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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與中原文明的關系
李競恒
一
古蜀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分支，在很早的時期便與中原文明之間存在聯系，夏王朝的開創者大禹就來自四川的西羌之地。漢晉以來的觀念中，大禹源自于川西地區，《太平禦覽》卷82引《蜀本紀》“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也”，即岷江上遊地區的茂、汶之地。《三國志·蜀志·秦宓傳》：“禹生石鈕，今之汶山郡是也。”川西地區多氐羌戎狄，是以禹又稱“戎禹”，如《潛夫論·五帝德》便說“白帝文命戎禹”。《華陽國志·蜀志》記載：“夷人共營其地，方百裡，不敢居牧。有過，逃其中，不敢追，雲畏禹神。”至東晉時期的川西地區氐羌，仍将當地大禹故地作為神聖空間，加以崇拜。對于此種漢晉時期的大禹故鄉記載，有一些學者認為這是後人攀附華夏中心編造的祖先故事，如王明珂就說“禹生石鈕”之類的記載和拜禹神，隻是表現“他們不願被視為邊遠蠻夷”而已，并不是真實曆史。
三星堆銅貝（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但傳說背後往往有真實曆史的影子，如古希臘之荷馬史詩，過去長期被視為神話傳說而非曆史。但随着謝裡曼、伊文思等人對特洛伊、邁錫尼、克裡特遺址的發掘，證明荷馬史詩中也儲存了更早期愛琴文明模糊的曆史影子。随着考古資料的豐富，大禹符号代表中原、黃河流域文化元素，與川西、古蜀地區存在聯系的證據頗有增加，其背後也存在模糊曆史影子。如常見于黃河中上遊地區史前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文化，和川西、川西北地區存在着聯系。20世紀初以來，川西地區就發現了黃河流域特征的彩陶，汶川姜維城、茂縣波西和營盤山、馬爾康哈休、金川劉家寨等地都發現有彩陶。通過将黃河上遊馬家窯彩陶和川西北馬爾康哈休、茂縣波西和營盤山等遺址出土彩陶的化學元素分析顯示，川西北地區彩陶元素和黃河上遊地區非常相似，是持續不斷地從北方輸送而來。也有學者認為川西彩陶的風格與黃河流域相似，但也和馬家窯等彩陶存在差異，其中一些當為本地生産。無論是傳播說，還是部分本地生産說，都不否認彩陶文化時期黃河中上遊地區文化與川西、川西北之間存在較多交流這一背景。這種以彩陶為媒介的物質文化交流，顯示大禹和川西傳說背後的曆史影子。
另一方面，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禮器，與代表夏王朝晚期的二裡頭文化禮器之間存在着聯系。1931年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就有11件，三星堆兩個祭祀坑中又出土有大量牙璋，與祭祀山川之禮有關。林向先生将這種牙璋稱為“中華牙璋”，并指出“牙璋作為重要的禮玉，夏之方國通用，而殷商不用”。三星堆遺址2号祭祀坑出土刻有“祭祀圖”的玉邊璋（即“祭山圖”玉璋），根據學者考證，此一禮器是在中原二裡頭文化一、二期制作，後通過隴西、隴南、川西北傳入古蜀地區，反映二裡頭文化一支系人群的遷徙，三星堆文化中儲存着二裡頭所屬夏文化或夏王朝的某些禮制。三星堆出土二裡頭式中原禮制牙璋，“是一種形式上的象征，精神上的歸屬”。三星堆所在的古蜀，是接受“夏禮”覆寫過的方國，“禹生西羌”的傳說為此種曆史線索的影子。三星堆祭祀坑時代雖晚于二裡頭文化，但這種影響反映的是“禮失求諸野”的延續，中原地區夏商疊代後，古蜀仍在使用一些“夏禮”。類似明朝滅亡以後數百年，“尊周思明”的北韓李朝仍然堅守明朝衣冠禮制，甚至使用“崇祯二百年”的年号。而在日本的宮廷，甚至一直儲存着中國古老的帝王袞冕（明治時期才廢除）、唐代雅樂等。
三星堆博物館1号神樹（雲何視覺供圖）
