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貨币的時代特征，具體是指其貨币所展現出的獨有或者特别突出的特點，而且是相對于前一曆史時期的貨币發展狀況而言的。如果能夠準确地把握魏晉南北朝貨币的時代特征，不僅有利于凸顯出這一曆史時期的個性，而且也能夠更加清晰地把它與之前、之後的曆史時期彼此區分開來。當曆史的車輪駛入東漢後期，特别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以後，上述情形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魏晉南北朝貨币的時代特征漸漸顯現。
一、貨币工藝的特征
1.錢币文字的多元化
三國時期，蜀漢政權上司人為了增強軍事實力，不惜以發行虛值貨币為手段變相剝奪群眾财産，此時錢币的面值以百倍提升，而錢體重量卻基本保持不變。于是在此背景之下，錢币的文字格局開始出現了變動，原先标明重量的文字，要麼被強加上面值，要麼直接改為數值，諸如“直百五铢”、“直一”等。
北周政權的鑄币，更是完全抛棄了記重機關。南朝的錢币文字出現了相同的情形。早期劉宋政權鑄造的錢币，其文字多以重量加年号共同出現南朝最後，陳朝還鑄造了一種“太貨六铢”錢，古時“太”、“大”二字相通，發行者大概是想标榜新錢屬于品質上乘、重量足值的錢币，但事實卻恰巧與此相反，由于百姓不願意使用這種虛值錢，便指責它有不吉利的象征，以此期望陳朝統治早日覆滅。
金屬銅錢的持續減重是造成魏晉南北朝錢币文字出現明顯轉變的根本原因。随着錢币減重制象普遍開來，整個魏晉南北朝所發行的錢币大都無法将重量穩定在之前固定的五铢這一标準上面，新發行的錢币既然不能遵循原來的重量穩定原則，索性不再使用計重銘文，陸續變成記數字、國号、年号等内容，錢文的變化就是在銅錢日益減重背景之下所做出的一種嘗試性的改變。在此後一千多年的時間裡，無論減重與否，錢币上的文字均以年号記，這種錢文上的重大轉折與變化正式出現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曆史階段。
2.翻砂鑄錢工藝的出現
大陸古代錢币的鑄造曆史大緻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平闆範豎式澆鑄時代、疊鑄時代與母錢翻砂鑄造時代，而這其中最為重要的鑄造方法—翻砂鑄錢法，就是産生于北朝這一曆史時期。秦至漢初，主要使用平闆範豎式澆鑄法，這種鑄錢方法較為原始，每次鑄錢的數量都非常有限，依據目前出土的錢範實物來看，一般情況下一次最多可以鑄造60枚錢币。
此外，在直接鑄錢之前，工匠們還需要花費力氣先制作錢範，漢初的錢範大都屬于石質材料，因而制作成本較高，且使用壽命并不太長。可見，鑄錢效率低與鑄造成本高成為了平闆範豎式澆鑄法所面臨的最大困難。
大約到了西漢榆莢半兩錢流行之時，民間開始出現疊鑄法。這種鑄錢方法較前者提高了鑄錢效率，特别是王莽統治時期，疊鑄法快速走向成熟，此時一次性即可鑄造銅錢184枚，這在平闆範澆鑄時期是無法想象的。而且疊鑄法隻需要一塊銅母範即可多次壓制出陶子範進行使用，大大節省了制造錢範的成本，可以說疊鑄法實作了鑄錢工藝上的第一次跳躍。
當然，古代工匠并沒有是以而停止繼續探索更加先進鑄造方式的腳步，終于到了北魏時期，翻砂鑄造法出現了。這種方法是使用母錢代替母範，在固定好的砂型中壓印出錢腔，由于省去了母範的制作工序，而且鑄錢用的砂型可以無限次的重複使用，不僅節省了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而且極大地提高了生産效率，可以說是傳統鑄造技術的一次巨大飛躍，此後一千多年的時間裡，翻砂法成為了大陸鑄造錢币的主要方法。
翻砂法出現于北魏時期也是有曆史原因的。北魏統治者制定了允許民間參與鑄錢的貨币政策，這就使得群眾在鑄錢過程中有迫切降低成本的需求。而且最為關鍵的是，由于民間并不具備成熟的冶鑄條件，無法制作技術要求較高的模範，故很可能采用真錢實物替代錢範的辦法。在此過程中，為了适應母錢翻範的需要，不斷調整泥沙配比，逐漸摸索出母錢砂型鑄造方法。疊鑄與翻砂鑄造法都是來源于民間的發明，而且處于貨币政策寬松的曆史時期，這其中就包含了上述道理。
3.金屬貨币的重量持續減輕
魏晉南北朝時期，銅錢的重量始終處于持續減重狀态，從原來的足值五铢到虛值五铢，然後再到三铢、兩铢，甚至出現不足一铢者，可以說是一個持續的減重過程。而這種減重情形，并不是從魏晉時期開始的，而是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經出現了。
