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
沃納·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
導 讀
本文講述的是195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沃納·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的故事。
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用自己的身體做實驗，建立了心髒導管插入術；他是現代心髒病學的創始者，卻屢遭學術界打擊和排斥；他是名外科醫生，為了養家糊口放棄了科研夢想。他加入過納粹黨，經曆過戰争的殘酷，當過戰俘，還差點死在自己人的槍下。在人生至暗時刻，愛和希望讓他熬過漫長的孤獨和磨難。洋洋萬言，勾勒出他的滔滔人生，講述着他的悲歡離合。
撰文 |金淘沙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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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應該生活在十九世紀——他理想化的浪漫主義使他很難應對20世紀的混亂。”
——Renate Forssmann-Falck, MD
圖1沃納·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1956年）|圖源[10]
1
成 長
沃納·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于1904年8月29日出生于德國柏林。他是家裡唯一的孩子，母親是家庭主婦， 父親是位律師。他自小家境富裕，衣食無憂。但和同齡人一樣，他将步入德國曆史上最動蕩的年代。少年的福斯曼見證了汽車、飛機和收音機的推廣，目睹了普魯士王國的坍塌，也初嘗了戰争的殘酷。1916年，在他12歲的時候，兩年前應征入伍的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戰死。從那以後，他的母親和外婆成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兩位親人。
從6歲起福斯曼一直就讀于柏林當時最好的一所學校，并在那裡完成高中。在學校裡，他建立了希臘、羅馬體系的西方文明價值觀、思想自由的理念和終生學習的态度。他還廣泛涉獵了曆史、人類學、神學、文學和哲學。
1922年高中畢業的時候，學校裡負責科學俱樂部的老師問他将來想幹什麼。受當時通貨膨脹經濟條件的影響，福斯曼說想去做生意。老師給他當頭棒喝：“福斯曼，如果你去經商，你将成為唯一虧錢的人。你應該上大學、上醫學院。那是你的天賦所在。”
聽從老師的建議，福斯曼進入了柏林著名的弗裡德裡希-威廉大學（今洪堡大學）醫學院學醫。
福斯曼的舅舅沃爾特是在柏林以北60英裡一個小鎮的醫生。一到學校放假，福斯曼就寄宿在舅舅家裡，并經常陪舅舅通路患者，給舅舅打下手，做一些包紮、分析尿樣等簡單的工作。有時他甚至可以代替舅舅給病人診斷。由于和舅舅在一起的從醫經驗，他對醫學的了解和做手術的手技已遠遠超過同齡人。他也從舅舅身上學到了醫者仁心、患者至上的職業準則。
福斯曼一直對科研感興趣。他的博士課題是研究大量食用肝髒提取物對健康人血液的影響。
圖21928年，福斯曼在做博士課題項目（是的，他嘴裡叼着的是雪茄）|圖源[9]
2
實習醫生
1928年2月，福斯曼通過醫生資格考試，經過一年試用期後獲得了行醫資格，成為一名實習醫生。
在當時的德國，剛從醫學院畢業的實習生很難找到有薪水的工作，大多數都是拼命擠進最有名望的醫院，頭幾年完全是免費幹活，類似于其它行業的學徒。 每個人希望經過幾年奴隸般的打拼，學到足夠多的經驗，以便找到一個有薪水的位置。
福斯曼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奧古斯特-維多利亞（Auguste Viktoria）醫院的外科主任理查德·施奈德（Richard Schneider）是他媽媽的好朋友的哥哥。該醫院位于柏林東北邊的一個叫埃柏斯瓦爾德（Eberswalde）的小鎮。施奈德也就成為福斯曼的第一個老闆，但跟福斯曼的關系是亦師亦友。工作沒過多久，福斯曼就可以在施奈德的指導下做些小手術。
圖3埃柏斯瓦爾德（Eberswalde）的奧古斯特-維多利亞（Auguste Viktoria）醫院，後來改名為沃納·福斯曼醫院|圖源[9]
一個外科醫生的成熟往往發生在第一例失敗的手術之後。一次，福斯曼不得不為一個19 歲的年輕人動手術。患者有三處腸傷寒穿孔、嚴重的腹膜炎和無法逆轉的循環衰竭，最終死在了手術台上。
這種事第一次發生在福斯曼身上，讓他深受打擊。他無法擺脫沉重的負罪感，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拒絕見任何人，并決定第二天離開醫院、放棄手術。施奈德知道後立即來到福斯曼的房間，告訴他，外科手術是一份艱巨的工作，不僅需要超人的體力，還需要強大的内心。他的一番話讓福斯曼受益匪淺，幫他度過了這場危機。
在奧古斯特-維多利亞醫院，福斯曼連續工作24小時是家常便飯。但那段工作經曆對他來說是愉快的。他努力工作，也充分享受生活，享受着小醫院裡的家庭氣氛。這種環境也是醞釀新想法的最佳土壤。
