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複後第一樁A錢大案：美軍中校侵吞中國黃金60公斤

1945年11月26日，A錢中國60公斤黃金後，美國中校艾文思以家庭因素為由，匆匆赴上海美軍總部辦理退伍。

二排右一可能是艾文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後，1945年10月25日，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回祖國版圖。

艾文思自以為瞞天過海，殊不知，中國有句老話：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艾文思離開台灣之時，正值日軍人心惶惶、瀕臨遣返或受審之際；「日本黃金」的傳聞，卻逐漸從日軍總部傳出。

另外，上海外灘發生的一件“奇怪金元”事件也引起了民國政府的重視。

這是一件什麼“奇怪”的金元呢？

1945年11月下旬的一個下午，一位名叫鄭仁沅的人在上海中央商場閑逛，他是一位古董鑒定師，更是一位收藏家，在那時的上海灘有一定的名氣。在他經過一家錢币攤時，與其熟識的攤主老馮喚住鄭仁沅，說他最近偶然收進一枚金元，想請鄭老闆鑒别一下是什麼玩意兒。

正面鑄有“福”字，背面鑄‘24K’，‘1000’字樣。鄭仁沅一看，大吃一驚，這種金元，他不但從沒見到過，而且連聽也沒聽說過。

這枚金元币比當時中國市場上流通的銅元稍大，而銀元略小。

價錢不是問題，鄭仁沅果斷買下這枚金元。

鄭仁沅把金元拿回家反複研究。

反面的“1000”是啥意思？代表金額？還是代表制造番号？

為啥沒有銀行名稱？

而從正面的“福”字來看，這應該是中國産品。

從其成色和鑄造水準來看，鄭仁沅判斷這應該是近年制造的産品。

可是，其用途就沒法判斷了，說它是用于流通的貨币吧，沒有發行該币的銀行，按規定和慣例，那就不能上市流通的。

是以，他想還要去找老馮，是否還弄得到這種金元，也想了解更多的金元細節。這對于研究其收藏價值是非常有用的。

就在這時，對後來破獲美軍中校侵吞中國黃金60公斤的關鍵人物之一出現了，這個人就是令人聞風喪膽的軍統頭目戴笠。

戴笠為啥要找鄭仁沅？

難道戴笠知道鄭仁沅獲得了一個“大寶貝”？

答案是否定的。

原來，鄭仁沅的一家，還是戴笠的恩人。

當年，戴笠在上海灘尚未發迹時，鄭仁沅的老爸鄭裕康在上海已經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了。

一天，在上海灘還是個“小癟三”的戴笠，以“浙江老鄉”的名義向在上海街頭偶遇的鄭裕康搭讪攀談，借以獲得一個做季節性“跑街先生”的機會。

後來，戴笠去廣州報考黃埔軍校，鄭仁沅的老爸又贈送了若幹大洋作為盤纏。

再後來，戴笠發迹了，做了軍統頭目，位置再高，但是，他一直記着鄭家對他的恩情，他每次回上海，都會去看望鄭家老小，更稱鄭仁沅為“世兄”。

在上海灘，更沒有幾人敢對鄭家怎麼樣。

鄭仁沅忽然接到戴笠親自打來的電話，說他在國際飯店，立刻派車去鄭家把鄭世兄接去見面。

鄭仁沅帶上了那枚“奇怪”金元，想請見過大世面的“世兄”戴笠給鑒定一下。

鄭仁沅把那枚金元掏出來放在桌上，話還沒有說。

戴笠根本對這枚金元沒有興趣，隻是說他請鄭仁沅過來的來意，抗戰已經勝利，軍統接收的敵産物品以及接下來辦理懲辦接收中有人乘機A錢受賄的案件中肯定會有較多的古董，這就涉及案值多少。他想來想去，這個角色非世兄了。

