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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礦工到導演,菅浩棟的“背水一戰”

作者:隴南禮縣釋出

大巴車從大同長途汽車站出發,途經兩處高速公路服務區,臨近中午到達忻州市河曲縣。換乘去往沙坪鄉的中巴車,一小時的路程,與幾十輛拉煤半挂車迎頭相遇,駛過兩側裹着淺灰色煤灰的戈壁,空氣裡彌漫着煤焦油味。

最終,車輛停靠在沙坪村的露天戲台旁。這條路,青年導演菅浩棟走過無數遍。

從礦工到導演,菅浩棟的“背水一戰”
從礦工到導演,菅浩棟的“背水一戰”

菅彩連小賣鋪裡兒子的電影海報

2019年,菅浩棟的爺爺去世。次年,他結束了 “北漂”生活,在大同一家咖啡館,連續寫作15天,完成了一個失意青年返鄉奔喪,途中種種遭遇的劇本。2021年除夕之前,他把劇本拍成電影《夜幕将至》。

兩年後,《夜幕将至》在第六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獲得費穆榮譽最佳影片、迷影選擇榮譽、桐葉榮譽三個獎項,以及百萬獎金。今年1月,影片上映,這也是35歲的菅浩棟執導的首部上映影片。

在他看來,拍電影的機會并不多,每拍一部電影都是一次巨大的賭博。“有一種背水一戰的感覺。”菅浩棟說。

2013年,他從山西大同大學采礦系畢業,做過礦工,“北漂”五年,他寫了五個劇本,但沒拉到一分投資,生活常靠父母接濟。

從礦工到導演,菅浩棟的“背水一戰”

停在沙坪村露天戲台旁的中巴車

為了拍攝《夜幕将至》,菅浩棟網貸給劇組發勞務費,跟同學借錢,幾乎所有親友都資助過電影的拍攝。

3月,在他山西的家中,我問他:“你害怕失敗嗎?”

他坐在窗邊,松開交叉握着的雙手,目光平靜地迎上來說:“我一直在低谷裡,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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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連瘋了,浩棟也瘋了”

2023年1月17日,菅彩連一夜未眠。晚上10點,她剛洗完頭發,看到兒子發來電影展頒獎禮的視訊。

視訊中,菅浩棟留着平頭,米色高領毛衣外搭黑色呢大衣,戴着黑框眼鏡,手捧“最佳影片”獎杯。他弓着腰,望向台下的評委、觀衆,聲音發澀地說:“如果這100萬獎金是真的,就能把錢都還了。”台下一陣哄笑,伴随着一陣掌聲響起。

菅彩連從床上跳起來,又哭又笑。她打電話給住在煤礦上的丈夫,打給資助過兒子拍電影的妹妹、兄弟,告訴他們這個消息。第二天早上,菅浩棟打來視訊電話,母子倆對視幾分鐘,她一個勁兒地豎大拇指。

兒子獲獎之前,菅彩連從沒想過他能靠拍電影闖出名堂。村裡有人說:“彩連瘋了,浩棟也瘋了。”有人說:“成天不上個班,你怎麼能當導演?”

但菅彩連樸素地覺得:“他喜歡,你還能改變他是不是?隻能硬着頭皮走。”回想起兒子的拍攝之路,她靠牆而坐,抿嘴直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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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從河曲縣去往沙坪鄉的路上,與十幾輛拉煤車擦肩而過

58歲的菅彩連在村裡開一間小賣部,同時攬下郵局快遞的差事,每月能多掙一千多。她國中畢業,不懂什麼是電影。但她和村裡人都知道,“當導演燒錢,這條路不是一般人走的。”

電影開拍前,每次有人來小賣鋪買東西,菅彩連有兩句固定台詞:“浩棟拍電影來拍兩天好嗎?”“不冷,坐在車上拍。”

2021年1月,《夜幕将至》在當地的公園裡開機。菅彩連充當生活制片,除了男女主,其他主演有菅浩棟的父親、外公和表弟,群演是村裡人。

影片中看似不起眼的生活道具,多是菅彩連貢獻的。理發店的戲份,她拿出小賣鋪的全部洗髮乳和護發素。家裡的被褥、闆凳、櫃子、衣服、鞋子,統統被搬到劇組。

有一場爺爺葬禮的戲,需要人手挖土坑,沒等菅浩棟安排,菅彩連拉來三名村民幫忙,用小賣鋪的幾條煙答謝。

零下二十五六度的天氣,她去批發市場給劇組每人買一副耳套,用暖瓶備好熱水。為了二十幾号人在村裡拍攝能吃上一口熱飯,菅彩連買了電鍋、粉條、豆腐、面條,送到窯溝村的朋友家,委托朋友幫忙做兩頓午飯。

