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或稱黃金，由于其特有的化學穩定性和美麗的光澤，是最早為人們所認識和使用的金屬之一，自古以來便在世界範圍内被視為神聖尊貴的物品。就現有考古出土來看，大陸古代最早的金器發現于新石器時代晚期與夏王朝時期，主要為人體裝飾品。例如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墓地（碳十四年代距今3700年）出土有金耳環和鼻飲；内蒙古赤峰市敖漢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碳十四年代距今4300年至3600年）出土有金耳環。商代的黃金考古文物漸多，但絕大多數也系裝飾品，抑或為祭祀用品。著名的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就出土有較多的黃金制品，如安陽大司空村一座商墓的車馬坑中，在輿的中間發現有3片重疊在一起的圓形金片飾物；安陽梅園莊殷代車馬坑中輿内發現有金箔。四川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不僅出土金器數量多，而且形制别緻，特别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形飾與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帶、太陽神鳥金飾等都很有可能為祭祀用品。至西周，黃金的使用有所增多，但仍主要是貴族用的飾品或祭祀用器。正式發掘的西周墓葬中，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出土有12件黃金帶飾，河北遷安縣小山東莊西周早期墓出土有金耳環、金臂钏，陝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M27号墓一次就出土金器48件。縱觀考古出土實物，在大陸史前時代、商朝和西周，黃金僅用作貴族的飾品或部族的祭祀用品。換言之，貴族之裝飾和祭祀用器是早期黃金之用途所在。
中國最早的黃金貨币楚金版
大陸古代最早把黃金用作貨币的是戰國時期的楚國，目前确切可考的計有郢稱、陳稱、専稱、稱、盧金、字、羕陵七種，此外尚有待考的垂丘、中字金版等。楚國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黃金貨币，各家觀點不盡相同：王國維先生推斷“殆楚繼壽春後”，意即楚國定都壽春後即戰國晚期；加藤繁先生認為“大約在戰國末期五六十年間”；王毓铨先生則認為應該要早于這一時間，“至于早到何時，現在還無法定”；彭信威先生認為金餅的開鑄“似乎是戰國時遷都以後所鑄的”；朱活先生則認為“可能不會遲于春秋晚期”；黃錫全先生認為“可能主要鑄行于戰國中期以後，或者說楚遷都陳以後”。
根據多年的考查研究，我們贊同王國維、加藤繁關于楚金版鑄造于戰國末期的說法，具體而言，當是楚遷都壽春之後所鑄，其中理由本文暫略不談。
此外，楚金版之是以在戰國晚期大量出現，有研究者認為“郢稱金币并不是楚國經濟發展的産物，而是經濟危機的産物”，此說法是有道理的。秦滅郢都後，楚國不僅喪失了大片領土，而且手工業受到巨大打擊，大批工匠被秦國擄掠，導緻楚國經濟受到極大破壞。同時，由于秦國還占據了江南洞庭湖等廣大地區，緻使楚國多條商路中斷。楚國為了維系國家經濟、籌措經費，短時間内大量鑄造楚金版發展内外貿易以增強實力是完全有可能的，是以楚金版才會在戰國末期短時間内大量出現。
除鑄行時間外，楚金版的制造技術也一直頗受學界的關注。雖然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即有學者提出楚金版的制作可能需要經曆熔金鑄版、以印鑿文、切成單稱三個步驟，但迄今并沒有學者就楚金版背面布紋（織物紋）等特征出現的原因給出合理的解釋。近年來，錢币界也有人認為是楚金版鑄成之後，因列印戳記時背面墊以織物而留下布紋痕迹。我們通過多年來對實物的觀察，發現絕大多數楚金版背面皆有清晰可見的布紋，而這些布紋應當是從陶範上翻制的，是典型的 陶範法工藝。
做過範鑄工藝模拟實驗研究的人都會有這樣的體驗，越是平面素模，翻範時就越不好脫模，因為吸力大，而帶紋飾的面反而較容易脫模，且越是紋飾飽滿越好脫模。楚金版背面布紋的出現，正是因為鑄造它的陶範為了便于脫模，在翻範時采取了用布匹等襯墊的措施，最終導緻了布紋被翻印到了楚金版的背面。
西漢用作祭祀而非貨币的馬蹏金、麟趾金
