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的时代特征，具体是指其货币所体现出的独有或者特别突出的特点，而且是相对于前一历史时期的货币发展状况而言的。如果能够准确地把握魏晋南北朝货币的时代特征，不仅有利于凸显出这一历史时期的个性，而且也能够更加清晰地把它与之前、之后的历史时期彼此区分开来。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东汉后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上述情形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魏晋南北朝货币的时代特征渐渐显现。
一、货币工艺的特征
1.钱币文字的多元化
三国时期，蜀汉政权领导人为了增强军事实力，不惜以发行虚值货币为手段变相剥夺民众财产，此时钱币的面值以百倍提升，而钱体重量却基本保持不变。于是在此背景之下，钱币的文字格局开始出现了变动，原先标明重量的文字，要么被强加上面值，要么直接改为数值，诸如“直百五铢”、“直一”等。
北周政权的铸币，更是完全抛弃了记重单位。南朝的钱币文字出现了相同的情形。早期刘宋政权铸造的钱币，其文字多以重量加年号共同出现南朝最后，陈朝还铸造了一种“太货六铢”钱，古时“太”、“大”二字相通，发行者大概是想标榜新钱属于质量上乘、重量足值的钱币，但事实却恰巧与此相反，由于百姓不愿意使用这种虚值钱，便指责它有不吉利的象征，以此期望陈朝统治早日覆灭。
金属铜钱的持续减重是造成魏晋南北朝钱币文字出现明显转变的根本原因。随着钱币减重现象普遍开来，整个魏晋南北朝所发行的钱币大都无法将重量稳定在之前固定的五铢这一标准上面，新发行的钱币既然不能遵循原来的重量稳定原则，索性不再使用计重铭文，陆续变成记数字、国号、年号等内容，钱文的变化就是在铜钱日益减重背景之下所做出的一种尝试性的改变。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无论减重与否，钱币上的文字均以年号记，这种钱文上的重大转折与变化正式出现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
2.翻砂铸钱工艺的出现
大陆古代钱币的铸造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平板范竖式浇铸时代、叠铸时代与母钱翻砂铸造时代，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铸造方法—翻砂铸钱法，就是产生于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秦至汉初，主要使用平板范竖式浇铸法，这种铸钱方法较为原始，每次铸钱的数量都非常有限，依据目前出土的钱范实物来看，一般情况下一次最多可以铸造60枚钱币。
此外，在直接铸钱之前，工匠们还需要花费力气先制作钱范，汉初的钱范大都属于石质材料，因而制作成本较高，且使用寿命并不太长。可见，铸钱效率低与铸造成本高成为了平板范竖式浇铸法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大约到了西汉榆荚半两钱流行之时，民间开始出现叠铸法。这种铸钱方法较前者提高了铸钱效率，特别是王莽统治时期，叠铸法快速走向成熟，此时一次性即可铸造铜钱184枚，这在平板范浇铸时期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叠铸法只需要一块铜母范即可多次压制出陶子范进行使用，大大节省了制造钱范的成本，可以说叠铸法实现了铸钱工艺上的第一次跳跃。
当然，古代工匠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继续探索更加先进铸造方式的脚步，终于到了北魏时期，翻砂铸造法出现了。这种方法是使用母钱代替母范，在固定好的砂型中压印出钱腔，由于省去了母范的制作工序，而且铸钱用的砂型可以无限次的重复使用，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降低了成本，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可以说是传统铸造技术的一次巨大飞跃，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翻砂法成为了大陆铸造钱币的主要方法。
翻砂法出现于北魏时期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北魏统治者制定了允许民间参与铸钱的货币政策，这就使得民众在铸钱过程中有迫切降低成本的需求。而且最为关键的是，由于民间并不具备成熟的冶铸条件，无法制作技术要求较高的模范，故很可能采用真钱实物替代钱范的办法。在此过程中，为了适应母钱翻范的需要，不断调整泥沙配比，逐渐摸索出母钱砂型铸造方法。叠铸与翻砂铸造法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发明，而且处于货币政策宽松的历史时期，这其中就包含了上述道理。
3.金属货币的重量持续减轻
