？

馬利亞什：匈牙利現在政治鬥争非常厲害，由于兩派的互掐逼得老百姓都沒有辦法在日常生活中用不同角度來談論同一件事。我記得2007年前後，對立的政治派别鬥争白熱化，上街遊行，還放火燒電視台，如同内戰，而一個家庭裡的不同成員會由于政見不同而冷戰。在這種情勢下，我用荒誕和諷刺的手法，把這些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的政治家給滑稽地畫出來或者寫出來，把這些自以為是上帝的人畫成幼稚嬰兒，讓人們笑一笑，希望能夠緩解百姓的精神變态性創傷，這是一個藝術家應該承擔的。

Olga Tokarczuk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

奧爾加·托卡爾丘克(Olga Tokarczuk，1962-)，波蘭重量級作家，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畢業于華沙大學心理學系，1989年憑借詩集《鏡子裡的城市》登上文壇。她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間傳說、神話、宗教故事等元素來觀照波蘭曆史與人類生活。代表作有長篇小說《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雲遊》，小說集《衣櫃》《怪誕故事集》等。

柏琳：作為作家，你覺得自己是否存在某種寫作責任？

奧爾加：我不是宿命論者。今天，如果我們能夠建立一個強大、清醒且有支援力的社會，波蘭就能變成現代化且富有創造性的文化共同體，也許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時候，曆史的打擊似乎會使社會失去自尊，戰敗和數次起義會導緻無意識的自我貶低，或者天才缺席。這種缺乏自尊心的态度是殖民主義者的有效工具。想解決這個問題，想增強自尊，提高自我估值，方法之一就是文化建設——這是能夠在社會中進行深入和具體交流的對話體系。一些政客似乎并不喜歡這種情況，他們把賭注壓在工廠、礦山、進出口貿易上，但是，正是文化才能讓社會變強大。

Mikhail Popov

米哈伊爾·波波夫

米哈伊爾·波波夫(Mikhail Popov，1957-)，俄羅斯作家、詩人、散文家、評論家。先後就職于《蘇聯文學》雜志社、《莫斯科通報》雜志社。曾獲1989年蘇聯作家協會最佳圖書獎。代表作有《該去薩拉熱窩了》《伊傑娅》《莫斯科佬》《火紅色的猴子》等。

柏琳：文學在當代俄國被邊緣化是不争事實，國家是否做出過挽救的努力呢？

波波夫：國家确實在努力，現在俄國經典文學也已進入教材。要知道，課本之外很多俄國人已經不會去閱讀托爾斯泰和契诃夫，對于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大家，也許知道名字，卻對作品幾乎一無所知。又比如會嘗試改編經典名著——文化部正試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做成偵探小說，試圖用一種扣人心弦的方式來吸引讀者回歸經典。

但這都是無奈的做法，在俄羅斯，科技越來越占據人們生存的空間，文學和這“電子惡魔”根本無法匹敵，境況越來越艱難，但文學應該不放棄鬥争，因為我們是“戰鬥民族”，在靴子和普希金之間，俄羅斯最終會選擇普希金。

Maria Stepanova

瑪麗亞·斯捷潘諾娃

瑪麗亞·斯捷潘諾娃(Maria Stepanova，1972-)，俄羅斯詩人、作家、出版人，當代俄羅斯文壇最傑出、最活躍的人物之一。創辦并主編俄羅斯獨立文藝資訊網站 colta.ru，月通路量近百萬。代表作《記憶記憶》2018年一出版便奪得當年俄羅斯文學界三項大獎，并迅速被譯介為多種語言。

柏琳：在《記憶記憶》中，家族裡的人是在俄國大曆史中被隐沒的人......這些生活在“小曆史”中的人，你把他們擺在俄國二十世紀激蕩的曆史中去審視，他們的價值是什麼呢？

