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新
“好的演員就是讓人一秒入戲，看着這膽小怯弱的周秉昆，誰能想到雷佳音還演過勇猛的張小敬呢？”
“咱們就是說能不能出個無旁白版？真的很出戲……”
“節奏緩慢，慢鏡頭和卡大頭也太多了吧……我了解導演估計琢磨了鏡頭語言，農家院拍得像舞台劇布景搭出來的，清晰直給但是懸浮，年代劇還是好好琢磨劇情和對白吧。”
多少有些出乎意料，梁曉聲小說《人世間》（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改編的電視劇上線後，竟然這麼“火”，豆瓣評分已達8.1。考慮到它專注于講述小人物故事，遠離當下的焦點話題，且落腳于“做個好人”式的“平民立場”，難稱“深刻”，能有如此成績，殊屬不易。
這是寫實主義的勝利，還是理想主義的勝利？它證明了“寫崇高”“寫平民英雄”依然有市場，還是證明了世俗道德的生命力？
我更傾向于認為：影視劇就是影視劇，其功能之一是精神按摩。受歡迎，說明它滿足了觀衆的需求。畢竟，需求是多元的，且不斷改變。在今天，分析需求把握需求也是創作者的基本功。
它寫的又是一個“面”
《人世間》的故事不複雜，它講述了東北某省會城市一家人的悲歡離合。
在那座名為“吉春”的老工業城市中，有所謂“光字片”，本是勞工臨時宿舍，逐漸發展為社群，因缺乏規劃而破敗不堪，加上居住者社會地位低，形成了“好女不嫁光字片”的“口碑”。老勞工周志剛一家便住在這裡。
上世紀70年代，周志剛支援“大三線”建設，去了西南。根據當時政策，每家隻能有一個孩子留在城市。周家大兒子周秉義（辛柏青飾）下鄉，女兒周蓉（宋佳飾）本應留下，但她出于浪漫的理想，追随被打成“右派”的詩人馮化城（成泰燊飾）去了貴州鄉下，周家小兒子周秉昆（雷佳音飾）則在城裡與母親相依為命。
三個孩子，三種命運。《人世間》的故事一直講到本世紀，通過上山下鄉、知青返城、改革開放、國企改制等重大社會變動，呈現出個體在命運播弄中的艱難與成長。
從架構看，《人世間》屬于典型的寫實主義，這曾是備受推崇的美學标準。需要注意的是，東西方的寫實主義有非常大的不同。
在國外，寫實主義一般聚焦于個體，深入刻畫主角的精神成長，以反襯時代波瀾，涉及人物不過寥寥數人。在國内，寫實主義則往往是“群像”，通過展現一個“面”，來呈現個體的取予和浮沉。
很難說兩種寫法哪個更好，前者可能更深，後者可能更廣。
寫“面”，與東方傳統美學觀念有關。中國作者對人的定義是“關系中的人”，不太關注心理描寫，勉強寫來，也多是理性的部分，但人的心理活動大多是非理性的，是以中國作家寫心理，常讓讀者感到不真實。可若是将人物置于具體環境中，寫微妙變化，比如通過動作、語言、表情等來表現内心活動，往往妙趣橫生、體貼入微。
《人世間》也不例外。
每個角色都帶着對立面上場
《人世間》是通過“對比”來寫人的。
大兒子周秉義和小兒子周秉昆便構成了一對沖突：前者充滿責任感，處處想着自己身為大哥的義務；後者則少年輕狂、吊兒郎當，先當鋸木勞工，因不安心工作離職，他處處等大哥鋪路，去醬油廠後才找到了人生方向。
周蓉的兩任丈夫也構成了一對沖突：前夫馮化城是詩人，充滿浪漫精神，能共患難，卻不能同安樂，回城後迅速腐化，周蓉被迫去了法國，一待就是十多年，才發現當年被自己拒絕的蔡曉光更可靠。蔡曉光是高幹子弟，他的身份無法與周蓉青春時的浪漫精神相容，一番挫折後，真愛終于超越了一切。
馮化城與周秉義對愛情的态度也構成了一對沖突：周秉義的女友郝冬梅也出身于高幹家庭，插隊時，父親被打倒，成了“走資派”，周秉義甯可放棄入伍機會（當時人人向往），也不願背叛情感；馮化成則相反，回城後，擔心江郎才盡，放棄寫作去混社會，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周秉義與曲秀珍、金月姬等亦構成了一對沖突：曲秀珍、金月姬等從戰争年代走來，心中充滿革命激情，為理想，她們心甘情願地上交了獨立判斷，晚年開始忏悔，重回人間煙火；周秉義則相反，他經曆過荒唐歲月，珍重生活中的每一個微小的堅持，後來他當了官，理想主義的一面依然閃光，他拒絕為弟弟（周秉昆）以權謀私，自願投入到“光字片”的城市改造中。