東漢自開國至晚期的一百多年曆史中，發生了長期而持續性的通貨膨脹，而錢體的縮小與減重正是通貨膨脹較為常見的一種表現方式。建武十六年，東漢首次發行五铢錢，此時就已經出現了錢币實際重量低于名義重量的情況。順帝至桓帝時期，市場開始逐漸出現以劣币著稱的剪鑿錢。
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三方東漢銅質錢範，屬于官鑄性質，其錢腔模型與剪鑿錢類型完全一緻，其中一方背面還有“大吉子”四字銘文。這就說明：當民間剪鑿現象越演越烈之時，政府同樣參與其中，由于具備更高的冶鑄技能，官府可以直接鑄造類似于剪鑿錢特征的劣币，而不必像民間那樣，使用原始工具進行改造，這樣的話就會大大提高速度，進而在與民争利的鬥争中更勝一籌。當然，東漢政府的荒唐行為直接導緻了物價飛漲，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最終将國家經濟推向瀕臨崩潰的邊緣。
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初次鑄錢，從出土發現的錢币實物來看，早期的太和五铢錢相對于其面值五铢而言，重量足值，甚至還有一定程度的超出。相比北魏統治者使用的隐秘手段而言，南方劉宋政權則直白很多。
元嘉七年首次鑄錢，文帝便将法定重量五铢降低至四铢，此後劉子業又再次将重量降為兩铢。劉宋政權如此公開的貨币減重行為，引發了大規模的盜鑄現象，甚至連皇室貴族與大臣都參與到這個隊伍當中，企圖從中獲利。大概到了景和元年的時候，由于錢币越發低劣，且物價快速上漲，終于出現了商品流通停滞的局面。
由上觀之，幾乎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錢币均處在持續減重過程之中。政府發行減重錢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賺取差價，獲得利潤。誠然，發行減重錢可以在短時期内獲得利潤，但這是以犧牲群眾财富與市場秩序作為代價的。
同樣的，也正是由于利益的誘惑，往往使得統治者喪失理智，特别是當國家财政處在危難時刻，置人民利益于不顧，毅然發行減重錢，企圖快速實作緻富翻身，無數次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一條通向失敗的道路。
二、實體經濟與政策變化的影響
1.實物貨币的興盛。
魏晉南北朝史籍中關于實物貨币使用的例子可謂舉不勝舉，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此時期實物貨币占據了流通領域中的統治地位。商品經濟的衰落與金屬貨币使用制度的破壞是造成魏晉南北朝出現實物貨币興盛局面的主要原因。
首先，兩漢時期政治環境穩定，社會生産力快速提升，市場上的商品供給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進而商品經濟獲得繁榮。在此背景下，人們願意拿出更多的剩餘産品到市場上參與交換，進而收獲一定數量的貨币，甚至商品市場上湧現出了大量的商人，他們通過專門經營各類商品為途徑，而達到擷取更多貨币的目的。
這種現象是由貨币本身的特質所決定的，“貨币是一種便攜的價值存儲手段”，及時把剩餘産品換成貨币既避免了此後勞動和商品之間的直接交換，又可以将剩餘産品的價值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貯存下來。
當然，貨币信用能夠得到保障是人們願意及時地地将産品換成貨币的前提條件，而封建集權高度統一的西漢王朝正符合這樣的要求。可見，此時交易者（商人）出讓剩餘産品的目标在于能否獲得含有利潤的貨币，而不在貨物本身，購買貨物隻是人們獲得貨币的手段而已。
其次，正如之前所論述的那樣，魏晉南北朝金屬貨币持續輕賤化，不僅直接導緻民間私鑄、盜鑄的猖獗，而且進一步刺激惡錢占領市場。随着金屬貨币使用制度被破壞殆盡，政府發行貨币的信譽最終全部喪失，此時人們不願意使用那些品質低劣且名不副實的虛值錢，這不僅對交換無利，而且還會令使用者蒙受經濟損失。
是以，商品經濟的衰落與金屬貨币使用制度的破壞是造成魏晉南北朝出現實物貨币興盛局面的主要原因。以往諸家将戰争、法銅等因素視為實物貨币興盛的原因，實際上這僅僅是影響實物貨币興盛的外部條件，而真正的原因必須由商品交換規律與貨币制度所影響、支配。
2.封建政府貨币政策的轉變。
自五铢錢發行之後，西漢政府執行了較為穩健的貨币政策，從考古出土錢币實物來看，整個西漢時期基本上沒有發生錢币減重制象，這也說明了西漢統治者制定貨币政策的初衷始終是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東漢時期，錢币減重開始出現，同時過大的供給量加快了錢币貶值的速度，章帝時便發生了“百物皆貴”、“錢賤”等現象；桓帝時又出現了“貨輕錢薄，故緻貧困”的狀态。
