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萬林，1945年出生，現居杭州。
講述 王萬林
主筆 牛牛
這個兒子，是我30年前在路邊撿的。
他有父有母，我還是把他帶回了家，當自己的孩子養。
從他十幾歲開始，我一直陪伴着他成長。他從一個辍學流浪的孩子，慢慢成長為一家網絡公司的負責人。
除了他，我還撿過幾百個孩子，大部分是青春期的孩子。我不忍心看他們流浪街頭，把他們帶回了家。
最多的時候，我家裡住了11個孩子。
1992年春天，一個禮拜五，太陽很好，風吹在身上很暖和。
我在杭州包裝材料廠上班。下班後，我乘28路公共汽車回家。
車上人很多，沒有座位，我拉着吊環一路站着。
突然，車子一個急刹車，所有人往前一沖。
一個小夥子倒在我身上，差點把我撞倒。
這小夥子，十六七歲的樣子，身高1米7不到，又瘦又黑。
我說：“你這個小夥子，怎麼站不住的！”
他頭轉過來，瞟了我一眼，說：“切，大驚小怪。”
多講多淘氣，我幹脆也不講話了。
邊上一位大姐看不下去了，說了一句：“真沒禮貌。”
沒幾分鐘，車子開到寶善橋站，我下車了。
那個小夥子也下車了，我心想：這麼巧啊，居然到同一個地方。
我剛走出幾步，他就把我喊住了。
他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我剛剛撞了你。”
我很奇怪，問他：“剛剛為什麼不說呢？”
他說：“車上這麼多人，難為情的。”
我看這孩子蠻有意思的，就和他多聊了幾句。
他說，他叫胡高平，是千島湖安陽賽裡村的。
我問他，跑杭州來幹嗎？
他說，自己不是來偷東西的，學校把他除名了，家裡人也不要他，把他趕出來了，他是來杭州找工作的。
我非常驚訝，問他現在住哪裡？
他說，住在杭氧那邊，同學爸爸的工棚裡。
我給他留了我家的位址——莫衙營15号，和他說：你過三天來找我，我是在廠裡上班的，可以幫助你找工作。
他點點頭，走了。
回到家，我一直在想這件事。
這孩子公共汽車上撞了我，還跟下車和我道歉，說明這孩子是很善良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學校要把他開除，家裡還不要他呢？
越想越奇怪，我要去了解一下。
第二天剛好是禮拜六，我不上班。
一大早，我趕到汽車西站，買了去千島湖的車票。
杭州到千島湖要開4個小時，到千島湖已經中午了。再換車去安陽，有一段要坐輪渡的，船把人和車運到對岸，車再繼續開。
到了安陽，往回走15裡路，到一個叫“杏家嶺”的地方，再往山裡走兩個村。
路都是泥巴路，隻有一輛小汽車這麼寬。
我背着個挎包，一路走一路問。
找到賽裡村，已經下午3點多了。
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的房子，門前是一條小溪溝，房子後面就是山。
門是開着的，屋裡有個老太太，頭發花白，慈眉善目，走路慢悠悠的。
我問她，這裡是不是胡高平的家，她點點頭。
但她講的是土話，我隻能聽出個大概意思。她是高平的奶奶，已經90多歲了，看得出來，她并不讨厭這個孫子，甚至還非常喜愛。
過了一個小時，高平父親回來了，他年紀和我差不多。
說起這個兒子，他就開始歎氣了。
高平父親說，這孩子太調皮了，不好好讀書，在學校要當老大，帶一大幫同學去縣城玩，結果玩得太遲，沒車回來了，同學家長找不到人，急都急死了。前面兩個村，沒有一個講他好的……
他還說，高平的大伯是學校的教導主任，也拿這孩子沒辦法，這孩子整天和混混在一起，已經沒法教育好了，早點送他去勞改隊吧！
這孩子本性并不壞，這麼放棄，太可惜了。
我對高平父親說：“你不要，我要，我會把他教育好的。”
他說：“那我寫個條子給你。”
我說：“你不用寫，你兒子總歸是你兒子，你們是血緣關系。”
他說：“那就謝謝你了。”
走出高平家，太陽已經下山了。
回到安陽，已經沒回去的車了。我在安陽過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坐輪渡到千島湖，在碼頭喝了一碗胡辣湯，再坐車回杭州。
禮拜一，按照約定，胡高平要來找我了。
上班前，我站在弄堂口等他，遠遠就看到他過來了。