3
想 法
在忙碌的實習期間，福斯曼心中一直有個揮之不去的想法。
在醫學院的第一年，他曾讀過法國生理學家伯納德（Claude Bernard）、肖沃（Auguste Chauveau）和馬雷（ tienne-Jules Marey）的幾部著作。書中關于動物心髒導管實驗的部分讓他着迷。有一副插圖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個人在馬的頸靜脈上切口後，插入手指粗細的導管，直通心髒，導管的另一端連着橡皮囊和測量裝置，用于測量心髒血壓的變化。
幾年後，那幅圖仍清晰地镌刻在福斯曼的腦海中。他經常想，為什麼不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測量人體心髒的名額或治療與心髒有關的疾病？
圖4與福斯曼念念不忘的那張插圖類似的一張圖：Stephen Hales于1733年在馬身上首次完成靜脈插管。|圖源[3]
在那個年代，心髒受了傷、出了毛病或有了缺陷的患者生存的希望很渺茫。當時的醫學界對心髒持有高度敬畏的态度，認為心髒是生命的中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殿，觸碰心髒是一種犯罪，是以幾乎沒有人敢做心髒手術。
另一方面，寥寥無幾的醫生即使敢做，但為了保證手術的成功，他們需要提前 “看到” 心髒，以準确知道心髒什麼地方出了毛病。這在當時還很難做到。活人的心髒隐藏在黑暗中。有限的幾種監測心髒名額的方法包括叩診、聽診、X光檢查和心電圖，既不準确又幾乎完全依賴于醫生的個人經驗。
福斯曼急切地想找到一條通往心髒的安全之路——不通過開胸手術，不需要全身麻醉，在正常生理條件下觀察、測量心髒。讓 “光” 照進心髒，讓醫生看到它，心導管似乎是最佳途徑。
心導管術在馬身上操作是安全的，為什麼不能在人身上做？
福斯曼知道所有的靜脈血都回流到心髒。靜脈插管的好處是，導管是順着血流的方向推向心髒，不會影響血流。另外，靜脈瓣的單向性也便于導管深入。他反複地考慮着一個可行的方案，覺得如果在人身上做，頸靜脈不适合作為插入點。沒有患者希望僅僅為了診斷目的就要切開頸靜脈，更别提要在脖子上留下傷疤。而且，打開任何頸部靜脈都有産生空氣栓塞的風險。
心導管術要想成為能被廣泛應用的診斷手段，最好的選擇是導管從肘彎處的靜脈進入。這裡的靜脈也是靜脈注射的首選部位。肘部靜脈通往心髒的途徑線路清晰、直截了當。患者把胳膊擡起來後，導管基本走的是直線。
福斯曼經常和醫院裡的好友羅密斯（Peter Romeis）醫生讨論這一想法，反複論證其可行性。但羅密斯警告他不要輕舉妄動。福斯曼把自己的想法也和施奈德說了。施奈德認為他的想法有道理，但福斯曼想要把它付諸于實踐時卻遭到施奈德的強烈抵制。施奈德不允許他拿任何患者做這個實驗。
福斯曼提議在他自己身上進行。
施奈德一口否絕：“這堅決不行。你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我怎麼向你媽媽交代？她在戰争中失去了丈夫，又在我的醫院裡被經我準許的自體實驗奪去了兒子的生命。換做是你，你會同意嗎？”
施奈德建議福斯曼先做動物實驗，等技術成熟了再考慮如何上人。
福斯曼表面上同意，心裡卻已暗暗下定了決心。動物實驗有什麼意思？前人已經做過多少次了，證明了心導管在動物身上的安全性。
1929年的夏天，他決定在背地裡偷着做——在自己的身上做。
4
自體實驗
但福斯曼不具備獨自做這個實驗的條件。手術室消毒過的器材和麻醉藥品都被鎖住櫃子裡，由一名叫迪岑（Gerda Ditzen）的護士專門掌管。他要想做這個實驗，首先得打通迪岑這一關。
福斯曼開始主動接近迪岑，有事沒事找她聊天，談理想談人生，最主要的是潛移默化地對她進行教育，讓她意識到心導管術的重大意義。福斯曼還把幾位法國生理學家寫的書借給迪岑。經過兩周的時間，迪岑開始也對福斯曼的想法着迷，為不能實作它而感到遺憾。
福斯曼覺得時機成熟了。
一天下午，醫院裡的其他人都在午睡。福斯曼來到迪岑的辦公桌，向她索要手術器械、局部麻醉劑和一根輸尿管導管。迪岑立刻意識到福斯曼想要做什麼，先是拒絕。
在福斯曼軟磨硬泡下，迪岑問：“你能保證這個操作不會有任何危險嗎？”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後，她下定了決心：“好吧，要做就在我身上做。我把自己交給你了。”
兩人來到了手術室，迪岑把櫃子打開，拿出了器械和藥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根長65厘米、外直徑為1.33毫米的橡膠輸尿管導管。福斯曼讓迪岑躺在手術台上，哄她說，為了防止她注射諾卡因（局部麻醉藥）後反應劇烈從台子上掉下來，他需要把她手腳都綁住。她沒有懷疑。等她的手腳都被固定在手術台後，福斯曼把手術器械搬到手術台的床頭位置，在迪岑看不見的角落迅速在自己的左肘彎處注射了局麻劑。
在她身上做實驗其實隻是個幌子，他還是要在自己身上做！
福斯曼又回到迪岑身邊，裝模做樣地在她的左臂肘彎處開始抹碘酒消毒，再敷上一塊無菌的紗布。他故意做得很緩慢，實際上是在等自己身上的局麻藥起作用。時間到了！福斯曼回到了手術台床頭，劃開自己肘彎皮膚，用一根動脈瘤結紮針将肘前靜脈定位好，切開靜脈，插入套管，再塞進導管。
導管穿透了人類幾千年對心髒的敬畏，撥開幽暗的歲月，順暢前行。福斯曼沒有感到任何疼痛，這說明血管内壁沒有感覺痛覺的神經末梢。他唯一感到的是一股暖流随着導管的深入而延伸。
當他把導管插進35厘米的時候，福斯曼用紗布把傷口包紮起來，隻留下一個開口插着導管。