菅彩連做這些,為的是替兒子省錢。《夜幕将至》能夠開機,大學學長幫菅浩棟找來三分之一的投資,父母陸續出了七八萬。菅浩棟瞞着家人,網貸借了十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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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浩棟與菅彩連在北京

菅浩棟回憶,當戲拍到一半,錢已經用完。所有人都以為拍不下去,幹活變得懈怠。他又找一起上過半年高中補習班的同學借了六萬。更大的困難,是制片層面的,這部電影的未來在哪裡,他也不知道。

多拍一天,攝影器材多花3500元,還有劇組二十幾号人的住宿餐飲、勞務費,逼着菅浩棟和時間賽跑。在劇組,他什麼活兒都幹,搬機器、鋪軌道、後期剪輯、片尾字幕,宣發用的海報,都是他一個人負責。

2021年2月,電影殺青,距離過年隻剩一個禮拜。返鄉過年的從業人員都在等菅浩棟結尾款,菅彩連找娘家親戚湊了兩萬五。片尾的“衆籌名單”上,大部分人姓菅,都是菅浩棟的同族。

菅浩棟送走一波一波坐大巴車離開河曲縣的從業人員,一個人把劇組用過的軍大衣泡在盆裡水洗。菅彩連的小賣鋪恢複了往日的平靜,丈夫蹬三輪車去拍攝的理發店拉回滿滿一車道具,很多小件已經找不到。3月初,菅彩連蹲在陽光下,把劇組塗成黃色的椅子,重新染回紅色。

從礦工到導演,菅浩棟的“背水一戰”

從礦工到導演

菅彩連的小賣鋪裡挂着兩幅電影宣傳海報,一幅是《夜幕将至》,另一幅是兒子上大學時的作品《青春無悔》。海報在竈台旁挂了近十年,但依然平整,不覆灰塵。菅彩連經常擦拭。

2015年,菅浩棟用做礦工攢下的五萬元,拍攝出自己的第一部獨立影片《光盲》。去北京做完《光盲》後期之後,他就留了下來,邊寫劇本找投資,邊靠在網劇裡做錄音師,拍劇照、花絮維持生計。

菅浩棟萌生拍電影的想法,始于大一下學期,他在學校禮堂花六塊錢,看了兩場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和《空軍一号》。那是他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電影,好似親眼目睹了一個貧民窟裡的窮小子改寫命運;“空軍一号”從他面前經過,直插雲霄,讓他感受到了大銀幕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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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浩棟回鄉路上經過的風景

在此之前,他從沒去過電影院。後來,他看到賈樟柯鏡頭下的山西,鄉音、煤礦、黃土高坡,發覺電影離自己并不遙遠。

他用壓歲錢買了一台2000元的三星DV機,跟文學社的老師學習基礎拍攝,上網自學視訊剪輯。采礦專業的課程,他經常請假,反而很享受每天通宵達旦地剪片子。

學煤礦專業是父親菅改民的決定。高一時,菅浩棟成績不理想。菅改民執意讓他轉學去煤校讀中專。那年頭,煤礦産量年年攀升,畢業不愁找不到工作。菅浩棟的父親、爺爺都是礦工,二叔因礦難喪生。菅改民覺得,因為祖輩們沒有文憑,隻能在缺乏安全保障的小煤礦尋找生計,但兒子不同,中專畢業後,他能配置設定到國企煤礦。

菅浩棟害怕重複父輩的命運。他考上大同大學(大專),雖是采礦專業,但不用中專畢業就下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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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5歲的菅浩棟在煤礦工作

但為了攢錢拍電影,畢業後,菅浩棟決定當一名礦工。2013年,他入職山西一家煤礦,成為掘進隊的一員,任務是在礦井下開辟通道,用掘進機把煤挖出來,再用鐵鍬清理一遍,拿鐵絲網、錨索、錨杆支護頂闆和巷幫,以保證煤礦安全開采。

每天,他工作12小時,吃住都在礦上,穿戴幾十斤重的礦工服、水靴、腰上戴的自救器,深入與地面垂直距離450多米的地底。即使戴着口罩,煤塵會吸入肺裡,鏡片粘上一層濕漉漉的煤粉。這份工作每月收入六千,對他來說是存錢最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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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将至》片場,菅浩棟在指導拍攝

菅彩連也希望兒子能逃離煤礦。有一次,她中午到煤礦看兒子,他剛上完夜班,無力地躺在床上,疲憊不堪,沒說幾句話,就睡着了。

在煤礦工作的一年多裡,菅浩棟接受一切安排,派給他的髒活苦活,他都攬下來,不與人發生沖突。同一批新人中,有人堅持不下來,兩個月就離開煤礦。他的出勤率名列前茅,每月上27個班次。他心想,來煤礦就是為了掙錢,掙夠了就離開。2015年元旦,他帶着攢下的四萬多元,離開煤礦,籌拍電影《光盲》。

