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崗遺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與八方村之間、颍河與五渡河交彙的台地上，南眺箕山、北依嵩山。遺址總面積約50萬平方米。
王城崗遺址有龍山晚期大、小三座城（小城兩座），其中大城面積34.8萬平方米，是同時期河南龍山城址中面積最大的一座。碳十四測年結果顯示，城址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200-公元前2020年，王城崗大、小城與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和“鲧作城”有關，是研究早期夏文化的重要遺址。
1976-1981年發現兩座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并發現有奠基坑、青銅器殘片、玉器和文字等，有專家稱之為“禹都陽城”。
2002－2005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進行調查、鑽探和發掘，新發現一座面積34.8萬平方米的龍山晚期大城，同時發現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遺存，并在大城中部偏北處發現幾處大面積夯土基址。2020年的鑽探發現在大城北部分布有面積超過兩萬平方米的夯土群，是龍山晚期到二裡頭時期所發現的中原地區最大的夯土基址之一。大範圍夯土基址的确認，一方面證明大城中北部是生活居住區，且極有可能是貴族生活區；另一方面佐證王城崗大城在颍河流域的中心地位及環嵩山地區“雛形國家組織”的出現。
《淮陽“龍山城”與登封小城堡》
李紹連《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第125~128頁
本文針對淮陽“龍山城”和登封小城堡這兩處龍山文化城址的特點、年代和性質等問題發表了個人看法。作者認為，淮陽“龍山城”的面積雖不及山東城子崖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址大，卻是迄今所發現的早期城址中儲存較好、建築方法較先進的一座;而登封“小城堡”則是規模最小、建築方法原始的早期城址。王城崗城址的年代介于二裡頭一期和王灣三期之間且接近前者，而淮陽“龍山城”的年代比登封“小城堡”早得多，以緻它根本不在一般推算的夏代紀年内。關于這兩處城址的性質，文章認為，它們所處的時代是軍事民主制晚期，戰争頻仍，以城牆作為防衛設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是以，這兩座城址的性質，當是部落聯盟中心的防禦性城堡。
文章最後指出，這兩座城址的發現，對于研究大陸城市的起源和房屋建築史具有重要意義。
《試論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與夏代陽城》
安金槐《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第1~6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本文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和傳說以及考古發掘材料，論述了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城址有可能為夏代陽城遺址。王城崗城址的年代為龍山文化中晚期，應屬于夏文化的範疇。從王城崗城址所處的豫西龍山文化類型中晚期的發展階段、豫西龍山文化中晚期的社會性質，以及它和商代早期文化的關系等方面，說明王城崗龍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應屬于夏代城址。春秋、戰國至漢代的陽城城垣遺址的發現，為确定夏代陽城在告成鎮附近，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旁證材料。這些材料說明告成鎮附近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的陽城之名，應是從夏代傳下來的。這樣，登封告成鎮西約1公裡的王城崗龍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很有可能是夏代陽城遺址。
《關于中國初期“城市”這個概念》
張光直―《文物》1985年第期第61~67頁
本文從中國初期城市的若幹特征出發來讨論城市在中國古史分期的研究中應如何在概念上加以處理的問題。作者指出中國最早的城市與西方最早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有顯著的不同。中國初期的城市不是經濟起飛的産物，而是政治領域中的工具，是統治階級用以擷取和維護政權的工具。這一點表現在夏商周三代的都城遷徙的規則性上。對三代王室而言，青銅器不是宮廷中的奢侈品或點綴品，而是公權力鬥争的必要手段。沒有青銅器，三代朝廷就打不到天下。夏商周都城的遷徙都是為了便于開采銅錫礦。可見，古代都城具有為服役王室從事公權力鬥争工具的性質。作者認為，中國型的初期城市與近東型的初期城市都是在階級社會、文明、國家等一連串的有關的現象初現時出現的。在近東古代聚落動态發展的某一階段，其聚落類型從較早形式在質上演進為較晚形式，我們稱這新形式為“城市”。在中國古代聚落形态發展的某一階段，其聚落類型也呈現這種新形式，我們也稱其為“城市”。本文所提出來的觀點，正是要說明中國城市的初期形式有它自己的特征。也就是說，中國曆史初期從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演進過程有它自己的若幹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