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每 100 個 15 歲以上的中國人中，就有近 4 個人有潛在可能或已經患上了「酒依賴」。這意味着，中國可能有 4000 多萬人正處于危險之中——除了可能引發暴力、犯罪、交通事故等社會問題之外，酒精還會帶來軀體疾病和精神問題。
但真正意識到這是一種疾病，并接受醫學手段治療的人，鳳毛麟角。「可能隻有 1%」，一位浙江三甲醫院的物質依賴科醫生告訴我。這是一群人和酒精纏鬥數年的故事，他們以及身後的家庭一直在小酒瓶裡打轉。
這是吳為不飲酒的第 2148 天。
他經營着一家日料店，幾周前，吳為去超市進貨，經過一個酒精飲料區，看到貨架上有一瓶清酒。
這原不在他的清單上，品質也沒有自家店裡的好。
「但我就站在那裡，足足五分鐘，在想要不要把它拿下來，」他取下這瓶酒，心裡想，如果加一杯幹姜水，這個味道是什麼樣？
這個念頭吓了吳為一跳，「我為什麼會産生想喝一口的念頭？」
他已經走到了收銀處，又把酒放回去。
購物時，這樣的往複對常人來說再常見不過，但對吳為來說，并不是。他像一張滿張的弓，對腦海中生起的要飲酒的念頭時刻防禦。
「我已經停酒 5 年 10 個月了，但飲酒的沖動還一直在我腦海裡。但現在我能夠察覺到這一點，我會用一個簡單的行為擺脫它，保證自己的安全。」
和我們接觸到的許多人一樣，在吳為 47 年的人生中，有一大段是浸泡在酒精中的。酒精一度讓他自以為獲得救贖 —— 滿漲的自信、更好的社交。但很快，吳為也成為了酒精的奴隸，為了獲得一口酒，他遍尋理由。
今天的中國，酒精濫用的情況十分顯著。2002 年，曾有一個形容，中國每年耗酒量相當于一個西湖的水量。這一數字每年正在以驚人速度上升。有資料顯示，1978 年，大陸每年人均酒精消耗量為 2.5 L，這一數字在 2020 年接近 6 L。
圖檔來源：IC photo
2003 年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每 100 個 15 歲以上的中國人中，就有近 4 個人有潛在可能或已經患上了「酒依賴」。這意味着，中國可能有 4000 多萬人正處于危險之中—— 除了可能引發暴力、犯罪、交通事故等社會問題之外，酒精還會帶來軀體疾病和精神問題。
但真正意識到這是一種疾病，并接受醫學手段治療的人，鳳毛麟角。「可能隻有 1%」，一位浙江三甲醫院的物質依賴科醫生告訴我。
這是一群人和酒精纏鬥數年的故事，他們以及身後的家庭一直在小酒瓶裡打轉。
有人和妻子鬥智鬥勇，千方百計藏酒，鞋櫃衛生間米桶後；有人痛飲的時候快意十足，清醒時幾乎被愧疚吞沒；有人從醫院結束戒酒治療，出門就直奔超市買酒；有人因為夫妻的陪伴，最終一點點戒掉；有人走進一間滿是戒酒者的房間，坦然地開場，「我是一個酒鬼，我今天沒有飲酒。」
第一口酒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吳為和酒精的相遇，大抵是「它賦予你力量，同時也剝奪你的力量」。
他出生在福建農村，家裡有許多孩子，他話少、性格内向，并不受重視。童年起，爸媽時常吵架，很多時候，他被當成了出氣筒。
「最後是大人哭，我也哭。但我哭的時候，内心不是關心我的母親，我是恐懼的，不知道她為什麼會經常這樣。」
幾十年後，他提起記憶裡的那個孩子，隔着時間海，「很多時候犯錯，也隻是想要一些重視，要一些溫暖」。
不隻吳為，許多青少年在成長的道路上，發現有太多東西讓人不快樂。13 歲到 16 歲期間，每種情緒障礙的發生率曲線從平緩變得陡峭。孩子們仿若一座座建築，自我和外界的急劇變化在建築物裡留下了泥水漿和裂縫。于是，很多人在成年後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自我修複和重建。
吳為開始逃學，那些校外的夥伴帶他去看錄像，那個年代流行香港的江湖片。看完電影，大哥一揮手，豪邁地說，我們去下館子，你要不要一起來？
