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為何會從研習半生的儒學轉變到佛學，在入世與出世之間，他如何應對内心的困厄，寫下屬于自己的詩篇？從卑賤布衣到朝野重臣，韓愈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從弱小變得強大，發出自己的聲音？白居易的人生是否真如他所說的“知足保和”那樣淡然超群，在險惡的世道裡詩人又該如何作為？豪門子弟杜牧少年早慧，為何他的詩歌不像他所崇拜的杜甫那樣沉郁頓挫，而是充滿意氣與率真？多情纏綿的李商隐寫下大量關于愛情的詩句，但他的人生是否真如他詩歌那樣唯美深情？詩歌既應和了五位詩人的生命際遇，又呈現了他們的價值取向。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張炜的文化随筆集《唐代五詩人》日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張炜擇取唐代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五位詩人，分成了五個單元，于曆史、人性、哲學、詩學、美學、文學史和寫作學的角度，判析五位詩人。
張炜
在張炜看來，人性決定詩性。詩人的道德感、價值觀、身份和立場，構成了他們的創作基礎。詩歌，是古人藝術追求的載體，亦是尋求自洽的一種生活方式，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五位詩人不同的詩歌風格，則反映了他們不同的人生追求與精神品格。詩人所寫下的詩歌，風格的轉變，則是一個不斷說服自己，安頓自身的故事。五位詩人詩歌中的暢懷、失意，則是他們現實生活中從進取到挫折，從懷疑到确信的反映。張炜認為：“寫作者除了留下時間和曆史的記錄，留下生命的刻痕，必然公開了自己，其間有多種多樣的可诠釋性。”
張炜以不同的主題來寫不同的詩人，在《王維二十五講》中，他着眼于大文學史觀，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命題，認為王維在官場中的機會，與其藝術上的機會，說到底是一體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靜無為，反而有了另一種進取的可能。“禅”不是一種狀态，而是一個過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最後抵達的一個總和。如果僅僅将“禅”看成一種逃避、安靜、平淡，是片面而簡單的。我們由此可以追問詩人，隻擇取了整個過程的前半段，隻停留于某種形式之中，而沒有繼續向前，最後并沒有抵達那種大自由，反而把它變成了另一種束縛；正是這種束縛，讓他完全舍棄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種稍稍廉價的消極。
而寫到韓愈時，那種關于王維的平和淡漠一轉成為磅礴恣肆，《韓愈二十三講》中，張炜寫：“許多時候韓愈的确像個逞強好勝難以成熟的人，從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與喊，因單純而動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審美價值。他的率性使他變成一個生命的風火輪，一路燃燒疾馳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燒灼的痕迹”；張炜認為，人性決定詩性，韓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辯，使他在對待一切事物，無論是情與景，人與事，都一概全力以赴，興緻勃發。他在闡述事物的過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種決戰的姿态。
寫杜牧時，張炜以杜牧作為宰相之孫的身份進入，認為他詩章之外的那些縱論天下大勢、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種“自家人說話的急切和直接”，認為，關于杜牧的種種都讓我們聯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脈的力量，他的自我認同和歸屬感是明顯的，自青年時代就處于一種“無位而謀”的狀态。而對于一貫被認為晦澀的李商隐，張炜則抓住他“感傷”的性格特點：“這裡唯有‘傷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離詩人似乎有些遙遠，是一種非常外在的，甚至是邊緣的淡淡色澤，核心部分實在是沉郁、悲痛和絕望……這些辭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斷、痛哀、靈活和銳利，進而免除了同類詩章的感傷與呻吟。我們耳熟能詳的那些呻吟之聲，在李商隐這裡殊為少見。”
《唐代五詩人》
《唐代五詩人》内頁
附《唐代五詩人》選摘：
藝術家大緻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需要好好安頓自己，另一種則走南闖北。
談王維不可不說“辋川”，“辋川别業”幾乎與詩人齊名。這個地方不僅産生了王維與摯友裴迪唱和的詩集《辋川集》，而且對詩人一生及其詩歌創作都具有重要意義。“辋川”之于王維，首先是作為一個物質實體存在的，其次是精神與藝術的滋生地和投影地，具有極大的象征意義。它既是詩人内在精神與理想的外化，同時又進一步支援和強化了詩人的精神。似乎可以斷言，沒有“辋川”，王維便會失去良好的物質條件，也就沒有這段亦官亦隐的生活，也無從形成一個作為客觀描述對象的基礎，失去孕育詩人獨特詩風的某種環境。
“辋川别業”原為初唐詩人宋之問所有，後由子孫繼承，為王維購得。當時王維也正任京官，雖有一定政務，但日子還算閑散。辋川距長安不足百裡，在此居住也算适宜。但以我們今天的判斷，詩人畢竟位居朝堂，總有一些不可推托的事務要處理，按當時的交通條件來看，辋川離京城好像還是稍遠了一點。