魏晋南北朝时期，铜钱的重量始终处于持续减重状态，从原来的足值五铢到虚值五铢，然后再到三铢、两铢，甚至出现不足一铢者，可以说是一个持续的减重过程。而这种减重情形，并不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而是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东汉自开国至晚期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发生了长期而持续性的通货膨胀，而钱体的缩小与减重正是通货膨胀较为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建武十六年，东汉首次发行五铢钱，此时就已经出现了钱币实际重量低于名义重量的情况。顺帝至桓帝时期，市场开始逐渐出现以劣币著称的剪凿钱。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三方东汉铜质钱范，属于官铸性质，其钱腔模型与剪凿钱类型完全一致，其中一方背面还有“大吉子”四字铭文。这就说明：当民间剪凿现象越演越烈之时，政府同样参与其中，由于具备更高的冶铸技能，官府可以直接铸造类似于剪凿钱特征的劣币，而不必像民间那样，使用原始工具进行改造，这样的话就会大大提高速度，从而在与民争利的斗争中更胜一筹。当然，东汉政府的荒唐行为直接导致了物价飞涨，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将国家经济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
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初次铸钱，从出土发现的钱币实物来看，早期的太和五铢钱相对于其面值五铢而言，重量足值，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超出。相比北魏统治者使用的隐秘手段而言，南方刘宋政权则直白很多。
元嘉七年首次铸钱，文帝便将法定重量五铢降低至四铢，此后刘子业又再次将重量降为两铢。刘宋政权如此公开的货币减重行为，引发了大规模的盗铸现象，甚至连皇室贵族与大臣都参与到这个队伍当中，企图从中获利。大概到了景和元年的时候，由于钱币越发低劣，且物价快速上涨，终于出现了商品流通停滞的局面。
由上观之，几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均处在持续减重过程之中。政府发行减重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差价，获得利润。诚然，发行减重钱可以在短时期内获得利润，但这是以牺牲民众财富与市场秩序作为代价的。
同样的，也正是由于利益的诱惑，往往使得统治者丧失理智，特别是当国家财政处在危难时刻，置人民利益于不顾，毅然发行减重钱，企图快速实现致富翻身，无数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条通向失败的道路。
二、实体经济与政策变化的影响
1.实物货币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史籍中关于实物货币使用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此时期实物货币占据了流通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商品经济的衰落与金属货币使用制度的破坏是造成魏晋南北朝出现实物货币兴盛局面的主要原因。
首先，两汉时期政治环境稳定，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市场上的商品供给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从而商品经济获得繁荣。在此背景下，人们愿意拿出更多的剩余产品到市场上参与交换，从而收获一定数量的货币，甚至商品市场上涌现出了大量的商人，他们通过专门经营各类商品为途径，而达到获取更多货币的目的。
这种现象是由货币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货币是一种便携的价值存储手段”，及时把剩余产品换成货币既避免了此后劳动和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又可以将剩余产品的价值以更加便捷的方式贮存下来。
当然，货币信用能够得到保障是人们愿意及时地地将产品换成货币的前提条件，而封建集权高度统一的西汉王朝正符合这样的要求。可见，此时交易者（商人）出让剩余产品的目标在于能否获得含有利润的货币，而不在货物本身，购买货物只是人们获得货币的手段而已。
其次，正如之前所论述的那样，魏晋南北朝金属货币持续轻贱化，不仅直接导致民间私铸、盗铸的猖獗，而且进一步刺激恶钱占领市场。随着金属货币使用制度被破坏殆尽，政府发行货币的信誉最终全部丧失，此时人们不愿意使用那些质量低劣且名不副实的虚值钱，这不仅对交换无利，而且还会令使用者蒙受经济损失。
所以，商品经济的衰落与金属货币使用制度的破坏是造成魏晋南北朝出现实物货币兴盛局面的主要原因。以往诸家将战争、法铜等因素视为实物货币兴盛的原因，实际上这仅仅是影响实物货币兴盛的外部条件，而真正的原因必须由商品交换规律与货币制度所影响、支配。
2.封建政府货币政策的转变。
自五铢钱发行之后，西汉政府执行了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考古出土钱币实物来看，整个西汉时期基本上没有发生钱币减重现象，这也说明了西汉统治者制定货币政策的初衷始终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东汉时期，钱币减重开始出现，同时过大的供给量加快了钱币贬值的速度，章帝时便发生了“百物皆贵”、“钱贱”等现象；桓帝时又出现了“货轻钱薄，故致贫困”的状态。