當然要。
大排檔裡，他接過大哥遞來的一杯啤酒。
其實并不好喝，但吳為覺得，「有人看到我了，他看得起我，他關注到我了」。
十幾分鐘，酒精很快起作用了，他的思維遲鈍不清，但又異常集中。他的身體感到輕松而愉快，說着胡話，但那些日常的憂慮和自卑消失了。通常，他很在意在别人面前的表現，我夠不夠酷？我是不是有趣？我讓他反感了嗎？這些統統不見了。連珠炮的話從嘴裡蹦出來，他顯得無憂無慮又自信，也不在意世界如何回應自己。
「我第一次不用再逃避」。
許多人跟我描述他們青春期飲酒的故事，多麼容易獲得，就在超市的貨架上，飲酒的朋友就在身邊，我們幹杯。
但他們很快就見識到了代價，哪怕是最輕的。一個大學生告訴我，他的「第一口酒」，高中時他和朋友在野地裡喝了一夜，醒來時凍僵了，嘔吐物厚厚地粘在身上，他躺在床上好幾天。
但這不是最糟糕的，他又回到了現實的一團亂麻中。他跟自己說，等有一天，我要再嘗試一次。
一份面向 400 人的成瘾和心理健康的研究調查顯示，其中 65.9% 的人報告了童年時期被情感虐待和被忽視。創傷嚴重程度每增加一個機關，終生酒依賴的風險就增加 18%。
煙草和酒精都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們極易獲得的成瘾性物質。另一份研究也顯示，早年接觸到成瘾物質和成為成瘾者之間，有着密切的相關性。
接觸酒的理由總有很多，在中國，還有文化的土壤。
50 歲的山西人王鑫告訴我們，他家裡是做生意的，逢年過節，總要拜訪官員們。哪怕他才十幾歲，但父親也總讓他喝一點表示敬意。「應酬」成了他成年後飲酒越來越多的借口，直到再也無法擺脫酒精。
給我酒
18 歲的時候，吳為從中國來到德國科隆。
他需要一份工作，照着厚厚的電話簿一個一個電話撥出去，「您這裡在招人嗎？」
這對于不善言辭的男生來說，很難，幾個月吳為都沒有辦法撥出一個号碼，為了這趟行程，他已經花費太多。
德國的啤酒太便宜了，出去買菜，一擡頭，貨架上就是。
吳為吞下酒，随着越來越多的乙醇分子流入身體，神經元抑制了外部的一切，清理了大腦環境，那些嘶嘶的嘈雜的背景聲被靜音。
他不再是孤立、無助、恐懼的，明天會好起來，債務總會還清。
很快，吳為已經離不開酒精了。
喝酒成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連工作都是為了喝酒成立的，但他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不工作？那我就有錢去買酒了哈哈哈哈哈」。
早晨起來，去上班的路上，他的大腦開始飛速運轉。今晚要去一個酒吧，不，兩個吧。他甚至跟自己打賭，今晚是哪一個酒保來上班，也許是托馬斯。
吳為在大腦裡構築着酒吧、酒保、燈光、氣味，還有一杯杯流淌的酒水。這一天的開始多麼美妙！
除了神經生物學方面的解釋外，也有相當研究指向遺傳因素。在家系研究中發現，相比無酒精使用障礙的家庭，在現有酒精使用障礙的家庭中，其飲酒的子女最終發展為酒精依賴者的危險性要增加 2~7 倍。
38 歲的艾薇曾提起她的家族，她出生在河南，祖籍山東，家族素有喝酒的習慣，「且很能喝」。
包括她在内，很多人講述自己早年的飲酒史時，都有類似的表述，「給别人喝翻了」。他們認為自己對酒精有更大的耐受性，進而不會成瘾。
但醫生告訴我，這是一種誤讀，研究表明，高代謝和藥效學耐受性會産生更大的酒精依賴風險，耐受性可能是軀體依賴最初的迹象之一。
艾薇飲下更多的酒，是因為前夫出軌，她借酒消愁。每天睜眼喝，閉眼喝，淩晨還在喝。
到最後，她發現，最嚴重的問題出現了，不是她放不下那段感情，而是她「有瘾了」。
「說好不喝了」，但瓶子、液體顔色、氣味、小酒館的模樣、酒杯碰撞的聲音，都輕而易舉地擊潰一個人的防線。