福斯曼站起身來，用右手解開了迪岑的束縛，說：“可以了。給X光的護士打電話吧。”
迪岑看到福斯曼胳膊上露出的導管，意識到發生了什麼，立刻尖叫起來。
福斯曼用右手擡着左臂和導管，在迪岑的陪伴下，走過長長的走廊，下了一層樓梯，又走過一段走廊，才進入了地下室的X光室。X 光護士在等着他們。
這時半睡半醒、頭發淩亂的羅密斯聞訊趕來，怒吼道：“你這個白癡！你到底在幹什麼？”
他伸手就要把福斯曼胳膊上的管子拔下來。福斯曼擡起腳，踢在他的小腿上，喝令他後退。
福斯曼躺在X光機下，一名護士舉着一面鏡子，以便讓福斯曼能看到顯示屏上的自己上臂和胸部的影像。
不出所料，導管已進到了肱骨頭的位置。福斯曼把導管的體外部分繼續往裡推。導管在鎖骨下靜脈的上緣處碰到一些阻力。他感受到鎖骨後面、脖頸底部的一團熾熱。他不由自主地輕咳了幾下——他後來分析那是來自對迷走神經幹的刺激。福斯曼繼續推導管，直至65厘米都進入了自己體内。從螢幕上看，導管的另一端已進入右心室。他馬上讓護士拍了X光照片。
年僅25歲的福斯曼，踏入了前人未至之境。
圖5福斯曼的X光照片。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導管（黑色的細線）從肘彎處一直延伸到右心室|圖源[7]
事後施奈德嚴厲地批評了福斯曼。批評過後，施奈德又邀請福斯曼晚上一起去酒吧喝酒慶祝這一巨大成果。施奈德鼓勵他把這個自體實驗寫成一篇論文。他們預期這篇論文将會在學術屆引起軒然大波。施奈德建議福斯曼在論文中強調這一技術在治療中的潛在應用，以減少将來來自醫學界的阻力。
确實，當時解救心髒驟停的唯一辦法是直接往心髒裡注射藥物。這需要開胸和心包穿刺，極易損壞冠狀血管、引起心包積血或緻命性氣胸。而心導管給藥可避免這些風險。
在施奈德的允許下，福斯曼對一名休克并即将死于産褥敗血症的婦女進行導管插入術，觀察直接往心髒内注射腎上腺素和洋地黃制劑的即時反應。這個展現心導管術的醫療價值的案例也被納入了即将送出的論文中。
福斯曼寫了不到三頁的論文，其中包括兩張他的X光胸部透視照片。論文遞交給德國最著名的期刊《臨床周刊》後，很快就被接受了。
5
冷 遇
福斯曼想繼續在這個科研方向探索，施奈德鼓勵他去更大的舞台去施展。
在施奈德的推薦下，福斯曼在1929年10月進入了德國最著名的醫院——柏林夏裡特醫學院（The Charité-Universit tsmedizin Berlin），師從外科醫生泰鬥紹爾布魯赫（Ferdianand Sauerbruch），開始下一階段的教育訓練。
在頭幾周裡，福斯曼不領工資，但醫院裡包吃包住。與奧古斯特-維多利亞醫院醫院不同，夏裡特醫學院雖聲名顯赫，但等級森嚴，冷酷無情。紹爾布魯赫是統治醫院的暴君——他跺一跺腳，每個人都會吓得全身發抖。福斯曼雖然已經擁有了很豐富的手術經驗，但隻能從最底層做起，很難接觸到患者，更别說獨立做手術。
1929年11月，福斯曼的心導管論文發表了。論文得到了媒體的廣泛報道，卻也使他的處境變得更糟。學術界集體聲讨福斯曼，批評他魯莽，所創造的技術沒有任何應用價值。而有幾個學者聲稱福斯曼剽竊他們的通過動脈注射藥物的技術，雖然他們以前發表的論文與心髒無關。
圖6福斯曼1929年的德語論文。題目翻譯成英文為Probing of the Right Heart，翻譯成中文為“探查右心髒”|圖源：參考資料7
而福斯曼受到的最大打擊則來自夏裡特醫院。一天，紹爾布魯赫在他的辦公室裡召見了福斯曼。他大發雷霆，把福斯曼的心導管論文摔在桌子上，說福斯曼隻配在馬戲團做科研，并當場解雇了福斯曼。
在為夏裡特醫院免費工作了1個多月後， 福斯曼又回到了奧古斯特-維多利亞醫院。
6
心導管診斷技術
福斯曼并沒有就此氣餒。在施奈德的支援下，福斯曼開始探索心導管在診斷方面的應用。福斯曼在夏裡特醫院的一個月也并非一無所獲。他結識了後來成為柏林新克爾恩醫院（Neuk lln Hospital）外科主任的菲力克斯（Willi Felix）。菲力克斯也鼓勵他繼續做心導管研究，并提供了新克爾恩醫院裡當時最先進的X透視儀。
福斯曼試着将心導管技術和心血管對比造影技術相結合。如果把高濃度的顯影劑通過導管輸入心髒，在X光機上應該就能清晰地觀察到心髒的動态變化和血管的異常。福斯曼不知道高濃度的顯影劑對心髒是否有影響，是以他一開始不能冒險直接做人體實驗。
動物實驗成為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他最開始使用的動物模型是兔子，但做了幾次就發現兔子不合适：導管端碰到心内膜時會引起兔子暫時性心髒驟停。福斯曼後來承認，倘若1929年他先用兔子做心導管實驗的話，他是絕對不敢再在自己身體上嘗試的。
福斯曼挑選的下一個動物模型是狗。不論是奧古斯特-維多利亞醫院還是新克爾恩醫院，都沒有養狗的動物房。福斯曼隻能因陋就簡。他把狗養在母親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實驗那天會将狗全身麻醉，裝進麻袋裡，再打車送到新克爾恩醫院。在那裡他給狗的頸靜脈插入心導管，然後通過導管往心髒裡注入顯影劑，再連續拍幾張X光照片。福斯曼将狗的傷口縫合好後，抱回到母親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把還未蘇醒的狗放在浴盆裡——在麻醉劑影響下的狗會大小便失禁，放在浴盆裡便于清洗。10天以後，福斯曼再換到狗的另一側的頸靜脈重複同樣的實驗，兩次實驗後，福斯曼再将狗還給寵物商，再換另一隻狗做下兩輪實驗。實驗對狗沒有什麼影響，但對福斯曼的母親和外婆傷害挺大。幾周的時間已經讓她們和狗建立了感情，每次分離都是心碎時刻。
