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恩來在南昌八大山人紀念館觀賞書畫
曆史不能重來，
文物古迹作為曆史的載體，
一旦遭到毀滅，亦是無法再生。
對文物古迹的尊重與保護，
考驗着每個人的良心。
1973年，周恩來在大同華嚴寺觀看經書。
周恩來總理在世時，
對曆史遺産和文物特别關懷、愛護；
對文物考古工作特别支援、關注。
即使在最動亂、最艱難的歲月裡，
他不改初心，保護了大量的文物古迹。
紅衛兵沖入故宮，他派來軍隊守護！
北京故宮，明、清兩代24位皇帝在此居住，有房屋9999間半，是世界現存最宏大、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群。這座中國古代建築精品能夠較為完整地儲存至今，與周恩來是分不開的。
早在1948年解放軍包圍北平時，周恩來就向毛澤東提出建議：攻城時，一定要保住故宮古建築。他還請來了著名建築專家梁思成标清了故宮和其他古代建築的位置，并印在軍隊的戰士手冊上。
新中國成立後，北京作為首都，自然要重點建設。在制訂建設規劃時，許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宮。一些出身貧苦的老幹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宮，因為他們一看到故宮就想到舊中國統治下的窮人受苦受難。蘇聯專家也提出要拆除故宮，把中央行政區放在故宮的位置。
在此情況下，周恩來挺身而出，力主保住故宮。他認為：除掉封建思想，根本的是人民思想上的進步，不在于拆除一座宮殿。故宮是古代建築的典範，保留下來，可以供人民參觀嘛！這樣，建國之初拆除故宮的意見被否定了。
後來，在“大躍進”、“文革”中，周恩來也多次出面保護故宮，使之免遭胡亂改造和拆除的命運。
1966年8月18日，就在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當晚周恩來得知一夥紅衛兵準備第二天沖入故宮去造反。他立即作出了關閉故宮的決定，并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故宮從業人員按照周恩來的訓示，一方面拒不開門，一方面加以勸說。門外的“小将”最後見沒有沖入的可能，隻好呼喊了一陣口号離去。
從此，故宮大門一閉就有5年之久，在許多地方名勝古迹慘遭破壞的時候，故宮得以幸免。1971年7月，在故宮博物院即将重新開放之際，周恩來還請郭沫若組織班子編寫《故宮簡介》，并逐字逐句審閱修改、定稿。
“頤和園的牌樓，不準拆除”
1966年文革開始後，紅衛兵和造反派在“破四舊”的口号下，多次跑到頤和園，揚言要“挖掉萬壽山，填平昆明湖”。但萬壽山、昆明湖面積很大，真要動手，很不容易。于是，他們把目光盯在了頤和園東宮門外的過街牌樓上，要把它砸掉。
就在紅衛兵們架好了梯子，登上牌樓，準備将其拉倒之際，周恩來總理得知了消息。他立即打電話給頤和園管理處，要他們制止紅衛兵，并派他的秘書到現場，向紅衛兵頭目說明道理，鄭重地向他們傳達了他的意見： “頤和園的牌樓必須保護，不準拆除”。這個牌樓就這樣被保護下來，至今仍然豎立在頤和園東宮門外。
重修恭王府，為“天下第一福”命名
恭王府，清代規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曾先後作為和珅、永璘的宅邸。1851年恭親王奕訢成為宅子的主人，恭王府的名稱也是以得來。恭王府曆經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曆史程序，承載了極其豐富的曆史文化資訊，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說法。
1962年，周恩來專門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關部門撥款重修恭王府。就在那次重修時，考古人員在王府後花園的秘雲洞内意外發現了失蹤的福字碑。這“福”字大有來頭：
據說康熙皇帝操心祖母孝莊皇太後身體康泰，為其“請福續壽”：他齋戒三日之後，化孝心于筆鋒，一氣呵成了震爍古今的“福壽”聯體字。自得到了這“福”字後，孝莊皇太後的身體竟奇迹般康複了。有感于皇帝的一番苦心和孝心，也為了永久儲存這世上獨一無二的“福”字，孝莊皇太後命人将其刻石碑上，日夜撫摸，祈求多福。民間俱稱這是康熙“請福續壽”帶來的福緣。
北京人常說：“到故宮要沾沾王氣，到長城要沾沾霸氣，到恭王府就一定要沾沾福氣！”恭王府的福氣就來源于康熙禦筆親題、加蓋有“康熙禦筆之寶”印玺的福字碑。是以，當周恩來得知此碑被發現後，欣然将其命名為“中華第一福”，又稱“天下第一福”。
“曲阜的‘三孔’建築，決不許任何人破壞”
文革中的1966年11月，北師大的造反派頭頭譚厚蘭一夥來到曲阜發動所謂“讨孔運動”。他們搗毀孔廟，破壞孔府、孔林、魯國故址，砸毀古碑，刨平孔墳……