正事聊完，戴笠随手拿起桌上那枚金元看了看。

這樣看，戴笠忽然神色倏變。

“世兄，你怎麼會有這東西？”，戴笠急切地問道。

鄭仁沅貿然發問：“應該是中國鑄制的吧？

戴笠問道：“世兄這是從哪裡弄來的？”

鄭仁沅一五一十說明了來曆。

“這東西對我有用，請世兄送給我行嗎？”，戴笠禮貌地問道。

鄭仁沅當然同意了。

戴笠為什麼對這枚金元感興趣呢？

原來，目前二戰快要接近尾聲時，日本軍隊在世界各地節節敗退，駐紮在台灣的日軍為了鼓舞士氣，開始計劃鑄造金币，激勵士兵勇敢戰鬥。

1944年初時，軍統香港站從一位英國進階技工那裡偶然得到一張圖紙的照片，那就是眼前這枚金元的正反面以及圓形邊框表面一角的橫面圖。

軍統香港站得到圖紙的照片後，作為重要情報立刻送交重慶軍統總部。

戴笠還将此情報做了報告，老蔣還深以為然，并在重要會議上以此情報内容為例作了一段講話。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再也沒有收到過與此有關的情報。

此時，戴笠突然看到這枚成品的金元，能不激動嗎？

當晚，戴笠向台灣的局本部工作小組發出電報。

要求查一下該金元是否确實已經由當時的駐台日軍鑄制出來，如果鑄造出來是否作為獎金頒發給日軍官兵了。

兩天後，台灣工統回電：

1， 本年4月鑄制成功，共鑄4000枚。

2， 日軍方面未曾使用過；

3， 目前，有2000枚已被台灣省主席長官公署接收，原封不動儲存于庫房中，待還都南京後解交中央。

還有2000枚到哪裡去了呢？有内鬼！ 戴笠看了電報，尋思這倒奇怪了，難怪會在上海見到這種金元。

戴笠馬上下達指令，迅速調查。

當時，上海灘正是軍統的地盤，查案順手到來。

軍統情報員馬上找到攤主馮菊生（老馮），老馮交代是一個叫朱逸君的人賣給他的。

朱逸君是青幫中人，資格比較老，跟杜月笙是平輩。軍統中的一般小羅羅還沒有資格直接對話朱逸君。

軍統隻好請警司袁冰出面跟朱逸君打招呼，說要去拜訪他。

朱逸君道出了其獲得金元的原委：老婆惜财，他是怕老婆出了名的，而他又有一個嗜好：賭博。是以，他的賭資是從一個徒弟叫鐘金根的那小子獻上的，就把金元賣給老馮了。

鐘金根是靜安寺一帶的癟三頭兒，平時以向活躍在那個區域作案的小偷、扒手收取保護費為生。

他供稱：他那枚金元是一夥扒手的頭目綽号孝敬的。 找到那位扒手後，他供金元是他在11月一天晚上，于“百樂門舞廳”門口從一個青年男子那裡扒竊所得。當時扒得的是一個錢包，這枚金元是放在錢包裡的。錢包裡還有一些鈔票、一本中央銀行的存折、一張女人照片、一張公交月票。

很快，那個在“百樂門舞廳”門口被偷走金元的男子被查了出來。

這個人的名叫黃在義，是台灣旅滬做土特産生意的商人，他有個哥哥名叫黃在榮的也是商人，最近被随同10月上旬建立“前進指揮所”的國軍一行赴台的一個美國軍官聘為譯員。

戴笠閱讀這份情報後，對情況已經有了一個準确的估斷，認為短缺2000枚金元的原因應該與那個美軍軍官有關。

對案情進行分析後，軍統所是逮捕已被囚禁于戰俘集中營的原駐台日軍第十方面軍經理處處長日軍少佐田原佐。田原佐是日軍方面籌制涉案金元的負責人，對金元的來龍去脈甚為清楚。

原來，1945年10月5日，美國陸軍駐台灣聯絡組（簡稱美軍聯絡組）的民政主管（Civil Affairs，部門代号G5）艾文思中校，随同台灣省“行政公署前進指揮所”抵達台北。

