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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華|回到孔子:統合孟荀之路

回到孔子:統合孟荀之路

作者:陸建華(安徽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李澤厚先生在2017年第4期的《探索與争鳴》上發文,提出“舉孟旗行荀學”,希望通過在尊孟的外表下發展荀學思想,意在打破唐宋代以來“尊孟抑荀”的局面。于是,統合孟荀成為學術研究的新的熱點。為此,2020年第2期的《文史哲》還刊發了郭沂、劉悅笛、梁濤等所寫的關于“孟荀之争與統合”的一組筆談。

從目前關于孟荀統合問題的探讨來看,多是從儒學的現代重建的次元談孟荀的價值,從儒學發展史的次元談曆史上孟荀地位的變化。這局限于在孟荀統合的外圍,或者說沒有直面孟荀統合本身。關于孟荀統合的方法,一般主張對于孟荀作同等看待,既不可以孟統荀,也不可以荀統孟,否則,就成了孟學吞并荀學,或者荀學吞并孟學。關于孟荀統合的具體做法,有學者從孟荀共有的範疇的次元予以嘗試,試圖通過對孟荀思想中天、性、情、心等的統合來統合孟荀。這種嘗試值得重視。

李澤厚在《關于“情本體”的中國哲學對話錄》(《文史哲》2014年第3期)中提出“孟荀統一于孔子”,有學者據此認為這也可以作為統合孟荀的方法。其實,孟荀出于孔子,而不是統一于孔子。不過,李澤厚的說法還是給我們以啟發,那就是,我們可以從孔子的視角統合孟荀,或者說立足于孔子哲學統合孟荀。簡言之,就是通過“回到孔子”來統合孟荀。

我們知道,孔子雖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裡仁》),但是,未明言其一以貫之之道究竟是什麼,曾子雖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裡仁》),但是,并不準确,不足為據。後人對于孔子之道的了解,有仁、禮、仁和禮等說法。客觀上,把孔子之道了解為仁或禮,都不足以概括孔子哲學的核心,因為孔子哲學既具有仁學性質,也具有禮學性質;把孔子之道了解為仁和禮,雖然能夠概括孔子哲學的仁學和禮學性質,但是,孔子哲學具有兩個核心,等于說沒有真正的核心。這就使得孔子哲學有豐富的内容,包括仁學和禮學,涉及形上層面的天和性,人生層面的聖人和君子,政治層面的德治和禮治等豐富内容,但是,至少在形式上沒有内在的邏輯結構,沒有明晰的邏輯體系。此外,“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導緻孔子哲學中關于天道、人性等重要領域的論述語焉不詳,引起後世儒學的興趣,也引起後世儒學的紛争。這些,都對後世儒學的發展帶來了某種不确定性。

不過,孔子哲學的上述缺點在給後世儒學發展帶來某種不确定性,使得後世儒學在某些重要方面可能會呈現向相反的方向發展,同時,又恰恰給為後世儒學的發展帶來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高度的自由度。

孔子之後,儒學至孟子、荀子而有大發展。孟子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建構出以仁為核心,以人性善為特色的哲學體系;荀子則繼承并發展了孔子的禮學思想,建構出以禮為核心,以性惡論為特色的哲學體系。進而将孔子哲學中難以融為一體的仁、禮兩面割裂開來,将儒學帶入兩個明顯不同的發展方向。他們的性善論與性惡論,更是給秦漢以來的儒學家出了難題。

秦漢以來的儒學發展,大體沿着歸本孔子、相容孟荀的模式,就相容孟荀而言,大體有以孟為主、吸納荀學與以荀為主、吸納孟學的模式,隻是以孟為主、吸納荀學的模式更為普遍,更有影響。但是,無論是以孟為主、吸納荀學,還是以荀為主、吸納孟學,在立場上都是有偏頗的,都有以一方為準,而排斥另一方的明确目的。

