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小說的研究裡，有一派名叫“索隐派”，舊說以為此派肇始于紅學，乃至于視之為舊紅學的一個分支，并視其發轫之作為署名王夢阮、沈瓶庵于民國五年（1916年）出版的《紅樓夢索隐》[1]。
《紅樓夢索隐》
然則此書固是小說索隐類著作的第一部大書，“索隐”二字卻實出于《周易》，作為書籍專名則始見于司馬貞之《史記索隐》，是“探求異聞，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2]的意思。
至于長篇小說索隐，應是以小說情節比附曆史或哲學并作過度解讀的意思，此種批評方式至遲可以推至明代中後期，如葉晝托名李卓吾批評的《西遊記》，其中說“批讀《西遊記》者，不知作者之宗旨，定作戲論。餘為一一拈出，庶幾不埋沒了作者之意”[3]。
将小說情節和人物相比附的，則有另有昭梿的《嘯亭雜錄》——
鐘伯敬《封神演義》荒誕幻渺，不可窮诘。然皆暗指明事，以神宗為纣，鄭貴妃為妲己，光宗常洛為殷洪，王恭妃為姜後。張維賢為聞仲者，以其行居次也。朱希忠為黃飛虎者，姓皆色也。
西岐者，暗指播州楊應龍。以孫丕揚為楊任，因其家居關西，而無甚知識，以手下為耳目也。以朱廖為尤渾，以其尤劣于四明也。三教道師暗指齊、浙、楚三黨，托塔天王暗指李三才也，鄧九公者，鄭芝龍也，申公豹者，申時行門下客也。
至以鄒元标等江右人為梅山七怪，尤為誣善。夫食毛踐土之士，而謗毀其君為辛纣，居然筆之于書，其人可誅，其闆可斧矣！而尚流傳世間，亦可怪也。
《嘯亭雜錄》
這是較早的索隐批評的專文，也可以說是對《封神演義》索隐的第一篇著作了。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卒于道光九年末（1830年），較于王、沈二人之書早近百年年，即便以刊刻時間算，則此書在光緒六年（1880年）由九思堂刊刻，仍較二氏之書早三十六年，算得上是索隐一派的先聲。
另，王闿運《湘绮樓日記》也有對《封神演義》的批評，其日記中光緒十九年正月二十日寫道——
《封神演義》者，本拟《水浒傳》、《西遊記》而作，亦兼襲《三國志》，其文有“狼筅”，在明嘉靖以後，而俗間大信用之，至以改撰神号。至今言四天王、哼哈、财神、溫痘，皆本之，已為市井不刊之典矣。
餘童時喜其言太極圖有焚身之禍，蓋意在譏明太宗殺方正學諸君。及其言豬狗佐白猿總戎，以譏李景隆諸将，以為各有所指。然其文衍成數十萬言，必有所命意，乃能敷演。而聞仲者，又以拟張江陵不學而跋扈也。其言姜環又明斥梃擊事。
明人喜為傳奇演義之言，而此獨恢詭不平，多所指斥，大緻以财色為戒，故獨重趙公明兄妹，财為兄，而色為妹，未有無财而能耽色者也。置之十絕之中者，戕生多端，中年尤在财色也。十絕破而殺仙，萬仙誅而沐猴冠矣。此由庶人以至天子，不可以太極圖自陷于落魂也。故必以太極圖易草菅人，不可以太子入太極圖，乃憤時嫉俗者之所為。
大要言賢智皆助逆，讒邪皆為神，唯禽獸乃可通天，甚惡道學之詞，疑李卓吾之所為也。昔疑其有金丹醫方之說，嘗欲評之，今乃知其仍為迂儒，故标其作意如此。至其神名，蓋别有所本，非由此始，則無可考矣。
《湘绮樓日記》
光緒十九年即1893年，較二氏早23年。此外，那時候的索隐尚有：
一、燕南尚生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于保定直隸官書局排印的《新評水浒傳》，尚生之名不詳，書中言“史進”寓意《史記》和進化，“魯達”寓意這魯國的達人，也就是孔子等，這書比起《紅樓夢索隐》實在還要早些，故将《紅樓夢索隐》視為小說索隐的第一部書的意見是無法成立的。
二、鄧狂言于民國八年（1919年）在上海民權出版部出版的《紅樓夢釋真》及民國十八年（1929年）在大東書局出版的《水浒傳索隐》。狂言本名鄧裕厘，字服農，江陵人，參加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的科舉，民國的時候又做過湖北省臨時議會議員。
三、“樾公”于民國二十年（1931年）于文明書局出版的《水浒傳索隐》，此人生平未詳，書未能見，持書者或以其名為趙北樾，不知的否。
《水浒傳索隐》