王維在辋川前後居住了十六年，而其一生不過是六十三年（一說六十一年），可見辋川占據了他人生最為成熟的時段，不可謂不重。“辋川時段”之前，詩人曆經了兩次仕途挫折：一次是從政之初，由京官大樂丞任上外貶濟州，這是初踏仕途的第一次困厄，對王維産生了重要影響，令其終生難以忘懷；第二次受挫是因為宰相張九齡罷相，此後便在官場上失去了一個強大的依傍。辋川之前王維有過三次歸隐，分别為淇上、嵩山和終南山，都屬于權宜之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三次小隐”都可以視為後來“辋川大隐”的練習和試驗。是以“辋川别業”的購置與經營，是一次大隐的決意，一次成熟的人生選擇與規劃。
詩人準備在此好好安頓自己。好像過去的一切經曆，都在為走向辋川做着準備，而後來的道路也要由此出發。他因為辋川而賦詩，緣此所成就的詩章數量居首；辋川也是他集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也許我們能夠斷言，沒有辋川便沒有王維的獨特詩風，沒有其世界觀的形成、鞏固和發展，是以辋川也就成為他人生和藝術的核心地帶，是生命的一個節點。實際上，他為“辋川别業”付出的時間最多，經營的時間最長也最有效果。
縱觀古今中外的文學人物，他們常常擁有個人的生活基地，可是要從中找出一個比“辋川别業”更大的徘徊流連之所，卻不太容易。“辋谷水在縣南八裡，谷口乃骊山、藍田山相接處。山狹險隘，鑿石為途，約三裡許。商嶺水自藍橋伏流至此，有千聖洞、細水洞、錫水洞諸水會焉，如車辋環辏，自南而北圜轉二十裡。過此則豁然開朗，林野相望。其水又西北注于灞水，亦謂之辋川。”（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今天看它的面積大約有七十平方千米，峰巒疊秀，流水潺潺，山壑林泉随處可見。王維在《辋川集并序》中描繪：“餘别業在辋川山谷，其遊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裡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詩人筆下曆數了二十處景點，可視為他親手創制的一部立體長卷。
展開王維所有的文字，我們發現他一生并無長篇巨制，辋川則可以作為替代物，是他人生觀和藝術觀的一次更為确鑿的落實。“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随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山居秋暝》）這首描寫辋川秋色的詩章，即确立和代表了詩人淡遠空靈的詩風。由此可見，正是辋川決定了其藝術之“輕”；沒有辋川，主幹部分缺失，就難以形成詩人完整的詩藝版圖，是以又足見其“重”。
藝術家大緻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需要好好安頓自己，另一種則走南闖北，一生流離。李白屬于後者，他在大地上四處遊走，輾轉不休，好像一生都沒有停下來。杜甫似乎介于二者之間，年輕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壯遊》），後來有過成都草堂，還經營過果園：“雜蕊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将出峽，巡圃念攜鋤。”（《将别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總體看來，大多數藝術家還是喜歡有一個安居之地，經營一片土地和田園，但大多苦于沒有這樣的條件。不僅是藝術家，所有人皆是如此：渴望安居。
一個人能夠安居，肉體即有立足點，精神也才能有發力點，創造就大可期待。比如托爾斯泰的雅斯納亞大莊園、福克納的羅望山莊等，類似者很多。法國革命失敗後，雨果流亡國外時還在英屬格恩濟島上修建了一座四層的“高城别墅”，并加蓋一座瞭望樓作為工作間，成為全島的制高點，天氣晴朗時可以遠眺法蘭西海岸。瞭望樓内裝飾着一幅他親手描繪的花瓣奇異的圖畫，穹廬與四壁皆用玻璃制作。雨果在這間陽光燦爛、海天一色的頂樓上寫出了長篇小說《悲慘世界》《海上勞工》《笑面人》，文藝批評專著《論莎士比亞》等。英國的狄更斯被視為一個遊走之人，但他也經營了不止一處基地，晚年定居于著名的“蓋茨山莊”。
美國的馬克·吐溫周遊世界，到處演講，可仍然經營了舒适的“哈特福德别墅”。就是在這所房子裡，他安度日月，留下了數量衆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當過報童、碼頭小工、水手、勞工、淘金者的美國作家傑克·倫敦，曾耗盡所有積蓄建造豪華别墅“狼窩”，希望能夠在此度過自己的後半生，可惜毀于一場大火。
海明威是個終生不甯的人物，非洲打獵、西班牙鬥牛，遊走于世界各地，還經曆過兩次飛機失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冒着槍林彈雨擔任紅十字會救護車司機，二戰期間以戰地記者身份深入西班牙内戰前線，還通路過中國重慶。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海明威不僅将自己的遊艇改為巡艇，在加勒比海偵察德國潛艇，還參加了盟軍解放巴黎的戰鬥。海明威的一生似乎是一部闖蕩遊走的傳奇，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也先後建立了幾個創作基地：美國的基韋斯特、古巴的“眺望山莊”。西方那些油畫家們也大多如此，像畢加索晚年在法國南部海邊戛納建有一座巨大堡壘，綽号“牛頭怪的巢穴”。在法國塞納河谷的一個山坡上，有印象派大師莫奈後半生的安居地：巧妙地将附近河水引入，形成池塘，隔為水園和花園兩部分。莫奈在此完成了著名的《睡蓮》和《日本橋》系列。
類似于王維的“辋川”，是許多作家藝術家的一個夢想。這個夢想實作與否，實在是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