在《人世間》中，曲秀珍與金月姬、周秉義與曹德寶、孫小甯與鄭娟……都構成了一對對沖突。通過複雜關系，表達出人物的多側面，這幾乎已成創作自覺——不知道該怎麼烘托主角時，就再加一個人物。
有趣的是，《人世間》中真正的主角不是毫無缺點的周秉義，而是反複掙紮、性格多變的周秉昆。
主角為什麼必須是周秉昆
聚焦于周秉昆，因為他身上附着了創作者的價值理想：平民精神。
作者顯然認為，曲秀珍、金月姬式的道德迷狂不值得信任，而周秉義式的“高大全”又太難得，倒是周秉昆這樣，天性懦弱，身為“老兒子”，沾染許多壞習氣，卻因真誠善良，最終修成正果。
周秉昆和浪漫的姐姐周蓉不同，後者看到生活真相後，能再賈餘勇，中年留洋，回來後以小說成名，最終當上老闆。周秉昆和一身正氣的哥哥也不同，後者有驚人的判斷力，人生幾乎所有選擇都正确，雖經挫折，卻必然通往“命定的成功”。
周秉昆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更像普通人。周秉義、周蓉都愛好讀書，恢複聯考後上了名校，實作階層躍遷，周蓉為追求自由，可以不顧一切；周秉義為了責任，可以犧牲一切。他們在文化上早已完成從勞工到知識人的轉化。而周秉昆始終是普通人，包括後來去雜志社、經商，也都是偶然的結果。
如果說，周秉義更像上世紀70年代，周蓉更像上世紀80年代，周秉昆則更像今天的年輕人——所有捷徑都因太多人走過而變成舊路，而每條舊路又如此擁擠，那麼，怎樣才能找到自己呢？
正是借着周秉昆，創作者傳達出自己的思考：做個好人。
是以，曲秀珍、金月姬的忏悔之路，就是回歸鄰居大媽的慈善；周蓉的浪漫，最終在經商中找到自我；周秉義的一生堅持，化為回報昔日鄰居……而周秉昆曾經的徘徊、理想、不甘心，也在“好人”的自嗨中，找到歸宿。
為了強調“做個好人”，《人世間》不惜反複強化“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刻闆印象，可周秉義、周蓉又分明是靠讀書改變命運的，是以才明白作者的苦心：把他們生在貧寒之家，因為出身好的孩子自帶免疫力，讀書後不會負心。
觀衆喜歡，就是王道
《人世間》的設定不乏擰巴處，為突出理想主義，加入大量議論，這成了電視劇的一大負累。這些金句多是兩極結構，通過正确與錯誤、太陽與夜晚、理想與現實、烏鴉與鴿子之類對應，營造所謂的“铿锵有力”，不過是将原本灰色的生活，轉化成黑白分明。不是陳道明老師的嗓音不優美，而是那些按捺不住的幼稚，依然太幼稚。
不難了解《人世間》的激情。
老東北工業城市以移民為主，更接近小親情社會。一方面，社群、輿論等對個體限制小，個體自由選擇的空間大；另一方面，産業單一，就業難，家庭成員隻有組織起來才有競争力，父輩既擁有絕對權威，又承擔着無限責任，子女隻有絕對服從，才有機會。
小親情社會表面重視親情，其實徒具形式。因無法從根本上掩蓋利益沖突，隻好強調禮數——父親要像父親，大哥要像大哥，子女要明白自己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
競争小時，小親情社會易維系，畢竟“大家都一樣”。在商品經濟沖擊下，家庭與家庭的差距拉大，子女婚姻、就業、上學等都成了父輩的責任，而子女難得社會認可，被動依附于父輩，則自我安慰便成為把家庭标準外化成社會标準。于是，“做個好人”得到追捧。可不同人了解的“好”沒有差異嗎？在常态社會中，當“好人”與“好人”的沖突變成主流時，又該怎麼辦呢？
解決方案層面的《人世間》有巨大短闆，隻是相對于傳統的宗族社會、徹底的原子态社會，小親情社會在當下仍有一定普遍性，是以在傳播意義上，《人世間》被接受了。人們覺得“真實”，因為情節就安置在類似的環境中，類似人物能在許多觀衆身邊找到。
社會結構未發生根本改變，《人世間》式的寫作總會以寫實主義的名義得到掌聲，雖然創作者們早已不再深入基層采風，隻是基于對過去的了解，加上合理想象，便完成了創作，而這本是寫實主義最反對的創作方式。
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這就是事實：做個好人，依然這麼有觀衆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