瑪麗亞：我根本不能“選擇”或“決定”這麼寫，因為它就發生在這些虛構的人物身上——我隻是一路跟随着真實的事實和文獻走下去。你可能會說，誰要是出生在上個世紀初的俄羅斯，那他準是個倒黴蛋——而且，誰能幸存下來，還活得挺長，那都是純粹的奇迹罷了——這就是俄國近代曆史頗為鮮明的特質。對于某些俄國思想家來說，俄國曆史、俄國人經曆的獨特性，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我不會離題太遠——幾乎每個國家都在二十世紀經曆過自己的悲劇，而且每個國家都依然在試圖努力消化他們的災難。對于一些人來說，是二戰，對于另一些人，是一戰。但是對于俄羅斯的曆史/故事來說，真正可悲之處在于，我們不僅是遭受了一場災難，而是經曆了一系列的災難。我稱其為一種“創傷性滲透”：數十年來，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從一種恐怖轉移到另一種恐怖，從一場災難轉移到另一場災難。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發生的事情，沒有時間哀悼死者，想象未來，隻能繼續前進，永遠不讓自己意識到周圍的苦難。

在某個時刻，人們開始感到，災難就是一種存在的自然秩序，人們必須與之共存，聽天由命。于是，關于日常生活、私人生活等這樣的概念被輕易貶低，對過去和未來的感覺也被扭曲了。這種現象為俄國文學增添了一種雖然瘋狂、卻幾近病态般清晰的特殊内涵。

Alexievich

阿列克謝耶維奇

阿列克謝耶維奇(Alexievich，1948-)，白俄羅斯記者、散文作家。因為獨立報道和批判風格，她的獨立新聞活動曾受到政府限制。她用與當事人訪談的方式寫作紀實文學，記錄了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争、蘇聯解體、切爾諾貝利事故等人類曆史上重大的事件。201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有《二手時間》《切爾諾貝利的悲鳴》《鋅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等。

柏琳：蘇聯解體後，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俄羅斯發生的種種，你會給出怎樣的評價？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評價九十年代時，我會更加小心。不管怎麼說，這曾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還記得，人們的臉轉換得多麼迅速，連行為舉止也是。自由的空氣令人迷醉。但剩下的問題是：我們要在這塊地方建什麼？

那時我們想：數千人讀完了《古拉格群島》，一切都要改變了。今天我們不僅讀了索爾仁尼琴，還讀了拉茲貢，還讀了麗姬娅·金茲博格......然而改變得多嗎？不久前我在畫家伊利亞·卡巴科夫那兒找到了表達現狀最準确的形象：以前所有人和一個巨大的怪物做鬥争，這種鬥争使得一個小人兒變大了。等我們戰勝了這個怪物，四處回望，突然看到，現在我們需要和老鼠們生活在一起。在一個更加可怕、更加陌生的世界。各種各樣的怪物在我們的生活中，在人的種屬裡鑽來鑽去。不知為什麼，它卻被稱作自由。

Ferit Orhan Pamuk

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

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被認為是當代歐洲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享譽國際的土耳其作家。出生于伊斯坦布爾，曾在伊斯坦布爾科技大學主修建築。2006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代表作有《我的名字叫紅》《伊斯坦布爾》《純真博物館》《我腦袋裡的怪東西》《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等。

柏琳：近年來，你每年都有一半時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課，另一半時間在土耳其。在土耳其或在美國當作家，有什麼不同體驗嗎？

帕慕克：在土耳其，成為作家是危險的，有政治上的風險，還意味着許多看不見的、嫉妒你的敵人。我有一些土耳其作家朋友，他們就遭遇了不幸。在寫作早年，我非常嫉妒歐美作家，因為他們可以靠寫作來賺錢，有龐大的讀者群，寫作足以讓他們安身立命。但在土耳其，根本不可能。

當然，這都是早年的抱怨了，現在土耳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了更多書店，更多人開始讀書，作家也能靠着寫作來謀生。相反，我現在卻經常聽見紐約的作家朋友抱怨，又關了一家書店！讀書的人越來越少了！