我帶他去機關。包裝材料廠正缺人，就給他留下來了，當印刷勞工。
晚上，我把他帶回家。
我家在莫衙營15号，牆門裡的老房子，一室一廳，40多個平方。卧室裡就一張大床和一張小床，中間一個床頭櫃。
我和高平說：“你以後住在我這裡好了，這張小床給你睡。”
我又補了句：“要做好人，不要進勞改隊。”
他點點頭。
高平不是我第一個撿回家的孩子了。
1979年冬天，晚上11點，我在公共汽車站看到一個孩子，黑不溜秋的，靠着欄杆。公共汽車已經停運了，我問他，為什麼不回家？
他說自己老家是無錫的，從煤礦裡逃出來的，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
我把他帶回家，給他吃了碗泡飯，把我的衣服借給他穿。
那時候，我母親還在世，她說：“你這是做善事，媽媽為你高興。”
從此之後，我會經常去汽車站、火車站逛一逛，看到身上髒兮兮的孩子，我就上去和他們搭話，确實需要幫助的，我就把他們帶回家。
有的想辦法把他們送回去，有的幫他們找工作。
我收入也不高，包裝材料廠上班，幾十塊錢一個月。
有時候，家裡有好幾個孩子要吃飯，我就去批發洋芋，背一麻袋回來，吃洋芋絲、洋芋片，菜場裡丢掉的菜葉我也去撿過。
高平住我到家裡以後，我給他立了幾個規矩：一不許吸煙，二不許喝酒，三不許結交不三不四的人。
他答應得蠻好，但隻過了三個月，就惹麻煩了。
1992年夏天，一天清晨，我起床準備去上班。
前一天晚上，高平下了班沒回家，我半夜出去找了一圈，沒找到。早上起來，正奇怪呢，這孩子到底去哪了，家裡座機電話響了。
我接起來，是一個年輕男人的聲音。
他說：“這裡是彭埠派出所，你是不是有個兒子叫胡高平？”
我連忙說：“是的是的，他怎麼了？”
他說：“你趕緊來一趟吧，過來再說。”
我從家裡走到彭埠派出所。
派出所民警告訴我說，胡高平的朋友，偷自行車被抓住了，胡高平跑到派出所來做假證，說這個自行車不是偷的，是他朋友自己的。
我和派出所民警說：“你們放心，我一定帶回去好好教育他。”
我把高平帶回家，和他說：“作僞證是犯法的，你怎麼能幹這事呢？”
他說：“朋友哎，要講義氣的。”
1993年1月，快過春節了，我問高平：“你回不回去過年？”
高平說：“沒混出什麼花頭，回去幹嗎？家裡也不要我了。”
我說：“生你養你是父母，你應該回去。”
我帶他去龍翔橋買西裝。
龍翔橋有賣很多日本西裝，二十多塊錢一套，洗好燙好，很漂亮的。我給高平買了一套格子的，一套黑色的，給他打扮得漂漂亮亮回去了。
沒過多久，他寫信來了，羅裡吧嗦寫了一大堆，字寫得還不錯。
他說自己穿西裝回去，村裡的人都以為他成了大老闆，說他遇到貴人了……最後還有一句：謝謝你，你是一個好爸爸。
我看了很感動。
胡高平
過年回來，沒多久，高平就不在廠裡做了。
這孩子很有經濟頭腦。他去東站小商品市場批發墨鏡，拿到中北橋上賣。貨拿來2塊錢一副，他可以賣到10塊錢一副，一個月能賺不少錢。
我也支援他的，貨都讓他堆在家裡。
高平和他父親的關系也緩和了，他父親特意從千島湖趕來看我。
高平父親說：“你教育得好，我要向你學習。”
我說：“他會好的，他肯定會好的。”
沒想到，我這話還是說早了。
1994年的一天，我下班回家。
剛到弄堂口，鄰居老餘喊住我，他說：“王萬林，你撿了個兒子，在城站（火車站）倒賣火車票，我出差的時候看到的。”
他一說，我就知道是胡高平，最近這孩子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在幹什麼。
我趕緊去火車站。
第一天沒找到他，他也沒回家。
第二天晚上，我再去，看到他了。真的在當“黃牛”，口袋裡一大把火車票。
我趕緊把他叫回來。
回到家裡，他還不服氣，說：“為什麼不能幹？這個很賺錢的，有人去山裡買點菜運到城裡來賣都可以，我賣幾張火車票有什麼不可以的？”
他還辯解說：“人家是體力勞動，我這個叫輕便勞動。”
我非常嚴厲地說：“火車票是國家的票證，不允許私人買賣。”
我說：“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廣大人民的利益，對于那些盜竊犯、詐騙犯、殺人放火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必須實行專政。”