“三孔”
周恩來得知情況後，立即作出訓示：“曲阜的‘三孔’建築決不許任何人破壞，要譚厚蘭務必在三日内傳回北京。”他及時制止了這夥暴徒的暴行，使“三孔”免遭更大的破壞。
曲阜孔廟大成殿
1969年，周恩來頂着各方面的巨大壓力，毅然下達了大修孔廟大成殿的訓示，由國家撥款13萬元，重點維修大成殿。山東省和曲阜縣有關部門遵照周總理的訓示，于1970年就完成了大成殿的大修任務。
秘密收購流失海外的文物
唐代韓滉創作的《五牛圖》，是現存最古的紙本中國畫，也是少數幾件唐代繪畫作品真迹之一，位列中國十大傳世名畫。1900年，八國聯軍洗劫紫禁城，《五牛圖》被劫出國外，從此杳無音訊。
韓滉《五牛圖》
1950年初，《五牛圖》被一位寓居香港的愛國人士發現。周恩來總理收到這位愛國人士的來信，信中說，他本來想從畫商手中收購以獻給國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購回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國繪畫珍品。周恩來立即給當時負責文物工作的文化部作出三條訓示：
一、派專家赴港鑒定，确定真僞，如系真品，立即購買；二、派可靠人員專門護送，確定安全；三、文物運回後，交給收藏條件好的機關妥善保管。
文化部接到周恩來訓示後，立即組織專家赴港，鑒定《五牛圖》确系真迹，經過多次交涉，最終以6萬港币買下。
新中國成立後，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铎獲悉：流失出去的大批珍貴文物被人帶到了香港。經再三思量，鄭振铎向時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作了緊急彙報。三人經反複研讨，決定以文化部的名義向周恩來彙報這一情況。
王獻之《中秋帖》
王珣《伯遠帖》
1951年3月，周恩來接到報告後，在國家财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立即同意由國家撥專款搶救文物，并成立文物收購小組，秘密進行文物收購，将一批珍貴文物及時搶救了回來。其中最著名的是1951年從香港購回的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遠帖》。
馬遠《踏歌圖》
此後，文物收購小組又在香港陸續收購了許多珍貴文物，如董源的《潇湘圖》、宋徽宗的《祥龍石圖》、馬遠的《踏歌圖》、李唐的《采薇圖》、吳鎮的《漁父圖》、顧闳中的《韓熙載夜宴圖》等40餘件書畫作品，都是古代繪畫藝術的珍品。
顧闳中《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保留全世界最古老的觀象台
北京古觀象台，明清兩代的國家天文台，建于1442年，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它以建築完整、儀器精美、曆史悠久和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獨特地位而聞名于世。從明正統初年到1929年止，古觀象台從事天文觀測近500年，儲存了一批珍貴的古代天文、氣象觀測記錄和資料資料等，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氣象觀測記錄。
在北京修建地鐵的初步規劃中，要經過建國門的古觀象台。施工指揮部提出了拆遷建國門古觀象台的方案。這個重要的文物遺迹一旦被拆毀，将永不複存。如果搬遷，也會對資料資料造成重大損失。
對此，周恩來批示道：“這個天文台不要拆，看繞過成不成，有什麼困難，寫個報告來。”這座當今世界上儲存天文儀器年代最早的古天文台就這樣被保留了下來。
無獨有偶，在北京石景山區玉泉路口西北側路邊，有兩顆700多歲“高齡”的古樹，這是元代靈福寺遺址遺存的樹木。在地鐵原建設方案中，這兩棵古樹正好處在玉泉路站站口的位置。為保護古樹，周恩來批示，修改地鐵建設方案，延長玉泉路站至八寶山站地鐵的距離，兩棵珍貴的古樹得以存活至今。
十年動亂，親簽檔案保護莫高窟
周恩來十分關心文物維護與修複，敦煌莫高窟成為其中的代表。
1951年，百廢待興，在當時财政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周總理訓示首先撥款2億元，修複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時期木結構窟檐。還撥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問題，配備了吉普車，購置了發電機，莫高窟破天荒地第一次安裝了電燈照明。
1962年，在周恩來的關心重視下，新中國第一次敦煌莫高窟的大搶修拉開了序幕。當時我國剛剛度過3年天災人禍的困難時期，内憂外患，财力十分拮據。但周恩來說：
