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李家山出土牛虎銅案
江川李家山采集的四人獵虎銅扣飾
晉甯石寨山出土的動物搏鬥銅貯貝器
晉甯石寨山出土的有翼虎銀帶扣
晉甯石寨山出土的虎形金飾片
晉甯石寨山出土的立虎牛銎戈(局部)
新春壬寅年，俗稱虎年，虎的形象在春節的應節物品上随處可見。2000多年前，這種盛況也在古滇國鑄造的青銅器上持續呈現。古滇青銅器以寫實見長，社會生活、人生百态、飛禽走獸、花鳥魚蟲，均以鮮活的姿态活躍在各種青銅器圖像中。古滇國時期，虎是人們生産生活中真實存在的猛獸，因而老虎也就成為滇人生産生活器具上常見的表現對象。古滇青銅器上的虎形象，還寄托了滇人的各種情思。從這些各種不同的虎形象中，我們也可以窺見2000多年前滇國的社會曆史風貌、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衆生百态之相。
牛虎銅案再解讀
說起古滇青銅器的虎形象，最著名的當然是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戰國“牛虎銅案”，該器主體結構是一頭巨角隆脊的“封牛”。它以“封牛”的四條腿作為器足，“挖平”牛背使之成為盛放祭品的下曲盤形。牛尾部攀爬一虎，口咬牛尾，前爪緊扣案緣，弓身下垂，後腿蹬立在牛腿上。大牛的足間鑄連橫檔，前後兩橫檔上，一頭體量稍小的立牛橫出于大牛腹下，造型别緻，工藝精美。牛虎銅案是雲南青銅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之一，聞名世界。
在滇國，虎為百獸之王，是權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噬牛既是現實世界食肉動物與食草動物之間關系的真實反映，也包含了滇人對“死亡”這一生命終極命題的認識與了解。小牛從大牛腹下步出，與其解釋為“母牛護犢”，不如說是代表着“新生”，是生命的一種新陳代謝。牛虎銅案用“虎噬牛”表達了“死亡”，用“小牛”诠釋了“新生”，巧妙地表達了滇人對财富、生命與風調雨順、牲畜繁衍、國泰民安的渴求。是以，這是一曲生命的禮贊，穿越2000多年的曆史，周而複始，生生不息。
虎、牛形象成為滇人重點表達的主題，顯示了滇人崇虎、崇牛之情。巧合的是，在2500多年前的波斯帝國遺址衆多浮雕中，也有“獅子噬牛圖”，一頭獅子撲噬牛的後臀，牛前腿揚起，回首做驚吓狀。這是波斯波利斯浮雕藝術的典型代表。波斯民間認為獅子咬牛代表了舊歲結束、新年開始，這一題材還可能與波斯曆法有關。相距萬裡，古滇國與波斯竟然在藝術構思上出現了難解的相似性，不僅讓我們感慨造化之奇妙，也不由思考“南方絲路”的文化傳播、交流的各種可能性。
文化交流虎添翼
皮帶扣是我們生活中常見之物，它是皮帶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古代又稱帶卡、帶鉸、扣絆等。晉甯石寨山墓出土過一件西漢時期銀錯金鑲石帶扣，我們稱為“有翼虎銀帶扣”。該帶扣銀質，上有弧形空槽以引帶，有帶齒以扣孔，其結構與今天我們使用的皮帶扣相似，使用錘碟工藝形成突起的虎紋裝飾，虎肩肋部有雙翅，虎目鑲嵌黃色琉璃珠，虎身還使用綠松石小珠子和金片等鑲嵌裝飾。有翼虎的右前爪持一枝狀物，身後山石、卷雲作缭繞翻騰狀。“如虎添翼”是我們常用的成語，不料2000多年前的滇文化中會出現如此生動的例證。大陸古籍《山海經·海内北經》中，曾記載有食人兇獸“窮奇”，其狀如虎而有翼，形狀與這件銀帶扣上的動物也很吻合。
石寨山出土衆多文物中，銀器為數不多，有翼虎銀帶扣工藝精湛，錯金工藝、鑲嵌琉璃、綠松石等多種“寶石”的裝飾手法也很特殊。據考，這種在動物身體局部布置凹葉紋以鑲嵌寶石的方法，出自西伯利亞地區，為斯基泰人的動物紋飾所特有。帶扣為遊牧人所習用，有翼虎前爪所持的“三株樹”也展現出典型的西亞文化特征。是以這件有翼虎銀帶扣應屬滇國的外來之物。
官渡羊甫頭墓地也出土過一件與虎有關的金帶扣，主體紋飾為龍紋，龍頭下方還有一小虎，張口呼嘯，憨态可掬。歐亞草原考古學者郭物先生認為，漢晉時期中央政府通過規定龍、天祿、辟邪、虎等瑞獸的類别及等級的措施，強化漢王朝的權威。這些帶扣也賜予漢晉王朝統治階級内部的進階貴族和官員，中國包括周邊地區出土的類似帶扣，大多數應當是中原王朝官方作坊設計和生産，并由中原王朝最高層饋贈的政治信物。
