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視訊/羊城晚報記者 朱紹傑 實習生 陳曉楠
圖/受訪者提供（除署名外）
2021年12月，動畫電影《雄獅少年》上映。一個多月來，根植于南中國數百年的醒獅被置于聚光燈下。從央視到抖音，醒獅的熱度上揚。
在廣東人的日常生活中，醒獅無處不在。無論城鄉，每逢節慶和開業，舞龍舞獅是必備儀式。過去三十年間，醒獅悄然發生着變化。來自曆史深處的陣陣鼓點，回響着鮮為人知的故事。
2022年1月30日《羊城晚報》A7
骨子裡的認同感、自豪感
看着《雄獅少年》裡的主角縱身一躍，讓“趙家獅”的第五代傳人、廣州勞工醒獅協會會長趙偉斌想起自己九歲那年，他首次登台：上萬名觀衆，從台下站到江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站在文化公園的中心台，他緊張興奮地環顧四周。舉起獅頭，踏着鼓點，他成為了主角。
1月24日，趙偉斌和《雄獅少年》導演孫海鵬等在平安大戲院與觀衆分享電影背後的故事。分享會的觀衆大多是來自廣州公交集團醒獅協會的勞工。
電影照進現實，他們正是獅頭和獅被下的主角。留影時刻，有兩位醒獅青年甚至與電影中的角色有幾分神似。“電影如此感人是因為來自真實。”趙偉斌對孫海鵬說道。
趙偉斌（左一）和孫海鵬（中）等在平安大戲院與觀衆分享電影背後的故事
孫海鵬對醒獅“路人轉粉”，乃至創作《雄獅少年》的契機也來自一次切身經曆。孫海鵬出生在湖北，自2010年定居廣州後，醒獅才進入他的日常生活。一次在泰國過年度假期間，孫海鵬在異國他鄉的商場裡，偶遇來自國内的醒獅隊上台表演。
鼓點響起，孫海鵬的眼淚止不住落下。“這是一種特别複雜的情緒，有骨子裡的認同感、自豪感。”孫海鵬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從那一刻起，我覺得自己有必要用電影去呈現這種複雜的情感。”
整部電影從構思創作到最終呈現，用了兩年時間。其間，制作團隊花了近半時間采風，與舞獅隊教練隊員交流，了解醒獅的舞法和教育訓練。這些素材最後都融入電影中，尤其突出了醒獅與嶺南祠堂、木棉花等意象。因為“它們都是廣州的文化符号。”
《雄獅少年》首映上的起獅儀式
事實上，做《雄獅少年》之前，孫海鵬的團隊已經半年沒發過工資。他說，電影貼合了他們當時帶傷上陣的狀态。團隊最後硬着頭皮做完片子，就像主角阿娟在比賽時不斷往前走，走到盡頭，看着高處、遠處的“擎天柱”跳出去。
如今，這部無IP、無大咖的電影，在豆瓣上被打到8.3分，已經成為孫海鵬從業以來影響最大的作品。
近代曆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前，孫海鵬隻知道舞獅是中國的文化符号，對它的認識比較模糊。因為電影制作，他開始研究舞獅，愈發體會到這項技藝的精湛。
孫海鵬說：“醒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太熟悉了，沒有多少人花時間深入了解它。”而浙江師範大學副教授彭偉文已經在醒獅研究和寫作上，斷斷續續花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彭偉文還是中山大學中文系學生。因為一次機緣，這位道地的廣州人随導師葉春生前往廣州番禺沙坑村看醒獅，由此進入醒獅的世界。
2021年8月，彭偉文的《關于廣東醒獅傳承的社會史考察》作為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出版。書中揭示了醒獅中人與時代巨流之間的密切關系。
廣州醒獅在上海表演跳梅花樁
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經濟和社會發生巨變。在時代前沿的珠三角，農民離開了土地，脫離了宗族。面臨陌生而不定的生活，新移民為習武傍身，也為互相照應，進入武館，組織成新的群體。