“敦煌莫高窟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寶貴的文化藝術遺産，已有一千數百年的曆史了，解放前已遭受過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劫掠和破壞，現在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它，否則，我們這些人不能向後世交代。”
1966年10月，江青在接見首都紅衛兵時公開叫嚣說：“敦煌藝術沒什麼可以繼承的東西。敦煌藝術是精神鴉片！”這無疑給敦煌藝術判了死刑。于是，被煽動起來的紅衛兵從全國各地殺向莫高窟：專家學者被一一批鬥，更嚴重的是，他們計劃搗毀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
周恩來得知後，立即親自簽發了國務院“關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機關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沖擊破壞，确有問題的待後期清理”的檔案。
敦煌莫高窟終于有驚無險，免遭了一場劫難，而且憑借周恩來親自簽發的這份國務院檔案，敦煌莫高窟奇迹般地平安度過了十年動亂歲月。
指名保護兩大私家藏書樓
在解放江南之初，周恩來曾特别指名要求南下部隊對兩座私家藏書樓加以保護，一為近代中國有名的嘉業藏書樓，另一座為甯波天一閣。
嘉業堂藏書樓，位于湖州市南浔鎮西南郊，系劉镛孫劉承幹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儀所贈“欽若嘉業”九龍金匾而得名。該樓規模宏大，藏書豐富，原書樓與園林合為一體，以收藏古籍聞名。解放後，原書樓主人捐贈給浙江圖書館，現為公共圖書館和旅遊景點。
天一閣位于浙江甯波市區，建于明朝中期，由當時退隐的兵部右侍郎範欽主持建造。天一閣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亞洲現有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
搬走新華門前的石獅子
1966年6月初，“破四舊”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地中南海新華門前的石獅子，竟也引起了紅衛兵的注意，上了“破四舊”的黑名單。這對石獅子，是北京城裡最大的一對石獅子。
8月26日，耐心地說服了紅衛兵，下令将新華門前的石獅子搬走，有效地将這一文物保護起來。後來，這對石獅子又回到了新華門前。
完整儲存靈隐寺
1966年8月23日，杭州中學生紅衛兵搗毀了嶽王廟後，把下一個目标對準了靈隐寺。浙江大學部分有正義感的學生得知消息後，挺身而出，保護靈隐寺。浙江省委迅速把此事上報國務院。
8月27日，周恩來作出批示，要求浙江省委上司同志對紅衛兵做好說服工作，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護靈隐寺。在“破四舊”運動中，全國古刹舊廟被砸被毀的不計其數，能夠部分儲存下來已算是僥幸。像靈隐寺這樣毫發未損、完整地保護下來的，更是鳳毛麟角。
在重要的古建築上安裝避雷針
祾恩殿
中國的古建築，大多為木結構或磚木結構，最怕的就是火災。1956年6月的一個夜晚，位于北京明十三陵長陵的祾恩殿（全國唯一的一座巨型楠木大殿）被雷擊起火。
消息很快傳到了周恩來那裡，他立即訓示有關部門人員前去檢查處理，得知沒有受到嚴重破壞，他才松了一口氣。随後，周恩來很快以國務院的名義發出通知，要求在全國重要的古代建築上都要安裝避雷針。避雷針的安裝，有效地防範了雷擊導緻的火災，保護了一大批古代建築。
“我對死人不感興趣。”
定陵地下玄宮
上世紀五十年代，明定陵的發掘，堪稱一場慘烈的考古悲劇。當時的科技條件無法使大量文物尤其是絲織品儲存下來。而在反右運動中，大部分考古學家被下放。已經打開的皇陵，就那樣放了半年，裡面的文物迅速幹枯腐敗，都糟踐了。甚至在文革中，革命小将掃蕩定陵，取出萬曆和他兩個皇後的屍骨，一把火燒得幹幹淨淨。
考古隊長趙其昌（右）與同僚在玄宮中清理器物
而在定陵發掘後，各省紛紛要挖掘漢陵、唐陵、清陵等帝王陵。在這種情況下，國務院迅速下發了“停止對一切帝王陵墓發掘”的檔案，堅決制止了這種極不正常的發掘之風。
明長陵
著名曆史學家吳晗一直想着開挖長陵，他問周恩來：“我們是否再發掘長陵？”周恩來回絕道：“我對死人不感興趣。”正因為這句話，明成祖朱棣才在陵寝裡安睡至今。此後，國家文物局再未準許發掘帝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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