高平問我：“誰說的？”
我說：“毛主席說的。”
他不響了。
過了兩天，家裡一台黑白電視，在放新聞。
我喊高平過來看。
高平說：“你不是不給我看電視的嗎，怎麼今天讓我看了？”
他坐到電視機前，很激動地指着螢幕說：“這個人我認識的……這個我也認識。”
電視裡，這幾個人手铐戴戴，被押走了——因為倒賣火車票，被依法逮捕。
我在邊上說：“你是不是運氣好。”
他一聲不響，但心裡肯定知道了。
1994年，高平告訴我，他看到有一家電子計算機公司在招營業員。
做營業員嘛，站在那裡賣東西，他覺得自己沒問題，就去應聘了。但去了以後，機關說他是外地人，不錄取他。
高平想讓我陪他去機關，做一下擔保。
公司在教工路上，叫“三佳電腦公司”。總經理江波先生，也是浙江大學的教授，我去他辦公室拜訪他。
江波先生瘦瘦的，戴了副眼鏡，很斯文的。
我說：“江老師，這是我的孩子，請你幫忙帶帶他，他很願意學。”
江老師很爽快，說：“可以，沒問題的。”
江老師去哪講課，都會帶着高平，高平坐下面聽。
高平白天上班，晚上還去上夜大學英語，學電腦。
有一次，高平接了個業務，給一家公司設計線路。
他把整個設計圖畫出來，拿給江老師看。江老師看了很驚訝，沒想到這孩子，聽課自學，真的學會了，圖畫的非常好，除了一個角沒有标出來，其他都沒問題。
這一筆業務，高平賺了五萬塊錢。
五萬塊錢，不是個小數目了。
我和他說：“高平，這五萬塊錢，你不能拿的。江老師教你的技術，你要懂得感恩，賺的第一筆錢，應該全部給老師。”
高平很聽話，一分不少，全部給了江老師。
1995年，莫衙營的老牆門拆遷了，新房子分到翠苑，高平也跟我一塊住過來。
1996年，高平在文二路上租了個辦公室，開網絡公司創業。
高平說，讓我給他公司取個名字。
我說，我幫的孩子都來自五湖四海，就叫“四海”好了。
高平特别努力，不懂就問就學，工作做不完，他就在辦公室打地鋪。
看着他一天天好起來，我感覺非常欣慰。
1998年，高平在外面買了套房子，要搬出去了。
他在我家住了6年，真要分别了，我又高興又難過，既希望他越來越好，又很舍不得，很多話挂在嘴邊，說不出口。
臨别時，高平對我說：“有事情打我電話。”
我擺了擺手，說：“曉得了，曉得了。”
高平出去以後，經常來看我，給我買了電視機、洗衣機。如果工作太忙了，他就給我打電話，說：“最近好不好？”“有事情一定要給我打電話。”
高平有了自己的家庭，也有了孩子。他和我說，希望我不要這麼辛苦了，住到他那裡去，順便幫他帶帶孩子。
但我還是想住在自己這裡。
高平還給我做過一個網站，叫“好人王萬林”。首頁放了一幅雷鋒的像，高平說，在他心目中，我比雷鋒還要好。
2005年的一天晚上，我剛吃完晚飯，門外有人敲門，很急。
我打開門一看，是高平來了。
他心神不甯地說，他父親在醫院，情況不太好，他父親讓我去一趟醫院。
晚上7點多，我趕到省人民醫院。
高平父親躺在病床上，已經很虛弱了。他生病住院有一段時間了，我是知道的，但沒想到發展這麼快。
看到我進來，高平父親說：“老王你來了。”
我走到床邊，握住他的手說：“毛病會好的，會好的。”
他搖了搖頭。
高平父親說：“我們全家人都靠你，沒有你也沒有今天。”
我說：“靠他們自己的努力，他們不努力就沒有今天。”
聊完這兩句，高平父親眼睛閉上，不說話了。
我坐在邊上陪了他一會。
晚上11點，高平父親走了。
胡高平創業以後，我還“塞”了不少人去他那裡。
蔣祖軍，我在小區門口碰到的。他背着個書包，蕩來蕩去，走了好幾個來回。
我叫住他，問他在幹嗎？
他說自己是湖北荊州師範大學的學生，畢業了，來杭州找工作。
我說，你這樣走來走去，找得到工作嗎？找工作要學技術的。
我把他介紹到胡高平那裡，讓他在我家住了一年多。
還有張雙良，是我從湖濱撿來的。
有一天，我路過湖濱，聽到兩個小夥子在說，準備去哪裡“拿”一點。
我再仔細一聽，哪裡是拿一點，就是去偷。
我說，不能幹這個事情，有困難和我講。
我把雙良介紹到高平那裡，去爬高裝電纜了。
我平均每年幫十多個孩子，我粗粗算了算，從1978年開始，到2022年，已經幫過五百多個孩子了，有的住幾天，有的幾個月。他們來自五湖四海，哪的都有。
每年過年，我都要跑出去，去回訪一下。