就這樣換了六七條狗後，福斯曼準備把實驗更新到人體——他還是拿自己做實驗，前前後後一共做了9次心導管實驗，其中包括兩次顯影實驗。他發現通過心導管技術快速往右心室灌注高濃度的顯影劑（碘化鈉、碘吡酮乙酸等），在X光機上可以清晰顯影右心髒和肺動脈，而且很安全。但由于快速膠片盒更換器尚未發明，他們用的X透視儀不能快速照相，最佳抓拍時機往往掌握不好，到最後也沒有獲得一張令他滿意的清晰照片。
1931年，他還是把這部分結果記錄、整理，作為第二篇論文發表在《慕尼黑醫學周刊》上。
在論文發表前，福斯曼在外科醫生會議上做報告介紹了這部分工作，卻受到聽衆的忽視和譏笑。
特意趕來聽他報告的舅舅安慰他說：“别擔心。這些蠢貨根本不明白你在做什麼。你等着瞧吧，你會是以獲得諾貝爾獎。”
福斯曼好半天沒緩過神來，難以置信地問：“沃爾特舅舅，你在逗我嗎？”
7
加入納粹黨，告别科研夢
1931年紹爾布魯赫改變了主意，又把福斯曼召回了夏裡特醫院。
福斯曼的處境比以前有些改善，但改善不大。在夏裡特醫院的一年半的時間裡，他隻被允許做了三台手術。在頭半年裡，福斯曼沒有拿到任何工資。之後他的工資是每月30馬克。
福斯曼在夏裡特醫院第二段經曆的最大收獲，是認識了格哈德·多馬克（Gerhard Domagk）博士。比福斯曼年長9歲的多馬克當時正駐紮在夏裡特醫院裡，為拜爾藥業收集患者惡性良性腫瘤樣本。多馬克和幾個年輕醫生關系甚好，和福斯曼聊天時講起磺胺藥就滔滔不絕。但紹爾布魯赫卻看不起多馬克（或任何内科醫生），稱他為白癡。（多馬克也是一個有着獨特命運的科學巨匠。關于他的故事需要另起文章記載。他因為發現了磺胺類抗生素而于1939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但由于希特勒禁止德國官方承認諾獎。多馬克被羁留在德國國内，無法參加瑞典的頒獎典禮，甚至被納粹抓起來關押了一周。1947年，二戰結束後，多馬克才領到遲到了8年的諾獎獎章，但始終沒有收到獎金部分。）
也是在這段時間裡，福斯曼開始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立場。
一戰後，德國社會經曆了經濟大蕭條。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和普通人民生活的窘迫為納粹黨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受醫院裡幾個資深醫生的影響，福斯曼天真地認為隻有納粹才能拯救和複興德國。1932年，在希特勒上台的前一年，福斯曼自願加入了納粹黨。這在當時并不罕見——在1933年之前約三分之一的德國醫生都加入了納粹，之後這一比例上升到二分之一。
雖然認同納粹的政治主張，福斯曼并不贊同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和納粹優生學。1937年當他擔任柏林莫阿比特醫院（Moabit Hospital）的外科副主任時，他不顧禁令、頂住壓力，堅決收治猶太患者，惹惱了頂頭上級。在他眼中，患者就是他需要幫助的人，沒有其它附加元素。他找到了各種借口不去參加絕育手術的教育訓練，也就逃避了給“劣等人”做強制結紮手術的任務。加入納粹黨以後，他一直在醫院裡忙忙碌碌，也抽不出時間去參加政治活動。但納粹黨的身份成為他一生中無法洗刷的污點。在滾滾的曆史洪流中，身處漩渦中心的福斯曼很難獨善其身。
時間回到1932年。那年夏天，夏裡特醫院第二次解雇了福斯曼，理由是他沒有完成科研任務。但實際上，福斯曼在那裡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去做科研。
他的科研夢就此結束，學術生涯也無緣起步。福斯曼自此走上了外科、泌尿外科醫生的職業化道路。
8
相 愛
1932 年 7 月至 1933 年 8 月，福斯曼在美因茨（Mainz）的大學診所擔任外科住院醫師。
第一天到達美因茨時，福斯曼就遇到了一生中的至愛。他去醫院食堂吃晚飯。食堂裡空空蕩蕩，沒有幾個人。突然門開了，一位女醫生走進來。福斯曼正想上去打招呼，這時門口的電話響了。她轉過身去接電話。這給他足夠的時間去觀察她。她的聲音溫暖而深沉，她有一雙灰藍色的大眼睛。在通話過程中，她一直靠在牆上，她的左手叉在敞開的白大褂下的腰間，露出一件白綠相間寬條紋的絲質長裙。她像盛夏裡綻放的一朵蓮花，柔弱而精緻。他在那一刻就知道，她将是他的妻子。
他的心上人是埃爾斯貝特·恩格爾（Elsbet Engel），是醫院裡的實習内科醫生。
但把同僚變成妻子是個大型工程，尤其是留給福斯曼的時間并不多了。埃爾斯貝特還有6周就要離開美因茨去外地的一所醫院任職。福斯曼是以制定了一個嚴密的計劃并認真執行。
他以科研合作的名義屢屢去找埃爾斯貝特讨論。而在此之前，在這所醫院裡，外科醫生與内科醫生之間壁壘森嚴，很少有交流。他們從學術談起，逐漸無話不談。他們從聊天又過度到散步、看電影、品酒。
福斯曼在等待合适的機會表白。
在一次外地的學術會議上，福斯曼再次邂逅了多馬克。多馬克很高興看到福斯曼，邀請他共進晚餐。他觀察到福斯曼與埃爾斯貝特關系的不一般。在邀請時笑着說，“今晚上把你那位美麗的同僚也一起帶來吧。”
當晚他們三人有了一個愉快的晚餐。多馬克在告别時，悄聲對福斯曼說：“你倆在一起時真是容光煥發。祝你們幸福。”
在返程的路上，福斯曼鼓起勇氣對埃爾斯貝特說，“我有一個辦法可以讓你不離開美因茨。嫁給我吧？”埃爾斯貝特目瞪口呆，抗議說：“這麼快! 你瘋了嗎?”