菅浩棟将《光盲》視為進入影視行業的“投名狀”。電影主角是老家一位盲人,早年失明,獨自在太原做按摩師,老了回到村裡,而村莊因為煤礦開采,已變成一座孤島。央視紀錄片《小人物的大電影》完整記錄了菅浩棟從煤礦離職到導演《光盲》的經曆。他和負責拍攝的編導年紀相仿,兩人上大學時通過電影QQ交流群相識,又在同一個劇組做過志願者。

《光盲》是菅浩棟畢業後的第一部片子。他一口氣報了九個國内外的電影節,報名費花了三千多。2015年10月,《光盲》入圍台灣南方影展的競賽單元。豆瓣電影隻留下27條評論。有人評價說,“導演真誠”;也有人說,“長鏡頭太多”……片子沒有掀起更多漣漪。

這也奠定了菅浩棟“北漂”的起始點——新人,非科班,寂寂無名。2015年夏天,他憑借拍攝《光盲》時買的一套錄音裝置,在網絡電影中找到了錄音的活兒。連續進了四個劇組,每月掙五千元,他感覺自己在北京留下來了。

從礦工到導演,菅浩棟的“背水一戰”
從礦工到導演,菅浩棟的“背水一戰”

零下二十五六度,菅浩棟和劇組從業人員溝通拍攝

但一個獨立導演,終歸要寫自己的劇本,拍自己的電影。2016年,流行網際網路電影衆籌,菅浩棟給自己的劇本《紅旗下的蛋》發起了衆籌,故事講述一群20歲年輕人返鄉過年。衆籌款最終停在五萬元,遠不夠制片成本。

三年後,菅浩棟帶着修改了一年半的劇本《黑夢》入圍海南創投和獵鷹計劃創投。路演時,每個人有10分鐘的陳述時間,再由評委點評。導演董潤年建議他,先用最少的錢拍出來,相比文字,具象化的影像視聽表達,更能讓大家明白他的東西。評委給出的建議是,這個項目看不到商業回報,劇本也不夠紮實。

電影節創投單元,報名的作品成百上千,能夠入圍的作品不過二三十件。兩天路演下來,菅浩棟漸漸麻木,他發現,最終能夠獲得創投獎金的作品鳳毛麟角。即便是獲獎,十幾萬的獎金,也無法覆寫電影的拍攝成本。

疫情以後,影視市場降至冰點。“2019年有一個活兒,2020年完全沒有活兒。”菅彩連擔心兒子錢不夠用,微信錢包湊夠三五千,就轉給兒子當生活費。

菅浩棟從北京東南四環,搬到五環通州,最後住進燕郊的自建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随着不斷外遷,房租越來越便宜。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冬天沒有暖氣,隻能每月花兩三百元用電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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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組從業人員在拉煤車上安裝攝像裝置

《夜幕将至》中梁哲收到朋友發來的視訊,他在北京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東西全被扔到樓道裡,那是菅浩棟回鄉參加爺爺葬禮時,收到過的視訊——他在燕郊租住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屬于違建,被房東要求立刻搬離。

沒有工作時,菅浩棟習慣待在出租屋裡寫劇本。他覺得,每天看一部電影,或是寫幾千字劇本,時間就沒有虛度。在等待投資的焦慮中,創作是他對抗空虛和不确定性的方式。

獨立導演沒有“堅持”一說。常标說,他是《光盲》的攝影指導,和菅浩棟一樣是“北漂”新人導演。他們常聚在放映室,握着紙筆,沉默地看片,在深夜的北京“碰撞,思考”。不斷問自己,“我要拍什麼電影?怎麼拍電影?”

和科班出身的導演不同,菅浩棟不糾結于某個詞彙或句子,他最先考慮的是怎麼能拍出來。從小看着起伏的丘陵、縱橫的溝壑長大,每一步都是靠“野路子”硬闖出來。他說,他不缺創作靈感,他有很多想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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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答案

菅浩棟35歲生日前夕,《夜幕将至》上映。菅浩棟形容自己像蝸牛一樣慢,但很踏實。

朋友常标評價他,不是一個擅長找錢,張得開嘴的人。菅浩棟點頭預設。在北京時,他一年參加三四個投資人的飯局。飯局上,他不是一個努力讓對方敞開荷包的推銷員,而是安靜地坐着,有人主動問起他的電影,才會做介紹。對方感興趣,他就發一份劇本和電影項目書過去。一個禮拜後,再去問下答複。

多數時候,酒水助興,對方在飯局上爽快地說“投”。看了資料後,說,投不了了,影視行業形勢不好,風險太大。少數投資者還願意再見一面,但在這類飯局上,菅浩棟顆粒無收。

菅浩棟退回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不是電影學院的,學的是采礦;劇本不是商業片,投資者看不到商業回報。他狠起來自己都罵,那麼多優秀的導演都找不到投資,憑什麼我能找到?“癞蛤蟆想吃天鵝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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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制組在中巴車上拍攝

2022年8月,《夜幕将至》已經剪輯完成,菅浩棟去北京電影節WIP項目(制作中項目)路演。他說,這部電影沒有投資人,自己借錢完成了前期拍攝。評委會主席爾冬升開玩笑說,你是山西的,你家裡有煤礦是吧?

