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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明的关系
李竞恒
一
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分支，在很早的时期便与中原文明之间存在联系，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就来自四川的西羌之地。汉晋以来的观念中，大禹源自于川西地区，《太平御览》卷82引《蜀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即岷江上游地区的茂、汶之地。《三国志·蜀志·秦宓传》：“禹生石钮，今之汶山郡是也。”川西地区多氐羌戎狄，因此禹又称“戎禹”，如《潜夫论·五帝德》便说“白帝文命戎禹”。《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夷人共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至东晋时期的川西地区氐羌，仍将当地大禹故地作为神圣空间，加以崇拜。对于此种汉晋时期的大禹故乡记载，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攀附华夏中心编造的祖先故事，如王明珂就说“禹生石钮”之类的记载和拜禹神，只是表现“他们不愿被视为边远蛮夷”而已，并不是真实历史。
三星堆铜贝（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但传说背后往往有真实历史的影子，如古希腊之荷马史诗，过去长期被视为神话传说而非历史。但随着谢里曼、伊文思等人对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遗址的发掘，证明荷马史诗中也保存了更早期爱琴文明模糊的历史影子。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大禹符号代表中原、黄河流域文化元素，与川西、古蜀地区存在联系的证据颇有增加，其背后也存在模糊历史影子。如常见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史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和川西、川西北地区存在着联系。20世纪初以来，川西地区就发现了黄河流域特征的彩陶，汶川姜维城、茂县波西和营盘山、马尔康哈休、金川刘家寨等地都发现有彩陶。通过将黄河上游马家窑彩陶和川西北马尔康哈休、茂县波西和营盘山等遗址出土彩陶的化学元素分析显示，川西北地区彩陶元素和黄河上游地区非常相似，是持续不断地从北方输送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川西彩陶的风格与黄河流域相似，但也和马家窑等彩陶存在差异，其中一些当为本地生产。无论是传播说，还是部分本地生产说，都不否认彩陶文化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与川西、川西北之间存在较多交流这一背景。这种以彩陶为媒介的物质文化交流，显示大禹和川西传说背后的历史影子。
另一方面，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礼器，与代表夏王朝晚期的二里头文化礼器之间存在着联系。1931年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就有11件，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又出土有大量牙璋，与祭祀山川之礼有关。林向先生将这种牙璋称为“中华牙璋”，并指出“牙璋作为重要的礼玉，夏之方国通用，而殷商不用”。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刻有“祭祀图”的玉边璋（即“祭山图”玉璋），根据学者考证，此一礼器是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制作，后通过陇西、陇南、川西北传入古蜀地区，反映二里头文化一支系人群的迁徙，三星堆文化中保存着二里头所属夏文化或夏王朝的某些礼制。三星堆出土二里头式中原礼制牙璋，“是一种形式上的象征，精神上的归属”。三星堆所在的古蜀，是接受“夏礼”覆盖过的方国，“禹生西羌”的传说为此种历史线索的影子。三星堆祭祀坑时代虽晚于二里头文化，但这种影响反映的是“礼失求诸野”的延续，中原地区夏商迭代后，古蜀仍在使用一些“夏礼”。类似明朝灭亡以后数百年，“尊周思明”的朝鲜李朝仍然坚守明朝衣冠礼制，甚至使用“崇祯二百年”的年号。而在日本的宫廷，甚至一直保存着中国古老的帝王袞冕（明治时期才废除）、唐代雅乐等。
