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城｜“中國文化西來說”錯誤觀點 在濟南被證僞

開欄的話

隻有了解一座城市的昨天，才能更加明晰這座城市的未來。濟南，千年曆史文化名城，這裡曾灑落文明的聖火，也曾镌刻文脈的傳承。為更好地講好濟南故事，擦亮“文化濟南”品牌，濟南市文化和旅遊局、濟南廣播電視台天下泉城新聞用戶端聯合推出“文化濟南”專欄“讀城”，從曆史與人文的角度，探尋名城濟南的密碼，記叙傳統與現代的對話，與大家像讀書一樣一起閱讀濟南城。

如果從空中俯瞰，位于濟南市章丘區龍山街道的城子崖博物館就像是一隻展翅飛翔的鳥，羽翼的西側便是舉世聞名的城子崖遺址。

旁邊的102省道上，車輛呼嘯而過，讓人很難聯想起在這平靜的外表下，曾發生如此波瀾壯闊的曆史變遷，人們也很難想象正是在這裡，盛行一時的“中華文化西來說”謬論開始坍塌。

中華文化自西而來？

龍山文化的發現實屬偶然，1928年春，年輕的考古學者吳金鼎在去往東平陵城做考古調查的途中，不經意的一瞥，發現了此地有遠古遺存，這位27歲的年輕人就此揭開了城子崖遺址發掘的序幕。

然而，城子崖遺址的發掘除了吳金鼎的慧眼如炬，還與一個人的堅定支援密切相關，此人便是時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一位山東老鄉。

史語所成立伊始便發掘了舉世矚目的河南安陽殷墟。然而，1930年，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發生了軍閥混戰，時局動蕩，史語所考古組同仁不得不中斷殷墟發掘工作撤出河南。在思考“向何處去”的問題時，吳金鼎此前的發現進入了史語所考古組的視野。

傅斯年談到他與城子崖考古的關系時，這位山東老鄉一點也不避諱：“我與這件工作之關系，半在内而半在外。雖然我十多年來一直夢想中國東方必有異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東去考古，也多少因為我是山東人才作了‘向導’。”這直接推動了史語所對城子崖的兩次發掘。

這背後固然有傅斯年的部分家鄉情懷，但是他的内心想法，卻也有着深刻的時代背景。

史語所成立初期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正是“中華文化西來說”甚嚣塵上的時代。在這一時代之中，安特生的影響巨大。1914年，瑞典地質學者、考古學家安特生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份，開始了他在中國的探索之路。1928年，他首先揭開了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發掘的序幕。1921年10月，他又主持發掘了河南省渑池縣仰韶遺址，确立了中國第一個史前文化仰韶文化，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

仰韶文化的發現第一次宣告了中國蘊藏着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證明了中國在夏商周等階級社會之前存在着較為發達的新石器時代，破除了“中國無石器時代”的謬論。然而，在對“早期中國人文化”來源的認識上，安特生仍然未能突破自身局限，他仍然将中華文明的起源引向了西方。

随後，安特生和他的助手又用數年的時間在大陸的陝、甘、豫西等進行了更加廣泛的考古調查，并陸續發現了與仰韶文化相類似的多處彩陶文化遺存，也使得他“中華文化西來說”的觀點進一步強化，這也成為西方學術界對“中華文化起源”錯誤認識的一個縮影。

面對這種愈演愈烈的偏見，當時的知識分子雖然有種種不滿，但是卻苦于拿不出實實在在的證據，去“打”西方史界的“臉”。

不經意一瞥換來的驚喜

偶然一瞥，讓吳金鼎在1928年的春天十分激動，在後來的記述中，吳金鼎寫道，“崖上之灰土包含層極為顯著，中含陶片石塊及貝骨等物，頗與吾人所常見者不同。”

此後，他又先後四次來到城子崖進行考察并最終認定，此處遺址包含層蘊含着“重大意義”。這很快引起了史語所的重視，1930年11月，在傅斯年的推動下，史語所與山東地方正式成立山東古迹研究會，并正式向城子崖進發。

史料記載，在研究會成立的釋出會上，史語所考古組組長，同時也是吳金鼎老師的李濟表示，“現代中國新史學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國文化的原始問題，要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當然擇一個若明若昧的時期作一個起發點；由殷墟上溯必有一個發達的石器時代，要是我們能夠如此一步一步的追尋出來中國早期文化遞嬗的痕迹，當然也就可以看出來了”“是以我們認定凡出石器的遺址都可以供給我們研究這期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出有石器的遺存，就是我們選擇城子崖發掘的第一個理由。”