虎的生死搏鬥
在自然界中，虎為百獸之王，是以它經常以“勝利者”的姿态出現在各種場合，如一件晉甯石寨山出土的“虎噬豬銅扣飾”， 一野豬張口奔逃，老虎從後方飛躍其背上，噬咬豬脖頸部分，表現手法猶如動畫剪影般可愛，透露出的卻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殘酷。
一件晉甯石寨山出土的“虎牛搏鬥銅扣飾”略有不同，本來獸中之王——老虎在與牛的搏鬥中應該占據絕對的上風，相對孱弱的牛總是被兇惡的老虎獵殺，而在這件扣飾中，諾諾認命的牛一反常态，它并不甘心于失敗的命運，以無畏的勇氣與老虎搏鬥着。雖然狡猾的老虎鑽到牛腹下用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牛也用鋒銳的犄角挑穿了虎身，兩敗俱傷，玉石俱焚。這種弱者面對命運的陰霾不甘屈服而奮力抗争的場面，充溢着悲壯激越的氣氛，具有崇高的悲劇美感，讓人見之動容，甚至引發出對人類社會某些相似現象的聯想。
作為滇國權力、地位、财富象征的貯貝器上，當然也少不了“虎牛搏鬥”的身影。晉甯石寨山出土的一件束腰筒形貯貝器很特别。該器為虎耳束腰筒形，下方四虎爪為器足。器蓋中立一株無葉之樹，樹枝上有兩猴、兩鳥，樹下是二牛一虎的驚魂搏鬥，貯貝器的器耳也由兩頭咆哮的猛虎組成。器蓋上一虎繞樹奔跑，左後腿已被一牛的巨角挑穿，虎僅前爪着地，後腿騰空。顯然，獸中之王在與二牛搏鬥中處在了下風。樹上兩猴，一抱樹瑟縮，另一猴半立，四顧欲逃，兩隻飛鳥在殘酷殺氣催逼下，振翅逃離現場……貯貝器的器蓋以動物搏鬥場面的瞬間定格，為我們展現了虎牛搏鬥的精彩過程，并預示了事件的結局。工匠用戲劇化的場面折射出人間生活的内涵，作為“獸中之王”的老虎反在與牛的搏鬥中成為失敗者，這也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諷刺。對于“國之重器”而言，能用如此自由活潑的手法去表現，迄今也僅此一例，彌足珍貴。
另一件晉甯石寨山出土的“三虎背牛銅扣飾”——一頭成年老虎身背一頭捕獲的峰牛，昂首闊步地歸家，它的身旁還有兩頭稚氣可愛的小虎繞膝承歡，似乎在為父親的勇猛而驕傲，又為自己即将享受的美食而垂涎。這種别出機巧的構思和拟人化的表現手法，營造出濃濃的和諧與溫馨的家庭氣氛，為他處所無。
青銅短劍可鬥虎
虎崇拜在中國由來已久，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中第45号墓中就發現了蚌塑龍、虎圖案，距今已有6000多年。
虎的形象在滇文化中可說無處不在，生産、生活、戰争、祭祀相關器物中都有虎的身影出現，滇人獵虎、鬥虎、縛虎、祭虎，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虎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0多年前，滇人就已經有“鬥虎”的娛樂活動，與古羅馬“鬥獸”之俗非常近似。
江川李家山采集的一件四人獵虎扣飾，記錄了2000多年前一次滇人獵虎的事件。該扣飾中3人手扶虎背，神情輕快，目視前方，顯然是獵虎的勝利者，而另一人則側倒在地，已經命喪虎口。作者想表現的是獵虎過程中一人喪命，剩餘三人終獲勝利。将兩個在不同時段發生的事件凝固在一件扣飾之上，在一件扣飾中既塑造出勝利者的志得意滿，又同時塑造失敗者瀕臨死亡的悲慘命運。從虎傷人到最後被制服，這兩個場景被巧妙地統一在一件扣飾中，還有兩條獵犬也為“獵虎”作出了“貢獻”。
晉甯石寨山出土過一件刻紋銅劍，上面的圖案展現了滇人“鬥獸”的精彩一幕。該銅劍刃部兩面均刻一手持短劍的滇族男子與一種頭部如水獺形狀的虎身怪獸相搏，另有一猴前爪拖住獸尾，張口欲噬。怪獸自頭頸以下與老虎無異，有爪，身帶條形虎斑，長尾，但頭頸以上花紋一改虎狀條形而呈點狀，頭部細圓，小耳，吻部突出，類似水獺。滇人為我們描述的是否是一種曾經存在，但早已滅絕的怪獸呢？或者它們僅是巫術思維下對“老虎”的想象産物。
