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1911.4.19-1966.9.3）
寫陳夢家的文章不少。去年出版的子儀著《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更是将公開發表的相關資料網羅殆盡。這位相貌英俊的考古學家和詩人自殺事件的來龍去脈，尤其受人關注，同時也存在着明顯的盲區。
《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中華書局2021年6月版
談論者大多以夏鼐——當時考古所所長的叙述為起點。
1966年《夏鼐日記》記載：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下午所中成立紅衛兵，3時揪鬥“反動權威”蘇秉琦示衆，集中所中全體牛鬼蛇神，戴紙帽遊行，繞所中三匝。我打黑旗，牛兆勳、林澤敏打鑼，有：反動權威徐旭生（未到）……右派分子陳夢家……齊光秀等，共計26人。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中午陳夢家被揪鬥，戴“流氓詩人”紙帽……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上午赴所，見通告牌上有紅衛兵通告，謂我所右派分子陳夢家自殺未遂。聽說：昨天中午下班後，他到東廠胡同的一蔡姓寡婦家（其丈夫死于1963年，據雲曾于死前托孤于陳），被所中左派群衆揪出示衆，他自殺以抵抗運動，犯現行反革命的罪，還在遺書中污蔑群衆侮辱了他，是以自殺。
九月三日 星期六 聞陳夢家已于昨晚再度自殺身死。
顯然，八月二十四日中午發生的事情，是導緻陳夢家自殺的直接原因。讀者不禁會問，其中那位關鍵人物——蔡姓寡婦是誰？她和陳夢家的關系究竟如何？
這個謎題，隻有等待收藏家方繼孝來破解。多年前，方繼孝從潘家園市場購得從陳夢家妻子——趙蘿蕤家散出的大宗資料（此事前因後果見方繼孝著《箋墨記緣——我的收藏三十年》）。其中除了書籍、照片，更有不少家人、朋友之間的通信。數年來，他一直埋首做着整理、考證的工作。
終于，去年9月，這本《陳夢家和他的朋友們》出版了。方繼孝沒有令人失望，他揭示出蔡姓寡婦名叫陳方，其夫是供職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翻譯家芳信（蔡方信）。上世紀五十年代，蔡、陳兩家因選購明代家具結緣。由于住得近，走動友善，此後他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關系。1957年趙蘿蕤患上嚴重的精神疾病，陳方就常常上門照料病人。而1963年芳信去世後，蔡家經濟拮據，也多虧了陳夢家的鼎力幫助。兩家人彼此需要，互相扶持。
《陳夢家和他的朋友們》，三聯書店2021年8月版
讓人驚喜的是，2015年，方繼孝想方設法找到了已經九十二歲高齡的陳方女士，并幾次走訪了她（當年年底，老人即去世）。于是，在他們百感交集的會面中，我們得以聆聽當事人對曆史現場的第一手陳述。
關于8月24日事件，陳方是這麼說的：
8月24日中午，我剛吃過飯，陳先生就來了。看樣子他很疲憊，我讓他坐下，便去沏茶。陳先生剛端起茶杯，院子裡來了幾個人，大聲喊說：陳夢家是不是在屋裡？陳先生放下茶杯剛要起身，已有人闖進屋來。他們是考古所的紅衛兵。一個紅衛兵把陳夢家拽了起來，指着我問：你們是什麼關系？我靠着書桌，一言未發。其中一個人說得很難聽，陳先生就說，我們沒什麼關系，找她去我家照顧病人。紅衛兵根本不聽他解釋，嘴裡不幹不淨的，連拖帶拽地把陳先生從房間裡弄了出去。臨出門時，我看到陳先生的眼神裡充滿了絕望，他叫着我的名字說：“我再也不能讓人當猴子耍了。”
作為讀者，我得說，我們何其幸運，可以同時看到關于這一場景的另一種描述。它來自當天闖進院子的紅衛兵之一——高天麟。高天麟的文章《也說陳夢家先生的最後歲月》（以下簡稱“高文”）發表于2016年《點滴》雜志第一期。他的版本如下：