在随後的兩天裡，福斯曼在食堂裡用餐時，經常會捕捉到埃爾斯貝特從屋角投來的躲閃的目光。
在開會回來的第三天，兩人秘密訂婚了。埃爾斯貝特改變了計劃，放棄了外地的工作，在美因茨醫院病理科找了一份工作。
9
家庭和事業
1933年8月，福斯曼在埃爾斯貝特的陪伴下回到柏林，并很快結了婚。在之後的三年裡，福斯曼在柏林的魯道夫維爾肖醫院（Rudolf Virchow Hospital）擔任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赫施（Karl Heusch）博士成為他的另一位良師益友。
福斯曼和埃爾斯貝特在醫院的樓上找到了一間空房子，搬了進去。他們開始擁有了自己的家。在随後的10年裡，埃爾斯貝特和福斯曼生了六個孩子，前五個都是男孩，最小的是一個女兒。
也是在這所醫院裡，在赫施的幫助下，福斯曼又進行了一次自體實驗。但不幸的是，這次很不順利。他們想探究主動脈造影作為診斷方法的安全性。赫施準備在福斯曼的肩胛骨和脊椎之間注射進主動脈。當針尖到達主動脈壁時，赫施能感覺到它在跳動。福斯曼突然感到劇烈的疼痛像電擊一樣從身上傳來。這可能是因為包裹血管的神經叢被觸動了。
在嘗試了三次不成功後，他們放棄了實驗。福斯曼筋疲力盡，不得不上床睡覺。半小時後，他開始劇烈頭痛，脖子僵硬。
這種現象持續了三天。埃爾斯貝特的表情夾雜着擔憂和憤怒。當福斯曼喃喃自語 “這可能是植物神經反射！” 時，她終于爆發了：“你不會再有這樣瘋狂的實驗了。你現在有了一個家庭了，你沒有權力再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這是福斯曼的最後一次自體實驗。
随着第二個孩子的出生，福斯曼需要掙更多的錢養家糊口。1936年10月，福斯曼成為德累斯頓（Dresden）市醫院的外科副主任。主任弗洛姆（Albert Fromme）在給他聘函時，明确告訴他在這個崗位上他隻能專心做手術。
生活的壓力讓他把科研夢放在了一邊。埃爾斯貝特已在德累斯頓提前租好了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安頓好又把兩個孩子接了過來。他們在這裡住了将近兩年。這兩年福斯曼幾乎沒有任何空閑時間——他和埃爾斯貝特隻出去看過一次歌劇，他每周隻有周日下午不需要在醫院裡。
1938年8月，福斯曼被政府強行安排調進了當時柏林排名第二（僅次于夏裡特醫學院）的學術型醫院——莫阿比特醫院（Moabit Hospital），并任外科副主任一職。福斯曼在此工作的一年也是他完成醫學院和住院醫教育訓練後，職業生涯中在學術機構工作的唯一一年。莫阿比特醫院曾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已今非昔比。黨衛軍的一個進階官員史特勞斯（Kurt Strauss）當時擔任外科主任。醫院1933年之前70%的醫生是猶太人，到福斯曼赴職時那裡已不再有猶太醫生了。
軍 醫
1939年8月11日，福斯曼入伍成為德國國防軍外科醫生，一直服役到二戰結束。他加入國防軍的主要目的是想逃避黨衛軍的騷擾或迫害，因為國防軍自成體系。但這個想法還是太天真了。
在等待開赴前線的火車的站台上，福斯曼和埃爾斯貝特又一次擁抱。她打破沉默，盯着他的眼睛問：“你看起來好嚴肅！離開我有那麼難嗎？”
“這次可能要很長時間。”
“不會的！你會回家過聖誕節的。”
“如果兩年之後我們還能安全地在一起，那我們就算幸運的了。”
事實證明，福斯曼的估計也還是過于樂觀了。
福斯曼跟随德軍在歐洲戰場上調動，先是在挪威、波蘭，最後到俄國。作為陸軍外科醫生他治療過數不清的傷員。但他卻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他沒有赫施、弗洛姆可以咨詢，沒有朋友可以傾訴，也沒有妻子和家人安慰他。
福斯曼發現在機動部隊外科醫院（MASH）裡的操作與民間醫院有很大的不同。前線醫院無法做到完全的無菌環境，而且缺乏必要的物資供應。是以，軍醫需要很好的創造力和應急能力。比如，一次性無菌手套既無貨也不實際。他整日穿着齊肘的橡膠手套，在兩個手術之間隻能簡單地用消毒皂液洗一下。
前線醫療中，速度至關重要，效率壓倒一切。一個前線外科醫生短時間内需要處理上百個傷員，他沒辦法像在後方醫院中對每個病人可以精雕細刻，細心呵護。戰時急救醫療必須被批量化，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幫助最多的人。面對一名傷者，醫生幾分鐘内需要做出決定：是否截肢？如果不截肢手術後是否有條件長時間靜養？是否簡單包紮後再送往後方醫院處理？
他曾從傷員體内取出過無數的彈片，縫合過上萬個傷口；他曾為自殘的士兵出具虛假證據，讓他們逃離被軍事處決的命運；他曾治療過俄國平民，為他們切過闌尾、惡性良性腫瘤，甚至做過剖腹産。他目睹了俄國美麗的秋天：茂密的森林、迷宮般的小溪、隐藏的湖泊和廣闊的沼澤。他也經曆了俄國最冷的寒冬，在冰雪之中穿着單衣瑟瑟發抖、幾乎凍僵。目睹了太多的血腥和殘肢斷臂讓他麻木。他曾擁有的科研夢和心導管實驗，已變得遙不可及。他唯一的夢想就是活下去，和家人團聚。
1942年10月，福斯曼被調回了柏林的軍方醫院。這得益于德國新出台的一個政策：有5個以上孩子的父親不再被派往前線。他的家庭暫時拯救了他。但随着戰争的進展，前線和後方的界限将越來越模糊。
11
逃 亡
1945年初，在柏林西北80公裡的一個軍方醫院裡，福斯曼意識到戰争快要結束了。德軍在東西線全面潰退，盟軍的空襲日益頻繁，德國戰敗已成定局。