李家山另外一件“戰國縛虎人物柄銅劍”為我們提供了滇人鬥虎、縛虎的佐證。該劍出土時定名為“矛”，因無法裝柄而改定名為“劍”。劍柄有一面為浮雕圖案，上端是一人縛虎成功，手持繩索做勝利狀(原報告為刺虎)，下方有三人用繩子縛虎，接近劍刃部分有人虎搏鬥，一人被老虎撲噬的圖案。銅劍柄上的浮雕雖然體量微小，老虎、人物僅數毫米大小，但細節表現生動，是失蠟法鑄造的傑作，其内容更足證滇人有“鬥虎”“縛虎”之習俗。
滇人養虎和柱崇拜
滇人不僅“鬥虎”為樂，而且還豢養猛虎。
在晉甯石寨山出土的“詛盟銅貯貝器”器蓋上，有一滇人坐在器蓋邊緣，身旁是一頭拴在矮柱上的老虎，繩索環繞虎頸一周而系在柱子上，老虎右前足舉起，前方還有一條充當其食物的死狗。滇人右側還有另一人，身旁矮柱上拴一豹子。“詛盟銅貯貝器”表現的是滇人祭祀的重要場合，在祭祀集會之際，人們也乘機互通有無，達成商品交換流通。虎、豹在此都是滇人貿易的對象，一旁還有飼養孔雀者。這大概也是最早的“動物市場”了吧。
“詛盟銅貯貝器”器蓋上有立柱，柱頂原有一虎，可惜已經殘缺，但同地出土的“殺人祭柱銅貯貝器”器蓋上完整地向我們展示了滇人崇虎、祭虎的具體内容。該貯貝器器蓋中央有一立柱，立柱頂端上立一虎，柱身蟒蛇纏繞，柱礎還有一似鳄魚、大鲵的怪物盤旋。這是滇國祭祀的一個重要場景，工匠用巧奪天工的失蠟法把它記錄下來，給我們提供了研究滇文化最真實的“史料”。在這件貯貝器器蓋上，一位滇人貴族婦女正在主持一次祭祀活動，很可能與春耕有關。而祭祀的位置，就是“立柱”為核心，圍繞立柱，滇人進行祭祀、貿易、娛樂、處罰犯人等活動，頗似于近代雲南一些地區的“趕街”。在宗教祭祀場所，立柱往往代表着“人神溝通的階梯”。它同時還是古人用來判斷時日、方位的圭表。
柱崇拜在世界範圍内都廣泛存在。遠古時代，人們出于對神的恐懼而産生崇拜，并進行一系列的祭祀行為。但神是虛無缥缈的，是以崇峻的山峰、巍峨的大樹都因為接近“天空”而被人們認為是連接配接神與人之間的橋梁，因而産生了山崇拜、樹崇拜。随着人類社會從大雜居向小聚居的發展，“神山”“神樹”不再随處可求，于是用新的替代品就促使“神柱”崇拜應運而生。換言之，“祭柱即祭樹、祭樹即祭神”，上古時代，天神、神山、神樹、神柱是多位一體的。
盤柱之蛇明确标示了柱的“神聖性”。在大陸古代神話傳說中，蛇往往與“神”相聯系，神山、帝陵等都有蛇拱衛，操蛇者都是“神”。《山海經·中山經》記載：“夫夫之山……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手操兩蛇”。“愚公移山”故事裡的“操蛇之神”，可能也就是從此而來。柱礎的鲵魚紋與神話傳說中黃帝“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形象類似，表明了此祭祀柱亦具有土地神與水神的神格。
“殺人祭柱銅貯貝器”器蓋柱頂的虎，昂首翹尾，虎口大張作呼嘯狀，神态威武，處于最高位置，是以在整個祭祀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死神，同時也是生命之神的象征。《山海經·大荒西經》中記載，西王母形象為“豹尾、虎齒、有文有尾、穴居、善嘯”，其原形也是虎。西王母是“司天之厲及五殘”的死神，又身懷“不死之藥”是生命的象征，也是以誕生了嫦娥奔月的美麗傳說——“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怅然有喪，無以續之。”在滇國的祭祀中，高塑虎神的形象以求其對死者的蔭庇，賜予死者新的生命。滇國銅鼓上的巫師，也有身披虎皮、豹皮舞蹈的形象，可見虎崇拜在滇國的盛行。
在虎的身上，寄托了古滇人複雜的情感——既畏懼其兇殘，談虎色變，又希望能如虎般勇猛無敵，虎虎生威；既把它作為死神、生命神高高的尊崇、祭祀，又把它作為“豢養”的對象，進行交易；既崇拜其山林之王的權威，又無畏地與之生死搏鬥……在愛恨敬畏的諸多沖突中，古滇“虎文化”綿延不絕，流傳千載，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樊海濤/撰文 雲南省博物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