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邵克
盧保磊常常提起這樣的場景：除夕夜，丢失孩子的家庭做了一桌團圓飯，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在一個保留的空位上，放一副碗筷。
一家人開始為丢失的孩子祈福：“希望你過得要比父母親更好，全家人都沒有放棄你，隻要全家人還有一口氣，也要把你找到。”不一會兒，一家人又哭做一團。
春節，某種程度上對于被拐家庭來說成了一次“受刑”。盧保磊是深圳市警察局刑警支隊一名打拐民警。看到失散家庭飽受痛苦煎熬，盧保磊感同身受：“打拐，就是從良心幹起的。”
從2015年從事打拐以來，盧保磊已經累計參與找回超過500名失蹤被拐兒童。每一次被拐兒童和親生父母認親都讓他激動不已，他也把這當成一次次鞭策，告誡自己，還有小孩沒有找到回家的路，要更加努力。
盧保磊是打拐“紅人”。2021年，電影《親愛的》原型之一孫海洋的兒子孫卓被找回，盧保磊也是主辦民警之一。為了找回孫卓，他和戰友們在過去的幾年行程數十萬公裡，孫海洋親切地稱呼他為“保哥”，說他像“兄弟一樣”。
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對話盧保磊的内容：
孫海洋夫婦給深圳警方送錦旗，左三為盧保磊。 本文圖檔均為受訪者提供
“一聽到涉拐線索就‘激動’”
澎湃新聞：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從警經曆吧。
盧保磊：1997年我從武警部隊轉業，成為一名刑警。剛開始的時候，跟着老同志辦理綁架、搶劫、命案等大要案。
到了2015年3月，因為工作崗位調整，我開始負責打拐，一幹就愛上了。6年多來，我參與找回500多名失蹤被拐兒童。
有的被拐家庭會在每年小孩過生日的時候，買一個蛋糕，點上蠟燭，為孩子祈福。他們吃蛋糕的時候可能比吃毒藥還要難受。
到現在我的工齡已經有34個年頭了，按說工齡滿30年就可以退休了，但我不願意退休。一聽到涉拐線索，我就“激動”得不行，每找回一個小孩，我就感覺為老百姓辦了一件實事。
澎湃新聞：打拐民警工作日常是什麼樣的？
盧保磊：上班的話，一般我都會提前半個小時左右到辦公室，到辦公室以後打開電腦，收集各種情報線索，包括我的手機裡面的。我們全國各地總共志願者有20多萬，各地各行各業都有愛心人士，這些愛心人士、志願者每天都會給我們回報一些新的線索。我們會把這些線索逐條地去核對核查，看看這個線索是有幾成把握。同時，我們還要核查上級指派的任務，處理一些涉拐的指令。
我們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求助，幾乎每天都有。有被拐的孩子自己尋親的，也有父母找孩子的。他們有些看了電視台、報紙報道，就請求我們的幫助。在這方面，我們深圳做法就是，不管拐出地、拐入地在任何地方，隻要來找到我們求助，我們都會給予大力的支援和幫助。
在核查線索的過程中，發現了有價值的線索，如果是我們深圳本地的案件，我們會立即召集專案組的同志開緊急會議，布置任務，該出差出差，該抓人抓人。如果是異地的案件，我們會首先比對小孩的DNA，在确認無誤後，我們會通知案發地，然後兩地聯手把案件偵破。
“一定要依靠人民警察”
澎湃新聞：您是什麼時候接觸了解孫卓案的？
盧保磊：我幹打拐第一天就把這個案子的案卷放在我的桌面上了。現行的拐賣兒童犯罪發案極少，當時我把曆年未破的積案的卷宗都找出來，大概有七八十件，每一個案件的卷宗我都看了N多次。這些案件，每年都會破幾宗，越來越少，現在還剩下幾宗，可能是條件還不太好。
打拐是個愛心工程，良心活。有時候有一點點東西問不到，小孩就可能失去了他回家的路的“鑰匙”了。你要仔細詢問小孩幾歲被拐，兄弟姐妹有幾個，小名叫什麼，喜歡吃什麼，身上有沒有胎記，家裡附近有沒有名勝古迹，有沒有山，有沒有河，記憶最深的一件事是什麼等等。
曾經有一個DNA比中的小孩，被拐了20多年，我找到他說他是被拐的，他認為我是騙子怎麼都不相信。他不記得自己叫什麼名字，也不記得爸爸媽媽哥哥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他，你三歲半的時候，你和你兩個哥哥在一家商店門口的二樓玩遊戲，你輸了耍賴，趴在你哥哥耳朵上咬了一口，有沒有這回事兒？他聽完就說，“不用說了，這是真的。當年我咬了哥哥一口後，我哥哥打我的屁股，我就跑下二樓去了。”
那天他跑下二樓後，就被人販子拐走了，其實人販子早就盯上這幾個小孩了。
有些養父母會對小孩灌輸這種事情，說你親生父母不要你了，我們才把你收留了。有小孩他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有的知道自己被拐的，他不知道去怎麼找他親生父母。其實很簡單，你就到任何警察局，說你是被拐的來曆不明的小孩。他們就會給你采血尋親，全國各地都是免費的，有很多小孩不好意思，怕人家笑話就不去。