西漢時期人們使用黃金鑄造了金餅及馬蹏金、麟趾金，但由于當時的史料并沒有明确記載它們的形制和功能，是以後世學者多有争議。近年來，随着西漢金餅及馬蹏金、麟趾金在南昌海昏侯墓、定縣中山王墓等墓葬的出土，它們的形制和功能才基本明确。
西漢的金餅俗稱柿子金，它的出現要早于馬蹏金、麟趾金，在古代文獻中也被稱為“餅金”。西漢金餅的重量以一斤為主，由于其價值巨大，是以其功能必然也不同于日常交易的五铢錢。在海昏侯墓葬出土的金餅中，有四枚上面遺留有墨書，“南海海昏侯臣賀元康三年酎金一斤”，這段文字說明了此批金餅是海昏侯用于上繳的酎金。酎金是西漢宗室王侯随天子祭祀宗廟時所捐獻的黃金，它起源于古代的宗廟祭祀，各諸侯王、列侯要根據所封轄區的人口數量上繳黃金供天子祭祀之用，若上繳的黃金的數量和品質達不到規定的要求，會被奪爵削地。西漢曾發生不少公侯因酎金問題而被削爵免國的情況。由于酎金對西漢朝廷特别是諸侯王的重要性，各地諸侯王必然要儲備相當數量黃金，而這些黃金會被鑄造成金餅的形式以供朝廷祭祀之用，這正是西漢金餅大量存在之原因，也是金餅的主要功能。而且從出土的金餅實物來看，大多數表面可見各類戳記和戳印，這些印記恰好說明了金餅在實際使用中需要進行必要的标注和成色檢驗，這正與中央政府對酎金的要求相符。
西漢的馬蹏金、麟趾金首次見于文獻是在漢武帝時期，但記載僅說明了麟趾褭蹏出現的時間和原因，沒有明确其形制，後世學者對此存有争議。直到2015年海昏侯墓成批馬蹏金和麟趾金的出土，再與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的黃金互相印證，馬蹏金和麟趾金的形制才得以明确：馬蹏金分大小兩種，皆馬蹄形，橢圓底，中空，腔體外是打磨光潔的黃金鏡面形态，腔體口沿外有一圈黃金掐絲紋飾帶，口部鑲嵌玉片（或琉璃片）；麟趾金與馬蹏金有相似之處，腔體口沿外亦有一圈黃金掐絲紋飾帶，口部鑲嵌玉片（或琉璃片），但其底部更狹長窄尖，截面呈尖圓形，其上部後端有一小趾。
由于馬蹏金、麟趾金制作工藝複雜，造型精美，顯然不應是用于流通的黃金鑄币，而是為特殊用途制作。在馬蹏金、麟趾金出現之前，西漢皇帝将大量的黃金用于宗廟祭祀，漢武帝獲白麟後，也是将白麟獻之于宗廟。故此，我們認為用黃金制作的代表祥瑞的馬蹏金、麟趾金，應當也與皇帝和諸侯王的宗廟祭祀活動有關，其基本功能應當是祭祀而非貨币。在西漢時期，宗廟祭祀是重要的政治活動，各諸侯王不但要參與皇帝在京師的祭祀活動，而且各郡國還設定有郡國宗廟。郡國宗廟的設立始于漢高帝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随後的惠帝又“令郡諸侯王立高廟”。郡國宗廟設立後，各諸侯王必然需要對宗廟進行祭祀，是以漢武帝将馬蹏金、麟趾金頒賜給諸侯王，諸侯王将其用于郡國宗廟祭祀是完全合理的。事實上，各諸侯王在參與皇帝祭祀時付出了大量的酎金，但同時又可以得到皇帝回饋的用于郡國宗廟祭祀的馬蹏金、麟趾金，這種皇帝與諸侯王的互動不僅滿足了皇帝斂财的需求，而且也加強了彼此的宗族認同。
另外，從出土的馬蹏金、麟趾金實物來看，也非常符合祭祀用品的特征。首先，馬蹏金、麟趾金是由金與玉兩種材料制作而成，這兩種材料本身都是中國古代用于祭祀的貴重物品，而在西漢将兩種材料結合制作成一件器物，絕不可能是用于流通的貨币，而作為祭祀用品卻是非常合适的。其次，出土的馬蹏金、麟趾金底部中心一般會鑄造有“上”“中”“下”陽文銘文，我們認為這可能代表了皇帝将其頒賜諸侯王時是成組的，其上的文字代表了用于宗廟祭祀時擺放的位置或組合，而不是有學者提出的不同作坊的代号。古錢币确有不少本身标記有産地或作坊代号的，其主要原因是錢币産量巨大，不易追溯生産者；但馬蹏金、麟趾金隻能由皇室生産用以頒賜，其生産者是明确的，加之生産工藝複雜，産量稀少，其生産與賞賜必然會有詳細記錄，是不需要在器物本身上标記作坊的。不過，如果将這些銘文視為宗廟祭祀時擺放的位置或組合，則是具有合理性的。諸侯王在進行宗廟祭祀時，如果需要根據被祭祀者的身份選擇不同的組合和擺放位置進行祭祀，這就需要在馬蹏金、麟趾金上鑄造銘文以示差別，而這正也符合了中國古代傳統祭祀的特點。
（作者周衛榮 中國錢币博物館館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錢币學會秘書長，中國錢币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麟趾金（海昏侯墓）
楚金版（正面）
金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