由于曆史上儒學的發展兼有以孟為主、吸納荀學的模式和以荀為主、吸納孟學的模式,而且這兩種模式都沒有處理好孟荀關系,學者們在讨論當代儒學的新發展時便提出了統合孟荀的設想,意在客觀、平等地看待孟學和荀學在當代新儒學建構中的作用。問題是,統合孟荀,在孟荀的選擇上肯定會不自覺地有所側重,對二者作絕對的同等看待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我認為,與其計較統合孟荀時立場上的“中立性”,計較統合孟荀時,孟、荀各自的地位,各自所占的“份額”,不如回到孟、荀共同的思想之源,也即“回到孔子”,以孔子哲學為坐标,對孟、荀哲學作出整合,既消除孔子哲學中固有的缺憾,又将孟、荀合并、融合為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進而打造出一個新的儒學體系。具體做法如下:

在孔子的哲學中,天是最高範疇,具有明顯的主宰性與道德性,但是,也有一定的自然性,不過,孔子未有将天作為其哲學的基石,未有将仁、禮等與天相聯系,造成其哲學缺乏内在的邏輯,其仁學和禮學的緊張以及缺乏形上根據。孟子改變了這一現象,凸顯天之主宰性與道德性,并以天為其仁學的最高依據,但是,忽視了禮。荀子則張揚天的自然性,割裂天與禮的聯系,使其禮學缺乏形上依據,同時,忽視了仁。統合孟荀,從哲學核心的層面看,就是要重塑天的至上性,同時賦予其道德性和自然性,并且使其道德性和自然性處于同等地位,将其作為仁和禮的共同的基石和形上根據,化解孔子哲學中仁和禮不該有的緊張。

孔子雖然言及人性,也就“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一語,并未明言人性的内容與善惡,更沒有将其與其仁學與禮學相關聯。孟子為了建構其仁學體系,強調人性善,為此将人性的内容主要确定為“德”;荀子為了建構其禮學體系,強調人性惡,為此将人性的内容主要确定為“情”“欲”。從孟、荀人性論反觀孔子人性論,并結合孔子關于道德和情、欲的相關論述,可以推測孔子人性論有性善與性惡、以“德”為性與以“情”“欲”為性這兩種傾向。統合孟荀,從人性層面看,就是要立足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将人性的内容整合為“德”“情”“欲”,将人性的價值指向的确定性改變為不确定性,使之具有向善與向惡這兩種趨向。

孔子哲學在人生層面強調通過對于仁的踐行達至君子乃至聖人,孟、荀對于孔子所提出的君子、聖人的理想人格是認可的,他們的不同之處在于如何達到君子、聖人的理想境界,也即達至君子、聖人的路徑。孟子認為這路徑是“由仁義行”(《孟子·離婁下》)和“養心”(孟子·盡心下),荀子認為這路徑是“化性而起僞”(《荀子·性惡》),學禮、守禮。統合孟荀,從理想人格的層面可看,就是要在堅守孔子守德行仁的前提下,在道德上踐行仁義,在政治上遵守禮義,并将遵仁守禮的外在行為與心性的内在修養相結合。

孔子哲學意在為政治服務,實作其政治理想,為此,孔子在政治層面提出德治和禮治這兩種主張。孟子将孔子的德治主張發展為既具有理論深度,又具有可操作性的仁政,荀子将孔子的禮治主張進一步系統化,并融入法的因素。統合孟荀,從政治層面看,就是要将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禮治融為一體,在孔子“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的基礎上,妥善處理好仁、禮關系,在仁與禮之間,讓仁處于禮的限制之下,建構出以禮為治國之道的禮主仁輔的政治模式;或者讓禮處于仁的限制之下,建構出以仁為治國之道的政治模式。

這樣,以“回到孔子”的路徑、方式統合孟荀,所統合出的新的儒學體系,就以天為最高存在和核心範疇。從邏輯的層面看,由天而有仁和禮,由仁和禮的内在化以及情、欲而有人性内容的複雜性和人性的善惡傾向,由對仁和禮的修持、遵守而有聖人、君子等理想人格,由仁和禮在政治領域的并用而有具有仁政特色的禮治或具有禮治特色的仁政。這樣,仁和禮從本原上講來源于天,從人自身來說又存在于人之“内”。這麼看,通過“回到孔子”,既解決了孔子哲學中缺乏内在邏輯的缺點,又解決了孟荀各執一偏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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