爾冬升直言,不要想着來創投找資金,創投隻是提供平台,讓影視行業知道這些年輕導演,讓投資人知道有一個導演寫了一個劇本。菅浩棟形容,找投資像經曆孕育、出生、成長,有獨立思維幾個階段,在電影節上路演,僅僅是孕育階段。他再次陪跑。

路演結束,評委席邊圍了很多人,有新人導演主動找影視公司的制片人,隻為多聊上幾句。菅浩棟沒有湊上前,他清楚,用自己的辦法把電影拍出來才是硬道理。“如果找不到投資,就永遠等着,不開拍了?”

這幾年,電影行業整體存在資金缺口,僧多肉少,新人導演更是處于弱勢地位。菅浩棟說,很多新人導演的處女作都是用自己的錢拍出來的。

2016年,斬獲多項國内外獎項的獨立電影《路邊的野餐》,是導演畢贛的第一部長片。主要演員是他的親戚,取景地在畢贛的老家貴州凱裡,電影前期成本約20萬,他在山西傳媒學院讀大專時的老師丁建國資助了一部分,他自籌了一部分。

2017年,常标拍攝處女作,一部公路愛情片,成本上百萬,他自己投資三分之一,以讓器材公司入股的形式借來劇組器材,才得以完成拍攝。為了省錢,他兼職攝影師。

常标遇到過主動找來的影視公司制片人,但制片人仍需找投資人。影視公司的項目研發小組會考慮商業訴求,問他“劇本願不願意朝這方向發展?”常标說,自己的作品不隻是一件商品,如果價值屬性完全不重合,隻能放棄合作。

商業性與藝術性之間的沖突有時難以調和。菅浩棟覺得,滿足自我創作的内心訴求是最重要的。像《貧民窟的百萬富翁》裡的窮小子賈馬爾一樣,他喜歡電影帶來的無數可能性。

但拍電影的殘酷性遠不止于此,菅浩棟坦言,如果沒有平遙獎的百萬獎金,《夜幕将至》就沒有宣發費,無法上映,隻能擱置在網絡上某個無人知曉的角落。

平遙影展之後,菅浩棟簽約了導演甯浩創辦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交給他的第一個項目是一個小說改編的山西煤礦題材的故事,今年4月,他還在寫劇本大綱。

菅浩棟曾在采訪中準确地記起他和導演賈樟柯的每一次偶遇。第一次在中國台灣的南方獨立影展的酒店門口,他碰到賈樟柯,他不敢貿然上前打招呼,跑到公園裡冷靜了20分鐘,告訴自己:回去的時候,如果賈樟柯還在,就上前打招呼。

賈樟柯是菅浩棟的電影啟蒙人。後來,《夜幕将至》獲獎,賈樟柯為他頒獎。之後,他受邀成為第七屆平遙電影展的評委。但他至今沒有賈樟柯的聯系方式,兩人也沒有深度交流。

拍電影以前,菅浩棟形容自己性格内向、敏感、自卑。“學習不好,來往的人很少。”在電影裡,他有訴說的欲望。《夜幕将至》主人公梁哲身上處處有他的影子:年過三十,一無所有,自卑、迷茫,每次回家“有一種逃難的感覺”。

菅浩棟記得, NG29次的鏡頭,是梁哲從理發店門口進去,看到初戀李海鵬。他想拍出男女主從陌生到相認的狀态。對于菅浩棟來說,理發店是特别的存在,他曾在2020年上半年寫過一個理發師的故事。他說,人與理發師之間的關系是互相适應的過程,也許你們剛彼此适應,你又要換一個城市,去認識新的理發師。情感湧動從适應到失去,就像梁哲回家的這一路,不斷适應再失去。

電影中,梁哲撿到一隻流浪狗,沒有主人,沒有歸宿,上了中巴車就開始新的漂泊。“很像人生的處境”。菅浩棟說。

影片結尾,梁哲站在荒野裡扭頭尋找着什麼。有觀衆說,他在找手機、找流浪小狗,還有人說,他在找煙,找寺廟裡求的符。菅浩棟喜歡這些不同的答案,他的解讀是:“狗代表情感,手機代表現實必需品,煙為了緩解焦慮,符象征精神寄托。”

他沒有回答作為導演,他想讓梁哲尋找什麼。那會兒,他也還在找答案。

來源:央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