如果僥幸活下去的話，他個人的命運隻有兩種，或者成為蘇聯紅軍的俘虜，或者成為美軍的俘虜。在蘇軍逼近柏林的時候，他決定要往西逃，避免落入蘇軍的手中。他晝伏夜出，穿山越嶺，幾天之後終于來到易北河的河邊。河的對岸是美軍占領地，河的這頭還有德軍把守，既防敵人也阻止自己人叛逃。
天蒙蒙亮的時候，福斯曼沿着防波堤涉水到齊胸深的時候開始向對岸遊去。他盡量不發出響聲，但遊了150英尺後還是被一名德軍士兵發現了。
“哒哒哒” 一串沖鋒槍的子彈打進了他左側10英尺處的水面。他一個猛子紮進水中，向剛才子彈的落點遊去。根據他的經驗，用沖鋒槍連續兩次擊中同一位置是非常困難的。第二串子彈打在他的右前方5英尺處。他又朝那個方向遊去。第三串擊中了他剛離開的位置。幸運的是，再沒有子彈射過來。他在冰冷的河水中繼續向對岸遊去。
大約一小時後，他精疲力盡地爬上岸，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氣，胳膊上還套着紅十字的袖标，腳還泡在河水裡。這時兩位挎着沖鋒槍的美國大兵走了過來，其中一位蹲下來拍了拍福斯曼的肩膀，笑着說，“幹得漂亮，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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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家
福斯曼就這樣成為美軍的俘虜。士兵從他身上搜出了他的全家福照片和兩小冊歌德的浮士德，研究了半天，晾幹了又還給了他。
他被從一個戰俘營轉到另一個戰俘營，但每次轉營後的待遇都變得更糟。最糟糕的情況是包括福斯曼在内的5萬名戰俘被趕進一個足球場裡。所有人隻能站着，肩碰肩地擠在一起，沒有水喝，沒有食物。傍晚的時候開始下起雨來。不久之後每個人的腳踝都被污泥淹沒了，而泥中混有越來越多的屎和尿。有幾名戰俘想逃跑。他們在攀越鐵絲網的時候被槍擊中，就挂在上面，發出的呻吟聲越來越弱，直至悄無聲息。
6個月後，福斯曼終于被釋放了。曾經生龍活虎的他已骨瘦如柴、虛弱憔悴。1945年10月，他換了幾趟火車，輾轉奔波終于來到地處拉登堡（Ladenburg）的埃爾斯貝特叔叔的家。為了躲避盟軍的轟炸，福斯曼的家人已在1943年遷往德國西南區的黑森林山區。福斯曼和埃爾斯貝特曾約定，如果他們在戰争中失聯，就都發消息給她叔叔，用她叔叔做傳信人。
無邊的疲倦讓他倒頭就睡。第二天早晨，叔叔輕輕地喚醒他：“有人來看你了。” 福斯曼掙紮着睜開雙眼。埃爾斯貝特站在他的床前。陽光從她背後的窗外照進來，給她全身披上了一層溫暖的光。她輕輕地說：“咱們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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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居
戰後的幾年福斯曼一家繼續居住在風景如畫、與世隔絕的黑森林地區。由于他以前是納粹黨，他被禁止行醫三年。而埃爾斯貝特成為當地的鄉村醫生，維持全家的生活。當地的居民都很窮，付不起太多的醫療費。他們也很淳樸，經常送些熏肉、牛奶、雞蛋或玉米給埃爾斯貝特，作為額外的醫療費。
黑森林屬于法占區，每個曾經加入納粹的人都需要經曆“去納粹”過程，交代曆史，自辯清白。在這一過程中，福斯曼得到了很多同僚和朋友的幫助。弗洛姆等人紛紛出具證詞，證明福斯曼在過去沒有惡行，甚至在二戰中有保護戰俘的行為和反對黨衛軍和希特勒的言行。
1948年，福斯曼得到了去納粹的證書。他被劃分為第四類人——追随者（在 “重罪” “罪” “輕罪” 之後， “無罪” 之前）。他是以在之後的三年裡每月需要上繳15%的工資作為懲罰。
1950年，福斯曼在黑森林北邊的一個小城巴特克羅伊茨納赫（Bad Kreuznach）找到一份工作，成為該地醫院的泌尿科主任。全家跟着他搬過來，生活從此得到了改善。1954年，埃爾斯貝特也獲得資格認證，成為德國泌尿外科首批女醫生之一。她成為福斯曼在醫院裡的幫手。當福斯曼出差時，埃爾斯貝特會代替他照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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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世界
先是身陷戰亂，接着又隐居在遠離塵嚣、消息閉塞的黑森林，福斯曼不知道外界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1948年的冬天，福斯曼的一個兒科醫生朋友告訴他：“你不知道你現在多有名！瑞士醫生把你稱為心導管術之父！”
原來在這幾年在德國之外，心導管技術已經生根發芽，成為主流。其中，尤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安德烈·庫爾南（André Cournand）和迪金森·理查茲（Dickinson Richards）對其發展貢獻最大。頂住了最初不可避免的阻力之後，心導管技術在診斷應用方面顯示了它的安全性和友善性，已成為正常技術。與心血管造影相結合，它為外科醫生提供了精确的診斷方式，心髒手術不再是充滿偶然的探險。心導管技術成為了現代心髒病學的基石。
庫爾南在他1941年的論文中引用了福斯曼的1929年的論文，并明确地指出最早在人體上實踐心導管技術的是福斯曼。
圖7庫爾南的1941年的那篇論文。文中的第一句話和引用文獻中的前兩篇确定了福斯曼的作者優先權|圖源[2]
