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或称黄金，由于其特有的化学稳定性和美丽的光泽，是最早为人们所认识和使用的金属之一，自古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神圣尊贵的物品。就现有考古出土来看，大陆古代最早的金器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夏王朝时期，主要为人体装饰品。例如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墓地（碳十四年代距今3700年）出土有金耳环和鼻饮；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碳十四年代距今4300年至3600年）出土有金耳环。商代的黄金考古文物渐多，但绝大多数也系装饰品，抑或为祭祀用品。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就出土有较多的黄金制品，如安阳大司空村一座商墓的车马坑中，在舆的中间发现有3片重叠在一起的圆形金片饰物；安阳梅园庄殷代车马坑中舆内发现有金箔。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不仅出土金器数量多，而且形制别致，特别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虎形饰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等都很有可能为祭祀用品。至西周，黄金的使用有所增多，但仍主要是贵族用的饰品或祭祀用器。正式发掘的西周墓葬中，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有12件黄金带饰，河北迁安县小山东庄西周早期墓出土有金耳环、金臂钏，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7号墓一次就出土金器48件。纵观考古出土实物，在大陆史前时代、商朝和西周，黄金仅用作贵族的饰品或部族的祭祀用品。换言之，贵族之装饰和祭祀用器是早期黄金之用途所在。
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楚金版
大陆古代最早把黄金用作货币的是战国时期的楚国，目前确切可考的计有郢称、陈称、専称、称、卢金、字、羕陵七种，此外尚有待考的垂丘、中字金版等。楚国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黄金货币，各家观点不尽相同：王国维先生推断“殆楚继寿春后”，意即楚国定都寿春后即战国晚期；加藤繁先生认为“大约在战国末期五六十年间”；王毓铨先生则认为应该要早于这一时间，“至于早到何时，现在还无法定”；彭信威先生认为金饼的开铸“似乎是战国时迁都以后所铸的”；朱活先生则认为“可能不会迟于春秋晚期”；黄锡全先生认为“可能主要铸行于战国中期以后，或者说楚迁都陈以后”。
根据多年的考查研究，我们赞同王国维、加藤繁关于楚金版铸造于战国末期的说法，具体而言，当是楚迁都寿春之后所铸，其中理由本文暂略不谈。
此外，楚金版之所以在战国晚期大量出现，有研究者认为“郢称金币并不是楚国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危机的产物”，此说法是有道理的。秦灭郢都后，楚国不仅丧失了大片领土，而且手工业受到巨大打击，大批工匠被秦国掳掠，导致楚国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同时，由于秦国还占据了江南洞庭湖等广大地区，致使楚国多条商路中断。楚国为了维系国家经济、筹措经费，短时间内大量铸造楚金版发展内外贸易以增强实力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楚金版才会在战国末期短时间内大量出现。
除铸行时间外，楚金版的制造工艺也一直颇受学界的关注。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有学者提出楚金版的制作可能需要经历熔金铸版、以印凿文、切成单称三个步骤，但迄今并没有学者就楚金版背面布纹（织物纹）等特征出现的原因给出合理的解释。近年来，钱币界也有人认为是楚金版铸成之后，因打印戳记时背面垫以织物而留下布纹痕迹。我们通过多年来对实物的观察，发现绝大多数楚金版背面皆有清晰可见的布纹，而这些布纹应当是从陶范上翻制的，是典型的 陶范法工艺。
做过范铸工艺模拟实验研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越是平面素模，翻范时就越不好脱模，因为吸力大，而带纹饰的面反而较容易脱模，且越是纹饰饱满越好脱模。楚金版背面布纹的出现，正是因为铸造它的陶范为了便于脱模，在翻范时采取了用布匹等衬垫的措施，最终导致了布纹被翻印到了楚金版的背面。