牙璋之外，三星堆還使用二裡頭式禮器陶盉、鬶、觚、高柄豆、鬲形器等。三星堆的陶盉、高柄豆數量均比較靠前，而二裡頭文化中陶盉、陶觚都是重要禮器，尤其是陶盉這樣造型複雜的器物，如果不是通過傳播、模仿和禮制功能上的特定意義，是不可能被大量設計和制造出來，這也是三星堆使用“夏禮”的一種反映。三星堆出土的陶盉，如CbT6：41，與二裡頭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盉十分相似，形體瘦高，三足瘦削，甚至二者的鷹嘴狀紐盉蓋也都一緻；三星堆的高柄豆AaT4：39，和二裡頭出土的陶豆也高度相似。相距1000公裡的不同遺址，卻出土如此雷同的禮器，不能不令人驚訝和深思。“三星堆文化受到了來自二裡頭文化的影響，接受了二裡頭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主要有封口陶盉、青銅牌飾以及玉器中的牙璋等。”這些三星堆禮器與二裡頭文化的相似，顯示二者之間存在着文化上的聯系。日用器物比較容易接受外來元素，但禮制領域相對比較保守，對外來禮制元素會有接受上的限制。三星堆禮制中大量使用比較早期的“夏禮”，确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禹生西羌”傳說背後有曆史的影子。
二
當然，三星堆禮器也帶有濃厚的本土文化元素，其黃金權杖、黃金面具、青銅神像等風格皆不同于中原，反而與古代歐亞地區的文化元素之間存在一些相似。段渝先生指出，青銅神像群、黃金權杖、金面具這些文化形式最初是在近東地區産生，後來陸續向東南歐、南亞次大陸傳播，并影響到古蜀三星堆文化。除外部文化元素影響，三星堆青銅文化具有高度的地方性、本土的獨特風格，如學者所言“三星堆的重要性在于它呈現了多樣性，它是唯一用青銅鑄造類型迥異的器物的地方，展現了地方的信仰系統。沒有别的地方文化曾發現以這種方法用青銅來表達自己的本土文化。”
三星堆遺址2号祭祀坑象牙堆積（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此外，三星堆大量将象牙用于宗教祭祀禮儀現象，也非常獨特。在中原文化系統中，象牙有時也被用于宗教活動，如《周禮·秋官·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意思是說将兩段象牙一縱一橫貫穿橭木，組成一種十字形器物，沉入水中就可以殺死邪惡的水神，甚至能使水神所居的深淵變為高地。中原宗教禮儀中對象牙的使用記載很少，而三星堆和更晚期的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其祭祀禮儀活動中象牙使用則非常頻繁，數量巨大，這也是三星堆地方性獨特之處，既使用“蜀禮”，也兼用一些古舊的“夏禮”。在夏商方國聯盟時期，中原王朝或從禮樂上對周邊方國有一些輻射或影響，但當時常見情況是“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禹入裸國則解衣服，尊重各方國獨特的地方性禮俗。
三星堆玉璋（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在蜀禮、夏禮之間，三星堆的古蜀人也和中原人分享一些共同類似的宇宙觀，比較典型的便是青銅神樹、神鳥扶桑、十日信仰。據《三星堆祭祀坑》介紹，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1号神樹，殘高359厘米，樹枝上有9隻立鳥，非常符合《山海經》《淮南子》等中原古籍對扶桑、若木、十日等上古宇宙的記載。《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又雲：“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裡，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于烏。”根據這些記載，上古時期中原巫觋的宇宙觀，認為東方有扶桑神樹，上面住着10隻太陽鳥，輪番在天上值班。甲骨文中的“西”是一個鳥巢形狀，負載太陽的鳥會降落到地下的黃泉水中，遊過地下世界，回歸到扶桑之上，依次輪回。地下世界中，居住着龍、龜和魚類。在這個宇宙世界中，10個太陽依次輪番升空并降落到黃泉，由黃泉中生活的龜背負着這些太陽鳥，穿過黑暗的地下世界。10隻太陽鳥循環一圈，就是一旬，三旬就是一個月，“三”這個數字正好又對應太陽鳥是三足烏。從三星堆1号神樹的結構來看，扶桑樹上有9隻神鳥，預設的意思便是目前正有1隻太陽鳥在天上值班。而從更晚期金沙出土太陽神鳥金箔來看，古蜀人确實是将太陽和鳥視為一體，這種宇宙觀和中原非常相似。