于是，朝廷中便有人建議頒布、執行“不鑄錢”與“改鑄大錢”的貨币政策。雖然這兩個提議經群臣讨論後并未完全獲得準許，但無意間卻影響了此後的幾個世紀，成為了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朝廷解決貨币問題的“标準法則”。
統治者鑄造大錢，其目的無非就是通過大幅度地提高貨币名義價值來擷取更多的鑄币利益差額，并以此作為供給封建政府正常運轉的經費。大錢政策雖然可以在短時期裡快速增加國家收入，但這是以犧牲人民利益作為代價的，而且還會帶來惡性的通貨膨脹。
受此影響，接下來建立的新政權隻能采取不鑄錢的政策以慢慢消耗通貨過度的金融環境。西晉政府執行不鑄錢的貨币政策，統治者的初衷便是如此。政府長久不鑄錢同樣會産生嚴重後果，其中最直接的就是通貨不足現象的加劇，通貨緊縮由此出現。
此時，蒙受損失的仍然是普通百姓，由于貨币占有量少，便不得不承受貨币升值帶來的壓力，最終社會貧富差距被拉大，階級沖突更加尖銳。此後的南朝、北朝也在不同程度地執行着“不鑄錢”與“鑄大錢”的貨币政策。
特别是南朝，更是出現了鑄惡錢與不鑄錢相繼輪替的局面，這也使得南朝金融環境始終處在膨脹與緊縮的雙重肆虐之下。政府鑄造惡錢，即貨币貶損政策，通過降低錢币實際重量，使之與名義重量相脫離而産生利潤差額，雖然方式與鑄大錢不同，但所達到的結果是一樣的。
值得關注的是北周政權制定的大錢政策，由于屬于對外貿易貨币性質，而且所兌換的對象是價值較高的金銀币，因而大獲成功，這也是鑄大錢政策唯一獲得成功的例子。無論是鑄大錢，還是不鑄錢的貨币政策，實際上就是封建政府開始把鑄錢當成一種獲利手段，熟練運用這兩種貨币政策對百姓進行盤剝成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者慣用政治手段，這也是與兩漢貨币政策有所不同的。
3.貨币流通異常混亂。
秦漢時期，貨币制度統一，五铢錢随之成為全國範圍内唯一合法流通的錢币，無論是國家層面的結算，還是民間市場上的交易，五铢錢的身影随處可見，可以說是通行無阻。
這種現象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便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市場上流通的錢币不再僅有單一的五铢錢，而是新、舊錢混合流通的狀态；第二，由于實物一度具備了貨币的某種職能，因而進入流通領域與錢币共同使用；第三，相比兩漢五铢錢的流通範圍而言，魏晉南北朝錢币的流通範圍狹小了許多，主要展現在貨币流通領域存在明顯的地域性差異。換言之，不同地域之間所流通的貨币種類、用錢方式是不相同的。
造成貨币流通中出現地域性差異現象的直接原因是公權力的分裂，此外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貨币制度的不統一性也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該現象的程序。總之，兩漢時期統一有序的貨币流通秩序到了魏晉南北朝時出現了明顯的轉折，貨币流通開始逐漸混亂，這也是此時期貨币凸顯出的一個最為明顯的時代特征。
結論
總之，我們可以由魏晉南北朝的貨币特點看到一個符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特點的階段、一個處在兩大貨币經濟高潮間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具備着承上啟下的作用，如果沒有魏晉南北朝貨币發展的各種準備與基礎，隋代在實作短暫統一之後，流通全國的就未必是五铢錢，也未必會為隋唐時期的貨币經濟帶來高峰。
當然，時至今日的我們應該正确看待曆史時期貨币制度中的錯誤，特别是減重币成為剝削群眾的特殊工具這一敗舉。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貨币制度本身的混亂帶給國家經濟建設、人民日常生計各個方面的消極影響和慘痛教訓仍然曆曆在目，同時也給予了後來人最為鮮明的曆史啟示。時至今日，我們仍可以從魏晉南北朝貨币的曲折發展過程中吸取教訓，使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貨币應該是為經濟發展而服務的，并不能作為統治階層謀取利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