三星堆博物馆1号神树（云何视觉供图）
牙璋之外，三星堆还使用二里头式礼器陶盉、鬶、觚、高柄豆、鬲形器等。三星堆的陶盉、高柄豆数量均比较靠前，而二里头文化中陶盉、陶觚都是重要礼器，尤其是陶盉这样造型复杂的器物，如果不是通过传播、模仿和礼制功能上的特定意义，是不可能被大量设计和制造出来，这也是三星堆使用“夏礼”的一种反映。三星堆出土的陶盉，如CbT6：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盉十分相似，形体瘦高，三足瘦削，甚至二者的鹰嘴状纽盉盖也都一致；三星堆的高柄豆AaT4：39，和二里头出土的陶豆也高度相似。相距1000公里的不同遗址，却出土如此雷同的礼器，不能不令人惊讶和深思。“三星堆文化受到了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影响，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文化因素，主要有封口陶盉、青铜牌饰以及玉器中的牙璋等。”这些三星堆礼器与二里头文化的相似，显示二者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日用器物比较容易接受外来元素，但礼制领域相对比较保守，对外来礼制元素会有接受上的限制。三星堆礼制中大量使用比较早期的“夏礼”，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禹生西羌”传说背后有历史的影子。
二
当然，三星堆礼器也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元素，其黄金权杖、黄金面具、青铜神像等风格皆不同于中原，反而与古代欧亚地区的文化元素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段渝先生指出，青铜神像群、黄金权杖、金面具这些文化形式最初是在近东地区产生，后来陆续向东南欧、南亚次大陆传播，并影响到古蜀三星堆文化。除外部文化元素影响，三星堆青铜文化具有高度的地方性、本土的独特风格，如学者所言“三星堆的重要性在于它呈现了多样性，它是唯一用青铜铸造类型迥异的器物的地方，体现了地方的信仰系统。没有别的地方文化曾发现以这种方法用青铜来表达自己的本土文化。”
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象牙堆积（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此外，三星堆大量将象牙用于宗教祭祀礼仪现象，也非常独特。在中原文化系统中，象牙有时也被用于宗教活动，如《周礼·秋官·壶涿氏》：“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意思是说将两段象牙一纵一横贯穿橭木，组成一种十字形器物，沉入水中就可以杀死邪恶的水神，甚至能使水神所居的深渊变为高地。中原宗教礼仪中对象牙的使用记载很少，而三星堆和更晚期的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其祭祀礼仪活动中象牙使用则非常频繁，数量巨大，这也是三星堆地方性独特之处，既使用“蜀礼”，也兼用一些古旧的“夏礼”。在夏商方国联盟时期，中原王朝或从礼乐上对周边方国有一些辐射或影响，但当时常见情况是“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禹入裸国则解衣服，尊重各方国独特的地方性礼俗。
三星堆玉璋（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在蜀礼、夏礼之间，三星堆的古蜀人也和中原人分享一些共同类似的宇宙观，比较典型的便是青铜神树、神鸟扶桑、十日信仰。据《三星堆祭祀坑》介绍，三星堆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1号神树，残高359厘米，树枝上有9只立鸟，非常符合《山海经》《淮南子》等中原古籍对扶桑、若木、十日等上古宇宙的记载。《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东经》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载于乌。”根据这些记载，上古时期中原巫觋的宇宙观，认为东方有扶桑神树，上面住着10只太阳鸟，轮番在天上值班。甲骨文中的“西”是一个鸟巢形状，负载太阳的鸟会降落到地下的黄泉水中，游过地下世界，回归到扶桑之上，依次轮回。地下世界中，居住着龙、龟和鱼类。在这个宇宙世界中，10个太阳依次轮番升空并降落到黄泉，由黄泉中生活的龟背负着这些太阳鸟，穿过黑暗的地下世界。10只太阳鸟循环一圈，就是一旬，三旬就是一个月，“三”这个数字正好又对应太阳鸟是三足乌。从三星堆1号神树的结构来看，扶桑树上有9只神鸟，预设的意思便是目前正有1只太阳鸟在天上值班。而从更晚期金沙出土太阳神鸟金箔来看，古蜀人确实是将太阳和鸟视为一体，这种宇宙观和中原非常相似。