四、馬駿圖于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于北平中華印書局出版的《馬氏叢書第一輯》，馬氏為伊斯蘭教民，曾創辦晉城崇實中學，此書中附有《讀書索隐》、《封神傳索隐》、《白蛇傳索隐》三篇，皆以附會為能事，其中《封神傳索隐》一文又見于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之《炎黃朔望刊》第一期第10—13頁。
故索隐派的發轫并不由于紅學，而民國時期的索隐著作絕不止于紅學的著作。隻是後來有賴胡适之先生開拓新紅學，是以作者曹雪芹的生平作為依據的，這就必與猜謎為特色的舊紅學處處相反，是以紅學索隐派便獨立于其它各書的索隐之外，别成一種重要的标的留存于學術的曆史中。
索隐派的文章固然多有對文學意象背後的深入思考，但由于缺乏對作者創作時代的了解和對作者原有意圖的尊重，得出的結論往往與原著毫無關聯甚或背道而馳。
《石頭記索隐》
以上文述及的兩種《封神演義》的索隐為例，王闿運認為趙公明兄妹的形象設計是為了表明“财為兄，而色為妹”，實則趙公明固然為财神，三霄娘娘卻是被封為“坑三姑娘”即司廁之神，并非掌管聲色之神，而其所布九曲黃河陣也并非以色惑人的工具，若以其人為女神則為色欲的象征，則金靈聖母、龍吉公主、鄧婵玉等無一不為女神或女将，單以此認為三霄娘娘為色欲的象征無論如何是說不通的。
同樣，以袁洪影射李景隆也十分不通，曆史上朱棣甚為輕視李景隆，李景隆也因私人原因猜忌瞿能使其兵敗垂成，小說中的袁洪卻為武王和姜子牙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殺掉了楊任、龍須虎、鄭倫等名将，不但與其他梅山六怪同仇敵忾，也與前來助戰的高明、高覺、邬文化等協同作戰，絕非李景隆之流可比。何況李景隆在靖難之役失敗後，仍被朱棣封為太子太師，遠比袁洪困死于山河社稷圖的結局要好得多。
李景隆畫像
至于太極圖将殷洪化為飛灰影射方孝孺之難，應是将太極圖了解為理學冠冕的《太極圖說》，這恐怕隻能算是望文生義；姜環襲擊太子與梃擊案襲擊當時為太子的朱由校确有相似之處，然則《封神演義》本刊刻于天啟年間，以此情節明目張膽地影射當時的帝王亦非民間文學所樂為，何況這種宮廷内鬥在《左傳》、《戰國策》等書中早有成例，原不需要影射才能寫作的。
馬駿圖的《封神傳索隐》在《炎黃朔望刊》刊登時則幹脆寫上了“打破三百年啞謎，方知《封神傳》為富有民族意義之革命書籍”，認為“以纣王無道拟明熹宗、莊烈及福王、桂王等之昏庸，以西岐及西方之準提、接引因滿洲從來信佛也，以費仲、尤渾拟魏忠賢黨，以龜靈聖母拟客氏，以飛廉、惡來拟奸珰杜勳、王德化輩”。
《封神傳索隐》
這簡直是毫無道理，因為現存最早的《封神演義》版本是天啟金阊舒載陽本，此時崇祯尚未登基，李自成更未攻陷北京，自無杜勳、王德化輩之事，也無福王、桂王稱帝可言。那時候滿洲方興，若以此比拟儒生們所尊奉的周武王，則無異給了滿洲以政治上的正确，一方面讴歌敵軍正中朝廷的忌諱，另一方面也傷害了明末遺民的感情，《封神演義》一書勢不能于當時大行其道。
以馬氏作此文時的情形來看，不過是蹈襲燕南尚生批評《水浒傳》的故智，尚生以《水浒傳》為憲政的發轫，馬駿圖便以《封神演義》作為革命的隐含，卻不知是完全不具備說服力的。
《封神榜故事探源》
1960年衛聚賢于香港偉興印務所出版的《封神榜故事探源》上下兩冊沿用了馬駿圖的思路。此書筆者未見，但就其它論文的引用情況來看，衛氏認為《封神演義》為清人托名明人的作品，并以為文武二王伐纣是影射吳三桂降清複叛的事情，西方教主是影射喇嘛教等[4]，然則《封神演義》各版本尚在，其非清人所托一望可知。是以衛氏的意見，我想總可以不攻自破了。
注釋：
[1] 郭豫适：《半磚園齋論紅學索隐派》，複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5月版，第11頁。
[2]（唐）司馬貞：《史記索隐序》。
[3] （明）葉晝：《李卓吾批評西遊記》（上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頁。
[4] [日]山下一夫：《西方教主考》，圓光佛學學報，第3期，第241—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