但在土耳其的閱讀狀況提升後，緊接着帶來另一個問題——不寬容，或者說是某種偏狹心理。在歐美，一個作家出了一本書，不會有人咬文嚼字說這段侮辱了甲，那段侮辱了乙，等等。但在我的故鄉不是這樣，太多的不寬容，有些人就是認為你寫的一切都在影射，他們動不動就迫害作家，甚至把他們投進監獄。這些對于土耳其作家來說都是有害的，可同時又很重要。因為這說明，政府害怕我們說真話，而作家敢于冒風險講真話，又得到許多讀者的支援，這是一種影響力。不寬容？是的。可我們也很勇敢。

Amos Oz

阿摩司·奧茲

阿摩司·奧茲(Amos Oz，1939-2018)，以色列重要作家，隻用希伯來語寫作。他擅長破解家庭生活之謎，不僅是當今以色列最優秀的作家、國際上最有影響的希伯來語作家，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政治評論家，著有十餘部長篇小說和多種中短篇小說集、雜文随筆集、兒童文學作品等。主要作品有《愛與黑暗的故事》《鄉村生活圖景》《我的米海爾》《一樣的海》《地下室裡的黑豹》等。

柏琳：你的父親來自俄國，母親來自波蘭，但這些大流散的猶太人，對于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尋找家園的問題，一直有迷惘。在你看來，從以色列建國至今，新一代以色列人是否已經成型？

奧茲：如果說真的有新一代以色列人成型的時候，就是所有人都随着同一首曲子翩翩起舞的時刻。但事實上，我并不希望這個時刻發生。我希望在我的國家，人們可以演奏不同的曲子，跳不同的舞蹈。有的曲子我喜歡，有的我讨厭，但是跳舞的時候有不同的曲調可以選擇。就像在北京，可能有五千家餐廳，難道你希望有一天它變成同一家餐廳的連鎖嗎？點菜時服務生給你一張菜單，上面隻有一道菜可供選擇。天哪，那該是有多無聊！我不會同意所有的見解，但我喜歡多樣性，喜歡不同的曲調。

David Grossman

大衛·格羅斯曼

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1954-)，當代重要的以色列作家，也是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多年來與阿摩司·奧茲等人協力促進巴以和平。生于耶路撒冷，畢業于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哲學和戲劇專業，曾在以色列電台做過多年編輯和新聞評論員。代表作有《一匹馬走進酒吧》《到大地盡頭》《證之于：愛》《鋸齒形的孩子》等。

柏琳：很多人都喜歡把你和阿摩司·奧茲來比較，你怎麼想？

格羅斯曼：我傾向于不去拿我和奧茲或者任何作家比較。每個真正的作家都有屬于自己的旋律和發聲方式。奧茲先生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導師，更是一個密友。當我開始寫作時，我從他那裡不斷得到啟迪和鼓勵，還有我的另一個朋友亞伯拉罕·巴·耶霍舒亞，我們三個人之間有着罕見真誠的情誼。我們分享各自的手稿，分享彼此的寫作觀，我們彼此支援，并獲益良多。艾薩克·牛頓曾說過，隻有當我們站上巨人之肩，我們的視野才會變得廣闊。

Etgar Keret

埃特加·凱雷特

埃特加·凱雷特(Etgar Keret，1967-)，以色列作家、編劇，在短篇小說、繪本小說和劇本等領域均有所長。凱雷特文風簡練，喜歡使用日常語言、方言俗語，作品影響了以色列大批同代作家。代表作有《突然，想起一陣敲門聲》《美好的七年》《銀河系邊緣的小失常》《想成為神的巴士司機》等。

柏琳：對一個孩子說明以色列的複雜情況并不容易，在對你的小兒子講述巴以沖突、以色列本土生存困境的時候，你遇到了怎樣的困難呢？

凱雷特：最大的挑戰在于，如何在戰争期間教你的孩子不去傷害那些“國家的敵人”。對于我和我的妻子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在于，即使在飛彈襲擊期間，也不能忘記提醒我們的孩子，有和他一樣年紀的巴勒斯坦的小孩也在同時遭遇炮彈的襲擊。恐懼會迅速變為仇恨，而作為父母，我們最不希望那樣的事情會發生在我們的孩子身上。