通過那位兒科醫生朋友搭線，瑞士的巴塞爾兒童醫院邀請福斯曼夫婦去通路。這是福斯曼和埃爾斯貝特在二戰後第一次出國，雖然巴塞爾離他們隻有20英裡。在瑞士，他們自1940年以來第一次看到沒有廢墟的城市、整潔的街道、美觀的樓房和幹淨的玻璃窗。在醫院裡，他們受到了熱情款待。剛從物質極度貧乏的戰後西德而來，他們飽餐了一頓豐盛的有雞蛋、火腿和各式面包的早餐。他們還喝到了久違了的真正的咖啡。
而随後在現代化、明亮的醫院裡看到的一幕更讓他們震驚。心導管技術、高分辨率的快速X光照相技術和心電圖儀被完美地結合起來，用在一個又一個的兒童身上，診斷他們心髒的健康情況和測量心髒生理名額。而被診斷的兒童對身上的一切操作都充滿了好奇，仿佛在做一個遊戲。
離開了閃亮的瑞士，福斯曼和埃爾斯貝特坐上了德國的火車，仿佛一步從天堂跨到了地獄。車箱又冷又髒，破破爛爛，雖然四處漏風，空氣卻仍然渾濁不堪。他們并肩坐在一起，一言不發。埃爾斯貝特突然把頭靠到了福斯曼的肩膀上。福斯曼以為埃爾斯貝特冷了，趕緊摟住她。
她輕輕拿起他的手說：“我欠你一個道歉。我以前總是在忍受你的瘋狂理論。我隻是覺得，愛你，就應該接受你的一切，包括這個癖好，不管它有多瘋狂多危險。但我萬萬沒有想到會是這樣。”
兩人相依偎着，一路上沒有再說話。在火車哐珰哐珰的節奏中，疏疏落落的光撒進了他塵封的記憶角落裡，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影像在他眼前一幀幀閃過，讓他熱淚盈眶。
兩人傍晚到家時，埃爾斯貝特走在前面。在推開家門前的一刹那，她回身對他粲然一笑：“今天真是快樂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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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
1956年10月12日的晚上，福斯曼正在酒吧裡和朋友們喝酒，突然接到了埃爾斯貝特的電話：“剛才有一個有外國口音的女士打電話找你，好像有急事。她10點還會再打過來。”
福斯曼回到家。10點鐘時電話果然如約而至。對方是瑞典日報的記者，要和福斯曼約見面訪談，希望越快越好。她還吐露福斯曼将有可能獲得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福斯曼問：“在諾獎公布之前，委員會不是一直對獲獎人資訊保密的嗎？” 女記者說：“是的。但最近幾年委員會一般會提前透露給媒體，以便于安排采訪工作。” 她還解釋說，10月18日将正式公布，但不到那天，誰也無法百分之百地确定獲獎者，而福斯曼獲獎的機率至少有25%。福斯曼拒絕了采訪，說等機率升到51%時，他就會接受采訪。
埃爾斯貝特在另一條線上旁聽了兩人的對話。等福斯曼放下電話後，兩人對視，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驚。
10月18日，福斯曼和埃爾斯貝特一大早來到醫院——按着事先的安排，他有三台腎髒手術要做，埃爾斯貝特在旁邊打下手。等他們從手術室裡出來已經是下午了。在手術室外站着等候已久的醫院的醫療主任。他表情鄭重地說：“福斯曼先生，讓我成為第一個祝賀你和你妻子的人。你和兩個美國人一起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福斯曼出了一身冷汗，腦海中一片空白。這時埃爾斯貝特已張開雙臂抱緊了他。
圖8庫爾南、福斯曼和理查茲因為心導管術的工作而獲得1956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圖源[10]
兩人趕回家，幾個孩子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從下午4點起福斯曼開始陸續收到祝賀的電報。接着一張又大又沉又舒适的扶椅被送上門。那把他在商店櫥窗裡看到的扶椅已經讓他心儀已久。埃爾斯貝特打電話訂購了它，作為特殊禮物送給他，以幫助他 “承擔榮耀帶來的壓力”。
12月，福斯曼全家八人奔赴瑞典，參加頒獎典禮。在此之前他們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起先埃爾斯貝特不想去，因為 “沒有衣服”。全家在準備晚禮服上花了不少心思，又突擊教育訓練孩子們如何舉止得體，以免在上流社會和瑞典皇室前露怯。六個孩子之間也互相傳授如何做到落落大方，雖然他們當中誰都沒有出席過如此正式的場合。
在斯德哥爾摩，全家經曆了人生中的高光時刻。他們和其他諾獎獲得者談笑風生，受到了皇室的接見，參加了豪華的晚宴。17歲的老四沃爾夫（Wolf Georg Forssmann）甚至對庫爾南美麗的女兒展開愛情攻勢。
圖9福斯曼全家在斯德哥爾摩頒獎典禮之前的合影|圖源[9]
晚宴過後的第二天上午，三位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福斯曼、庫爾南和理查茲——分别做了報告。三人事先已合計好，福斯曼講心導管術的曆史發展，庫爾南的報告重點是其理論方面，而理查茲則着重講臨床應用。
在報告會結束後的午宴上，福斯曼顯得非常疲憊，心事重重。庫爾南和理查茲的報告讓他再次意識到心導管領域的迅猛發展，而他已離開這個領域和科研太久了。27年前他親手栽下的小樹苗，已長成參天大樹，如今他隻能在樹下仰望無法觸及的累累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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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終人不散