克裡斯多夫·霍克斯（Christopher Hawkes）曾說過，如果沒有文獻記載，通過考古要去了解宗教和精神信仰就是最難了解的部分。由于三星堆時期并無文字，如果沒有中原地區的文獻材料與出土神樹如此高度的契合，僅憑這些考古文物，很難了解三星堆時期人們的宇宙觀和精神世界。我們能借助《山海經》等文獻，完全将其與三星堆神樹進行對應，恰恰說明當時古蜀人和中原文化之間存在着精神文化部分的交流，而這種交流顯然是比較有深度的部分。
三
三星堆古蜀與中原文化之間存在精神文化知識的交流，且使用一些夏禮。但殷墟甲骨蔔辭中所謂對“蜀”的記載，則未必能視為當時四川的古蜀文明。殷墟甲骨中那個被釋讀為“蜀”的字，孫诒讓、王襄、葉玉森、商承祚、姚孝遂、肖丁等人主張這是“蜀”字；陳夢家、饒宗頤、裘錫圭、陳漢平等則釋讀為“旬”，在山西臨猗縣西南的“郇城”；李學勤先生也認為這個字是“旬”而不是“蜀”，在山西新绛。經常出現“蜀”受年、不受年，“蜀”射三百之類，應距離商王畿并不遠。《合集》20584片記載癸巳在“蜀”，癸卯就到了商，癸卯是癸巳10天以後，也就是說從這個“蜀”到安陽隻需要10天，顯然不是四川的蜀。當時中原很多地方都叫“蜀”，如《逸周書·世俘》記載武王滅商後“新荒命伐蜀”，朱右曾在校釋中認為這是在山東泰安。從《世俘》的曆日來看，從殷墟到這個蜀隻需要五六天或最多10天時間，顯然不是四川盆地的蜀國。
《左傳·成公二年》“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這是山東魯國的蜀邑。《續漢書·郡國志》說“颍川郡長社有蜀城”，即河南禹縣也有蜀。楊寬就認為蜀在河南禹縣東北，即戰國魏地的濁澤，杜勇則認為蜀在河南長葛市。《班簋》中也記載有蜀，唐蘭據《漢書·地理志》齊郡廣縣說，這一蜀地在山東益都、壽光一帶，日本學者白川靜則認為這個蜀是“河南西部的古族”。無論怎樣，當時中原确有蜀地，殷墟蔔辭中的那個字就算不是郇，而是“蜀”，也不會在四川盆地。
筆者認為，當時中原人确實将四川盆地稱為蜀，不過能最早确定為四川之蜀的古文字證據，應該不是殷墟甲骨文，而是周原甲骨。周原甲骨該字形中有“蜀”字之“蟲”，而殷墟甲骨那個被誤讀為“蜀”的旬字，并沒有“蟲”符。此外，周原距蜀地尤其是蜀的漢中地區相近，不像商王畿那樣遙遠。周原甲骨H11：68、H11：10有“伐蜀”記載，H11：97有“克蜀”二字，李零認為這是商末周初時期周人記錄的周、蜀關系。王晖先生也指出，周原甲骨中的蜀，便是《牧誓》中周武王聯合庸、蜀等八國之蜀。周文王時期周人先伐蜀，并“克蜀”，四川的蜀國臣服周人後，在周武王時期參與了滅商之戰。這個蜀，包括四川及陝西南部的漢水流域。
蜀人參與滅商的牧野之戰，獲得巨大勝利，《尚書》中有《分殷之器物》佚文，當為滅商後周人将殷商寶物分賜給參戰各盟國的記載。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牧正父己觯、覃父癸觯，乃是标準的殷人貴族器物，這是蜀人參戰獲得的勝利品。西周《班簋》銘文記載之蜀、繁，周振鶴先生認為就在彭州市的西北。古本《竹書紀年》也記載蜀人向周王獻瓊玉、文翰。
可以說，古蜀人與中原的關系，一直未曾中斷。從大禹出西羌的傳說，結合諸多考古資料，顯示出傳說背後有真實的曆史影子。三星堆文化以蜀禮為體、夏禮為用，也是以“禮失求諸野”的身份遙尊中原文化。而三星堆神樹反映的扶桑、十日宇宙觀，則顯示當時古蜀人在精神層面上與中原地區的息息相通。殷墟甲骨中的“旬”雖不是“蜀”字，但周原甲骨對“蜀”的記載卻是确鑿無疑，古蜀國也參加過中原的牧野之戰，并獲得戰利品，周王亦尊重古蜀國獨特的地方性禮俗。蘇秉琦先生關于中華文明起源著名的“滿天星鬥”說，認為中國各區域獨立起源的地方性文明，都為整個中華文明的誕生與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在這個意義上，以三星堆青銅文化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正是中華文明在西南大地上的重要分支，它在高度發展自身獨特的地方性青銅文化的同時，也保持着與中原文化之間的血脈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