澎湃新聞：電影《親愛的》您看過嗎？
盧保磊：剛接手打拐的時候，這個電影我看了三遍，我研究電影的每一個細節，小孩是怎麼被拐的，家長是怎麼找小孩的，看着這些家長也很苦，也很累，但基本上沒有什麼收獲。
你一個人全國各地去找小孩就像大海撈針一樣，最快最捷徑的方法就是到當地警察局，讓警方幫你查找，這是最快的，也是最近的。我們公安是一個點輻射到全國，如果說我深圳這裡有個小孩怎麼樣了，協查通報一發，我們廣東省會馬上一天之内都可以發到每個派出所去，也都可以發到每個轄區去，在全國各地也是一樣的。你靠你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一定要依靠人民警察。我們将你的資訊錄入我們的系統，一錄入我們的系統，整個全國打拐民警都可以看得到。到當地警察局，采血入庫，孩子小時候的照片，有多少照片提供多少，提供的越多，對于找到家裡人的希望越大。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您跟孫海洋一直保持着怎麼樣的一種聯系？
盧保磊：孫海洋的案子隻是我們破獲的一起典型案例，我們的目标是所有的案件都要破。每隔一段時間比如兩個星期或者一個月，我會召集被拐孩子的家長們來到我們辦公室，給他們介紹我們一些新的線索或者辦案思路，比如說我們每破一個案件，都會做一次總結，這個案件跟哪一個案件有點類似。然後大家互相探讨探讨，讓他們也參與進來，獲得他們的了解。讓他們感受到，公安民警對他們的案件是非常認真、非常上心的，始終沒有放棄。
家長們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好的思路，我們也會采納，我們也在不斷地摸索，不斷地積累一些經驗。有些時候有的家長來就是為了訴說一下自己的痛苦，這時候我們要學會傾聽，告訴他們我們的努力并且讓他們看到，這對他們也是一種安慰。
盧保磊接待前來求助的群衆。
“還有小孩沒有找到，我們要更加努力”
澎湃新聞：打拐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主要有哪些？
盧保磊：最難搞的“三伏天”和“三九天”。一些地區經常突然間會下暴雨，走山路的時候車子會打滑，我遇到過好多次。一個人在車裡把着方向盤，幾個戰友在旁邊推着車，一不小心車子就可能會滑進山溝裡面去。北方冬天下大雪時候去核查線索，如果你開車不小心，特别是晚上，根本就不知道那個路是怎麼樣的。我們辦孫海洋的案件就這樣，為了這個案子我們跑了數十萬公裡。抓捕嫌疑人那天，下着大雪，晚上我們去村裡抓人，全部都是白的，車子一下子開到田地裡面去了。
還有的大概就是誤解。一次找到一個被拐小孩，我給孩子的親生父親打電話，小孩的父親以為我又是騙子，張口就罵。我把小孩的照片發給了他，還告訴他小孩長得像誰，身上哪個地方有個胎記，他才相信了我。我告訴他，不要因為被騙過，就說全社會都不好了，天下還是好人多。有時候找到的被拐小孩，他們沒有回家路費，我們打拐民警會出錢給他們湊路費，經常有這種事。
還有一次，一個被拐27年的孩子找到了，我聯系他，告訴他我的名字、職務，還有我的警号。他說你要是真警察的話給我充200塊錢話費，我就相信你，前前後後我給他充了将近1000塊錢話費。因為養父母對他很好，他還是不願意相信自己是被拐的，我們又不斷地挖掘他小時候的痕迹，從他親生父母那裡了解到，他小時候因為淘氣身上留下了傷疤，諸如此類。後來，他才願意溝通。
有的時候小孩找到了，但小孩不願意跟他親生父母相見相認，這也讓人感到痛苦。
澎湃新聞：2021年“團圓”行動開展以來深圳警方找回了多少孩子？
盧保磊：我們找回了170多名孩子。
這首先得益于我們公安部打拐辦統籌全國，在他們的統一指揮和部署下，如果遇到什麼涉拐的困難，公安部馬上協調異地警方協助我們去偵查或者抓捕。在公安部的帶領下，“團圓”行動在全國就是一盤棋，同時可以調動很多省份搞一個系列涉拐案案件。我們在全國各地同戰友的幫助下，辦案經常順風順水。還有全國各地的好心人，也就是我們的志願者，他們會熱情大力地幫助我們。要感謝公安部、省公安廳的上司，感謝各行各業的愛心人士和志願者。還有就是科技在發展，今年找到的小孩破的積案都是曆年來最多的。
澎湃新聞：您從事打拐以來，對打拐工作有什麼感受？
盧保磊：找到小孩是第一步，第二步我們要把拐賣小孩的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依法追究責任。
打拐是從良心幹起的，每當被拐的小孩和親生父母認親的時候，我是感受最深的，也是最激動的。這同時也是在鞭策我們，還有小孩沒有找到，不能和親生父母相見，我們要更加努力，從這個案件要吸取教訓，總結經驗，早日實作天下無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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