24日上午陳先生等與夏鼐等所謂“走資派”、“保皇派”，在所内挂着黑牌參加建房的體力勞動，中午11點半他們結束勞動後，技術室有位同志向紅衛兵負責人報告，說陳夢家進到東廠胡同某号院，那家主人是個寡婦……。紅衛兵負責人聽說後，把陳夢家先生的這一串門造訪當成是不規矩行為，即帶領三四名紅衛兵（當時本人也在其中），趕往東廠胡同東口路南的某号院（現已拆除）。進到院中，見陳先生确在院内東廂房的一位中年婦女家中，紅衛兵負責人即聲色俱厲地喝令他出來！我們和陳先生從東廠胡同那家人出來以後，他推上那輛從美國帶回來的自行車，紅衛兵前後押解着走出胡同東口……
兩個版本看似相近，實際上是強度完全不同的兩種叙述。在高天麟的版本裡，他們這四五個紅衛兵隻是在院子裡喝令陳夢家出來，沒有“闖進屋來”“拽了起來”“指着我問”一系列驚心動魄的動作，也沒有提及“說得很難聽”“不幹不淨的話”，而是巧妙地用了個意味深長的省略号一筆帶過，“那家主人是個寡婦……”在這一段裡的“略”，絲毫不影響緊接着的“詳”。他特意提到出了院子後，陳夢家還可以推着他那輛美國帶回來的自行車。仿佛在當時的情形之下，陳先生受到了某種尊重，在行動上還有着一定的自由。
我們繼續往下看。陳方接着說：
陳先生被押走後，我心裡很不是滋味，總覺得陳先生找我有事還沒說。更不放心的是，紅衛兵會把陳先生怎麼樣，于是我就到考古所找我的老鄉齊光秀詢問。齊光秀走出考古所，到一個沒人處悄悄告訴我，陳先生被紅衛兵押到考古所技術室門口，強行給他戴上“流氓詩人”的紙帽子，站在凳子上示衆。當時正值中午，在烈日的暴曬下，陳先生汗流滿面，有人路過，紅衛兵便散布陳先生與某寡婦如何如何。
高天麟則是這樣寫的：
把他帶到考古所西北隅技術室門口北側的空地，令他頭戴寫有“流氓詩人”的紙帽子站在凳子上，對他進行批鬥。此時正是中午下班開飯時間，因為當時院子那邊有考古所和科學院圖書館兩個食堂，是以有不少人過往，但圍觀人數不是很多，主要有扈俊明、馮普仁（後二人均調離考古所，馮已故）發言“批判”、責問。這樣，在中午的烈日之下，陳夢家先生的确汗流滿面，一副屈辱和不堪承受的神态，因為大家要去食堂吃午飯，對陳先生的批鬥持續時間不長，前後不到半小時。最後由紅衛兵把他押回考古所的“牛棚”（“走資派”和“右派分子”等集中學習的屋子），開門把他推進屋子。整個批鬥過程我都在場，并未發生往陳夢家先生身上吐唾沫、扔髒東西，更沒有從凳子上摔下來和癱倒在地的情形。
從文中措辭“圍觀人數不是很多”“持續時間不長，前後不到半小時”“并未發生……更沒有……”，“高文”的用意，我們心知肚明。
我無意在此繼續鋪陳此種“對照記”，浪費大家的時間，是以就此打住。但仍要提一下高天麟文章的結尾。最後一句他這樣寫道：
據報導，社會上有些名流、學者在“反右”和“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可能較陳先生更烈，然而那些先生能夠忍辱負重與轉彎，因為當時政流弊得到糾正以後，不乏有人出山擔任要職，在政治上和學術上煥發青春，為人民的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似乎有責備陳夢家過于軟弱，沒能像其他名流一樣“轉彎”，進而煥發第二春之意。
統觀“高文”，通篇意在為己方開脫、辯護。比如他把陳先生第一次自殺未遂後，所裡派人去錢糧胡同陳家值班，稱為“保護”“看護”。我不知道陳先生在天之靈是否能夠認同考古所紅衛兵住進自己家裡是一種“保護”。高先生當然有權利為自己辯護，然而面對逝者，除了他長文中蜻蜓點水般的一句“本人曾錯誤地參與8月24日的揪鬥活動，回想起來，深感内疚”，是不是更應該鄭重道地個歉，比如：“陳先生，我傷害了您。我錯了，對不起。”
回到方繼孝的新書。我總是忘不了陳方女士對方繼孝說過數次的那句話，“一閉上眼，就會出現陳夢家最後一次離開我家時的那充滿屈辱和絕望的眼神”。這是陳方女士和陳夢家在五十年天人相隔後再次發生的眼神碰撞。
除此之外，陳夢家寫給她的那封絕命書我必須在此全文照錄：
陳方：
十年以來，家中之事多承關懷照料，十分感謝，今後仍希如舊。雖有閑言，請不要介意。我是心胸坦蕩，毫無挂牽。好好扶養汀、沛。别矣。
陳夢家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晚
新自行車送芳沛。
方繼孝的新書使得陳方女士在生命終結之前得以接過話筒向公衆訴說，也使得“高文”這樣的文字沒能成為親曆者最後的總結陳詞。這就是在我眼中，它最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