西汉用作祭祀而非货币的马蹏金、麟趾金
西汉时期人们使用黄金铸造了金饼及马蹏金、麟趾金，但由于当时的史料并没有明确记载它们的形制和功能，所以后世学者多有争议。近年来，随着西汉金饼及马蹏金、麟趾金在南昌海昏侯墓、定县中山王墓等墓葬的出土，它们的形制和功能才基本明确。
西汉的金饼俗称柿子金，它的出现要早于马蹏金、麟趾金，在古代文献中也被称为“饼金”。西汉金饼的重量以一斤为主，由于其价值巨大，所以其功能必然也不同于日常交易的五铢钱。在海昏侯墓葬出土的金饼中，有四枚上面遗留有墨书，“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这段文字说明了此批金饼是海昏侯用于上缴的酎金。酎金是西汉宗室王侯随天子祭祀宗庙时所捐献的黄金，它起源于古代的宗庙祭祀，各诸侯王、列侯要根据所封辖区的人口数量上缴黄金供天子祭祀之用，若上缴的黄金的数量和质量达不到规定的要求，会被夺爵削地。西汉曾发生不少公侯因酎金问题而被削爵免国的情况。由于酎金对西汉朝廷特别是诸侯王的重要性，各地诸侯王必然要储备相当数量黄金，而这些黄金会被铸造成金饼的形式以供朝廷祭祀之用，这正是西汉金饼大量存在之原因，也是金饼的主要功能。而且从出土的金饼实物来看，大多数表面可见各类戳记和戳印，这些印记恰好说明了金饼在实际使用中需要进行必要的标注和成色检验，这正与中央政府对酎金的要求相符。
西汉的马蹏金、麟趾金首次见于文献是在汉武帝时期，但记载仅说明了麟趾褭蹏出现的时间和原因，没有明确其形制，后世学者对此存有争议。直到2015年海昏侯墓成批马蹏金和麟趾金的出土，再与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的黄金相互印证，马蹏金和麟趾金的形制才得以明确：马蹏金分大小两种，皆马蹄形，椭圆底，中空，腔体外是打磨光洁的黄金镜面形态，腔体口沿外有一圈黄金掐丝纹饰带，口部镶嵌玉片（或琉璃片）；麟趾金与马蹏金有相似之处，腔体口沿外亦有一圈黄金掐丝纹饰带，口部镶嵌玉片（或琉璃片），但其底部更狭长窄尖，截面呈尖圆形，其上部后端有一小趾。
由于马蹏金、麟趾金制作工艺复杂，造型精美，显然不应是用于流通的黄金铸币，而是为特殊用途制作。在马蹏金、麟趾金出现之前，西汉皇帝将大量的黄金用于宗庙祭祀，汉武帝获白麟后，也是将白麟献之于宗庙。故此，我们认为用黄金制作的代表祥瑞的马蹏金、麟趾金，应当也与皇帝和诸侯王的宗庙祭祀活动有关，其基本功能应当是祭祀而非货币。在西汉时期，宗庙祭祀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各诸侯王不但要参与皇帝在京师的祭祀活动，而且各郡国还设置有郡国宗庙。郡国宗庙的设立始于汉高帝十年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随后的惠帝又“令郡诸侯王立高庙”。郡国宗庙设立后，各诸侯王必然需要对宗庙进行祭祀，所以汉武帝将马蹏金、麟趾金颁赐给诸侯王，诸侯王将其用于郡国宗庙祭祀是完全合理的。事实上，各诸侯王在参与皇帝祭祀时付出了大量的酎金，但同时又可以得到皇帝回馈的用于郡国宗庙祭祀的马蹏金、麟趾金，这种皇帝与诸侯王的互动不仅满足了皇帝敛财的需求，而且也加强了彼此的宗族认同。
另外，从出土的马蹏金、麟趾金实物来看，也非常符合祭祀用品的特征。首先，马蹏金、麟趾金是由金与玉两种材料制作而成，这两种材料本身都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的贵重物品，而在西汉将两种材料结合制作成一件器物，绝不可能是用于流通的货币，而作为祭祀用品却是非常合适的。其次，出土的马蹏金、麟趾金底部中心一般会铸造有“上”“中”“下”阳文铭文，我们认为这可能代表了皇帝将其颁赐诸侯王时是成组的，其上的文字代表了用于宗庙祭祀时摆放的位置或组合，而不是有学者提出的不同作坊的代号。古钱币确有不少本身标记有产地或作坊代号的，其主要原因是钱币产量巨大，不易追溯生产者；但马蹏金、麟趾金只能由皇室生产用以颁赐，其生产者是明确的，加之生产工艺复杂，产量稀少，其生产与赏赐必然会有详细记录，是不需要在器物本身上标记作坊的。不过，如果将这些铭文视为宗庙祭祀时摆放的位置或组合，则是具有合理性的。诸侯王在进行宗庙祭祀时，如果需要根据被祭祀者的身份选择不同的组合和摆放位置进行祭祀，这就需要在马蹏金、麟趾金上铸造铭文以示区别，而这正也符合了中国古代传统祭祀的特点。
（作者周卫荣 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钱币学会秘书长，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麟趾金（海昏侯墓）
楚金版（正面）
金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