之前福斯曼一直想進入學術界，卻數次被多所德國大學拒絕。 他拿到諾獎後，終于被美因茨大學聘為名譽教授。
1958年，福斯曼被任命為位于杜塞爾多夫的福音醫院的外科主任。他在那裡一直工作到1969年。退休後福斯曼和妻子又搬回到黑森林。
1979年6月1日，福斯曼因心肌梗塞而病逝，享年75歲。
福斯曼留給世界的最大兩筆财富是心導管技術和他的六個孩子。如今，除了在診斷中的應用外，心導管術已被廣泛用于治療，包括球囊擴張、支架安裝和血栓抽吸等操作。而福斯曼的“生活的本質是學習”的信念在六個孩子的心中紮下了根。每個孩子後來都獲得了博士學位，并在各自的事業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老四沃爾夫成為研究多肽的專家，是世界上第一個提純出心鈉肽（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的人；老五伯恩德（Bernd Forssmann）是體外碎石機（無需手術即可破碎體内結石的醫療裝置）的發明者之一。
福斯曼是一個悲劇人物：他是一個開拓者，但卻屢遭排斥，不斷地被學術糾紛、政治、戰争所困擾；他建立了新學科，卻無法繼續追尋自己的科研夢想；他窮其一生想進入學術的象牙塔卻不得其門而入。他與時代格格不入——想法超前，道德返古。他引以為豪的傳統普魯士品德——誠實、守法、責任感、為共同利益犧牲自我——經常讓他在現實面前撞得頭破血流。他是個沖突的人。他一直在痛苦地協調高尚的道德标準與熱情奔放的個性、叛逆和無視傳統的性格。用他女兒雷娜特（Renate Forssmann-Falck）的話來概括他的一生，福斯曼是 “一位在自己的激情中掙紮的無畏者，一個追求純粹理性的冒險家，一位不顧後果堅持做自己認為是正确的事情的具有悲劇性格的人，一個無法調解自己性格中沖突力量的絕望的人。”
但福斯曼又是幸運的：他們一家八口人在二戰中完整地生存下來；因為美國科學家的關注，世界才重新認識他，并給予他最高的榮譽；他的生命中一直擁有濃濃的親情、友情和愛情相伴。愛，是他一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1993年埃爾斯貝特病逝後，和福斯曼兩人合葬在威斯（Wies）的一處鄉間墓地裡。
參考文獻及文中注釋：
[1] Forssmann W. Experiments on myself: memoirs of a surgeon in Germany: Saint Martin's Press; 1974.
[2] Cournand A, Ranges HA. Catheterization of the Right Auricle in Man.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Medicine. 1941;46(3):462-6.
[3] Sette P, Dorizzi RM, Azzini AM. Vascular acces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Sir William Harvey to the 1956 Nobel prize to Andre F. Cournand, Werner Forssmann, and Dickinson W. Richards. J Vasc Access. 2012;13(2):137-44.
[4] Packy LM, Krischel M, Gross D. Werner Forssmann - A Nobel Prize Winner and His Political Attitude before and after 1945. Urol Int. 2016;96(4):379-85.
[5] Schott M, Khan ZH. Werner Forssmann, the Man Behind the Self-experiment, and the Nobel Laureate: A Historical Note. 2021.
[6] Meyer JA. Werner Forssmann and catheterization of the heart, 1929. Ann Thorac Surg. 1990;49(3):497-9.
[7] Forssmann W. Die Sondierung des Rechten Herzens.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1929;8(45):2085-7.
[8] Siegel D. Werner Forssmann and the Nazis. Am J Cardiol. 1997;80(12):1643-4.
[9] Forssmann-Falck R. Werner Forssmann: a pioneer of cardiology. Am J Cardiol. 1997;79(5):651-60.
[10]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medicine/1956/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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