在醫學角度，這叫環境和線索，當上述情境出現時，人會出現渴求和控制力下降。這一假說是建立在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理論之上，酒精相當于食物，渴求相當于唾液分泌，線索相當于鈴聲。
為了獲得酒，你永遠無法猜到一個成瘾者能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為了懷孕，妻子強迫吳為戒酒三個月，當知道妻子懷孕的消息時，吳為的喜悅并非「我要做父親了」，而是「我終于可以喝酒了」。
上午知道消息，下午就開始喝酒。他滔滔不絕地給妻子勾勒未來的美好生活，但腦海裡全是喝酒的暢快畫面。「為了喝酒，我可以說任何太太想聽的話，什麼都可以。」
在北京一家三甲醫院，一位妻子向我抱怨自己的丈夫，「你知道他有多能藏酒嗎？鞋盒裡衛生間米桶背後，嘿，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有的時候，藏酒藏得自己也找不到，趿拉着拖鞋去樓底下小賣部，錢都不付，仰脖先來一口。」
「都瘋了」。
酒杯裡的失控人生
回顧自己的飲酒史，韓霖覺得有些諷刺。
27 歲的他是在英國留學時沾上酒的。因為學業，他開始焦慮和失眠，父親說，「要不就喝點吧，起碼能睡好。」
韓霖買了一瓶威士忌，兌着可樂喝，一邊喝一邊看美劇《紙牌屋》，裡面有一個角色 Doug，就是一個酒依賴者，每當遇到挫折和危機，對酒精的渴望就蠢蠢欲動。
即使這樣，那時的韓霖，也并未對酒有任何提防心态，他還沉浸在酒精帶來的專注和好睡眠裡，直到越喝越多。
長期在物質依賴科室工作的醫生總結出了一些典型症狀：如果一個人喜歡不分時間、場所在短時間大量飲酒；酒量持續每天超過純酒精 150ml；連續幾天飲酒，不吃不喝，一直飲到嘔吐；喜歡晨起飲酒；經常獨自飲酒；有藏酒行為；這個人極有可能是嗜酒者。
在韓霖提到的《紙牌屋》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節，嗜酒者 Doug 用針管吸了烈酒，注射進喉嚨裡。他仿佛在昭告，我說喝多少就是多少，我還能控制，我不是酒精的奴仆。
但他、他們的人生早已因為酒精失控了。
研究顯示，酒精會嚴重損害成瘾者的心智能力，慢性酒依賴導緻廣泛的腦結構改變。高達 70 %的酒精相關問題治療者的記憶、抽象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注意力、專注力和情緒感覺能力遭受嚴重的損害。
即使戒酒，慢性重度嗜酒者的大腦功能也無法恢複如初。
吳為失去了更多的朋友。
他喜歡在喝酒時高談闊論，酒精蒸騰，他開始吹牛，不負責任地許諾，「酒精構築了一個個幻想，但都是現實沒有的事情」。
兩三次之後，一個朋友對他說，沒法聊下去了，你如果繼續喝酒，這輩子就完了。
吳為依然沒有收斂，甚至在飯桌上，和朋友的妻子吵架，指着别人的鼻子罵，「我兄弟瞎了狗眼找你這樣一個女的。」
對方逼急了，問丈夫，「你選擇我還是他」。
九年飲酒史中，艾薇試圖「幹戒」，這很容易出現酒精戒斷綜合征，也是成瘾治療中常見的事件。
患者一旦停止使用酒精，就會出現包括顫抖、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失眠、胃腸不适等症狀。10% 的酗酒者甚至會出現癫痫發作和震顫性谵妄，比如在視覺、觸覺和聽覺上産生幻覺。
「我不喝酒就會抽搐，好幾次，如果我媽真的進衛生間洗澡，我就完蛋了。她通常會在我旁邊放一個毛巾，或者小包餐巾紙，因為這種症狀時沒有預兆的。隻要我媽一看，我不正常，開始吐，甚至咬舌頭，就會趕緊把我的頭往右側轉。不然，嘔吐物會進入呼吸道，會把人嗆死。頭向右轉，口水就會順着臉流下來，不會咬到舌頭。」
一分鐘後，艾薇的症狀緩解，但整個人非常疲倦，她甚至不記得之前發生了什麼。
肝硬化、急性酒精中毒、腦卒中，酒精給人體帶來諸多傷害。劉威，一個 400 人的戒酒互助 QQ 群的群主，告訴我，成立 QQ 群以來，每年，總會收到那麼幾條家屬資訊，「他死了，喝死的，我退了。」