此時，醒獅的技藝是武館的門面。而醒獅的傳人，則是鄉土中國轉型過程中産生的新興階層組成部分。組織起勞工和武館的“西家行”應時而生，後來演變成勞工組織，為勞工争取權益。
在風雲激蕩的近代曆史上，醒獅人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據彭偉文的爬梳，辛亥革命中帶領弟兄攻陷佛山千總衙門的，是小作坊主李蘇；廣州起義時負責轉運武器的，是在鴻勝武館習武的理發勞工梁桂華；從十餘歲開始參加最早的黃飛鴻電影制作，憑自己的才智和執着成長為華人電影史上重要動作指導的劉家良，是黃飛鴻第四代傳人。
尤其在“覺醒年代”，武館中人是中共勞工運動的重要力量。早年創立理發勞工會的梁桂華就是其中一位，他變賣雲浮祖屋，安置告别妻女，成為走在前頭的職業革命者。
廣州起義時，梁桂華配合周文雍組織和改編勞工赤衛隊，擔任勞工赤衛隊副總指揮。當起義因叛徒告密，及時将資訊傳遞到指揮部的正是梁桂華。在後來的戰鬥中，梁桂華帶領敢死隊開路，在現廣醫一院門前犧牲，時年34歲。
醒獅發生了由裡及外的變化
廣州勞工醒獅協會位于廣州市第一勞工文化宮的一角，并不寬敞的正門懸挂着關山月的親筆題字。要不是最近在門前繪上巨大的醒獅壁畫，這裡恐怕不那麼容易找得到。
2006年秋天，彭偉文來到這裡，找到趙偉斌的父親趙繼紅。就在這一年，廣東醒獅毫無懸念地入選了首批國家級非遺名錄。
協會成立于1985年，是時代的産物。1949年後，作為社會團體的武館和西家行被工會替代，醒獅作為勞動者的業餘活動，以企事業機關業餘獅隊的形式存續下來，并開始了新的傳承之路。
廣州勞工醒獅協會辦公室（陳曉楠 攝）
過去的醒獅重視師徒相授，以不同的國術流派為基礎，因而步法紛繁。為完成官方的接待任務，趙繼紅從統一步法開始，規範了醒獅的流程和動作，“迎賓獅”由此誕生。協會成立的翌年，他制定了一套規則，讓醒獅的每個動作都有對應标準。
醒獅的後腦往往寫着流派和團體名稱，但醒獅協會的獅頭上既沒有流派，也沒有協會名稱。“不搞地盤，不設圍牆。”在與彭偉文的對談中，趙繼紅說。他從一開始就告訴過全部會員，要是強調自己的流派，就不要加入協會。彭偉文認為，“迎賓獅”是醒獅的傳承與自我改造的結果，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廣州醒獅走過的軌迹。
趙偉斌告訴記者，父親連“趙家獅”都不提，因為“有派系就有争鬥”，“舞獅是一種民間藝術，最多有南北之分，不該有以往國術常有的門派之争”。
2022年元旦，正佳廣場舉辦醒獅比賽
到了趙偉斌一代人的手上，醒獅發生了由裡及外的變化。如今在協會辦公室懸挂數十個獅頭大小不一。作為關鍵道具，獅頭在近年減少了重量，以适應不同的人群，更有貼上LED燈或塗上熒光材料，用于晚上表演。
“别說一百年前，即便是三十年前的醒獅，也和今天大為不同。”趙偉斌說，今天最吸引人的跳高樁也不過三十年。最早，獅子在地上的八角碗上踩點舞動，這種方式與南拳中的梅花樁結合，令獅子躍上半空。“大家一看，太好看了！觀賞性強，難度高，更符合現在的審美。”
這個變化拉近了和觀衆的距離，新近熱播的醒獅短視訊中，上樁最受歡迎，有的時長不足一分鐘，播放量過百萬。
老市長黎子流對他說：你可以做得更好
醒獅上一次令人記憶深刻地在影片中出現，還是上世紀90年代演繹黃飛鴻故事的《獅王争霸》。主角通過舞獅，改變了自己，甚至民族的命運。
時年20歲的趙偉斌參與了《獅王争霸》的演出。在此前，他在大學讀了工商管理，畢業後進機關工作。可老市長黎子流對他說：“你的父輩文化水準不高，都能把醒獅傳承得這麼好，你是大學生，可以做得更好。”因為這句話，趙偉斌決意辭職，“棄政從獅”。
多年過去，醒獅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傳承不息，而趙偉斌也從當年的電影替身，成長為富有影響力的醒獅文化推手。
