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kyo Language》作者：Ichiro Ozu（1953）
小津的《東京物語》拍攝于1953年，在戰争的背景下，老夫婦想念東京的孩子，于是坐夜行列車去看望。老闆開了診所，老兩開了美容店，日複一日一定不能閑着，老夫婦一夜都擠在老大家裡面，孫子抱怨不能學課......回家後不久，老太太就去世了，孩子們趕去參加葬禮，聊着，我們沒有意識到老父親在孤獨中已經搬到了外面——
看完《東京物語》，我知道小津作品的順序，不是他重複自己，而是他是一個不斷探索家庭倫理意義的電影人。
通過影片，不難發現小津最關心戰後日本社會變遷的本質，即在現代化程序中，傳統家庭倫理無可挽回地被打敗，這種情況與中國的現狀隻是有點相似。
讓我們先來看看這部電影的象征意義。東京相對于老夫婦生活在鄉下，不僅代表着未來和理想的居住地，更代表着現代化的集中地和目的地，這是戰後日本人的"同夢"，然而，長子"開醫院"的美麗傳說，現在被殘酷現實的小診所所取代， 但也傳達了小津的世界觀，即所謂的"理想"，不可避免地摻雜着很多"紙糊現實"。
而現代生活，在小津看來充其量隻是一個"忙"字，孩子忙着作業，大人忙着謀生，街上匆匆忙忙的路人絡繹不絕的商業海報，兩個老人注定不止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唯一能維持他們和這種陌生的社會關系應該是感情， 但小津用鏡頭記錄了家事假的價值，孩子其實沒有時間陪，原因是"一天關門，生意就更難做......"
當然，孩子們後來邀請老人去熱海度假，依然是一種新奇的感情表達方式，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老人的居住地因為音樂廳（現代生活的象征之一）一堵牆而整夜睡覺，因為孩子們合資付出了經濟代價， 這意味着在他們看來，要表達家庭的代價，這是小津對現代家庭真理的洞見。
這樣，傳統家庭觀念的瓦解速度太快了，但小津還是給了他的補救措施，血親淡出的場合，但三位妻子仍然背負着傳統殘存的美德，先是她喪偶八年無悔，然後請了特别假陪老人去東京旅遊， 還在葬禮上表示願意獨自一人陪伴家人聊天回家，小津最後隻在無血緣關系中找到了家人的釋放？
小金的電影，空間永遠是普通人的家，人物永遠是或勤勞的年輕公民，或孤獨在老齡境地的好父母，事情隻是人來，婚禮和葬禮，以及展開的世俗場景，沒有大喜低落，隻有小細節不能小細節呈現， 隻是一杯苦茶，一口，嘗起來自知。中老年人的處境用人物的雙手踉踉跄跄跄，一個微笑靜靜地展現出來，是以回味無窮無盡。
《東京物語》不同于小津晚期作品的幹淨、靜态的風格，并帶有強烈的動态生活寫照，雖然鏡頭低位，使用靜止的鏡子也有相當大的份額，但它是由作品的内容決定的，是老人視角下生活在城市子孫後代内心世界的荒涼再現， 其中以老人和兒童為代表的舊生活方式，戰後日本新一代經濟複蘇時期的某種沖突，是傳統家居風格和家庭訴求遭遇的崩潰。
這樣，我們了解了小津心中平靜的傳統家居場景，為什麼總是插入畫面中新工業區的高煙囪幹擾，擁擠不堪，這種層次，影片确實已經深深地讓任何人都無法避免，被刺痛了，然後難以平靜内心的波瀾， 一部看似安靜的電影可以如此有力量，看小津的功夫。
看看情節的象征意義。東京二年的尴尬可以了解為"傳統"的宿命論地位，這一直是東京"傳統"惡化的現實。
老人說，"我們終于無家可歸了"，這從來都不是簡單的醉酒自嘲。老母親的去世，暗示着傳統文化與時代潮流碰撞後的碎片化，兩個孫子對祖先的态度，或許是小津對新一代無知的某種預言，而三位妻子的感情還在繼續，歸根結底隻是小津的一個無奈的假設。
如果連這塊土一起坍塌，傳統捍衛者小津和他的世界觀将如何站立？這種假設或希望可能指向電影的悲劇性。
影片最後，老母親的骨頭不冷，孩子們一直在忙着談論返程夜班的題目，為什麼有半個悲傷？陶元明《拉歌》雲："總是送人，每一個也給自己家。親戚或俞悲，别人也唱過。死在哪裡，到屍體與山。《東京物語》恰恰是孩子們的誕生，第一個消磨了自己的悲傷之心，那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現代風格，是以，老人獨自一人在江戶鏡頭的内海面對死者是如此震撼。
東京的過去，悲傷與幸福的交集 - 談小津一郎的"東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