更不要提，酒精給整個家庭系統帶來的傷害。
在美國，有一個專門詞彙，酗酒家庭子女。
他們主要面臨三種風險。成為酗酒者的風險較高；此外，由于在出生前就有接觸酒精的風險，認知、生理和社會心理會出現問題，甚至有一種疾病叫做「胎兒酒精綜合征」，即孩子會表現出形态異常、生長遲緩和中樞神經缺陷的問題；同時，酗酒家庭是一個充滿混亂、不确定的系統，在其中，暴力和虐待出現的比例極高。
在互助會中，一位雙相輕症合并酒精依賴的患者家屬告訴我，「我爸爸年輕時沖動老是打我媽媽，以至于我對他印象不好。但他并不是十足的壞人，像這樣的老一輩酒依賴患者沒有得到及時的救助，我希望年輕的人能夠意識到這是一種疾病，過好一點的人生」。
我在成瘾門診遇到了劉柱，他來治療是因為兒子拒絕他參加自己的婚禮，理由是，他會在這樣一個重要場合失态，讓自己甚至整個家族蒙羞。
我們對話時，即使戴着口罩，若隐若現的酒味從對面傳來。他說，「不好意思，來之前整了一點，不然我出不了門」。
我今天沒有飲酒
在飲酒的九年裡，艾薇進了五次醫院。
醫院的精神科環境相對封閉，生活更規律一些。一間屋子四張床，可以靠打牌打發時間。但對艾薇來說，沒有用。「第一次進去住了一個月，出來第二天就喝酒，而且是報複式的」。
和很多家屬一樣，艾薇的母親無法意識到酗酒是一種疾病，她斥責女兒，「其實是你自己心裡戒不掉，這難道很難嗎？都是喝，你喝牛奶喝飲料不行嗎？」
有着 15 年酗酒史的馬林告訴我，在此之前，他就是如艾薇媽媽所說的，這樣了解自己的 —— 一個給自己不斷找借口的失敗者。他甚至一度感覺自己分裂成兩個人，一個人站在酒櫃旁，取出酒，心滿意足，另一個人淚流滿面，不停斥責自己，「不要臉」。
最後，他在馬路邊喝醉，被送進醫院，有人建議他去醫院成瘾科看看。
「這是一種病」，他反複強調這句話。數年前，他遇到了回龍觀主任醫師牛雅娟，對方跟他說了這麼一句話，「這是一種病，不是道德問題」，他感覺自己的枷鎖全部瓦解，當年已年過 50 的男人坐在醫生面前捂着臉哭。
相比男性，女性在這方面會遭遇更多道德的壓力，艾薇感受更明顯。
「一個男的喝多了，在大街上把上衣脫了，光腳或者罵人，很多人覺得，還算正常。但一個女的這樣做，就會被唾棄，甚至猜，你是不是某一種職業？」
醫生們也注意到，臨床遇到女性成瘾者的數量更少一些。一方面，從性别來說，酒依賴的男性确實遠多于女性；但另一方面，女性成瘾者自我暴露之後，可能會承擔更多的道德指責，她們的羞愧遠超于男性。也是以，她們選擇向外界隐瞞，進而無法得到更多的家庭、社會、醫療系統的支援。
如今，酒依賴的治療已經不再是現代醫學難題。
針對酒精戒斷治療，醫生們一些時候使用苯二氮卓類藥物逐漸替代酒精進行治療。這類藥物有效，但會增加鎮靜、記憶障礙、抑制呼吸，并有成瘾風險。（參考成瘾系列第二篇《藥與毒，為了治病，他們對藥上了瘾》）
對于抗渴求的問題，醫生們會使用納曲酮等藥物，降低酒精的獎賞特性，以此抵消酒精行為反應的重要一環。
醫生們同時都會強調，「難戒的是心瘾。外面滿大街是酒，你讓他在醫院不喝酒，能做到。出了門就是超市，一擡手就能拿。這怎麼辦？」
2018 年，回龍觀醫院在病房裡搭建了一個線索暴露室，打造成酒館的模樣。日光和暖，四人桌椅排開，挨着牆有酒櫃和吧台。
醫生們定期将患者暴露在這樣的線索環境中。醫生讓患者看圖檔，都是和酒相關的東西，給他們播放視訊，讓他們接觸接觸酒杯酒瓶，甚至更進一步，讓患者面對真正的酒。
在不同階段，患者對酒的渴求一步步更新。這個過程，醫生們通過放松性的治療一步步讓對方的渴望自然消退。
團體治療也被認為在酒依賴治療方面發揮着極其重要的作用。成員之間互相幫助，分享戒酒方法。同伴的經曆、戒酒動機都會增強個人對康複的承諾。
1935 年，失意的美國股票經紀人威爾遜遇見了外科醫生史密斯，因為都具有「酒鬼」這一共同點，他們一起創辦了戒酒組織，嗜酒者互誡會（Alcoholics Anonymous，簡稱 AA）。