克里斯多夫·霍克斯（Christopher Hawkes）曾说过，如果没有文献记载，通过考古要去了解宗教和精神信仰就是最难理解的部分。由于三星堆时期并无文字，如果没有中原地区的文献材料与出土神树如此高度的契合，仅凭这些考古文物，很难理解三星堆时期人们的宇宙观和精神世界。我们能借助《山海经》等文献，完全将其与三星堆神树进行对应，恰恰说明当时古蜀人和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着精神文化部分的交流，而这种交流显然是比较有深度的部分。
三
三星堆古蜀与中原文化之间存在精神文化知识的交流，且使用一些夏礼。但殷墟甲骨卜辞中所谓对“蜀”的记载，则未必能视为当时四川的古蜀文明。殷墟甲骨中那个被释读为“蜀”的字，孙诒让、王襄、叶玉森、商承祚、姚孝遂、肖丁等人主张这是“蜀”字；陈梦家、饶宗颐、裘锡圭、陈汉平等则释读为“旬”，在山西临猗县西南的“郇城”；李学勤先生也认为这个字是“旬”而不是“蜀”，在山西新绛。经常出现“蜀”受年、不受年，“蜀”射三百之类，应距离商王畿并不远。《合集》20584片记载癸巳在“蜀”，癸卯就到了商，癸卯是癸巳10天以后，也就是说从这个“蜀”到安阳只需要10天，显然不是四川的蜀。当时中原很多地方都叫“蜀”，如《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灭商后“新荒命伐蜀”，朱右曾在校释中认为这是在山东泰安。从《世俘》的历日来看，从殷墟到这个蜀只需要五六天或最多10天时间，显然不是四川盆地的蜀国。
《左传·成公二年》“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这是山东鲁国的蜀邑。《续汉书·郡国志》说“颍川郡长社有蜀城”，即河南禹县也有蜀。杨宽就认为蜀在河南禹县东北，即战国魏地的浊泽，杜勇则认为蜀在河南长葛市。《班簋》中也记载有蜀，唐兰据《汉书·地理志》齐郡广县说，这一蜀地在山东益都、寿光一带，日本学者白川静则认为这个蜀是“河南西部的古族”。无论怎样，当时中原确有蜀地，殷墟卜辞中的那个字就算不是郇，而是“蜀”，也不会在四川盆地。
笔者认为，当时中原人确实将四川盆地称为蜀，不过能最早确定为四川之蜀的古文字证据，应该不是殷墟甲骨文，而是周原甲骨。周原甲骨该字形中有“蜀”字之“虫”，而殷墟甲骨那个被误读为“蜀”的旬字，并没有“虫”符。此外，周原距蜀地尤其是蜀的汉中地区相近，不像商王畿那样遥远。周原甲骨H11：68、H11：10有“伐蜀”记载，H11：97有“克蜀”二字，李零认为这是商末周初时期周人记录的周、蜀关系。王晖先生也指出，周原甲骨中的蜀，便是《牧誓》中周武王联合庸、蜀等八国之蜀。周文王时期周人先伐蜀，并“克蜀”，四川的蜀国臣服周人后，在周武王时期参与了灭商之战。这个蜀，包括四川及陕西南部的汉水流域。
蜀人参与灭商的牧野之战，获得巨大胜利，《尚书》中有《分殷之器物》佚文，当为灭商后周人将殷商宝物分赐给参战各盟国的记载。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牧正父己觯、覃父癸觯，乃是标准的殷人贵族器物，这是蜀人参战获得的胜利品。西周《班簋》铭文记载之蜀、繁，周振鹤先生认为就在彭州市的西北。古本《竹书纪年》也记载蜀人向周王献琼玉、文翰。
可以说，古蜀人与中原的关系，一直未曾中断。从大禹出西羌的传说，结合诸多考古资料，显示出传说背后有真实的历史影子。三星堆文化以蜀礼为体、夏礼为用，也是以“礼失求诸野”的身份遥尊中原文化。而三星堆神树反映的扶桑、十日宇宙观，则显示当时古蜀人在精神层面上与中原地区的息息相通。殷墟甲骨中的“旬”虽不是“蜀”字，但周原甲骨对“蜀”的记载却是确凿无疑，古蜀国也参加过中原的牧野之战，并获得战利品，周王亦尊重古蜀国独特的地方性礼俗。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著名的“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各区域独立起源的地方性文明，都为整个中华文明的诞生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以三星堆青铜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正是中华文明在西南大地上的重要分支，它在高度发展自身独特的地方性青铜文化的同时，也保持着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血脉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