“非遺是一個活态傳承的過程。”在趙偉斌看來，醒獅的傳承要有創造性的改變，如觀賞性強的跳高樁已經被普及和固定下來。2002年《國際舞龍舞獅競賽規則及裁判法》公布實施，形成了一套詳細的評分體系。自此，醒獅成為一個難度與美感兼具的競技項目，在樁上盤旋跳躍成為舞獅的最主要技巧。
醒獅文創産品
近年來，趙偉斌做了更多嘗試。比如，把醒獅喜慶的元素提煉出來，做成胸針、首飾、兒童積木等文創産品；針對醒獅進校園，趙偉斌推出了醒獅操，以課間操的形式，走進孩子的日常生活；在海外介紹醒獅時，他說這是“獨角獸”，讓外國人“秒懂”，應聲鼓掌。他在意大利收了60多名弟子，當這些外國人在唐人街舞起獅，他們自豪地說：醒獅來自中國，來自廣州。
道具和技藝的發展表明，醒獅是傳統的，也是開放的。看完《雄獅少年》，彭偉文問師妹徐嘉莉：“你聽說過舞獅有擎天柱嗎？”徐嘉莉回複：“我隻知道變形金剛有擎天柱。”面對變化，一些醒獅傳人對此表現出開放的心态：說不定電影裡為劇情而作的設定，也會被當下或是未來的醒獅人吸納，進而成為“新的傳統”。
醒獅不能改變人生，但能改變人
“擎天柱”就是電影中為劇情而作的藝術設定，現實中并不存在。那是一根無法越過的高樁，寄喻山外有山。而無論在電影劇情裡，還是現實中，最難越過的是生活。
“當他摘下了獅頭那一刻，又是一個普通人。”趙偉斌說的，是前輩、同行、學生，也是他自己。如今，趙偉斌需要面臨不少事務性工作：從校園推廣、商演行程，到宣傳政策、文創開發等等。尤其在歲末年初，每天在結束三四場活動後，趙偉斌都要回到辦公室加班加點寫材料、寫總結到深夜是他的日常。
徐嘉莉長期在廣州和周邊地區做非遺記錄、推廣工作。“除非像趙會長那樣，有固定的機構專門做醒獅傳承。否則醒獅難以成為主業。”徐嘉莉說，當下不少非遺熱衷于走進校園，尤其在“雙減”背景下，醒獅也不例外。但沒有前（錢）途，是不少人對醒獅的印象。這也成為醒獅進校園，甚至傳承的尴尬之處。
醒獅成為網紅，和三代傳承醒獅的陳耀雄沒有什麼關系。當下最讓他發愁的是，他所在的白雲區長湴村，很可能因為經費不足，連新年的醒獅迎春活動都組織不起來。過去，陳耀雄有多個師兄弟，随着年齡漸長，同門都去了打工，隻有他堅持組織獅隊。因為他的穩定收入來自收租。
白雲區長湴村長紅國小内的醒獅牆（陳曉楠 攝）
陳耀雄長年在村國小當醒獅教練，要将不少時間精力花在說服家長上。很多家長顧慮重重，擔心玩醒獅會耽誤孩子學習，也有家長認為，調皮的孩子才會去玩醒獅。在趙偉斌嘗試帶着醒獅進校園的初期，他首選重點中國小，甚至到大學推廣醒獅，試圖借此打破偏見。
陳耀雄時常省思，年輕人對醒獅堅持不下去，可能是因為醒獅吸引力不夠。年輕人說學業忙工作忙，也許都是借口。在他看來，醒獅在大部分年輕人身上的傳續隻是有無問題，隻需要哪怕一個月裡抽出一個小時玩玩就夠。但有這點閑暇，年輕人可能更願意玩手機。
但陳耀雄也看到，對于學習成績不理想的學生，通過參加醒獅比賽，和同齡人同心合力取得成績，能給他們帶來一份來自學業之外的成就感和自尊心。而趙偉斌相信，除了強健體魄，醒獅更能提振個人的精氣神。
趙偉斌與醒獅進校園
孫海鵬所接觸到的“雄獅少年”是些十六七歲的孩子。他們沒有太多想法，即便去參加比賽擷取名次，都不以此為生，遑論改變命運。
“大部分孩子在獅隊待上幾年後，還是會在社會謀一份差事，就像電影中的鹹魚強一樣，過年過節才出來一展身手。”這些年輕人努力生活，踏實從容地走自己的路，構成了電影角色的精神面貌。孫海鵬說：“醒獅不能改變人生，但能改變人。”
“醒獅是他們通往外部世界的門票。”彭偉文的研究表明，醒獅曾經讓沙坑村的村民走出農村的土地，進而發現另一種精神乃至人生的可能。正如革命時代裡那些平凡而偉大的前賢們，舉起獅頭，踏着鼓點，向人生中看不見的“擎天柱”奮身一躍。
孫海鵬
孫海鵬（《雄獅少年》導演）：
加入類似黃飛鴻電影的打鬥場面
羊城晚報：醒獅一直在發展中傳承。在電影裡，如何表現醒獅的當下和曆史？您如何看待一些批評聲音？