另外一個理由是，中國境内此前出土的彩陶被認為“與中亞小亞細亞以及東歐所出的均有若幹相似處”，進而被視作“中華文化西來說”的一大證據。而李濟認為，這些彩陶文化遺址隻在中國西部與北部，而東北部的大平原尚無發現。那麼“中國内地東北大平原是否也有個石器時代？要有的話是否也有帶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點居這東北大平原的中心點，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與西部、北部石器時代遺址完全不同樣的貴重陶器。”

1930-1931年，山東古迹研究會對城子崖進行了兩次發掘，發掘成果最終證明了吳金鼎的推測。

據了解，兩次的發掘面積共計15648平方米，從發掘情況看，文化層堆積很厚，按層位分為上下兩層。上文化層出土陶器以灰陶為主，是以發掘者将上層稱作“灰陶文化期”。

而下文化層，文化内涵十分豐富，出土陶器以黑陶為主，其次為灰陶、紅陶、白陶諸色，是以發掘者将下文化層稱為“黑陶文化期”。在這其中，油黑發亮的磨光黑陶最為引人注目，尤其是蛋殼陶杯更是讓人贊歎，“薄如紙、硬如瓷、聲如磬、亮如漆”的高超制作工藝，遠超人們的想象。

下文化層的出土器物表明，城子崖的文化遺存與河南省渑池縣仰韶村發現的距今六、七千年的以紅陶、彩陶為特征的仰韶文化遺存迥然不同。它是仰韶文化之後，大陸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一個重大發現。因城子崖地處曆城縣龍山鎮（今章丘區龍山街道），是以城子崖下文化層的文化遺存被命名為“龍山文化”。

城子崖力證“中華文化自成體系”

城子崖遺址，是中國學者發現、發掘的第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是中國國家學術機關獨自發掘的、未經前人染指的第一處史前文化遺址。發掘後于1934年出版的田野考古專刊《城子崖》，被列“中國考古報告集首卷”，是中國第一部考古報告集。

更重要的是，城子崖遺址的發現，動搖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錯誤觀點，使關于“中國文化原始”問題的讨論發生了重大轉折。

然而，“在城子崖黑陶期文化城發現以後的近半個世紀，再未發現龍山文化城，直到1977年以後至80年代中期，才在河南、山東先後發現了王城崗、平糧台、邊線王等數座龍山城，但面積都遠遠小于城子崖遺址，而且城垣建築技術也較原始，考古界因對城子崖黑陶文化期城是否是龍山文化城，都持謹慎态度。”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确立的嶽石文化為龍山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機。1989年年初，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向國家文物局申報對城子崖遺址進行鑽探試掘。随後在1989年6月進行了普探，1990年春至1992年夏進行了複探與試掘，最終查明了城子崖遺址是“三城疊壓”：下層為原始社會晚期東夷人建立的龍山文化城，中層是夏代的嶽石文化城，而上層則是周代古譚國的國都。

而城子崖龍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雛形，這表明當時它已經成為一個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通過繁多而精美的器物，人們似乎可以看見如今的空蕩之下，幾千年前，同一片土地之上的熙熙攘攘。

城子崖遺址，以及随後陸續發現并得到确認的黃河及長江流域多處史前文化遺存，以無可争辯的考古資料證明了:中國文化是在中國本土上産生并發展起來的，中華民族的先民是在與西方高加索人種相對隔離的情況下，獨立地創造和發展了中國古文化的。北辛—大汶口—龍山—嶽石文化，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東方文化體系，這一文化體系，經曆了漫長的發展歲月，獨立地、連續地由氏族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并進入國家。

山東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著名考古專家張學海曾撰文寫道，“（城子崖遺址）城内遺存豐富，陶器精美雄偉，明顯高于一般龍山遺址，并普遍存在，占蔔在流行，證明它是一個人口衆多的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座原始城市，它和群内大批小聚落形成鮮明的城鄉分離格局，表明以城子崖為中心的群體的社會，已超越原始社會而處于文明時代，城子崖聚落群是個龍山文化古國，國都就是城子崖龍山城。”“以龍山文化的發現、發祥地山東為中心的中國東部地區，是中國文化中華文明衆多發祥地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參考文獻：

1，《聖地之光——城子崖遺址發掘記》，石舒波 于桂軍 著，山東友誼出版社

2，《城子崖與龍山文化》，中共濟南市委宣傳部 編

專題策劃：朱永甯

本期撰稿：姜富海

美編：馬官民

編輯：高家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