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与八方村之间、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南眺箕山、北依嵩山。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
王城岗遗址有龙山晚期大、小三座城（小城两座），其中大城面积34.8万平方米，是同时期河南龙山城址中面积最大的一座。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城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2020年，王城岗大、小城与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和“鲧作城”有关，是研究早期夏文化的重要遗址。
1976-1981年发现两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小型城址，并发现有奠基坑、青铜器残片、玉器和文字等，有专家称之为“禹都阳城”。
2002－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进行调查、钻探和发掘，新发现一座面积34.8万平方米的龙山晚期大城，同时发现祭祀坑、玉石琮和白陶器等重要遗存，并在大城中部偏北处发现几处大面积夯土基址。2020年的钻探发现在大城北部分布有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的夯土群，是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期所发现的中原地区最大的夯土基址之一。大范围夯土基址的确认，一方面证明大城中北部是生活居住区，且极有可能是贵族生活区；另一方面佐证王城岗大城在颍河流域的中心地位及环嵩山地区“雏形国家组织”的出现。
《淮阳“龙山城”与登封小城堡》
李绍连《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第125~128页
本文针对淮阳“龙山城”和登封小城堡这两处龙山文化城址的特点、年代和性质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作者认为，淮阳“龙山城”的面积虽不及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大，却是迄今所发现的早期城址中保存较好、建筑方法较先进的一座;而登封“小城堡”则是规模最小、建筑方法原始的早期城址。王城岗城址的年代介于二里头一期和王湾三期之间且接近前者，而淮阳“龙山城”的年代比登封“小城堡”早得多，以致它根本不在一般推算的夏代纪年内。关于这两处城址的性质，文章认为，它们所处的时代是军事民主制晚期，战争频仍，以城墙作为防卫设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因此，这两座城址的性质，当是部落联盟中心的防御性城堡。
文章最后指出，这两座城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大陆城市的起源和房屋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
安金槐《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第1~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本文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传说以及考古发掘材料，论述了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有可能为夏代阳城遗址。王城岗城址的年代为龙山文化中晚期，应属于夏文化的范畴。从王城岗城址所处的豫西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的发展阶段、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的社会性质，以及它和商代早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说明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应属于夏代城址。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阳城城垣遗址的发现，为确定夏代阳城在告成镇附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旁证材料。这些材料说明告成镇附近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阳城之名，应是从夏代传下来的。这样，登封告成镇西约1公里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很有可能是夏代阳城遗址。
《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张光直―《文物》1985年第期第61~67页
本文从中国初期城市的若干特征出发来讨论城市在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中应如何在概念上加以处理的问题。作者指出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最早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权的工具。这一点表现在夏商周三代的都城迁徙的规则性上。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朝廷就打不到天下。夏商周都城的迁徙都是为了便于开采铜锡矿。可见，古代都城具有为服役王室从事政治权力斗争工具的性质。作者认为，中国型的初期城市与近东型的初期城市都是在阶级社会、文明、国家等一连串的有关的现象初现时出现的。在近东古代聚落动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从较早形式在质上演进为较晚形式，我们称这新形式为“城市”。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也呈现这种新形式，我们也称其为“城市”。本文所提出来的观点，正是要说明中国城市的初期形式有它自己的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初期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过程有它自己的若干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