孫海鵬：電影裡的醒獅比賽橋段經過一定的藝術處理。早期我們研究過怎樣去表現高樁醒獅，也看了不少比賽。但如果忠實還原，電影的觀賞性會比較弱。最後我們把比賽做得複雜一些，加入類似于黃飛鴻電影的打鬥場面，去調動觀衆的情緒，把最經典的高樁醒獅放到最後，構成影片的高潮。
網上有一些不理性或者偏激看法，肯定是我們沒有想到的，壓根也不認可。那是強加的，我們完全沒有那個意思。對于專業性的看法，我們非常重視，一直在搜集。前期也閱讀了不少傳承和研究的書，不少專家都提了意見。但客觀上很難在一個半小時的電影時間裡把所有東西都講清楚。
有些醒獅的傳統，我們在影片裡表現得不充分，但也保留了一些元素，希望能給觀衆留下印象，如果大家感興趣可以自己去了解更多。
羊城晚報：《雄獅少年》上映後，最大的成就感和遺憾是什麼？
孫海鵬：沒有什麼特别大的遺憾，一開始我們都對影片的票房很有期待，但現在可能還沒能達到。最讓我開心的是，越來越多人關注醒獅，關注傳統文化。電影上映後，我發現現實和網絡上關注醒獅的聲音多了，拍攝上傳和播放醒獅生活的視訊多了，談論傳統文化如何傳承的聲音也多了。
這是最有成就感的，超過對票房的擔憂，也超過一些“莫須有”罪名帶來的壓力。
趙偉斌
趙偉斌（“趙家獅”第五代傳人、廣州勞工醒獅協會會長）:
手機就是他們的師傅
羊城晚報：如何看待醒獅走向競技化？
趙偉斌：以前獅子頭很重，現在的小朋友如果要用這種獅頭是很累的。為什麼不能改進它？很多非遺項目就是在不斷地進步，适應不同年代的發展，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樣子。
當年我們可以看到舞獅在開業和節日慶典中出現，很多都是在地面上進行的，熱熱鬧鬧，但競技感不強。後來我們往高空發展，踩高樁爬高杆，觀賞性也更強了。
競技化之後，最大的改變就是醒獅更注重科學訓練了。我們根據學生的個人特點來配置設定學習的重點，比如有人适合獅頭，有人适合獅尾，有人适合打鼓。科學的訓練方法，就可以一日千裡。如果還像以前隻懂苦練，可能三四十歲就落下一身傷病。我們出了教材，針對不同年齡段有不同的訓練方法。這樣有助于更好地傳承醒獅。
羊城晚報：技術的發展為醒獅帶來了什麼？
趙偉斌：現在的孩子，手機就是他們的師傅，看到别人舞獅好看，他們就下載下傳下來，學習人家是怎麼舞的。以前可能不知道世界這麼大，還有那麼多高人。現在可以通過科技的手段收集到，加以學習和借鑒，不斷地改進提升。但是，如果基本功沒練好，很容易受傷，也要及時教給他們合适的方法。
彭偉文（浙江師範大學副教授）：
通過電影重新認識醒獅
羊城晚報：怎麼看待醒獅的變化？
彭偉文：南派國術看重下盤的功夫，是以醒獅的跳躍動作本來并不多。現在的醒獅更像一門運動，降低了以往國術的門檻。在以前的武館和西家行，有自己一套江湖規矩，形成了禮儀和傳承方式，産生一種社會結構。但随着社會的變化，這種社會結構的功能消失了。
徐克的電影，可以說是對醒獅的解放。到了這個節點，醒獅成為了一種所有人都可以去“加工”的對象。如果沒有徐克的解放，可能醒獅就會随着它原來的社會基礎的變化，而慢慢消亡了。徐克之後，很多人知道醒獅的存在，甚至通過電影去重新認識醒獅。
彭偉文《關于廣東醒獅傳承的社會史考察》
羊城晚報：過去研究，對醒獅的當下有何啟發？
彭偉文：過去的武者，會對自己的流派有一些執着。但是一般來講，要能夠謀生，繼續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能需要變通。趙繼紅會長當時把北獅雜技的技巧引入醒獅，使它看起來更活潑。可以說是一種變通的嘗試。到了90年代後期，醒獅開始在競技上用高樁。當時趙繼紅不太喜歡，但必要的時候還是會用。
他們可以說是開放、包容、靈活的，也沒有我們想象中那種對舊事物的執着。《雄獅少年》裡的擎天柱，在現實不存在。但我發現有的師傅看了也不反感，還說将來也可能出現擎天柱呢？
來源 | 羊城晚報 羊城派
責編 | 吳小攀