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宮女圖》。九位宮女綽約而立，頭梳高髻，上穿袒胸裝，下穿拖地長裙，肩披長帛帶，手持或手捧盤、高足杯、碗、佛塵等生活器具，神态娴靜、舉止優雅。
唐朝是一個相容并蓄、極其開放的社會，是以，各種文明形态在大唐均可以流行并發展。唐墓壁畫中有些内容就生動再現了大唐與域外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其題材豐富、時代特征鮮明而成為補正、印證、論證絲綢之路與文明交往曆史的難得的第一手材料。
從唐墓壁畫看絲路文明
撰文/程旭
供圖/陝西曆史博物館
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派遣張骞從長安出使西域，鑿通了一條影響中古世界格局、連接配接歐亞大陸的交通路網。自此之後，西漢王朝乃至後來的曆代政權集國家之力維護這條通道的暢通，鼓勵以絲綢、茶葉等物品和思想文化為主要内容、以雙向交流互動為主旋律的交通與貿易，中原遂開啟了與西域文明持久、曲折卻富有深遠影響的碰撞、沖突與融合的過程。
■ 《朱雀圖》。屬于四神中代表南方的神祗，辨別墓室方位。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将上述通道命名為“絲綢之路”：從西漢時期開始，自漢都長安經過玉門、陽關、蔥嶺直達西海（地中海、阿拉伯海）的陸上交通路線,起初因為絲綢為該商道上的大宗商品而得名。這是一個比張骞鑿通西域晚很多世紀才出現的、但在國内外非常流行、被廣泛引用的概念，激發起了人們對這條貫通歐亞大陸的古老交通路線以及經過之地的浪漫想象。
2014年，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為33處遺産點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列入《世界遺産名錄》，其中在中國境内的就包含陝西7處、河南4處、甘肅5處、新疆6處，進而确立了長安作為絲綢之路起點的核心地位，也彰顯了世界各國對這條偉大線路的崇敬。
■ 《山水圖》。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一幅獨立整幅山水畫，填補了唐代山水畫從青綠到水墨過渡的曆史空白，更是把中國山水畫的成熟期從宋代提前至唐代。
唐墓壁畫
堪稱唐代社會史的百科全書
絲綢之路上述地區留存的典型遺産中，反映古人“事死如事生”兩世觀念和精神意志的墓室随葬品，因種類繁多、造型豐富、制作精美、等級明顯等特征，堪稱對當時社會最全面的诠釋。其中，被譽為極具真實描摹效果與視覺沖擊力的圖像壁畫，尤具完整性與典型性。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國已發現138座繪有壁畫的唐墓，分布于陝西、河南、甯夏、青海、河北、北京、甘肅、新疆等十多個省區市。其中，陝西關中地區發現壁畫的唐墓數量最多，占中國唐代壁畫墓總數70%以上。根據現有的唐墓壁畫内容，大緻可從七個方面進行歸類。
■ 《樂舞圖》。這是面積最大的一幅，寬392厘米，高227厘米，繪14人，男女伎樂，另有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該種題材和繪畫方式在目前已經出土的唐墓壁畫中非常獨特。
神靈世界
主要有拱衛引導墓主靈魂升仙和驅邪厭勝的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引導、伴随或運載墓主人靈魂升入永生世界的祥瑞鳥獸（飛凰、飛鳳、孔雀、仙鶴），表現三教合流思想為主、重點反映佛教文化的《寺觀圖》、《雲中車馬圖》、飛天及反映古代先賢名流的高士等。
■ 《朱雀圖》。極富靈動的描繪手法，整個造型翰逸神飛，具有盛唐時期典型風格。
威嚴壯觀的皇家禮儀
主要有出行乘坐的交通工具乘輿、犢車、檐子；表現主人身份和地位的《儀仗出行圖》、表示權力和榮譽的象征物《列戟圖》等。
■ 《列戟圖》。通過陳列戟杆數的多少來表示其主人身份、等級以及權力。
世俗生活