Boualem Sansal

布阿萊姆·桑薩爾

布阿萊姆·桑薩爾(Boualem Sansal，1949-)，阿爾及利亞作家，曾就讀于阿爾及爾的綜合理工科師範大學，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後來教過書，經過商，從過政，20世紀90年代改投文學創作之路，主要創作小說。2015年6月，布阿萊姆·桑薩爾獲得德國書業貿易協會頒發的和平獎，代表作有《蠻族的誓言》《空樹中的瘋孩子》《德國人的村莊，或席勒兄弟的日記》《隐私與政治日志：阿爾及利亞40年後》《2084》等。

柏琳：為什麼《2084》中沒有女性？

桑薩爾：《2084》是一個未來假想的極權社會，而極權社會是男人的社會，極權制度沒有女人的位置。過去的莫斯科，我們看見這個國家的宣傳照，都是強有力的男性形象，因為他們需要展現這種統治規則——不能有柔美、陰柔的存在。一旦有女人的形象，就是一種對極權的影射性破壞。女人代表着美和善良，在極權社會，女人的地位必須被抹殺到次要地位，或者異化成男性形象。類似的書都是這樣處理的，比如奧威爾的《1984》。

但《1984》裡還有愛情存在的幾個瞬間，女性的篇幅并不少，但我們要明白，《1984》寫極權是在英國文化環境中遙想一個離得遙遠的極權制度，但我寫《2084》的背景是赤裸裸的現實。比如中東地區的部分穆斯林國家，大街上看不到完整的女性面孔，最多能看見一身黑衣的影子飄過。是誰？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鬼魂。

Vincent Message

樊尚·梅薩日

樊尚·梅薩日(Vincent Message，1983-)，法國作家。法國高等師範學校文學與社科專業畢業，在柏林和紐約生活了一段時間後，2008年起在巴黎第八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著有《守夜人》《多元小說家》等，寓言小說《主人的潰敗》獲法國人氣最旺的橙色文學獎。

柏琳：十七世紀法國的笛卡兒點燃了啟蒙運動的亮光，在論及二十一世紀時，你曾說“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啟蒙運動”，這是什麼意思？

梅薩日：新的啟蒙運動應該追随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路線：啟蒙運動曾經開啟了一個革命的時代，使得更注重個人自由的制度在許多國家萌芽。但是啟蒙運動也有許多領域沒有顧及：它沒有馬上質疑奴隸制(得再過上一百年奴隸制才被廢除，而且我們知道，直到今天在某些國家奴隸制依然存在)，它沒有質疑男性對女性的壓制(包括近期被曝光的性騷擾和性暴力醜聞，不難看出成千上萬的女性依然是男性統治的受害者)。

David Szalay

大衛·邵洛伊

大衛·邵洛伊(David Szalay，1974-)，英國作家。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國長大，畢業于牛津大學。代表作有《無辜》《春天》《湍流》《人不過如此》等。處女作《倫敦和東南部》獲得傑弗裡·費伯紀念獎和貝蒂·特拉斯克文學獎，《人不過如此》入圍2016年英國布克獎最佳長篇小說決選，獲《巴黎評論》設立的普林姆頓最佳小說獎。

柏琳：你可以解釋一下自己的小說有什麼魅力嗎？

邵洛伊：也許因為我的書描寫了時間的流逝和随時随地的漂泊感，是以年輕人會喜歡？一個人二十多歲時，對這種流動性隻能有感性的體驗，并不能形成某種關于“漂泊”的理論性闡釋，而我的書恰恰就提供了這樣一種無限接近真實體驗的感覺——在當代歐洲，人們就是這樣生活的。

Geoff Dyer

傑夫·戴爾

傑夫·戴爾(Geoff Dyer，1958-)，英國作家。寫作風格豐富多變，涉及音樂、攝影、電影等多個領域，并将小說、遊記、傳記、評論、回憶錄等體裁融為一體，形成了獨特的“傑夫·戴爾文體”。代表作有《然而，很美：爵士樂之書》《一怒之下：與D.H.勞倫斯搏鬥》《懶人瑜伽》《此刻》等。

