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一流雙減皆西式學術範式内折騰，中國教育真需是建立新學術範式

昨天教育部搞的雙一流名單出來了，從211、985，再到雙一流，不過都是對中國的大學進行拔尖的遊戲。一方面對大學大搞拔尖，另一方面，在基礎教育方面，就在進行着反拔尖的改革。大學搞拔尖，國小禁拔尖，現在國小甚至連期末考試成績也不公布了。顯然這是一個巨大的沖突。

集中優勢資源，去建設好的大學，似乎沒有問題，為孩子創造一個公平的成長環境，讓其遠離功利化的分數攀比，也是一個偉大的構想。似乎兩者都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哪裡？

出在現代的學術範式和教育範式上，這套範式本身就是功利化的、利益化的。

這套範式是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所建立，建立的方式是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學術，全盤引入西方的學術。

概而言之，這套學術範式一是西化的，二是反中的。

而中國現代的教育和大學也是在此時所形成，是基于這套西化的學術範式的。是以，從根本上來說，中國的學校，無論大學還是國小，并非獨立的教育機構，而不過是傳播西式學術的工具、媒介，西式學術的傳聲筒。

中西學術是兩套截然不同的參照系：西方學術是“利學術”、中國學術是“義學術”。即中西學術之間是符合義利之辨架構的。

如果以西方學術為正确，如果以利益的發達、财富的多寡為正确的标準，中國暫時的利益上的落後和财富上貧窮就被視作永久性落後。是以，如果對現代西方學術信仰、迷信，就會給中國學術打上落後的标簽，然後主張将其踢進曆史的垃圾堆。

如果真正弄透中國學術和西方學術，即真正做到學貫中西，西方學術盡管分科很多，有理科、文科，且理科内部、文科内部又有諸多科目，盡管每個科目都做的很精細發達，但是，整體地看、根本地看，西方學術可以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利”字，西方之學術就是“利學”。這樣，西方學術就存在一個巨大的缺陷，就是缺失義理、缺失“義學”。

之是以如此，是因為西方文明本身是缺失義理的，壓根就不曾存在義理、心性的概念，就義利之辨的架構而言，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是有利而無義，是殘缺式文明。其實，缺失了義，就稱其不上文明了，而隻能是蠻夷。

華夷之辨也是基于義利之辨的，有義有利、以義為本是華夏，有利無義是蠻夷。當今的世界從本質上與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并無不同，華夷之辨依然适用，仍是一個華夷之辨的世界。

除華夷之辨外，還有一個“人禽之辨”，即人和禽獸的區分、邊界，其原理相同，也是義利之辨。

如果單純地從利的角度看，任何的禽獸都存在遠比人類的發達之處，獅子、老虎的力量，鳥的飛行，等等，但是，為何人類會高于禽獸，而成萬物之靈？關鍵在義不在利。各類禽獸在器官上存在千百種對人類的領先、發達，但是都屬于利的範疇，禽獸們都存在一個巨大缺陷，就是缺失義。

有義有利是人類，有利無義是禽獸。蠻夷盡管也有人類之形，但是因為也有利無義，而與禽獸同。蠻夷即禽獸，是人類之中的禽獸。

義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個是善，第二個更重要，是思考。但是現代人對義卻隻知善的一面，而不知其更核心的思考的一面。

思考是義的核心，善也是思考的基本屬性，是附屬于思考的。是以，也可以說，義的本質就是在思考，義等價于思考。

這就是孟子”性善“的要義所在。“性”是人心之性，而也是思考之性，性善，其實就是思考是善，人心是善。心就是思考的器官，就是思考本身。即孟子說的“心之官則思”。

宋明理學将這一原理概括為“心即理”、“性即理”，王陽明也進一步發揮成“知行合一”，“知”就是理，就是善，行則是思考，在做事中思考、判斷和選擇。

在文明伊始，中國的古人就認識到人的本質在思考，并将思考獨立出來，形成獨立的概念，就是義理、心性，并以此為基石構築社會和文明。人就是獨立的義理主體、心性主體，就是獨立的思考主體。

這樣，義利之辨的實質就是，是否會真正的思考，義會思考，而利則不會思考。不會思考，就是思維教條化、意識形态化、僵化，迷信外物，而意識不到獨立的心性的存在。

知識是人類思考的總結、沉澱，人類的思考有兩類，一種是對目的本身的思考，即目的的正确性、善惡性，第二種則是實作目的的思考，即工具性的思考。就其重要性而言，目的性的思考遠遠重于工具性的思考。目的性思考是義，工具性思考是利。

或者也可以更簡單地說，人類的知識和思考有兩類，一類是如何制造工具，制造更發達的工具，這是利的範疇。另一類則是如何在人類中正确而善良地使用這些工具，這是義的範疇。義的範疇遠遠高于利的範疇。