主要有表現農業生産的《農耕圖》，為墓主人服務的男女侍、儀衛、官吏、男女伎、胡商、雜役等人物圖像，表現家居生活的《宴飲圖》、坐姿坐具圖及随身佩（攜）帶之物（蹀躞帶、囊、魚符、笏闆、團扇、拂塵、如意、生活器用等），表現運動娛樂的《馬球圖》、《鬥雞圖》及《狩獵出行圖》，各類動（禽）物如拂狗、波斯犬、獵豹、鷹鹘、猞猁、獅子、駱駝、駿馬、猴子、牙豬、鹿、野兔、鹦鹉、喜鵲、斑鸠、黃莺、金絲雀、蜜蜂、蜻蜓等。
■ 《狩獵圖》。大隊人馬浩浩蕩蕩，風馳電掣，旌旗飄揚，甚具雄威。獵手縱橫馳騁，追逐着獵物，整幅畫面極富渲染性和誇張性。
建築類
主要有在宮殿、祠廟和陵墓前對稱建置的《阙樓圖》、《宅院圖》、《園林山石圖》、《廊柱平綦藻井圖》等。
藝術類
主要有兼具實用、裝飾兩種功能的《六屏風圖》、《山水屏風》、《高士屏風》、《樹下人物六合屏風》、《十屏風圖》，形式多樣的《樂舞圖》、《百戲圖》、《花鳥圖》、《山水圖》等。
民族往來
民族往來在唐墓壁畫中最直接的圖像是章懷太子墓的《客使圖》，此外，還有一些“胡風胡化”的内容及形象等。
■ 房陵大長公主墓出土的《侍女圖》。高髻帔帛侍女，左手拈高足杯，右手持壺，輕薄的材質顯示出可能是來自西域的金銀杯和胡瓶。
星象
《星象圖》主要指在墓室藻井中繪制日、月、星、辰及銀河，日中有時畫金烏，月中有時畫蟾蜍或桂樹和搗藥兔。在墓葬中繪制星象，是對古老的天圓地方宇宙理念的一種模拟，表示人死而靈魂與日月星辰永存。
總體來說，在墓葬中繪制壁畫有四個方面的意義：一是裝飾，美化墓葬環境；二是希望墓主人在陰間世界繼續享有美好生活；三是驅厭避勝，鎮墓辟邪；四是隐晦表達墓主人的宗教傾向。
從現有考古資料看，繪有壁畫的唐墓墓主人品級一般在四品以上，均屬于唐王朝的進階勳貴，包括著名的文臣武将、皇親國戚以及重要的外藩臣屬等。墓葬的年代跨越了初、盛、中、晚唐各時期，大多有墓志紀年，基本構成了唐代墓室壁畫總體面貌的實物系列。可以說，唐墓壁畫以圖像的形式诠釋了唐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堪稱唐代社會史的百科全書。
■ 《玄武圖》。屬于四神中辨別北方的神祗。蛇與龜的組合顯示出巨大的庇佑神力。
唐墓壁畫反映的外來元素
在這些以圖像形式存在的唐墓壁畫中，有很多反映絲綢之路内涵的元素。
有些墓葬的主人本身就來自域外，例如，突厥王族阿史那忠墓和李思摩墓、突厥貴族執失奉節墓和契明夫婦合葬墓、安國人安元壽墓和安菩墓、靺鞨人李謹行墓、渤海國貞孝公主墓等。
壁畫圖像中包含很多外來元素，可以概括為“胡人”、“胡物”、“胡風胡化”三大類。胡人形象主要有使者、儀衛、貢人、胡客、胡商、伎樂、馬夫、駝夫、車夫、馴獸師、僧侶、仆從等12種身份，與陶俑、金銀器、陶瓷器、石質葬具以及文獻記載大緻吻合，反映了唐代周邊民族大量活動于内地的史實，從整體上勾勒出胡人群體作為“附屬”、“外來”、“少數”的社會地位與職業角色。胡人的這種邊緣性也被掌握主流社會話語權的壁畫設計者和表現這種意圖的繪制者刻意強調出來，雖然他們在形象上也表現得有大唐氣質。
■ 懿德太子墓的《架鷹訓犬圖》壁畫。犬型高大修長，應是波斯犬。該種犬因速度快疾、反應靈敏而成為當時狩獵必不可少的助獵動物。
胡物主要有器物和動植物，前者包括器型、紋飾和制作技藝源于西方的金銀、玻璃類生活用具，如“胡瓶”、“多曲盤”、“高足杯”等，反映了唐朝上流社會追求奢靡生活的風尚，以及這種風尚對絲綢之路奢侈品貿易的極大刺激；後者包括“馬”、“駱駝”、“獵豹”、“鷹鹞”、“波斯犬”、“獅子”等與經濟、政治和軍事能力建設相關或與追求癡迷感官愉悅相關的珍貴動物。
胡風胡化包括胡服胡飾、胡食胡飲、胡樂胡舞、胡騎胡戲等。胡服胡飾即融合了各民族元素的服裝、發式、妝飾等；胡樂胡舞蘊含了西域各國舞蹈、樂器及表演者；胡飲胡食反映了外來食物和飲酒文化；胡騎胡戲印證了唐代社會流行狩獵、大馬球、百戲等風尚。
■ 洛陽唐孺人墓中的《胡人牽駝圖》壁畫。胡人牽駝作為絲綢之路最典型的圖像符号，出現在唐代人“事死如事生”的兩世世界。
内化與外化并行
從文明交往論視角來看，唐墓壁畫中與絲綢之路有關的諸多元素不僅反映了域外文明對唐代社會的影響，出現了所謂的“漢人胡化”現象，如穿胡服、跳胡舞、享用胡食，而且也勾勒出外來元素本地化以及與其他外來文化互動影響的發展軌迹。不僅如此，唐代文明與域外文明的交往互動，在形式上還表現為沖突、選擇、适應與融合、共處與共進等特點，并最終表現為内化與外化并行的特殊狀态。