柏琳：如今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邊緣作家？嬉皮士作家？

傑夫·戴爾：我隻是一個作家，寫點專欄、小說和散文。有些人更願意被叫作小說家而非作家，因為他們覺得這樣聽上去更進階，但我更願意是個作家，這樣就能以體驗生活的名義，心安理得地滿世界亂轉。我樂于享受成為作家帶來的一切便利。

Colin Barrett

科林·巴雷特

科林·巴雷特(Colin Barrett，1982-)，愛爾蘭小說家。2013年出版的第一本書、短篇小說集《格蘭貝的年輕人》得到文壇廣泛好評，先後斬獲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愛爾蘭文學魯尼獎、英國《衛報》首作獎等。

柏琳：我們來聊一下社會性更強的問題。《格蘭貝的年輕人》在内容上乍一看是關于小鎮年輕人黯淡而殘酷的青春，但其實這些故事都有嚴肅的社會性背景。比如最後一個故事《請忘記我的存在》裡，來自東歐的酒保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參加過波斯尼亞内戰。可見你的小說視角并非局限在故鄉本土，而是也擴充到歐洲其他地方的社會問題，那麼，什麼樣的現實問題是你在寫作中最關心的?

巴雷特：我感到很慚愧，對于我這一代西歐貧困小鎮的年輕人來說，對東歐幾乎一無所知，所有的知識可能都來自書本和電影。但是愛爾蘭經濟危機發生後，越來越多的波蘭人來到我的國家，我也接觸了很多波蘭人，我感覺東歐人身上有我所不了解的曆史，非常深邃。這部小說裡的最後一個故事《請忘記我的存在》是一個偶發産物——隻有這個故事的人物中心不是格蘭貝的年輕人，而是一個來自東歐、參加過巴爾幹戰争的酒保，他的身上充滿了不動聲色的故事，深不見底，就像一團迷霧，這也是東歐給我的感覺。

在接下去的創作中，愛爾蘭債務經濟危機的社會背景，将會繼續成為我的小說的故事背景，但我也同時渴望并試圖把觸角延伸到愛爾蘭以外的地方，東歐、南歐甚至亞洲。

Azar Nafisi

阿紮爾·納菲西

阿紮爾·納菲西(Azar Nafisi，1948-)，伊朗裔美國作家、學者、評論家。曾在伊朗的德黑蘭大學等高校教授西方文學，1981年因拒戴面紗被逐出德黑蘭大學，1997年從伊朗來到美國。納菲西因為《在德黑蘭讀》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另著有《我所緘默的事》《反地域：納博科夫小說的批評性研究》《比比和綠色的聲音》《想象共和國》等。

柏琳：父母都去世後，你現在還和伊朗國内的親人有聯系嗎？據你的了解，現在伊朗國内婦女的生存狀況發生了怎樣的改變？現在伊朗國内接受西方文化還是很困難嗎？

納菲西：我的叔叔、堂兄弟姐妹和好朋友都在伊朗。自我離開後，因為人們持續抵抗，很多事情發生了改變，特别是女性的狀況：女人們在公共場所開始争取更多的自由，頭巾的顔色多了，黑袍的長度短了，她們還化妝，并和不是父兄的男人走在一起。但法律一如往昔，逮捕和公開處決持續未減。最近出台了一項官方政府檔案，宣布未成年女性嫁給年老男子的婚姻具有合法性。伊朗的姑娘們對此沒有發言權，她們的父親說了算。是以我想，改變的路還有很長。

我很高興我的家庭在美國比在伊朗生活要自由得多。我很欣慰能在這裡寫我想寫，說我想說。但是我依然想念伊朗，我記挂那裡發生的一切。伊朗人民是非常慧黠的，他們早在伊斯蘭革命發生前，就對西方文學十分熟悉，即使革命發生後，他們依然能用秘密的方式持續着對西方文學的閱讀。網際網路幫助伊朗更好地和世界聯系，但即使在網際網路誕生之前，一部分人民隐秘的生活内容，就是鑽研如何了解外部世界。