艾文思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在民政事務上，例如美金的匯率以及台币的發行，轉達美國官方的意見（advise）；同時也應美軍總部的指令，所謂調查台灣省戰後蕭條的經濟，尤其是糧食供應的問題。

艾文思下機後在一次台灣銀行的會議中，咨詢有關台灣黃金的儲備量。台銀主管當場回答說：完全沒有。

但日軍主管經濟事務的原田佐少佐（少校），于次日向總部查詢後回報：台灣日軍（第十方面軍）握有120公斤的黃金，但這些黃金與台銀無關，也不在賬冊上。

艾文思聞訊後，頓時興起了貪念；于是，他趁着中國忙于接收台灣回歸之際，又仗着美軍聯絡組民政事務主官的官威，在往後的一個多月中，瞞上欺下地侵吞了其中的60公斤，共計1998枚金币；并于1945年11月間，借着差旅之便，和另外一位不知情的同僚愛隆生上尉，分3次将黃金偷運到上海，并在當地台籍商人黃在義的協助下（聯絡組翻譯員黃在榮之弟），于南京路大森銀行等處，将金币脫售，共得贓款約10.6萬美金（大約相當于2022年的163萬美金）。

黃在義到案後，對一應情況作了交代，其内容與胞兄招供的一樣。

對自己人可以直接抓捕，但是，對于美國的中校，老蔣犯難了，美國人可不能得罪啊！

最後，戴笠告辭時，說了一句：“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此事。” 可是，等到相關部門跟軍統局完成案件材料交接，組建交涉小組後，已是1946年2月，艾文思也已退役逃回美國了。

這件醜聞，直接向美國人開不了口。

1946年2月2日農曆大年初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負責人陳儀，寫了一封信給美軍聯絡組組長顧德理上校，禮貌的 詢問：怎麼中方所收到的黃金數量和日軍報上來的數字相差了這麼多。

顧德理認為茲事體大，更是臉面問題，立刻約談了日方相關的經手人，并且展開調查；才赫然牽出了台灣光複後第一樁的A錢大案。

1946年5月10日，美軍聯絡組在完成了原定的任務後，撤離台灣。案子于是就交由上海美軍的調查處（CID）來偵辦。此時，嫌犯艾文思已經退伍。美軍調查機關隻得于完成調查以及收集到相關證據後，于1947年交由美國司法部接辦。

1947年5月17日，聯邦調查局（FBI）于加州艾文思家中，将其逮捕；而後于1947年11月2日由洛杉矶聯邦法院開庭審判。據當天美國新聞報道：被告所盜賣金币中的97%，已經（從上海的銀行或銀樓中）尋回，但仍有數十枚卻始終無法尋獲。

1947年22日再次開庭，宣判結果是：艾文思犯職務A錢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判刑前羁押期按每日折抵刑期兩天予以折抵，服刑時間滿一半刑期即予假釋；涉案贓款贓物悉數沒收，歸還原主中國政府。

這件案子堪稱是台灣光複後第一件的A錢大案。犯案人美軍中校艾文思，其作案手法的大膽與粗糙，在在看出他的自大與驕傲。而為了脫罪，他所捏造的一些荒謬情節，更看出了他卑劣的人品。

本案中金币儲藏、取得以及移交的地點，分别分布于台北XXX方圓5公裡以内；上海販賣黃金的相關場所，則座落在南京路東西3公裡的範圍。公元2000年以前，自博愛路底進入台北植物園後門，在左前方不遠、緊臨園區地界線之外 （台銀房舍區），可以看到3座舊時代的建築；它們竟然和原田以及艾文思作證時所描述的藏金地點相似。根據原田的證詞，1945年11月的某一段時間，其中的一棟，曾經被用來作為當時日軍軍需部（Supply Department）的保管庫；也曾經短暫地存放過本案中的3箱黃金。如今，這3座建築物早已被拆除，而蓋上了台北著名的頂級豪宅──松濤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