這就是孟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君子憂道不憂食”的要義所在。

禽獸盡管在器官性的工具上領先于人類，但是它們完全缺失目的性的思考，其動機從根本上是受本能驅動的，而本能不是源于思考，而是一套生而有之的固化程式。是以對于禽獸是不存在正确錯誤、善惡概念的。

蠻夷，之是以被稱為人類中的禽獸，根源在于，盡管蠻夷也會思考，但是其思考是有缺陷的，沒有認識到思考本身的獨立存在，也沒有認識到思考之本善屬性。蠻夷也有目的性思考，但是這種目的性思考則是僵化的，教條化的、物化的。一旦目的僵化、教條化，目的性的思考就消失了，象禽獸一樣，而剩下工具性的思考。

是以，蠻夷隻有工具性思考，而缺失目的性思考，或者說工具性思考發達，而目的性思考落後。就現代西方而言，其思考集中在如何讓其經濟和科技發達，而缺乏如何正确使用經濟和科技的思考。隻有如何制造工具的知識，而無如何正确使用工具的知識。

這就是有利而無義。利是如何制造工具，義則是如何正确使用工具。

中國的思維的次元，義利之辨外，還有心物之辨、道器之辨、文道之辨、體用之辨，其實本質相同，隻是側面不同。義利之辨側重強調善惡選擇、心物之辨側重強調思考的獨立、道器之辨側重強調義理的抽象和靈活、體用之辨側重強調義理和人心的主體性。

蠻夷、西方有利而無義、有物而無心、有器而無道、有用而無體、有文而無道。

中國則有利且有義、有物且有心、有器且有道、有文且有道、有用且有體。

中國文化是二維的，義利兼備，但西方文化則是一維的有利無義。是以，當說義時，是含着利的，但是當說利時則隻有利。

是以，中國文化是可以容納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可以裝入中國文化的架構，而西方文化則無法容納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無法裝入西方文化的架構。是以，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必然采取徹底否定的方式。

唯有明白這一層才方能明白中國經濟崛起和科技崛起的真正内涵，經濟和科技都是利。西方是唯經濟主義、唯科技主義，主張經濟和科技的獨立，實則就是有利而無義的唯利主義。

《周易 系辭》說：“利者，義之和也”，意思是或利不可以獨立存在，必須與義相和，包含着義。有義之利才是真利，無義之利則是惡。是以，西方的獨立的經濟和科技實為無義之利，實為惡。

中國的經濟和科技是“利者，義之和”的有義之利。這是中國的實際和實踐。

中國的傳統學術将側重點放在了更為關鍵的義上、心上，是義理之學、心性之學，而沒有放在利上，即重義而輕利。注意，是輕利，并非否定利。

重義輕利就是重本輕末，西方是有利而無義，有末而無本。

與西方相比，中國固有然有所失，不過其失在末，在利，假以時日，這種失是可以彌補的。

而與中國比，西方之失則在本，是無本的，是無法彌補的，隻能崩潰。通過崩潰而引入新的有本的文明形态。

當中國成功實作經濟崛起時，西方的缺陷一面就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不僅思想僵化，而且重物輕人，這是美國無法正确認知中國的根源所在，他們不僅無法認知中國，也無法認知新冠病毒，無法認知中國的式的、正确的、義理化的抗疫方式，隻是對病毒放任自由，還美其名曰“自然免疫、與病毒共存”。緻使美國空有賬面上全球第一的經濟和科技實力，不能動病毒半根毫毛，億萬人民感染，百萬人民喪生。

這就是隻有制造工具的知識，而缺乏正确和善良使用工具的知識。

義理、心性是中國文明的基石，其理念深深根植于基層人民的心靈之中和實踐之中，孔子可以被打倒、四書五經可以被廢除，但是義理本身卻無法被廢除和打倒，依然作為理念核心和制度核心，支撐着中國的實踐，支撐着中國經濟的崛起。

再次強調，中國的經濟和科技在模式上與西方有本質不同：中國是有義之利，是善；西方是無義之利，是惡。中國的經濟是義理式經濟、科技是義理式科技，經濟和科技的使用必須“義之和也”，必須合乎義理，必須服務于國家和人民，而不是象西方一樣，置人民和國家于不顧，淩駕人民和國家之上。

是以，當中國經濟崛起之後，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所建立的西式的有利無義的學術範式就與中國實際嚴重背離，建立一套義利之辨的“中體西用”的嶄新學術範式就成為中國教育必須，不僅為中國所必須，也是世界所必須。

目前中國教育的改革措施，無論是大學中搞211/985、雙一流，還是中國小的雙減，都是在西方學術範式體系内的折騰，而中國真正需要是打破這套有利無義的舊學術範式，建立一套嶄新的義利之辨的新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