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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麗君:波蘭文學是永遠明亮的精神世界

那是2019月11日上午,北京青年報記者和後浪出版編輯馬國維老師一同前往北京外國語大學家屬樓。83歲的易麗君老師為記者開了門。

在這次拜訪的前一天晚上,2018年、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同時公布。波蘭當代著名女作家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獲得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獎。彼時的新聞标題裡,爆冷、小衆占據了報端,中國讀者對這位波蘭詩人并不熟悉,而最早托卡爾丘克譯介到中國的,是波蘭語翻譯泰鬥易麗君和丈夫袁漢熔。

“昨晚有幾個記者給我打電話,我也不知道是哪裡,來了我就瞎說一頓,一會兒又來一個,我又胡說一頓。”易麗君83歲了,但她洪亮的聲音、開門見山的爽朗性格,以及謙和的為人,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易麗君:波蘭文學是永遠明亮的精神世界

在波蘭語翻譯界,易麗君老師學術地位非常高。易麗君1960年畢業于波蘭華沙大學波蘭語言文學系研究所學生。曆任中央廣播事業局蘇聯東歐部編輯、記者,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系教師、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譯協理事。曾獲波蘭文化功勳獎章(二次),波蘭總統授予的“波蘭共和國十字騎士勳章”和“波蘭共和國軍官十字勳章”,波蘭國民教育委員會功勳章,格但斯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中國翻譯家協會頒發的“外國文學資深翻譯家”稱号。

采訪期間,易麗君老師多次講起了她的丈夫。易麗君和丈夫袁漢镕是當年留學華沙時的同學,1950年代,一列國際火車把他們帶到波蘭,他們在華沙度過了難忘的求學歲月。回國後,易麗君從事翻譯工作,丈夫袁漢镕是中國原子能科學院研究員,曾任中國核資料中心副主任。“易麗君和袁漢镕夫婦二人都是資深波蘭語翻譯家,如果沒有兩位譯者老師的譯介,我們很可能會錯過托卡爾丘克這位作家。”後浪資深編輯馬國維介紹。

譯介托卡爾丘克是易麗君翻譯生涯的一段插曲。“是朋友的面子。”2004年,70歲的易麗君幾乎不再翻譯了,她覺得自己年齡大了。彼時台灣一家出版社想要出版托卡爾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和《收集夢的剪貼簿》,“他們的總編輯找到了老三聯一位姓沈的同志,這位同志找到了《世界文學》的編輯——我的好朋友楊樂雲,她和我說托卡爾丘克值得翻譯,我就叫她拿來看看。”易老口中的楊樂雲是著名捷克文學翻譯家,而朋友所說的“沈同志”則是三聯書店的前總編輯沈昌文。

最先拿到的是《太古和其他的時間》。“我看了我就覺得很有意思。”易麗君說,她覺得托卡爾丘克是一個奇女子。“她的筆墨很靈動,她表面上講的這一層東西是一層意思,在表層的掩蓋下,深層次的真實的意思要仔細看才能懂得。”

這就是譯者易麗君和托卡爾丘克的初次相遇。《太古和其他的時間》翻譯完成,成了台灣當月的暢銷書。這樣的結果易麗君也有些沒想到。

還記得當年諾獎公布的日子,媒體上諸多類似的評價讓托卡爾丘克為“捕夢人”“造夢者”“以夢為始”,讓托卡爾丘克成為了一個懸在半空中的作者。但在易麗君老師的認識裡,她看到托卡爾丘克文字中潛藏的深意。易麗君說,如果概括地講,尋根是托卡爾丘克始終關注的:“她在追尋兩個根,一個是她自己人生的根,一個是她的民族的根,波蘭民族的根到底在哪兒,這個是深層次的東西。”

在易麗君看來,托卡爾丘克這種對波蘭民族的感情以及進入曆史的方式,與另一位波蘭獲得諾貝爾獎得主,詩人米沃什并不太一樣。“我想,米沃什的哲學味更重,而托爾卡丘克則是忠于史詩。她讓讀者看到波蘭民族比較好的那一面,以及民族性裡藏得很深的亮點——波蘭人的不怕死、堅強和勇敢,而這些在她的作品裡恰恰是通過沒完沒了的死來實作的。”易麗君說,與米沃什直接歌頌英雄不同,托爾卡丘克的寫作給人的感覺是讓人愉悅的:“就像在和你說,我是為了愉悅心靈才寫作,我的創作是愉快的,希望你也覺得愉快。這一點很像辛波斯卡。”談話間,三位獲得過諾獎的波蘭作家都被易麗君簡明扼要地提到了。

易麗君老師講話非常樸實,問多少,講多少。聽老一輩翻譯家講話,是很不一樣的感覺,她們不會賣弄地講自己做了多少研究,絕不會誇誇其談那些一鳴驚人的評論;他們有一種深入淺出的本事,在一輩子紮實研究之後仍可以用真誠和樸實面對普通的問題,把問題講清楚,不會故弄玄虛。

易麗君為“偶遇的”《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寫了一篇品質很高的譯者序,向中國讀者介紹了托卡爾丘克和這篇作品的同時,也将托卡爾丘克放在整個波蘭戰後文學史的系統裡,在易麗君看來,托卡爾丘克身上有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波蘭文學的轉變。這是易麗君波蘭文學研究的一部分,她的研究著作《波蘭戰後文學史》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波蘭文學專業的的同學必讀的教材。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波蘭文壇發生了許多變化。”易麗君寫道。要了解這當中的變化, 勢必要了解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波蘭文學的情況:“波蘭作家獨立性的首要條件是,保持批判的勇氣,敢于坦言真理,敢于揭露政權的外來性和極權統治的弊端,敢于揭露社會生活中的陰暗面。這種批判精神展示了一種濃縮的波蘭性,起了一種抵禦外來性的防護铠甲的作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波蘭文壇發生了許多變化。年輕一代的作家淡化曆史,把文學創作當成一件愉悅心靈的樂事,既讓自己在編故事的過程中享受快樂,也讓讀者不費力氣、輕松地接受……他們不屑于承擔戰後近半個世紀波蘭現實裡清算是非功過的使命。他們感興趣的對象由‘大祖國’轉向‘小社會’——也就是家庭,從中探尋社會生活新穎的、建立在人性基礎上,普通而同時也富有戲劇性和持久價值的模式。”易麗君寫道。

對易麗君老師來說,她以更為廣闊的曆史眼光看待獲得諾獎的作家,把與生命等長的求索與研究,沉潛在波蘭文學譯介中。

在托卡爾丘克獲得諾獎之後,媒體沸騰了一陣子,很快地又退潮了。潮起潮落之後,加印的書被快遞到手上,卻也趕不上小衆文學降溫的速度。對大衆而言,波蘭文學會很快重回小衆文學的角落,直到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被國際獎項照亮。

對易麗君而言,窗外的事,不重要。波蘭文學是她永遠明亮的精神世界,那是她永不會褪色的人生底片。

攝影/馬國維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知依

編輯/喬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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