内化主要表現為一個文明的消化消融能力，是一種文明進化生命力之所在；外化主要表現為商貿、戰争、遷徙、文化傳播等形式，它既可激活一種文明的創新活力，使自身革故鼎新，也可能因外化而失去原有文明的民族性，進而被同化。唐墓壁畫中的有些外來元素已經分不出确切的源地，但經過内化和外化後的外來性，仍有迹可循。
在這個互動發展的過程中，文明交往、文明互鑒始終是推動中華民族發展的動力，衍生出文明的區域性、協同性、多樣性，以及民族結構的多元一體和中華民族文明的高度認同感。這不僅影響了不同文化、區域和國家的發展變化，也對以大唐為核心的整個國際體系的變遷産生了重要影響。從唐墓壁畫折射的文化交流與碰撞的現象觀察胡漢關系的變遷，可能是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曆史、現狀與未來的一種更有穿透力的視角。
■ 章懷太子李賢墓的《客使圖》壁畫。三名唐朝外交官員與三名外國使節構成對比強烈的場景，來自遙遠拜占庭、新羅和的使者在唐朝官員帶領下準備進入會見場所。
以雙向交流互動為主旋律
唐代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與域外文明的交流與互鑒，在具有長久性、綿延性和浸透性特點的交流長河中，凸顯出承前啟後的中時段特性。唐人以相容并蓄、廣納百川的胸懷接受外來文化的同時，亦以開放的姿态将大唐帝國的文化向周邊四鄰廣泛流布，主要表現在文化制度、葬式葬儀（墓葬壁畫）、服飾、樂舞百戲等方面。
可以說，唐代中原地區與邊疆及中亞、西亞地區民族人民或政權的交往是多層面的、持續的、雙向互動的，有力推動了各民族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唐代社會的發展。《客使圖》、《馬球圖》、《狩獵圖》、《胡騰舞》、《胡旋舞》等作為唐墓壁畫中文明交往的代表作，印證了史料記載的唐朝與三百多個國家交往的曆史史實。
唐墓壁畫以圖像形式存錄、再現、诠釋了唐王朝與域外國家或民族文明交流與互鑒的曆史脈絡，形象展示了大唐文明與域外文明互斥、互動、互容和互相滲透的過程，以及同異并存、求同存異、異中求同、同中化異的深層次曆史動向。
■ 蘇思勖墓出土的《胡騰舞》壁畫。對面相向的兩隊坐部伎樂投入地彈奏樂器，中間一位胡人男子腳踩圓毯騰躍舞蹈，這種胡漢組合的演出團隊在盛唐時期頗為流行。
絲路曆史長卷的圖像化表現
唐墓壁畫圖像描述的唐王朝與域外的政治交往、商貿交往、軍事交往、文化交往和人員交往，正是絲綢之路帶來很多外來器物、事物、植物、動物，以及飲食、服飾、行為方式等在唐代社會遷移、變異、傳播、适應、融合的動态過程。透過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畫面，我們可以感受到王國維在《詠史詩》中所吟唱的“遠人盡有如歸感，知是漢家全盛時”那樣一種悠然的意境，也了解了彭樹智先生所言的深刻含義：“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價值在文明。文明的真谛在于文明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質。”
總之，唐墓壁畫是絲綢之路曆史遺存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遺存特别是石窟壁畫、寺觀壁畫等，組成絲綢之路曆史長卷的圖像化表現形式，與曆史文獻和考古資料一起，共同印證了這條曆史悠久、分布廣泛、影響深遠、族群多樣、遺迹厚重的絲綢之路，對世界曆史、中國曆史與中華民族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和深遠影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與其他種類的陪葬品相比，唐墓壁畫數量相對較少，加上極難儲存，使得它們成為一種非常珍貴的古代圖像藝術，并因其題材豐富、時代特征鮮明而成為補正、印證、論證絲綢之路與文明交往曆史的難得的第一手材料。
■ 章懷太子李賢墓的《打馬球》壁畫。從遙遠的波斯傳入的打馬球因對決激烈、極具力量感而成為大唐貴族喜愛的一項娛樂運動。
精彩版式呈現
本文原刊載于《文明》雜志2016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