AA 線下會的指引牌
圖檔來源：吳為提供
2000 年夏天，兩位中國醫生在美國發現了 AA，将這種模式帶到了中國。基于匿名的特點，我們并不能獲知中國參加 AA 的有多少人。由于新冠疫情，很多線下的互助會改到線上。
AA 有多個頻道，在不同頻道的微信群中，管理者每日釋出會議連結。晨會在 6:30 開始，最晚的會議在 21:30 開始。主持人由停酒穩定的成員擔任，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今日有感」分享，成員們自願入會，自願訴說。
會議不僅僅是尋找共同點，也是記錄自己清醒天數的「儀式」。參會者将在聊天框裡打出自己的停酒天數，由主持人一一念出，「恭喜『再來者』1023 天，恭喜『慎言』26 天，恭喜『一葉知秋』1988 天……恭喜以上分享清醒天數的會員，也恭喜沒有分享清醒天數但依舊清醒的會員。」
2014 年，經曆過戒斷中心、藥物治療的吳為，第一次走進 AA 協會。他害羞地打招呼，「我是一個酒鬼」。
他第一次覺得這裡包容了他的一切，作為一個「酒鬼」，他很輕松地就融入進來，他屬于這裡。
吳為的清醒時間已經超過 2000 多天，妻子不能了解他為什麼還依然在這個協會裡。對于妻子而言，那些和酒相關的混亂日子，就應該被打包一起丢進垃圾桶，再也不要沾。
「不是這樣，對于酒鬼來說，我們沒什麼遠大的目标，隻要保持今天不飲酒就好」。而每一次的團體活動，都在加強吳為的防線。
德國 AA 現場會的提醒辨別，文字大意為「請你把在這裡見到的聽到的留在這裡」
但對于女性來說，在團體治療中，她們無法像男性一樣自如。一位 AA 協會的女性會員向我描述她的困境，「很多時候，話題都是男性在主導，我們很難談論更深層次的自己，也無法跟他們分享個人生活」。
不隻是她，一些女性會員甚至會接到男性會員的騷擾資訊，「我希望這個環境更健康、安全」。
艾薇戒酒已經三周多了。她認為，這得益于再婚丈夫的愛和對方給予的安全感。
她酗酒最嚴重的時候，如果丈夫去做飯，艾薇「嘩」地扯開門，打車滿大街找酒，喝得大醉。丈夫跟在她身後滿街跑。對于妻子的酗酒，丈夫幾乎沒有指責，隻是陪伴，或者遞給酒後的妻子一碗剛剛煮好的面條。
「他現在一直陪着我戒酒，就好像跑步一樣，我一天跑一段，離終點不遠了。在他眼裡，我能看到希望。」
（為保護個人隐私，文中吳為、艾薇、韓霖、王鑫、劉柱、馬林皆為化名）
本文由中山市第三人民醫院精神心理科 鄧蘭芳 稽核
撰文：蘇惟楚 楊宇英子
監制：李晨
參考文獻
1. 劉易斯 M D, 石湖青 瘋狂成瘾者 TED腦科學家的戒瘾成功之路[M]. 北京: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7.
2. 郝偉 成瘾醫學 理論與實踐 theory and practice[M].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16.
3. MERIKANGAS K R, NAKAMURA E F, KESSLER R C. Epidem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2009, 11(1): 7-20.DOI:10.31887/DCNS.2009.11.1/krmerikangas.
4. 卡普茲 D, 斯托弗 M D, 王斐 成瘾心理咨詢與治療權威指南[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1.
5.馬軍 中國現有逾 4000 萬嗜酒者 「酒鬼」互助效果顯著[EB/OL].https://www.chinanews.com.cn/jk/news/2010/06-03/2321410.shtml, 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