前年，我去貴州，那邊有幾個生活還很困難的，我杭州打包了衣服帶過去。走了沒幾家，疫情暴發了，社群打電話來說，讓我趕緊回來。
年初二的火車票，坐了9個小時，回到杭州，晚上就封閉管理了。
2021年，我去胡高平家過年，他開車來接我。老家的路都修好了，他家裡也蓋起了三層樓的别墅，造得很漂亮的。
高平說，讓我住在那裡養老好了，養雞養鴨，空氣也好。
我說不去，這麼大的房子，我吃不消住的。
今年過年，本來也打算去千島湖，另一個孩子家裡，但因為疫情取消了。我一個人留在杭州，過了個最安靜的年。
1945年，我出生在蘇州，生下來兩斤多一點，很小一個。
鄰居和我母親說，這麼小養不活的，丢丢掉算了。
我母親說，還會動的，放着吧。
因為早産，母親沒有奶水，她就拿調羹掉個頭，一點點喂我米湯。她抱着我，在觀音菩薩面前求了28天，我睜開眼睛了。
我8歲時，父親去世了，母親帶我和妹妹來杭州投靠親友。
1962年，我16歲，從浙江省藝校的越劇班畢業，到浙江歌舞團工作。
鄰居家丢了一塊手表，我比較頑皮，那戶人家懷疑是我偷的，報了警。我被關了28天，送去富陽大青農場改造，一待就是16年。
直到1978年，政策落實，我才回到杭州。
因為有“記錄”，找工作也是四處碰壁，隻有包裝材料廠的廠長相信我，讓我去上班。我深刻感受到，一個人陷入泥潭時，有人拉一把是多麼重要。
1979年，我開始幫助第一個孩子。
親戚朋友給我介紹對象，但女方一聽我要收養流浪兒童，就沒下文了。這也可以了解。但看到這些孩子，要我不去幫一把，我辦不到。
親戚朋友都說我腦子搭牢了，隻有母親支援我，還拿她的退休工資補貼我。
1982年，母親臨終前，我一直在床邊照顧她。
母親說，我這個兒子對她真好。
我說，感謝你當年沒有把我丢掉。
每一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都非常不容易，怎麼能輕易放棄呢？
我幫的這些孩子也是，他們從家裡跑出來，流浪街頭，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我稍微拉他們一把，或許就能改變他們的一生。
好人王萬林
2月17日早上，杭州下起了大雪。雪花噼裡啪啦打在車玻璃上，又融化成雨水，彙聚到一起，從車玻璃上滑落下來。
我開車去找王萬林叔叔。
學院路正在修路，加上雨雪天氣，堵得不得了。
車拐進一個小弄堂，傳達室走出來一位大姐，語氣有些防備，問我去哪？
我說，找王萬林。
她态度一下子緩和了下來，說：好的，你停進去吧。
弄堂進去，裡面是四五幢居民樓，圍着一大院子。雪下得很大，我沒帶傘，我躲在車裡，看好是哪一幢房子，快速拉開車門，跑進居民樓裡。
上到二樓，中間這戶就是王叔家了。
門邊挂着一排五顔六色的雨傘，邊上還貼着一張紙：傘用後請放回原處。
王萬林在自家門口放了一排雨傘，供鄰居們免費借用
我敲敲門，沒有人來開門。
我撥通王叔的電話，王叔說，在裡面房間，馬上來開門。
門一打開，一位老人微笑着迎我進去，笑容慈愛又溫暖。
客廳不大，隻擺得下一張餐桌和幾張餐椅，靠牆還堆着許多水果和禮品。
王叔說，這些都是孩子們拿來的。
王叔遞給我兩個橘子，讓我嘗嘗，保證純天然，無污染。王叔說，這是一個他幫助過的孩子種的，過年給他寄了好幾箱，他一個人吃不完。
王叔是“杭州文明之星”“平民英雄”，還獲得過“中華慈善大獎”。
王叔的櫃子裡有一大包信件和照片，這些都是他的寶貝，是每一個他幫助過的孩子寄給他的。每一封信，每一張照片的背後，都是一個故事。
王叔會經常拿出來看一看，看着看着，眼淚就掉下來了。
王叔說：今年過年，孩子們給他不少紅包，有的幾百，有的幾千。他都收下來了，但這些錢，他會繼續用來幫助流浪的孩子。
我問王叔叔，打算幫到什麼時候？
王叔叔說，能幫一個算一個，做到做不動為止。他今年77歲了，幾年前，還簽了遺體捐獻協定書，最後什麼都不帶走，全部捐光。
采訪結束，與王叔叔告别，我走出居民樓。
雪花夾着雨水，在寒風中飛舞，但我的心裡無比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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