于是，朝廷中便有人建议颁布、执行“不铸钱”与“改铸大钱”的货币政策。虽然这两个提议经群臣讨论后并未完全获得批准，但无意间却影响了此后的几个世纪，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朝廷解决货币问题的“标准法则”。
统治者铸造大钱，其目的无非就是通过大幅度地提高货币名义价值来获取更多的铸币利益差额，并以此作为供给封建政府正常运转的经费。大钱政策虽然可以在短时期里快速增加国家收入，但这是以牺牲人民利益作为代价的，而且还会带来恶性的通货膨胀。
受此影响，接下来建立的新政权只能采取不铸钱的政策以慢慢消耗通货过度的金融环境。西晋政府执行不铸钱的货币政策，统治者的初衷便是如此。政府长久不铸钱同样会产生严重后果，其中最直接的就是通货不足现象的加剧，通货紧缩由此出现。
此时，蒙受损失的仍然是普通百姓，由于货币占有量少，便不得不承受货币升值带来的压力，最终社会贫富差距被拉大，阶级矛盾更加尖锐。此后的南朝、北朝也在不同程度地执行着“不铸钱”与“铸大钱”的货币政策。
特别是南朝，更是出现了铸恶钱与不铸钱相继轮替的局面，这也使得南朝金融环境始终处在膨胀与紧缩的双重肆虐之下。政府铸造恶钱，即货币贬损政策，通过降低钱币实际重量，使之与名义重量相脱离而产生利润差额，虽然方式与铸大钱不同，但所达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值得关注的是北周政权制定的大钱政策，由于属于对外贸易货币性质，而且所兑换的对象是价值较高的金银币，因而大获成功，这也是铸大钱政策唯一获得成功的例子。无论是铸大钱，还是不铸钱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封建政府开始把铸钱当成一种获利手段，熟练运用这两种货币政策对百姓进行盘剥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惯用政治手段，这也是与两汉货币政策有所不同的。
3.货币流通异常混乱。
秦汉时期，货币制度统一，五铢钱随之成为全国范围内唯一合法流通的钱币，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结算，还是民间市场上的交易，五铢钱的身影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通行无阻。
这种现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市场上流通的钱币不再仅有单一的五铢钱，而是新、旧钱混合流通的状态；第二，由于实物一度具备了货币的某种职能，因而进入流通领域与钱币共同使用；第三，相比两汉五铢钱的流通范围而言，魏晋南北朝钱币的流通范围狭小了许多，主要体现在货币流通领域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换言之，不同地域之间所流通的货币种类、用钱方式是不相同的。
造成货币流通中出现地域性差异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分裂，此外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货币制度的不统一性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该现象的进程。总之，两汉时期统一有序的货币流通秩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货币流通开始逐渐混乱，这也是此时期货币凸显出的一个最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结论
总之，我们可以由魏晋南北朝的货币特点看到一个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阶段、一个处在两大货币经济高潮间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具备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货币发展的各种准备与基础，隋代在实现短暂统一之后，流通全国的就未必是五铢钱，也未必会为隋唐时期的货币经济带来高峰。
当然，时至今日的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历史时期货币制度中的错误，特别是减重币成为剥削民众的特殊工具这一败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货币制度本身的混乱带给国家经济建设、人民日常生计各个方面的消极影响和惨痛教训仍然历历在目，同时也给予了后来人最为鲜明的历史启示。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魏晋南北朝货币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吸取教训，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应该是为经济发展而服务的，并不能作为统治阶层谋取利益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