Marilynne Robinson

瑪麗蓮·羅賓遜

瑪麗蓮·羅賓遜(Marilynne Robinson，1943-)，美國當代作家。處女作《管家》1980年出版後，立刻引起轟動。24年後的第二部小說《基列家書》獲2005年普利策小說獎，基列三部曲的續篇《家園》《萊拉》也反響熱烈。此外，羅賓遜一直關注美國社會思想、實證主義和新教傳統的關系，著有多部散文集《祖國》《亞當之死》《思維的缺失》等。

柏琳：女權主義批評家把《管家》看作是一本反抗父權壓迫、争取女性主體意識的書，但是如果我們僅僅把這本可以多重解讀的小說定義于此，可能有點遺憾。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羅賓遜：而今的世界有一種傾向——總是過激地思考某一種概念。世界上有幾十億女性，每個人都千差萬别。我非常不贊同女權主義者把她們都歸為一個籠統的大類來看待。身為女性，我可以通過書寫自己的真實想法來表達我最真誠的見解。

我十分慶幸自己生活在一個女權運動為解放女性做出許多貢獻的時代。我活了那麼久，久到足以明白這些鬥争收獲果實是多麼不易。但是任何思潮(包括女權運動)的具體理念，都不應該強加到虛構作品中去。

Michael Chabon

邁克爾·夏邦

邁克爾·夏邦(Michael Chabon，1963-)，美國作家、編劇。他對類型小說、流行文化的興趣使得他的作品豐富多樣，難以界定。代表作有《匹茲堡的秘密》《月光狂想曲》《猶太警察工會》《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哈紮爾紳士》等。

柏琳：你是否認為文學不應該有嚴肅和通俗的界限？你心目中“跨界”的範本是什麼？

夏邦：我不會給文學下一個嚴肅和通俗的界限。我們所謂的主流的小說就是一種類型。有一種觀點讓我很不舒服，人們明明從一些優秀的通俗小說裡得到了莫大的閱讀樂趣，卻羞于承認，因為他們被一種“我不該喜歡科幻小說或者奇幻小說”的奇怪觀念所左右。

在二十世紀，類型小說很長一段時間都聲名狼藉，它們被刊載在一些銷量很大的通俗雜志上，稿費卻低得可憐，而作者需要不停地寫，才能維持生計，也許它們中真有一部分品質不盡人意。然而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實上，許多大文豪都寫過類型小說，往遠裡追溯，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短篇小說序列裡，從莫泊桑、約瑟夫·康拉德到亨利·詹姆斯，那麼多大師對哥特小說、恐怖小說、犯罪小說和科幻小說都躍躍欲試。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因為其類型文學的特性而被長期忽視或貶低。文學真正的危機，在于自我類型設限。

Martin Caparros

馬丁·卡帕羅斯

馬丁·卡帕羅斯(Martin Caparros，1957-)，阿根廷作家。1976至1983年間曾活躍于多個地下刊物，期間在巴黎獲曆史碩士學位，之後旅居馬德裡，在西班牙《國土報》工作。代表作有《活着的人》《饑餓》等。

柏琳：哲學家阿多諾曾有一句著名論斷，“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面對大屠殺或者饑荒這樣的苦難，文學藝術的表達似乎蒼白無力，隻能沉默。寫《饑餓》其實也會面對這個困境：無論你怎樣書寫饑餓，你都無法解決饑餓的問題。并且，面對苦難，悲情的文字可能會有“販賣苦難”的危險，你如何消化這個問題？

卡帕羅斯：是以我說《饑餓》是失敗的。因為我寫了《饑餓》也不能讓更多人不挨餓。但我不完全同意阿多諾的這句話，在我看來，行動和行動的結果必須區分，就像加缪筆下《西西弗神話》裡的英雄那樣，我們去行動，不是因為必然會帶來好結果，而是因為我們必須做。不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還是九億饑餓人口，這些苦難都會讓一個真正的作家憤怒。巨大的苦難之後，文學不會無意義，苦難恰恰成為文學的動力。文學的責任是提出問題，而非解決問題——讓我們思考為何會有饑餓和集中營這種事物産生？如果說文學有什麼作用，那麼就是讓人産生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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